激进耶？保守耶？两面都被烤，确实烤焦了。……至于保守与否，只有深入一层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谁家激进。

海天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寻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这是90年代余英时惊悉恩师钱穆去世，悼亡七律开头四句。十几年前初读此诗，恰与心境合，如受电击。近日重读，如见故人，人与事纷至沓来，先拣可言者说。

我的博士论文胎动于文革早期。1966年5月，官方文件《五·一六通知》曾将北京市委斥为提倡18世纪启蒙哲学的“自由平等博爱”，启人疑窦；文革初期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稍有思想者，私底下也喜欢以雅克宾派自喻，以比革命彻底；文革后期令人联想法国革命，则是“三支两军”收拾残局，全国“军”起来，到处都是穿军装的身影，有点像雅克宾之后出现波拿巴政体。甚至到1976年10月初文革结束，上海方面传出惊人之语，一位史学家不满北京怀仁堂事变，愤然作色：“只要打一个星期，上海也能成巴黎公社！”我当时在河南，天天看到运兵车沿陇海线东去，突然听到文件传达中有这样一句“反革命言论”，深感震撼。汤浇蚁穴中，竟也有人能说这样的话，哪怕是错话，也让人刮目相看。更为深入一步的对比，是此类革命失败后都有一场“热月反动”：民众精疲力尽，从广场重回厨房；革命与人性言和，社会还俗，民间弥漫灰色情绪；旧日贵族一旦返回，大多满足于恢复旧秩序，只有少数清醒者能看出只有向前走才有出路，等等。1989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杂志发表对比文章，引用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喝断群舞的那句名言：“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书林》很快停刊，又过了一些年，这家杂志的刊号重新启用，却被让渡给另一家杂志——《买卖世界》。《书林》变脸为《买卖世界》，虽滑稽，却也准确，活画出90年代如何剧变，向那一个方向剧变。

我于1985年做完硕士论文，结尾处流露出对法国革命的“反骨”，不同意学术界主流观点的僵化说法，引起复旦金重远先生注意。次年我回上海工作，他开始招收博士生，立刻传话给我，希望我去念在职博士，把未尽之言说完。1989年5月，法国史年会在复旦举办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出文化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联系，引起法国同行的兴趣与讨论，也坚定了金先生和我把这篇文章做下去的信心。

1990年上半年，所在部队院校单方面通知复旦，停止这个人在那里的学业。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本来是想上山读书，现在连这一点孤愿也难实现了。金先生不服，请复旦派人来联系，发现并无大不了的问题，遂要求撤销那一决定。部队拿复旦学业为筹码，要挟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不服从者不得“食”，亦不得“学”。同案者有一位正团职学术处处长，太太有点神秘主义，遂给我卜卦算命，这真应了余英时“占天”一说。一卦下来，说是“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僵持了半年，复旦开始强硬，也来了一个单方面通知：“恢复学业，立刻来校”。这个单方面决定来得很及时，再拖数月，我是否能坚持下来，真成问题。所谓“不得食”者，当时尚未转业，军人购粮凭“黄卡”内部供应，这张“黄卡”确曾被停发了。一位至今没有见过面的杂志主编，听说我这一困境，曾从海南给我寄来一笔“稿费”500元，帮了很大忙。金先生对我的最大帮助，是鼓励士气，逼着我咬紧牙关把论文做完。他是1959年归国的彼得堡大学毕业生，与普京是同届校友，俄、法、英、德还有西班牙文，门门俱佳。按照他的学术观点，未必同意我对法国革命的负面批评，却鼓励我畅抒己见。他对弟子把关，不是把在学术观点上，弟子不必与师同，而是把在史料上，千万不能出“硬伤”。90年代初，大学师生都还没有“换笔”用电脑，我用蓝墨水写，他用红墨水改，一稿来，一稿去，手稿上至今还保存有金先生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从法文翻译到标点符号，一丝不苟。

那一卦只说对了一半。“剥极而复”没错，博士论文可以做，而且做完了。“否极泰来”却没有应验，答辩前出现意外，差一点拦腰折断。一位老先生看完我博士论文，评语异常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学观念，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予通过！读完这一评语，哭笑不得：一年前被停止复旦学业，罪名是“激进”；一年后博士论文受阻，罪名反过来成为“保守”。激进耶？保守耶？两面都被烤，确实烤焦了。金先生为之失眠，眼睛黑了一圈。后来请出王元化先生压阵，老先生推辞不出，论文才得以一致通过。我对那位老先生至今保持敬意，他这一点没说错，我的学术理念是倾向右翼史学，至于保守与否，只有深入一层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谁家激进。那场答辩有惊无险，应该感谢王先生和金先生，没有他们及时抢救，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但也留有遗憾：一个权威否定了，则有更大的权威来肯定，或一致反对，或一致通过，这在政治生活中见怪不怪，但在90年代的学术生活中居然也出现了。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海天回首隔前尘”，不是“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又何止是“水上鳞”？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一个真从井冈山下来的年青人找到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前辈革命家走过的路，我凑了一点路费给他，很庸俗地送他回去侍养父母。1976年被称为“领事馆三等秘书”的那个河南朋友也来上海，说他找到了“灯塔”，找到了思想上的“延安”或也称“井冈山”，这才吊起我一点胃口。我们找了一笔民间赞助，请他们从武汉来讲“井冈山的路”。我当时还有最后一点浪漫，称这样的接待是“民间村落的互访”。结果发现从十六铺上岸的这群人，是后现代哲学爱好者兼诗人、文学家，正申请“历史的缺席权”。但是他们的态度比上海会谈者认真，来客中一位哲学家说：“我们认认真真地告诉他们，不要认真；他们很不认真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这话说得确实精准。我为上海这群人羞愧，同时也难以认同武汉朋友的哲学兼文学，似乎不是地面上的“路”，更像空气中的“雾”？一年后平顶山有个语言哲学讨论会，轮到我没有路费了，是他们慷慨承诺，请我上山，最后一天非要我发言。应该是我的不对，没有把沉默保持到最后，更兼想象力贫乏，看不出如何“退出历史”，如何挣扎在“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的交界边缘”，更难设想名词与动词能承担这个世界的罪与恶。一席说完，不欢而散，下山时离别连说一句客套话都觉得艰难。

这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创刊，创刊号有余英时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读到的最结实的汉字，尽管后来我与他有过学术争论，却也无法改变对他的敬重。1996年我曾去普林斯顿，带去学界前辈对他的口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不料他突然动了感情，拿出他的一个外甥的照片：一个中学生的遗容，青春灿烂也能夭折，当然令人心恸。他怎么会得到这张照片？说来也是一个有点传奇的故事，大约是他在东京讲学，听众千里传“遗容”，居然从台下传上来这张照片。闻言黯然。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庆祝创刊十周年，余英时受邀未能出席，一位诺奖得主在这个会议上拿出事先复印好的余的文章，手一扬：“看看，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写的文字。”这一幕丑陋无比，只能与红卫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众的神态媲美。台湾学者钱永祥隔一张桌子紧盯我的脸，事后说你不知道你的脸多难看，那一瞬间他就怕我失控。其实老钱过虑，我那时已染有庸人习气，不自觉怒容满面，却有平顶山前鉴，知道这是学术社交，必须顾忌主人的脸面。

这个杂志在那几年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是我们惟一能呼吸的窗口。曾先后派编辑来约稿，来人中吴江波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最好。见面后他不说约稿，而是问需要什么书可以让他从香港帮助。那时昆德拉的小说已经在大陆走红，到处听人说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我在某报某版写了一篇暧昧短评，提到这一年大陆知识界流行时髦口令。其实我与武汉那批朋友的第一场谈话就因对昆德拉评价不同而紧绷，我刚说知识界一面倒不是好事，昆德拉必须有哈维尔这一极来平衡；对方立刻打断：不能因为哈维尔当选总统而过于看重！这就不是分歧，而是过敏，只使我更迫切想看到哈维尔当总统以前的全文全著。江波闻言大喜，没想到在上海能碰到知己。原来他和另外两位同学自费翻译了哈维尔文选，但在香港也无法摆上商务、三联的大书店。回去后他顽强地从邮局邮寄，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一次终成漏网之鱼。由此得到的这一本，大概是流进大陆社会最早一个哈氏选本？也是我度过90年代初叶精神危机的最好读本。我无法设想离开哈维尔以及顾准，那两年会怎么度过。

1991年我第一次出境去香港，与江波有机会长谈，才知道他毕业于中文大学哲学系，曾崇尚大陆的“文革”理想，寒暑假与那两个同道去贫民区参与慈善活动，人称中大三剑客。我后来与留学欧美的左翼同学谈不拢，包括最要好的研究生时期朋友，甚至是难友，哪怕十几年不见，一见就争，几乎总有不欢而散的创痛。奇怪的是，与江波交往的那两年，怎么会想不到与他争论？这是我失去他以后才想起的纳闷。大陆旧友中也有以善良著称，但没有一个像江波那样，有理想而又单纯，单纯到高贵的程度。他的单纯令我自惭形秽，从此知道只有经过那样的社会才能出善类，没有经过考验的道德是侈谈，不是道德，没有经过考验的权力也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过五年我再去香港，他已经离开杂志去异国他乡，去了一个更资本主义的地方。从此人海茫茫失了联系，至今回想，惟余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