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这种手段报复社会之外，还有甚么办法呢？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互联网上有个别人为其行为叫好或许是正常的，因为中国这么大，杜绝极端声音不可能。但如果同情这种极端行为甚至为它叫好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坐大，成为一种舆论力量，就是决不应该的。它是互联网上价值观的一种错乱。”“无论他之前受了多大冤屈，它们都不能为其这一极端行为提供道德支持，更不能帮其做法律开脱。” “如果我们同情、鼓励弱势的不幸者做所谓‘暴力反抗’，中国尚不牢固的法治基础就会再向混沌倒退，社会将永无安宁。”“公众需要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在维护社会安全的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放任争论、对暴力犯罪也施以理解和宽容的本钱。”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谴责是理所当然的，无辜者过去的遭遇历历在目，换一个时间地点，你我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但谴责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当前的语境中，鲜有人将极端行为制造者简单视为不可理喻的暴徒。底层弱者的遭遇，有限的抗争手段，泛滥的执法权力，层出不穷的截访，让一些围观者对肇事者的态度由责难转向了同情。” “如此种种都强化了其‘悲剧英雄’的形象，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后，感性的公共表达代替了对事件的求证，肇事者被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从中解读社会矛盾和时代危机。”“‘如果这个社会不给他光明，他就自己制造光明，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极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类似这种煽情的话语以极高的效率传播。”“ 极端事件的危害显而易见，理当同声谴责，而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造就了某些同情心态，也值得大家深思。”

北京《新京报》的社论称： “当然，呼吁公众理性、冷静对待这样的爆炸案，并不意味着有关部门可以忽视该男子的诉求。在爆炸案之后，相关部门做出了回应，令人不解的是，多地官方的说法，多有冲突之处。”“如果按照鄄城县的官方说法，冀中星无疑是蒙受了巨大冤屈。但自2005年以来，冀中星先后到东莞厚街公安分局、国家信访局、中央政法委上访，并先后向东莞的两级法院举诉，最后都未能证明自己是挨打致残。”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冀中星通过什么渠道上访，最终都是由东莞当地调查。机场的爆炸声，让这数年前的旧案，再度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本来早应在法制轨道内解决，为什么当事人时隔这么多年，仍要通过制造耸人的爆炸诉说冤屈？希望有关部门负责任地重新核查该案，给当事人一个信服的结果，也让公众看到，正义的实现不是靠制造轰动事端和盲目‘声援’。”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震惊全球的厦门巴士爆炸案令人犹有余悸，北京首都机场又发生惊心动魄的自杀式爆炸案。一个被治安队员暴打致残、有冤无处伸的访民，以自残的方式抗议社会不公，再次暴露神州公义缺失，矛盾尖锐，民怨沸腾，危机四伏。毫无疑问，这又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治安队本是协助警方打击罪案的自治队伍，如今已演变成狐假虎威、欺善怕恶的滥权组织，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是保护人民，而是欺压人民，这不是官逼民反吗？在官官相护、司法不公的情况下，受欺压者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连上访讨公道的途径也断绝，除了以这种手段报复社会之外，还有甚么办法呢？”“从邓玉娇手刃淫官、杨佳怒斩警察、夏俊峰杀死城管、厦门巴士爆炸，到今次的首都机场爆炸，哪一宗不是贪官污吏逼出来的？”“事实证明，高压维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维稳经费再多，维稳手段再强硬，也终有维不下去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