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朱鎔基总理十年强权推行的分税制、国企改革、土地财政、强化发改委，为中央集权提供经济优势，使地方贫困化，衍生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迫使继任者温李在此陷阱中挣扎。朱不思反省，反而大出其书、名利双收。此文难得地揭示中共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8月12日在全国同时发行的《朱鎔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印110万册。
朱鎔基出书七百万册名利双收
朱鎔基最近不甘寂寞，八月十二日全国首发《朱鎔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印一百一十万册，定价六十六元，所获稿费至少不低於六百六十万；而他的上一本书是《朱鎔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同时对美国输出英文版权），平装196元，精装本定价328元，已发行一百四十万套；另外一本书是《朱鎔基答记者问》。这三种六卷书发行约七百万册，稿费不低於三千万（江泽民、李鹏则更高），但绝大多数是公费购买.曾以廉洁自称的朱鎔基说自己不会拿一分钱，但在一个财产收入不透明不公开的制度下，质疑其拿与不拿是没有意义的。
朱鎔基出书及名利双收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本文就朱鎔基这一经济沙皇或经济邓小平对中国近二十年经济格局的破坏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揭开朱鎔基掌权之下中国经济遇到困境的真面目。
先说一个苏联政治笑话，某日苏联国庆游行，炮兵坦克和核导弹之后，队列中出现两个带公事包的人。看台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惊讶地问，难道这两个人的破坏力比核导弹还大？有人回答说：是的，他们是国家计委的。相比苏联，中国计委也是如此，不过计委已经改名了，现在叫“发改委”，而且国家计委出身的朱鎔基的出现（一九五二年起即在计委工作），近二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并不亚於核导弹——相比之下朱鎔基应该拿的那点图书稿费，这点钱比他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分税抓大放小：经济极权主义
朱鎔基是一九九一年进京当副总理，主抓国务院经济工作，九二年出任政治局常委，九三年出任第一副总理，九八年接替李鹏成为总理，二○○三年卸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他的迅速提拔主要是得益於邓小平欣赏他懂经济，那时的总理李鹏不懂经济，只能让他会见会见外宾，经济大权就交给朱鎔基了。
按着“李克强经济学”这一类新说法，我概括朱鎔基对国民经济格局的破坏为一句话：就是他为中国经济挖了一个大陷阱，危害至今。曾是他智囊的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如今也不满意朱的国家至上集权主义经济政策，称这样的市场经济是坏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有了好坏之分）。《吴敬琏传》的作者吴晓波却不把朱鎔基划归为挂市场经济标籤的自由派或挂计划经济标籤的保守派，而是把他总结为一个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意思是说他惟利是图但又随时可以掉头，不择手段，不顾民生。
朱鎔基十年国务院工作主要抓了几点：一是宏观调控，实行分税制，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争利，还要夺大权；二是具体干预经济，抓大放小，后来因国退民进出现问题及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朱鎔基又赶紧找门路，把注意力从国外转移到国内，实施三驾马车：城市化及政府海量投资，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对於半途而废的抓大放小来说，如今还有争议，因为朱鎔基任上，央企领域的石油、钢铁、金融、通讯、能源等垄断行业从来没有国退民进，说明他从来都是抓大，放小只是甩下不好的包袱，如纺织、轻工等不景气的行业，所谓国退民进实质是，央企的市场份额很大，民营经济并没有分到一杯羹。
朱鎔基由副总理转正是在一九九八年，但前一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朱鎔基就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以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名，强行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但过后十年再看看，城市化导致的房地产价高不下、难以为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更加严重，经营城市、地皮就值钱，但政府权力就愈加嚣张和霸道，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背后，则是拆迁、徵地的群体性事件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房地产市场泡沫出现，背后是实体经济则难以发展，今年夏季出现的高温并不像以往导致企业拉闸限电，这说明今年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就业市场压力加剧就可想而知了。
继任温家宝李克强深受其害
到了二○○三至二○一三年，朱鎔基卸任后的温家宝时代，土地财政几乎占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这就是朱鎔基时代的恶果。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中揭示：二○○五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一·四四万亿元，但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五五○○亿，约为三分之一；二○一二年，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到二·六八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加上一·八万亿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地方政府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吴晓波分析，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
朱鎔基留下的另一驾马车：扩大内需，则一直都低迷徘徊不前，什么原因呢？不是百姓不内需，而是口袋里没有钱.这种现象就是国富民穷，国家杀贫济富。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城里成为房奴，外来工却时常被驱逐，户口制度仍然在困扰这两亿多流动人口，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不能享受医疗，就业不公，教育投入还严重不足，比如二○○四年，在教育事业费上，中央财政支出二一九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三一四六亿元，是中央的十四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七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十倍。
吴敬琏认为，朱鎔基的做法后遗症很大，温家宝就深受其害，但也不得不继续维持朱鎔基的陷阱模式，他说：“早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二○○七年，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下行通道。二○○九年靠四万亿元投资和十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级。”之后，又有一轮的经济刺激，包括大上城建专案和造城运动，但今年第一季度又重新下降，再度死路一条.吴敬琏基本上否定了朱鎔基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框架。
经济沙皇刚愎自用折腾三十年
经济沙皇的出现，表面被人叫好，实际后患无穷.朱鎔基自己挖的这个陷阱，让后任的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在这个陷阱里，左右努力不得伸展，深受其害，却没想到朱鎔基仍然洋洋得意，甚至每晚都要看央视新闻联播，他说看看他们胡说八道些什么，他们指现任总书记和总理们的表现.难道朱鎔基时代，新闻联播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吗？朱鎔基不愧是经济沙皇，以自己孤儿的背景，从小就有强权压人意识，不料这种刚愎自用作风，害苦了中国民众。经济改革三十年，至少有一半时间是被朱鎔基的刚愎自用作风所折腾.
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以普通党员之名、太上皇之实南巡，干什么？搞经济，为犹豫不定的江泽民和已被重用的朱鎔基撑腰。九三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於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改革行动纲领，一直延续到如今。那时，朱鎔基已经站到前台了，他对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政策把握很透，接着大权在握，果断地将一部分地方财权收回中央，权就是钱，有权就能听话，这点朱鎔基和邓小平有点像。吴敬琏那时为朱鎔基的经济政策提供充足的理论动力。
如今，吴敬琏却很不满朱鎔基，但在当年，他作为朱鎔基的智囊，却是投其所好，功不可没.吴敬琏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朱鎔基便围着方案中提到的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进行变革，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分税制，它对此后的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最大，但也最有争议性。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乾制，消灭了地方的积极性，后来就出现了土地财政，也是逼上梁山。
分税制：更多的钱给了中央
本来，中央权力下放，地方经济搞活，中央才有钱，中央本身就是地方经济的累加，但不应该直接干预和过问地方经济。可是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在以往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被打破，中央对财权和事权进行了新的合理配置，有了经济主导和行政权威，不然，朱鎔基这位经济沙皇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就根本无法启动，也缺乏坚实基础.
分税制是一九九三年正式提出，九四年开始的，从此有了国税、地税（李克强政府如今将要把两税合并，舆论称分税制致富国穷民，需要重新分税改革），以及国家和地方的分享税如增值税等。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徵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为说服各省，朱鎔基亲自出马，其间颇多拉锯、妥协，比如在在财政大包乾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广东省，朱鎔基让广东省听话了，但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於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朱鎔基主导的所谓分税制改革，与安徽凤阳土地承包制引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同，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结果中央把更多的钱留给了自己。朱鎔基这一强势主导的分税制，并没有法律依据，甚至连法律都没有，强人就这样可以特事特办.
数千万产业工人被买断失业
中央为钱，地方也为钱，但比起地方花钱的事务来说，中央就不积极.朱鎔基时代大兴的下岗运动，其实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牺牲品：一九九八年到二○○三年，不要的国企，改制被卖光，变身私营企业，国有资产随便流失到个人手里，但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年工龄折算为八百到二千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遗弃社会。在财经作家吴晓波今年出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按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一千五百万人。
在一九九八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二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二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二○○○年初，国家体改办拟定了相关计画，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要知道，那时财政并不缺钱，朱鎔基还曾亲自兼任国家经改委主任，瞭解实情但不愿意掏钱，再说工人是把一生都献给国家，工龄就随便给点钱买断了，与国家无关了，这都是后患。朱鎔基时代，不仅工人下岗，农民也很苦，湖北一镇党委书记李昌平给他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外作家陈桂棣、春桃着作的一本反映安徽农民负担沉重的书《中国农村调查》出版后反响很大，也是揭露朱时代的恶果，但朱鎔基本人却没有任何反思，近两年还不忘为自己辩护.
朱十年中央残酷剥夺地方财政
从一九九五至二○○四年，这朱鎔基十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总支出的30%.说白了，就是中央只要钱，少办事，并把公共服务部门的大部分支出都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二○○四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约占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
分税制之后弊端很多，特别是中央收回地方部分财权后，地方也上行下效，其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剩下不到17%的水准，却要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比如维稳和拆迁徵地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这就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政府去当地主卖地，去当拆迁和徵地的恶人。温家宝看不下去，但也无可奈何，温家宝任上只做了免除农业税这一件善事，朱鎔基做的一件善事除了加入WTO及出口自主之外，恐怕就没有可说了吧。
在中央政策倒逼之下，地方政府只得作恶，但中央却很要脸面，朱鎔基、温家宝任总理以来，连访民到北京上访都被四处打压，黑监狱密佈，结果，导致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开支更加紧张。朱鎔基或许会说，是地方领导摆不平，没能力。但看看现在的中央官员，哪一个不是地方提拔上来的，地方官员被提拔，不还是抓经济，抓专案，抓卖地吗？
造成小国务院发改委权力膨胀
再看看如今国家发改委权力那么大，不是中央一手造成的吗？在大项目立项和审批上，地方政府没有话语权，只得花钱铺路找关系，跑部钱进.找原因，这岂不是朱鎔基把事权和财权收回到中央的缘故吗？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去以后，花钱却从不给地方商量；中央花钱，你看看什么时候透明过？发改委的存在本身就是限制地方的经济发展。
小小一个发改委官员，就可以难为几十个省的官员，他们可以牵着几十个省市官员的鼻子，让他们围着自己团团转.地方没有钱办不成事，没有立项也办不事，中央呢？可以不办事，但办事却要钱，若是纪委反腐败，一个国务院发改委大楼里，不知要抓多少个腐败分子？地方官员若不送钱，项目就批不下来，就没有GDP，谁愿意因小失大？
朱鎔基时代抓的所谓深化改革方案，重点还是城市化和大项目，一些重点投资项目，几乎都是发改委包揽，还有就是土地规划和审批，国务院国土部便是另一个发改委（发改委被称为小国务院），国土部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用地和土地徵收审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规划和审批，中央只给地方很小的许可权，即使朱鎔基这一经济沙皇如今不在位了，但分税制格局还在，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力还在，温家宝、李克强他们又能怎么办？只能逼良为娼，给地方作恶。
吴敬琏献计投资不后续恶果严重
在国外，分税制并不稀奇，其本身是中性词，但对朱鎔基来说，实行起来就是恶政。《吴敬琏传》一书的作者吴晓波分析，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採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恐怕这也是吴敬琏等朱鎔基智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的败笔之一。
吴晓波採访过吴敬琏，他说：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因为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可这两项却被刻意地回避了。今年三月，李克强当总理后则说：“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但事实上李克强面对朱鎔基留下的陷阱如同困兽，如何试图修正？今日中国经济，在变异后的制度压力之下，积重难返，求自保都很难，谈深化改革无疑是缘木求鱼.
当年，吴敬琏教授是朱鎔基眼中最吃香的经济学家，他的贡献也最大，但后来温家宝并不买他的帐，让吴敬琏耿耿於怀，因为是温家宝深受其害，朱鎔基留下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个所谓支撑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强劲，但内需无力，出口出现劣势，导致政府负债累累，几乎拖垮了政府，同时又压垮了实体经济。这样以来，强势政府不再强势，但却装作强势，多印货币装“阔”下去，靠不能持续的海量投资饮鸩止渴，但如此下去也只能从字面上勉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朱鎔基、温家宝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年均10%，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可持续，朱鎔基所挖的陷阱便可证明朱鎔基以及后任的失败。强势政府海量投资，利用项目投资和土地拉动城市化，不能持续，结果这种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用吴敬琏的话说，就是难以为继.投入增长很多，但保增长的成效却越来越差。朱鎔基黔驴技穷，温家宝、李克强也跟着黔驴技穷装下去，这就是中国当下的悲哀，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病症所在。
朱鎔基之后，谈深化改革是一个笑话，谈经济腾飞，则是一个更大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