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行动的可能性作为保守的标准
共识一定要以苦难为燃料。中华民族之政治整合共识，是日本侵华的生存危机。改革共识是对文革浩劫的消费。所谓国家不幸共识幸，要有全民共识，一定要几十年浩劫才能形成，天下乱极才有思定之共识。为打破如此之恶，我提出共同行动才有共识，那么对部分灾难修复过程就能有全民共识，不需要改革浩劫涌现。
共识导致共同行动是错的。知识分子的争议，思潮毫无意义，将来能起决定意义，必然是以农民工和蚁族为主导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并不是“毛”的革命，而是“皮”的革命。那么必然是共同行动导致共识，共识仅仅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而不是黎明的启明星。
主义与思想是没有用的，但革命或者行动，得穿一个合适的法衣。也就是依托于革命或者政治行动，为其背书，为皮上的毛，才是有用的。这就要说，只有民众基于利益起来抗争，知识分子帮忙呐喊扩大其影响和力量，并不是知识分子把民众喊起来行动，作为知识分子的鼓掌者。
当别人做出什么行动，可以通过辩护，或者背书，让其获得普遍性，获得普遍支持。维权就是这样的，先有民众基于利益的维权，然后再有知识分子的辩护，或者背书。而如此颠倒了过去非经知识分子启蒙，开拓剧场，让民众给他们当听众观众。他们讲完了道理，就没有下文万事大吉。
知识分子被提拔了，从奴隶变为奴才，通过变相科举高考或者参军。总之有资格参与分赃了，不再是奴隶。改革之前，是工人作为产业贵族参与分赃，改革后是知识分子取代工人。就对专制的抗争而言，知识分子远远是对猪圈里面的猪食不满而引发的，伪装成普世价值，而民众作为被压在主权下面，一翻身就要破了猪圈，其穿透力远非知识分子能比，是生命的自我保存渴望。2003年开始，我们开始对维权运动进行理论描述，维权有了自觉，但这一些很大程度承接于建嵘之前的工作，而于建嵘的很多经验，来自学习抗争的民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几年前我和李智英参与策划的黑龙江等四地农民土地独立行动一样，不再呼吁依赖于当局。自己动手，也与黑龙江乌坎莺歌海等民众一样，知识分子终于到了民众的政治水平。
行动和上升的高贵取决于起源的高贵。如果没有一个出自过去古老的原初奠基意象来指引人们走向未来，行动者就很难免于躲避到内心自由，做内心移民的魔鬼诱惑，拒绝从家庭和私人领域走出，进入公共领域或政治中去冒险行动。行动的人都倾向于寻找一段古代历程作为他们的起源，使他们能够重建一个黄金未来。他们摆脱超越历史性，回归本源，建立起不受历史性约束的传统。
历史是掐头去尾的，起源和终结在历史之外。如果把起源拽进历史之中，那么一定是神圣降临的时刻，人类大飞跃的时刻，如动物变为人，耶稣新纪元等等。这是人模仿神奠基的时候，如梁启超在《臆造所谓国体问题》开头所论述的。
底层抗争不管镇压会越来越大，知识分子则投机随波，两条轨迹最后在全面爆发时共振。因此我背书维权运动迫使知识分子参与维权，就是加快并轨共振，并且是一个瓦解领导权的过程。知识分子化身维权律师与民众之间建立可撤销的商业委托关系，否掉过去革命领导权的必需性带来专制。天鹅绒革命以来自我消除领导权。这样的过程需要建立行动的首要性以及当下行动的保守主义手段正当性。
马克思说了，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问题。把政治问题以及生存问题，转化为认识问题的，是一门做导师的骗局。我一直在否定上一代人的启蒙政治解决方案。当民众不参加政治的时候，任何启蒙都没用，当民众被迫参加的时候，也与启蒙无关。棒喝民众了，能干什么，你有梁山，时机成熟了，他就上梁山，你没梁山，他们永远不会跟你。并不是启蒙能解决的，小资产阶级有奶便是娘，只有你有奶了，才能拉拢他们。
当下，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需要的是采取行动来凝聚社会力量，而不是对已经清楚的人心进行启蒙。批判民众批判革命的公知，他们口中的实际行动，就是 攫取权力，除了他们夺权或者赋予他们夺权的希望之外，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他们都不满意，都给予批评。也就是除了证明自己有领导权，以及将来的统治权之外，他们啥都不想干。不利于他们这个他们都反对，惟我独尊，为我的路可行。不同路径的发现，就是对他们领导权，以及将来的统治权的冒犯和侵害。
行动与结果出统一性。昔年革命派孙文与改革派梁启超约定，谁走出路来跟谁，这是个解决改良与革命之争的办法。判定是否是保守或者激进，是以能否行动和出结果为标准，以前自由派和改革的受益者，经常指责别人激进，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碎步前进，是可行的，是能行动的，能出结果的。当下改革已死，他们的预设早就破产，所以当下的保守标准是，是否是保守主义的革命，是否是法律之下的革命，是否是自我宪政化的革命。用行动的可能性，来判定是否是保守主义的标准。不能行动的，与保守主义，也有激进无关。
坏人就做一些公益，挣会一些屹立不倒的资本。如果这一些人真为老百姓带来真金白银，或者维权，而不是启蒙与主义当导师，是会站住脚的。凡是仅仅用话语权立身的，以及就到，因为话语权是妨碍别人而有的，是挡别人路供自己爽的生意，并不会带来真的公共利益。
只要是在做事，互掐能扩大影响，做事能保障底线不坠，负面的也能带来正面的。当然只有启蒙的话，其道义性资源严重依赖于个人，因人废言因人废事常发生，故互掐能败坏，虽能扩大影响传播，但没有把负面的转化为正面的能力。抵抗是生命的本能，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根本不需要启蒙，并不是有了思想觉悟才有反抗，而是成本降低了，反抗就爆发了，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网络就大规模降低访民的成本，反拆迁的成本。倒是一旦起来反抗了，思想觉悟就到位了。有了萌芽，一旦行动就觉悟到位了，不行动，永远无能，理论再高深还无能。
当今中国，受压迫的人无数，群体性事件一年几十万起，需要因为抵抗成本太大，获得帮助太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是支持，发声扩大影响，以降低抵抗成本，获得效果，他们压根不需要知识分子蠢货的启蒙，需要的是帮助，在帮助维权中，民主宪政就以光速传染传播起来。
当今最蠢的人，就是老想启蒙他人的人。我一直判定只有知识分子才会被洗脑，因为有利益，利益是通往知识分子灵魂的阴道，自己被洗脑了，也相信民众是被洗脑的，因此幻觉洗脑与反洗脑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被强奸后的自大，以及对现实一无所知的结果。二奶当长了，总以为别人也想要当二奶。
行动才是最大程度的启蒙。行动有超大规模的塑造性，对普通人立场和思想的塑造。有了港独这种方向，并不需要去论证其正当性，尤其在中共面前。不要有弱者怨恨侵占者的心态，而应该有主体性，该怎么搞就怎么搞，行动具有改变他人甚至敌人立场的能力。
道高一尺维稳魔高一丈。现体制内的张力与弹性空间，并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八十年代的言论性反抗，一样延展了专制，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一样，我甚至丝毫不隐晦21世纪的维权运动，一样有暧昧性，有可能帮助专制，如维权夹在央地矛盾中帮中央，但维权是行动，就有洗脱暧昧性，挣脱体制的能力。言论与道德没有。
言说当然不是行动。而且言说，即使抗争性言说，更可能是体制的组成。别以为革命立场的言说，就让我们挣脱体制之外，而仅仅是渴望挣脱而已。信基督的人，还是罪人。行动才能有挣脱的能力。
有人铁嘴铮铮地说，说真话也是行动。好吧，泥土中也含铁，但绝不是铁矿，把现代钢铁产业建立在泥土之上，是何等的妄想。维权是把民众抗争的铁矿，进一步提炼为钢铁的行动。既然有了铁矿，那还只在泥土中炼铁的说真话，可以滚到阴沟里面淹死自己了。
行动对于谁来说，是不可以忍受的重负，自由派与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害怕失去已经得到或即将得到的东西。以他们抗争进退为标准来衡量，是极其有害的。对于民众来说，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毫无退路。帮助民众抗争，降低其成本，一混合起来，就是中国民间政治的扭亏为盈。自由派与改革的受益者处，没法有秩序的拓展，没有出路。
为什么以自由派与改革的受益者作为唯一的军队呢。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是与专制作战的军队，而是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阴阳二中阳气，哈哼二将中的哈将。其抗争是专制所需要的异质。不是叫自由派抗争，而是叫他们去支持民众抗争。民众抗争，不会因为网格化而减少，哪里有压迫，哪有就有反抗，而且不像自由派这样孱弱。激进革命市场很大，而且已经很多，只是他们认为夺不了权的，都没用忽视。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隔着一段长长的行动之胡同。自由派和改革的受益者，即使绝望了还能希望，如八九一代，一方面宣布改革已死，一方面坚持转型之说，只有受害者才义无反顾，并判定改革无行动。不死心的，不万念俱灰的八九一代，因为骑墙又没有改良或革命行动而消失。
没有行动的人，不会轻易绝望，沉湎于改革知识和知识推动带来白日梦，投射与移情。当行动就发现无物之阵启动，铁屋黑洞般，即使掌握最高权力，也还是螺丝钉。但是行动还会是赋予希望，不管这希望指向共国之修复还是民国当归，那么就会与绝望之间建立起长长的胡同。行动阻却绝望，或把绝望带往希望民国。
有行动，才能有保守主义。任何的思潮得以存在，需要有政治运动或者现实力量作为载体，单纯一种思潮，试图改变现实，那是一种白日梦。改革没任何实质性的动作，保守主义即将成为笑柄和辱骂的对象。
不管是论激进还是保守，都是关乎历史主体及其行动的激进与保守原则，都是建立在历史主体及其行动在场的前提之上。想成为历史主体的阶层倒不少，如知识分子的儒家认同，可是行动呢，改革或者革命，都干不了。皮之不存，毛飞满天，无根的蒲公英也，都是流民与漂浮物。
保守主义的当下性：手段如何正当
天涯论坛关天茶舍网友草鱼子 所写的《关于宪政的私人记忆》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62482-1.shtml，回忆了2003年关于伊拉克战的辩论。他的感觉是很准确的，宪政还是关于如何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不在于我们描述的目标有多么美好，我们的渴望有多么强烈，而在于对实现手段的保守。这是二十世纪革命以及巨大政治灾难，带来深刻的政治经验。林登•约翰逊说，极权主义哲学就是用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哲学。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考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当时伊战争论，我觉得还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投射到美伊战争，我写了一个《自由主义在巴格达沉沦》文章。反暴政如杨佳杀警，我当时就仅仅从抵抗权出来发，把抵抗权从对杨佳的道德批判和妖魔化中，拯救出来。目的并不是一定就要被手段内化了，不可以说，手段之外无目标。手段之恶劣，可以影响目标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但目标可以离开人们心中印象而存在。
手段带来的罪过，不要轻易牵连污染目标。富国强兵的目标，作为民族国家的目标，虽然过低，过于世俗化，但目标本身不会带来过错。为了目标，不择一切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才有罪恶沾边，然而也仅仅是美好与大便同在，美好还是在的。
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要会经常扪心自问，尤其是前后一致性。我今天虽然赞同革命权立场，但还是保守主义的革命，在律法之下的革命，我还是反伊战的，因为小布什违背程序正义。我就像汉娜.阿伦特反越战。
当然作为局外人，我支持与反对伊拉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伊拉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当时就抨击他们觉得他们赞成与反对，好像是不得了的大事。这种局外人感，后来在改革已死的论述里面，大规模复活。
我当时说不反对，甚至赞同小布什对萨达姆进行斩首行动。这也是战争。可是情况比这个复杂，如果小布什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干军事进攻这种坏事，而且非干不可时否则伊拉克人就完蛋了，那我如何坚持原则？手段与目的的之间的关系，我对不择手段的但能达到我期待的结果，顶多是沉默或者乐见，但不会去支持。我坚守我的世界历史法庭陪审员的立场。
既然半瓶水，往好了往坏了说都是可以的。因为目的是一致的，那么手段和策略的不同，就不要变为真理。辩论时可以切磋商讨如何说更好，质疑对方能否达到其所达到的意图。
不要在道德的旗帜下
一个法律人的自觉意识，会再做任何行动之前，首先纠问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一个宪政政府自然也是如此。 保守变为复辟，往往没有提灯自照精神。复辟肯定是激进的。复辟者他们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思想也是激进的，因为想彻底打断当下。
革命是保守的，而叛乱的激进的，因为仅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加入和取而代之，不管任何一种秩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革命就是回归，英国革命是为了复归，美国也是，法国革命原初也是，俄国原初也是在回归公社。革命是为了本来有的或应该有的。民国当归是革命。我持保守主义革命立场。
压迫到极限之后反抗还是保守的，是一种反击，即使血腥报复。报复是让原有的秩序归位。最怕的是一种不断寻找指定敌人，与一切看起来就像敌人作战的体制。只要敌人是确定的，可辨认的，血腥报复也无妨。通过司法审判的清算与报复，就有这种效果。重要是报复的方法，而不是不应该有报复之心和报复行为。
我们需要告别的是激进血腥的本性。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我们就要保守的手段，同样有保守的革命，法律之下的革命，不得不使用暴力的保守革命。不要管意图如何美好，而是要管手段是否合目的，手段决定目的的政治正当性，才是决定性的。手段之保守才是改良，而意图之保守例如复古，那是激进动荡。
激进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是月经，固定期限来一次，百年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不信打赌如何，未来十年之内，哪一些最保守的人，会变为最激进的。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作家里面都如此。保守主义从来是手段的保守，而不是政治目标的复辟。保守主义不是一种道德立场，而是一种改良的政治技艺。是手艺，不是立场。并不是关于政治精神的复辟，而是关于手段的合目的性审查。
我倒赞同民国初年五四运动摧毁封建宗法制度，现代性必须道成肉身，改造社会。当然可以讨论社会改造的手段，如何是保守稳妥的。呐喊封建宗法的复兴，是一种神经病，压根就不懂保守主义。
保守与激进不要在道德的旗子下。保守是一种政治技艺，并不是启蒙人心的道德立场。它并不处理目标的正当性与否，而是处理处在过去与未来缝隙之间手段的可能性，也就是如何保守地从现在走向未来。保守主义是现代性的反革命方案，达到革命目标的替代革命的反革命方案。对现代性目标的否定和复辟，并不是保守，而是激进，因为那彻底打断已经进入现代的现在。那会是走在法西斯路上洋洋自得。
需要从道德立场飞跃到一种政治科学的视角，从立法者的政治技艺的角度，来审慎理性地审视保守主义。将保守主义当作内心的道理立场，会造成精英与民众撕裂开来的鸿沟。
自由主义对立宪政体的拯救，必须放弃伦理进路，从而维护其政治正当性。区分政治技艺与自然正当的道德生活方式，就区分了立法者与意识形态论者。道德立场者就是意识形态论者，把保守主义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英引导的大多数人暴政。它把自由主义当作道德的复兴，一种道德共同体的复兴，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继续堕落和进一步恶化。自复兴伦理道德，意味着诉诸于一种僭越和强迫性，勉为其难的道德，来克服多元相对的冲突以及对共同性的撕裂和吞没，是一条鳄鱼进入鱼群，敌我划分和冲突越加剧烈。僭越和强迫性，勉为其难，必然造成对政治暴力、大规模屠杀和流血。
犯罪行为，就是根据其行为来判定其犯罪目的，其动机是不构成犯罪要件的。韦伯反对意图伦理，而讲责任伦理，犹太教就紧紧扣住行动和行为。其方法和路径是决定性的，因为意图不是政治性的，不与民众发生关系，而手段路径则是政治性的，故其方法和路径来判定是非。如果手段不合目的性，那么极权主义手段的恶果就转嫁给民众承受，而目的之美好，如同天上的云彩，一片也落不到民众头上。
道德原教旨主义，把历史人物陷在历史条件中必然性被迫所为，区分其意图和手段，忽视手段的毒害性，足以窒息美好意图的正当性，用一个人的人格或者道德品质来维系意图与手段之间断裂。
对行为的合目的性自我审查，这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完成，或者在政治对抗的共和均衡中完成。在政治之外，不管如何有多大的道义压力，始终是不会起作用的，一进入政治，有相反的利益或者必然性的需要，就会抛弃自律。需要以野心对抗野心，所以我抛弃人心作为战场，否定道德政治。
祖父孙三代的冲突
历史批判服务于当下，当下为中心为标准。我们不可能穿越过去。辛亥民元奠基以来传统，是一个阿伦特所说不受制于过去的传统。一个能打开未来而不是堵塞未来的传统。我们今天语境不同1840年，我们今天说传统，是立足于今天语境的传统，其保守主义在于手段的保守，而不是过去道德精神的复辟。我们无法征服过去和当下，但对抵达将来的手段，要保守。这个可检验真假保守主义。
阿伦特说革命之断裂如何前后维系起来，用自然法，个人或者习惯。对于过去的手段，形成的惯性，即使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也是没有能力打断的，只能暂时依赖，并且在依赖中寻找改良，掏空，从而不知不觉的改变。几乎没有办法一下子彻底打断，即使极端渴望新纪元，也是渴望而已，成为一种普遍性教条，还是教条。毛泽东曾经在文革中实验过打断历史惯性，惨败。依赖于领袖个人，且按照良好意愿，这个领袖必须“有五百年的生命”，且条件没有恶化到他心有力不足的地步。
既然是民族国家，所有的外敌必须内在克服，也就是用优良政体把外敌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当做内部要解决因素加以消化解决。只有行动的方法正确与否决定命运。没有办法推诿为外敌迫使我们专制。所有的国家都有强大内外敌，他们就是方法对，才有的走向民主，方法错走向专制。
各种美好目标包括社会主义的，已经在民国奠基时刻具足，被应允。百年的政治思考，所急迫解决的是抵达目标的手段问题。一旦定位于此，那么过去的精神耕耘与政治实验的代价与成就，就不会因为新一代人手段与行动的渴望，而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与主义，而全盘否定，也就是我在2006年写的“《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各得其所。
读顾准论希腊，我总想到顾准没写出来的东西，二十世纪中国对希腊城邦理想，有着“如天在地”，毕其功于一役，于此时此地立即实现的渴望，在五四时期的新村，文革时期的“巴黎公社”，大同书暗中改写成了希腊城邦。对官僚的监督与限制，家庭与公共的分界，直指目标，渴望当下实现，虽然不思考抵达的手段。而儒家传统对手段问题隔膜，故弃大同书。
太阳底下无新事，是圣经上帝作为立法者创世纪奠基之后，所有秩序内的事物都在上帝手中政体循环。民国奠基时目标具足，被应允，剩下的就是国人抵达目标的方法，二十世纪的内部政治灾难，无不根源于此，我们的政治命运，与前人一样，是如何将行动宪政化，让目标在当下在场不失落。故父祖辈悲剧，我们解决。对五四没人能否定的了，辛亥革命也是。
既然祖父孙三代都深陷目标与是否能抵达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冲突里，我们当下行动若能成功，就救赎了二十世纪的罪恶，为过去历史洗髓易经。就像耶稣之于旧约圣经。
一切过去与将来的问题，都被化约简化为“我们如何在行动中成为历史主体”，成为历史主体就意味着历史终结，难题即将不是难题，会迎刃而解。那么就要保证行动是行动，不是赝品。阿伦特区分行动与赝品制作。在我看来，行动基于律法的管辖下，因此历史主体与即将被战胜的客体，也同样在律法之下。最强大的行动革命，也是律法之下的革命。而赝品则主要基于道德，那么主体就在欲望和激情支配下，被奴役了。成了历史主体，同时成了奴隶，更把弱者当做了奴隶，如国共两党。
基于律法的行动，可以免于新一代人的弑父。罗马模式延绵至今的精髓就在于此。美国立宪初杰弗逊提出的代际冲突与三十年重新制宪得以避免。行动创造了新一代人无限空间，而律法不控制他们内在私域，控制其外在行为，缓冲了青春期叛逆。律法对解决方案的预设条件，有着最宽的普遍性，只约束行动结果反过来影响内心。
目标与手段只呈现看起来藕断丝连。改革开放后四五一代以文化政治替代政治，或者中产阶级以言论自由或者经济自由代替政治，而80后90后必须直接面对政治本身，因为退无可退。隐衷与政治无关，与公共无关，与人民无关，与中国无关。改革变为寻找希望的工程，找到了希望之光，或者可以投射渴望之处，焦虑就获得平息，或者是寻找组织，或者开明君主，征服他人的内心道德，实现价值观统一的过程。
当去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之后，是否获得结果推动，变得不重要。就像《约伯纪》当中，上帝降临，约伯所有诘难都不存在了。简单的说改革推动蜕变为文化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改革的目标与过程撕裂开来，二者之间因果链断裂，目标永远在过程之外，就像蚂蚁头上的蜂蜜，前行永远吃不到。
极权主义本来就是文化政治的极端强化，或者道德的大多数人暴政，以新的文化政治反对旧的，或者以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革命，是极权主义的延续，而不是终结，极权主义政体以受腐蚀或者受反对的方式，实现其有形或者无形的延伸。在权贵官僚体制之内，所有的政治参与诉求被改为非政治的文化诉求，断然不可能与民众结合。也就是春晚，或者文化承认。顶多不超过人大代表委员的特许言论自由。
都在党内，党外无政治。行动是政治的，光说不练是文化的。权力领域内，知行分裂。拒绝政治，而诉诸于文化，不外乎是为了散步鸦片进一步延缓专制。就像一个故意欠债不还的人，嘴巴上说一定还你一定还你。
要进入政治中的人，是需要改造的，或者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训练的。不进入政治的人，则无所谓。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尴尬，上半身在政治之中，下半身在政治之外，又在政治之中又政治之外。他们在公共舆论或者知识政治中存在，把公共舆论或者知识政治当做政治的全部，从而去政治化或者试图消灭政治。他们渴望极大的特权，却拒绝承担很小的责任与义务。
从微博上抹杀公知潮就可知，针对公知大V的话语权争夺，就是对这种光暗统治关系的否认，这种弑父情结的战争，从话语权开始，终结于新一代人成为历史主体，成为新的主宰者，但基于律法的行动，则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新一代的弑父，而基于道德的赝品，则如施特劳斯《德国虚无主义》论陷入没尽头的道德革命。
当行动和为行动扶手的主义，对父祖辈解决方案的预设前提与结果，抵达目标的可能性 ，来个釜底抽薪的时候，他们要么当做对他们的人身攻击或人格否定，要么就当做对共同目标的否定，退回目标进行反击。他们的权威性人格与私人欲望都在目标的正当性阴影中藏着，把自己神化，把具体解决方案宗教化绝对化，也就是建立明或暗统治关系。真理、人格与基于他们肉身欲望的政治解决方案，三位一体。放入民国奠基大视野内，毛泽东及其儿子毛左毛右身上，民国目标与登峰造极的明或暗统治关系，二者之间张力最为清楚。
继承“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渴望行动的人，同样有着沦陷入道德革命泥沼无法自拔的危险，这就是表面喊着行动，实际上想成为公知，就用革命与行动话语压倒打到别人，掌握话语权，仅此而已。2003年以来，我通过维权的命名，试图挖掘不依赖话语的公共领域，或者把已有话语权用来为维权服务，转了镁光灯，融化公知抬起维权人士。
行动当然不需要高深理论，更不需要以此作为前提，只要能遵守宪法或者愿意遵守即可。基于行动的主义，不外乎律法与行动之间的一个“外挂”，并不作为必要前提。之所以需要这种行动的理论，是一种不得不的恶，我们必须身入虎穴，去拯救深陷“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改造好。
政治手段本身也会滋生观念，围绕着如何达到目的而滋生的观念，或者是退一步如何效率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常以权力政治为中心，会反过来反噬掏空侵蚀腐化扭曲目标本身，所谓用“人的道理，替代了神的道理”。当诉诸于政治行动时，一定受到权力政治的魔鬼诱惑，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思考达到目的的观念，排除结果的确定性，遏制对抗命运的专横，那么必须强有力信靠律法。
一个共同体内不同群体之上其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基于不同群体的特殊条件，就会用不同的手段反过来攫取目标，将目标内置于手段之中，手段成为了目标，或者相信只要手段展开一定能抵达目标。统治阶层和主动或者被迫参与政治的被统治阶层都会如此，这两层力量都会以法律手段和道德手段，只是分量不同，都同样面对着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本身的鸿沟。
以毒攻毒是专制的病毒，专制是为了道德上美好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即使是毒刺，也要用合法手段拔除。
手段的正当性是首要的
手段的正当性，反过来决定了目标的政治正当性。成魔成神，就在手段手否正当的一线之间。魔就是为了目的，包括美好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神。基于行动，只要行动遵守自然法则和法律，也就是符合手段正当性要求，即使是邪教的理论主义，最后也会趋同于宪政。因此仅仅在目标上花大力气讨论就想促成，是一种无用功。
当行动成为急迫的时候，成为决问题改造世界，目标本身会内在于行动，行动才能彰显目标，就像刑法中看的主观要件。关于目标的认识和注意并不能制约手段的不正当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与目的相反的手段，这里有无限的可替换性和滑动，只要是必须的。
手段是否正当是标准和革命目标是否失落的决定性条件。手段是否正当，会反过来含摄目的或者革命目标的政治正当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原初目的上没什么区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本来是一路的。作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在我们之外，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手段的正当性。
手段是否正当，决定了目标是否政治正当性。手段如果不正当，连美好的目标，可以实现的目标，在人们心中都会被连累污染。
手段的正当性作为首要性，就意味着不管外在条件如何敌宪政，国内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混乱，有着内战的局面，都会转化为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意味着不管命运如何，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内部的统一与征服来克服。
也就是不管如何的客观条件，宪政没有建立起来，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手段的问题。手段的合目的性，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当下动手解决，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意味着民间主体性。
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在敌宪政环境中搞起来的，只有方法不对，没有环境不好的话。回头来说国民党宪政理想与其手段之间的不统一。毫无疑问，其中的差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像中共这样是南辕北辙。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往好了说，还是往坏了说更好，更有助于当下。
任何政治行动，都会沿着基督教信仰精神，变为：我们自己守不守法，是不是在政治中行上帝眼中所喜悦之事，免于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敌基督诱惑。那么在政治领域与福音信仰就统一起来，只要在政治行为虔敬，那么迦南地就到达了。
目标与在特殊处境下行动手段的张力，只有耶稣是全然无辜的，二者统一。是人，在行动时都有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诱惑。彼得就想拿起刀砍人。基督教之保守主义就在于手段的保守性，合目的性，遵守律法。
行动的可能性作为保守的标准
共识一定要以苦难为燃料。中华民族之政治整合共识，是日本侵华的生存危机。改革共识是对文革浩劫的消费。所谓国家不幸共识幸，要有全民共识，一定要几十年浩劫才能形成，天下乱极才有思定之共识。为打破如此之恶，我提出共同行动才有共识，那么对部分灾难修复过程就能有全民共识，不需要改革浩劫涌现。
共识导致共同行动是错的。知识分子的争议，思潮毫无意义，将来能起决定意义，必然是以农民工和蚁族为主导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并不是“毛”的革命，而是“皮”的革命。那么必然是共同行动导致共识，共识仅仅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而不是黎明的启明星。
主义与思想是没有用的，但革命或者行动，得穿一个合适的法衣。也就是依托于革命或者政治行动，为其背书，为皮上的毛，才是有用的。这就要说，只有民众基于利益起来抗争，知识分子帮忙呐喊扩大其影响和力量，并不是知识分子把民众喊起来行动，作为知识分子的鼓掌者。
当别人做出什么行动，可以通过辩护，或者背书，让其获得普遍性，获得普遍支持。维权就是这样的，先有民众基于利益的维权，然后再有知识分子的辩护，或者背书。而如此颠倒了过去非经知识分子启蒙，开拓剧场，让民众给他们当听众观众。他们讲完了道理，就没有下文万事大吉。
知识分子被提拔了，从奴隶变为奴才，通过变相科举高考或者参军。总之有资格参与分赃了，不再是奴隶。改革之前，是工人作为产业贵族参与分赃，改革后是知识分子取代工人。就对专制的抗争而言，知识分子远远是对猪圈里面的猪食不满而引发的，伪装成普世价值，而民众作为被压在主权下面，一翻身就要破了猪圈，其穿透力远非知识分子能比，是生命的自我保存渴望。2003年开始，我们开始对维权运动进行理论描述，维权有了自觉，但这一些很大程度承接于建嵘之前的工作，而于建嵘的很多经验，来自学习抗争的民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几年前我和李智英参与策划的黑龙江等四地农民土地独立行动一样，不再呼吁依赖于当局。自己动手，也与黑龙江乌坎莺歌海等民众一样，知识分子终于到了民众的政治水平。
行动和上升的高贵取决于起源的高贵。如果没有一个出自过去古老的原初奠基意象来指引人们走向未来，行动者就很难免于躲避到内心自由，做内心移民的魔鬼诱惑，拒绝从家庭和私人领域走出，进入公共领域或政治中去冒险行动。行动的人都倾向于寻找一段古代历程作为他们的起源，使他们能够重建一个黄金未来。他们摆脱超越历史性，回归本源，建立起不受历史性约束的传统。
历史是掐头去尾的，起源和终结在历史之外。如果把起源拽进历史之中，那么一定是神圣降临的时刻，人类大飞跃的时刻，如动物变为人，耶稣新纪元等等。这是人模仿神奠基的时候，如梁启超在《臆造所谓国体问题》开头所论述的。
底层抗争不管镇压会越来越大，知识分子则投机随波，两条轨迹最后在全面爆发时共振。因此我背书维权运动迫使知识分子参与维权，就是加快并轨共振，并且是一个瓦解领导权的过程。知识分子化身维权律师与民众之间建立可撤销的商业委托关系，否掉过去革命领导权的必需性带来专制。天鹅绒革命以来自我消除领导权。这样的过程需要建立行动的首要性以及当下行动的保守主义手段正当性。
马克思说了，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问题。把政治问题以及生存问题，转化为认识问题的，是一门做导师的骗局。我一直在否定上一代人的启蒙政治解决方案。当民众不参加政治的时候，任何启蒙都没用，当民众被迫参加的时候，也与启蒙无关。棒喝民众了，能干什么，你有梁山，时机成熟了，他就上梁山，你没梁山，他们永远不会跟你。并不是启蒙能解决的，小资产阶级有奶便是娘，只有你有奶了，才能拉拢他们。
当下，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需要的是采取行动来凝聚社会力量，而不是对已经清楚的人心进行启蒙。批判民众批判革命的公知，他们口中的实际行动，就是 攫取权力，除了他们夺权或者赋予他们夺权的希望之外，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他们都不满意，都给予批评。也就是除了证明自己有领导权，以及将来的统治权之外，他们啥都不想干。不利于他们这个他们都反对，惟我独尊，为我的路可行。不同路径的发现，就是对他们领导权，以及将来的统治权的冒犯和侵害。
行动与结果出统一性。昔年革命派孙文与改革派梁启超约定，谁走出路来跟谁，这是个解决改良与革命之争的办法。判定是否是保守或者激进，是以能否行动和出结果为标准，以前自由派和改革的受益者，经常指责别人激进，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碎步前进，是可行的，是能行动的，能出结果的。当下改革已死，他们的预设早就破产，所以当下的保守标准是，是否是保守主义的革命，是否是法律之下的革命，是否是自我宪政化的革命。用行动的可能性，来判定是否是保守主义的标准。不能行动的，与保守主义，也有激进无关。
坏人就做一些公益，挣会一些屹立不倒的资本。如果这一些人真为老百姓带来真金白银，或者维权，而不是启蒙与主义当导师，是会站住脚的。凡是仅仅用话语权立身的，以及就到，因为话语权是妨碍别人而有的，是挡别人路供自己爽的生意，并不会带来真的公共利益。
只要是在做事，互掐能扩大影响，做事能保障底线不坠，负面的也能带来正面的。当然只有启蒙的话，其道义性资源严重依赖于个人，因人废言因人废事常发生，故互掐能败坏，虽能扩大影响传播，但没有把负面的转化为正面的能力。抵抗是生命的本能，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根本不需要启蒙，并不是有了思想觉悟才有反抗，而是成本降低了，反抗就爆发了，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网络就大规模降低访民的成本，反拆迁的成本。倒是一旦起来反抗了，思想觉悟就到位了。有了萌芽，一旦行动就觉悟到位了，不行动，永远无能，理论再高深还无能。
当今中国，受压迫的人无数，群体性事件一年几十万起，需要因为抵抗成本太大，获得帮助太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是支持，发声扩大影响，以降低抵抗成本，获得效果，他们压根不需要知识分子蠢货的启蒙，需要的是帮助，在帮助维权中，民主宪政就以光速传染传播起来。
当今最蠢的人，就是老想启蒙他人的人。我一直判定只有知识分子才会被洗脑，因为有利益，利益是通往知识分子灵魂的阴道，自己被洗脑了，也相信民众是被洗脑的，因此幻觉洗脑与反洗脑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被强奸后的自大，以及对现实一无所知的结果。二奶当长了，总以为别人也想要当二奶。
行动才是最大程度的启蒙。行动有超大规模的塑造性，对普通人立场和思想的塑造。有了港独这种方向，并不需要去论证其正当性，尤其在中共面前。不要有弱者怨恨侵占者的心态，而应该有主体性，该怎么搞就怎么搞，行动具有改变他人甚至敌人立场的能力。
道高一尺维稳魔高一丈。现体制内的张力与弹性空间，并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八十年代的言论性反抗，一样延展了专制，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一样，我甚至丝毫不隐晦21世纪的维权运动，一样有暧昧性，有可能帮助专制，如维权夹在央地矛盾中帮中央，但维权是行动，就有洗脱暧昧性，挣脱体制的能力。言论与道德没有。
言说当然不是行动。而且言说，即使抗争性言说，更可能是体制的组成。别以为革命立场的言说，就让我们挣脱体制之外，而仅仅是渴望挣脱而已。信基督的人，还是罪人。行动才能有挣脱的能力。
有人铁嘴铮铮地说，说真话也是行动。好吧，泥土中也含铁，但绝不是铁矿，把现代钢铁产业建立在泥土之上，是何等的妄想。维权是把民众抗争的铁矿，进一步提炼为钢铁的行动。既然有了铁矿，那还只在泥土中炼铁的说真话，可以滚到阴沟里面淹死自己了。
行动对于谁来说，是不可以忍受的重负，自由派与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害怕失去已经得到或即将得到的东西。以他们抗争进退为标准来衡量，是极其有害的。对于民众来说，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毫无退路。帮助民众抗争，降低其成本，一混合起来，就是中国民间政治的扭亏为盈。自由派与改革的受益者处，没法有秩序的拓展，没有出路。
为什么以自由派与改革的受益者作为唯一的军队呢。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是与专制作战的军队，而是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阴阳二中阳气，哈哼二将中的哈将。其抗争是专制所需要的异质。不是叫自由派抗争，而是叫他们去支持民众抗争。民众抗争，不会因为网格化而减少，哪里有压迫，哪有就有反抗，而且不像自由派这样孱弱。激进革命市场很大，而且已经很多，只是他们认为夺不了权的，都没用忽视。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隔着一段长长的行动之胡同。自由派和改革的受益者，即使绝望了还能希望，如八九一代，一方面宣布改革已死，一方面坚持转型之说，只有受害者才义无反顾，并判定改革无行动。不死心的，不万念俱灰的八九一代，因为骑墙又没有改良或革命行动而消失。
没有行动的人，不会轻易绝望，沉湎于改革知识和知识推动带来白日梦，投射与移情。当行动就发现无物之阵启动，铁屋黑洞般，即使掌握最高权力，也还是螺丝钉。但是行动还会是赋予希望，不管这希望指向共国之修复还是民国当归，那么就会与绝望之间建立起长长的胡同。行动阻却绝望，或把绝望带往希望民国。
有行动，才能有保守主义。任何的思潮得以存在，需要有政治运动或者现实力量作为载体，单纯一种思潮，试图改变现实，那是一种白日梦。改革没任何实质性的动作，保守主义即将成为笑柄和辱骂的对象。
不管是论激进还是保守，都是关乎历史主体及其行动的激进与保守原则，都是建立在历史主体及其行动在场的前提之上。想成为历史主体的阶层倒不少，如知识分子的儒家认同，可是行动呢，改革或者革命，都干不了。皮之不存，毛飞满天，无根的蒲公英也，都是流民与漂浮物。
保守主义的当下性：手段如何正当
天涯论坛关天茶舍网友草鱼子 所写的《关于宪政的私人记忆》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62482-1.shtml，回忆了2003年关于伊拉克战的辩论。他的感觉是很准确的，宪政还是关于如何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不在于我们描述的目标有多么美好，我们的渴望有多么强烈，而在于对实现手段的保守。这是二十世纪革命以及巨大政治灾难，带来深刻的政治经验。林登•约翰逊说，极权主义哲学就是用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哲学。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考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当时伊战争论，我觉得还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投射到美伊战争，我写了一个《自由主义在巴格达沉沦》文章。反暴政如杨佳杀警，我当时就仅仅从抵抗权出来发，把抵抗权从对杨佳的道德批判和妖魔化中，拯救出来。目的并不是一定就要被手段内化了，不可以说，手段之外无目标。手段之恶劣，可以影响目标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但目标可以离开人们心中印象而存在。
手段带来的罪过，不要轻易牵连污染目标。富国强兵的目标，作为民族国家的目标，虽然过低，过于世俗化，但目标本身不会带来过错。为了目标，不择一切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才有罪恶沾边，然而也仅仅是美好与大便同在，美好还是在的。
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要会经常扪心自问，尤其是前后一致性。我今天虽然赞同革命权立场，但还是保守主义的革命，在律法之下的革命，我还是反伊战的，因为小布什违背程序正义。我就像汉娜.阿伦特反越战。
当然作为局外人，我支持与反对伊拉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伊拉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当时就抨击他们觉得他们赞成与反对，好像是不得了的大事。这种局外人感，后来在改革已死的论述里面，大规模复活。
我当时说不反对，甚至赞同小布什对萨达姆进行斩首行动。这也是战争。可是情况比这个复杂，如果小布什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干军事进攻这种坏事，而且非干不可时否则伊拉克人就完蛋了，那我如何坚持原则？手段与目的的之间的关系，我对不择手段的但能达到我期待的结果，顶多是沉默或者乐见，但不会去支持。我坚守我的世界历史法庭陪审员的立场。
既然半瓶水，往好了往坏了说都是可以的。因为目的是一致的，那么手段和策略的不同，就不要变为真理。辩论时可以切磋商讨如何说更好，质疑对方能否达到其所达到的意图。
不要在道德的旗帜下
一个法律人的自觉意识，会再做任何行动之前，首先纠问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一个宪政政府自然也是如此。 保守变为复辟，往往没有提灯自照精神。复辟肯定是激进的。复辟者他们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思想也是激进的，因为想彻底打断当下。
革命是保守的，而叛乱的激进的，因为仅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加入和取而代之，不管任何一种秩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革命就是回归，英国革命是为了复归，美国也是，法国革命原初也是，俄国原初也是在回归公社。革命是为了本来有的或应该有的。民国当归是革命。我持保守主义革命立场。
压迫到极限之后反抗还是保守的，是一种反击，即使血腥报复。报复是让原有的秩序归位。最怕的是一种不断寻找指定敌人，与一切看起来就像敌人作战的体制。只要敌人是确定的，可辨认的，血腥报复也无妨。通过司法审判的清算与报复，就有这种效果。重要是报复的方法，而不是不应该有报复之心和报复行为。
我们需要告别的是激进血腥的本性。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我们就要保守的手段，同样有保守的革命，法律之下的革命，不得不使用暴力的保守革命。不要管意图如何美好，而是要管手段是否合目的，手段决定目的的政治正当性，才是决定性的。手段之保守才是改良，而意图之保守例如复古，那是激进动荡。
激进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是月经，固定期限来一次，百年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不信打赌如何，未来十年之内，哪一些最保守的人，会变为最激进的。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作家里面都如此。保守主义从来是手段的保守，而不是政治目标的复辟。保守主义不是一种道德立场，而是一种改良的政治技艺。是手艺，不是立场。并不是关于政治精神的复辟，而是关于手段的合目的性审查。
我倒赞同民国初年五四运动摧毁封建宗法制度，现代性必须道成肉身，改造社会。当然可以讨论社会改造的手段，如何是保守稳妥的。呐喊封建宗法的复兴，是一种神经病，压根就不懂保守主义。
保守与激进不要在道德的旗子下。保守是一种政治技艺，并不是启蒙人心的道德立场。它并不处理目标的正当性与否，而是处理处在过去与未来缝隙之间手段的可能性，也就是如何保守地从现在走向未来。保守主义是现代性的反革命方案，达到革命目标的替代革命的反革命方案。对现代性目标的否定和复辟，并不是保守，而是激进，因为那彻底打断已经进入现代的现在。那会是走在法西斯路上洋洋自得。
需要从道德立场飞跃到一种政治科学的视角，从立法者的政治技艺的角度，来审慎理性地审视保守主义。将保守主义当作内心的道理立场，会造成精英与民众撕裂开来的鸿沟。
自由主义对立宪政体的拯救，必须放弃伦理进路，从而维护其政治正当性。区分政治技艺与自然正当的道德生活方式，就区分了立法者与意识形态论者。道德立场者就是意识形态论者，把保守主义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英引导的大多数人暴政。它把自由主义当作道德的复兴，一种道德共同体的复兴，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继续堕落和进一步恶化。自复兴伦理道德，意味着诉诸于一种僭越和强迫性，勉为其难的道德，来克服多元相对的冲突以及对共同性的撕裂和吞没，是一条鳄鱼进入鱼群，敌我划分和冲突越加剧烈。僭越和强迫性，勉为其难，必然造成对政治暴力、大规模屠杀和流血。
犯罪行为，就是根据其行为来判定其犯罪目的，其动机是不构成犯罪要件的。韦伯反对意图伦理，而讲责任伦理，犹太教就紧紧扣住行动和行为。其方法和路径是决定性的，因为意图不是政治性的，不与民众发生关系，而手段路径则是政治性的，故其方法和路径来判定是非。如果手段不合目的性，那么极权主义手段的恶果就转嫁给民众承受，而目的之美好，如同天上的云彩，一片也落不到民众头上。
道德原教旨主义，把历史人物陷在历史条件中必然性被迫所为，区分其意图和手段，忽视手段的毒害性，足以窒息美好意图的正当性，用一个人的人格或者道德品质来维系意图与手段之间断裂。
对行为的合目的性自我审查，这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完成，或者在政治对抗的共和均衡中完成。在政治之外，不管如何有多大的道义压力，始终是不会起作用的，一进入政治，有相反的利益或者必然性的需要，就会抛弃自律。需要以野心对抗野心，所以我抛弃人心作为战场，否定道德政治。
祖父孙三代的冲突
历史批判服务于当下，当下为中心为标准。我们不可能穿越过去。辛亥民元奠基以来传统，是一个阿伦特所说不受制于过去的传统。一个能打开未来而不是堵塞未来的传统。我们今天语境不同1840年，我们今天说传统，是立足于今天语境的传统，其保守主义在于手段的保守，而不是过去道德精神的复辟。我们无法征服过去和当下，但对抵达将来的手段，要保守。这个可检验真假保守主义。
阿伦特说革命之断裂如何前后维系起来，用自然法，个人或者习惯。对于过去的手段，形成的惯性，即使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也是没有能力打断的，只能暂时依赖，并且在依赖中寻找改良，掏空，从而不知不觉的改变。几乎没有办法一下子彻底打断，即使极端渴望新纪元，也是渴望而已，成为一种普遍性教条，还是教条。毛泽东曾经在文革中实验过打断历史惯性，惨败。依赖于领袖个人，且按照良好意愿，这个领袖必须“有五百年的生命”，且条件没有恶化到他心有力不足的地步。
既然是民族国家，所有的外敌必须内在克服，也就是用优良政体把外敌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当做内部要解决因素加以消化解决。只有行动的方法正确与否决定命运。没有办法推诿为外敌迫使我们专制。所有的国家都有强大内外敌，他们就是方法对，才有的走向民主，方法错走向专制。
各种美好目标包括社会主义的，已经在民国奠基时刻具足，被应允。百年的政治思考，所急迫解决的是抵达目标的手段问题。一旦定位于此，那么过去的精神耕耘与政治实验的代价与成就，就不会因为新一代人手段与行动的渴望，而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与主义，而全盘否定，也就是我在2006年写的“《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各得其所。
读顾准论希腊，我总想到顾准没写出来的东西，二十世纪中国对希腊城邦理想，有着“如天在地”，毕其功于一役，于此时此地立即实现的渴望，在五四时期的新村，文革时期的“巴黎公社”，大同书暗中改写成了希腊城邦。对官僚的监督与限制，家庭与公共的分界，直指目标，渴望当下实现，虽然不思考抵达的手段。而儒家传统对手段问题隔膜，故弃大同书。
太阳底下无新事，是圣经上帝作为立法者创世纪奠基之后，所有秩序内的事物都在上帝手中政体循环。民国奠基时目标具足，被应允，剩下的就是国人抵达目标的方法，二十世纪的内部政治灾难，无不根源于此，我们的政治命运，与前人一样，是如何将行动宪政化，让目标在当下在场不失落。故父祖辈悲剧，我们解决。对五四没人能否定的了，辛亥革命也是。
既然祖父孙三代都深陷目标与是否能抵达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冲突里，我们当下行动若能成功，就救赎了二十世纪的罪恶，为过去历史洗髓易经。就像耶稣之于旧约圣经。
一切过去与将来的问题，都被化约简化为“我们如何在行动中成为历史主体”，成为历史主体就意味着历史终结，难题即将不是难题，会迎刃而解。那么就要保证行动是行动，不是赝品。阿伦特区分行动与赝品制作。在我看来，行动基于律法的管辖下，因此历史主体与即将被战胜的客体，也同样在律法之下。最强大的行动革命，也是律法之下的革命。而赝品则主要基于道德，那么主体就在欲望和激情支配下，被奴役了。成了历史主体，同时成了奴隶，更把弱者当做了奴隶，如国共两党。
基于律法的行动，可以免于新一代人的弑父。罗马模式延绵至今的精髓就在于此。美国立宪初杰弗逊提出的代际冲突与三十年重新制宪得以避免。行动创造了新一代人无限空间，而律法不控制他们内在私域，控制其外在行为，缓冲了青春期叛逆。律法对解决方案的预设条件，有着最宽的普遍性，只约束行动结果反过来影响内心。
目标与手段只呈现看起来藕断丝连。改革开放后四五一代以文化政治替代政治，或者中产阶级以言论自由或者经济自由代替政治，而80后90后必须直接面对政治本身，因为退无可退。隐衷与政治无关，与公共无关，与人民无关，与中国无关。改革变为寻找希望的工程，找到了希望之光，或者可以投射渴望之处，焦虑就获得平息，或者是寻找组织，或者开明君主，征服他人的内心道德，实现价值观统一的过程。
当去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之后，是否获得结果推动，变得不重要。就像《约伯纪》当中，上帝降临，约伯所有诘难都不存在了。简单的说改革推动蜕变为文化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改革的目标与过程撕裂开来，二者之间因果链断裂，目标永远在过程之外，就像蚂蚁头上的蜂蜜，前行永远吃不到。
极权主义本来就是文化政治的极端强化，或者道德的大多数人暴政，以新的文化政治反对旧的，或者以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革命，是极权主义的延续，而不是终结，极权主义政体以受腐蚀或者受反对的方式，实现其有形或者无形的延伸。在权贵官僚体制之内，所有的政治参与诉求被改为非政治的文化诉求，断然不可能与民众结合。也就是春晚，或者文化承认。顶多不超过人大代表委员的特许言论自由。
都在党内，党外无政治。行动是政治的，光说不练是文化的。权力领域内，知行分裂。拒绝政治，而诉诸于文化，不外乎是为了散步鸦片进一步延缓专制。就像一个故意欠债不还的人，嘴巴上说一定还你一定还你。
要进入政治中的人，是需要改造的，或者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训练的。不进入政治的人，则无所谓。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尴尬，上半身在政治之中，下半身在政治之外，又在政治之中又政治之外。他们在公共舆论或者知识政治中存在，把公共舆论或者知识政治当做政治的全部，从而去政治化或者试图消灭政治。他们渴望极大的特权，却拒绝承担很小的责任与义务。
从微博上抹杀公知潮就可知，针对公知大V的话语权争夺，就是对这种光暗统治关系的否认，这种弑父情结的战争，从话语权开始，终结于新一代人成为历史主体，成为新的主宰者，但基于律法的行动，则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新一代的弑父，而基于道德的赝品，则如施特劳斯《德国虚无主义》论陷入没尽头的道德革命。
当行动和为行动扶手的主义，对父祖辈解决方案的预设前提与结果，抵达目标的可能性 ，来个釜底抽薪的时候，他们要么当做对他们的人身攻击或人格否定，要么就当做对共同目标的否定，退回目标进行反击。他们的权威性人格与私人欲望都在目标的正当性阴影中藏着，把自己神化，把具体解决方案宗教化绝对化，也就是建立明或暗统治关系。真理、人格与基于他们肉身欲望的政治解决方案，三位一体。放入民国奠基大视野内，毛泽东及其儿子毛左毛右身上，民国目标与登峰造极的明或暗统治关系，二者之间张力最为清楚。
继承“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渴望行动的人，同样有着沦陷入道德革命泥沼无法自拔的危险，这就是表面喊着行动，实际上想成为公知，就用革命与行动话语压倒打到别人，掌握话语权，仅此而已。2003年以来，我通过维权的命名，试图挖掘不依赖话语的公共领域，或者把已有话语权用来为维权服务，转了镁光灯，融化公知抬起维权人士。
行动当然不需要高深理论，更不需要以此作为前提，只要能遵守宪法或者愿意遵守即可。基于行动的主义，不外乎律法与行动之间的一个“外挂”，并不作为必要前提。之所以需要这种行动的理论，是一种不得不的恶，我们必须身入虎穴，去拯救深陷“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改造好。
政治手段本身也会滋生观念，围绕着如何达到目的而滋生的观念，或者是退一步如何效率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常以权力政治为中心，会反过来反噬掏空侵蚀腐化扭曲目标本身，所谓用“人的道理，替代了神的道理”。当诉诸于政治行动时，一定受到权力政治的魔鬼诱惑，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思考达到目的的观念，排除结果的确定性，遏制对抗命运的专横，那么必须强有力信靠律法。
一个共同体内不同群体之上其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基于不同群体的特殊条件，就会用不同的手段反过来攫取目标，将目标内置于手段之中，手段成为了目标，或者相信只要手段展开一定能抵达目标。统治阶层和主动或者被迫参与政治的被统治阶层都会如此，这两层力量都会以法律手段和道德手段，只是分量不同，都同样面对着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本身的鸿沟。
以毒攻毒是专制的病毒，专制是为了道德上美好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即使是毒刺，也要用合法手段拔除。
手段的正当性是首要的
手段的正当性，反过来决定了目标的政治正当性。成魔成神，就在手段手否正当的一线之间。魔就是为了目的，包括美好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神。基于行动，只要行动遵守自然法则和法律，也就是符合手段正当性要求，即使是邪教的理论主义，最后也会趋同于宪政。因此仅仅在目标上花大力气讨论就想促成，是一种无用功。
当行动成为急迫的时候，成为决问题改造世界，目标本身会内在于行动，行动才能彰显目标，就像刑法中看的主观要件。关于目标的认识和注意并不能制约手段的不正当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与目的相反的手段，这里有无限的可替换性和滑动，只要是必须的。
手段是否正当是标准和革命目标是否失落的决定性条件。手段是否正当，会反过来含摄目的或者革命目标的政治正当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原初目的上没什么区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本来是一路的。作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在我们之外，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手段的正当性。
手段是否正当，决定了目标是否政治正当性。手段如果不正当，连美好的目标，可以实现的目标，在人们心中都会被连累污染。
手段的正当性作为首要性，就意味着不管外在条件如何敌宪政，国内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混乱，有着内战的局面，都会转化为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意味着不管命运如何，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内部的统一与征服来克服。
也就是不管如何的客观条件，宪政没有建立起来，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手段的问题。手段的合目的性，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当下动手解决，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意味着民间主体性。
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在敌宪政环境中搞起来的，只有方法不对，没有环境不好的话。回头来说国民党宪政理想与其手段之间的不统一。毫无疑问，其中的差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像中共这样是南辕北辙。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往好了说，还是往坏了说更好，更有助于当下。
任何政治行动，都会沿着基督教信仰精神，变为：我们自己守不守法，是不是在政治中行上帝眼中所喜悦之事，免于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敌基督诱惑。那么在政治领域与福音信仰就统一起来，只要在政治行为虔敬，那么迦南地就到达了。
目标与在特殊处境下行动手段的张力，只有耶稣是全然无辜的，二者统一。是人，在行动时都有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诱惑。彼得就想拿起刀砍人。基督教之保守主义就在于手段的保守性，合目的性，遵守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