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1：党专制营造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党自身变腐的必然趋势，靠诉诸“革命理念”、清理“阶级队伍”之类手段进行的党的纯化，无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危机

人们都记得黄炎培1945年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说出的一番担心：大凡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历九死而一生，而保其生机勃勃；及至环境渐好，精神也就渐渐放下，堕性发作，日趋下坡，乃至人亡政息。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又何以可能跳出这样一个“周期率”？毛泽东当时答曰：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1）

不能说中共领导人完全是在摆样子、吹牛皮。当时的毛泽东确实有足够的警醒面对党执掌政权后走向衰败的危险，但历史证明他的自信和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却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回答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的最大反讽。

党专制的自身逻辑决定了“人民”不可能真的去“监督”政府，因为“人民”没有实施这种监督的最基本的手段。在以“阶级专政”自我标榜的党-国政权结构中，“党”既没有来自其他独立力量的制约，又自我堵塞了几乎所有的批评渠道。“党”一手制造了对自己歌功颂德的社会氛围，并任凭这种歌功颂德走向极端。在实际政治运行中，掌握政权后党的政治录用机制决定了“入党做官”的政治行为逻辑的暗行滋长，这会自然动摇战争年代英雄们的革命意志，更会腐蚀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千百万“向党靠拢”的青年人。在权力和特权面前，党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条的逐步空泛化乃至仪式化将不可避免。

党专制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法律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当整个国家呈示为一个最高独裁者掌权的权力结构时，大大小小的权力金字塔也会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中涌现。各级当权者习惯于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热衷于文山会海，却不思创新进取。修养低下者更可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我划线、以权压人。人们考虑的中心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自己的权势。

总之，党正在变腐。所有由“党”自己创造的生态环境、生态条件都决定着党自身变腐的必然趋势。

更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样的趋势。在党专制语境内试图扭转颓势、恢复“革命青春”的努力势必是一场无望的战斗。事实上，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框架内要解决的，正是执政党自身的变腐问题。然而，靠诉诸“革命理念”、清理“阶级队伍”之类手段进行的党的纯化，靠发动大规模的“运动”来揭发“阶级敌人”或“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无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危机。恰恰相反，“运动”往往诱发极权主义的破坏本能，使每一个运动参加人不是被害者就是害人者，或二者兼而有之。社会良知和做人的基本准则在“革命的狂热”中丧失殆尽。

就最高决策层而言，保卫党的纯洁的斗争具有更为复杂的性质。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与最高独裁者捍卫其乌托邦理念的斗争十分复杂地、又非常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种不同逻辑的交织，充分说明了现当代中国事务的深刻性。我甚至要说，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绝后的历史经历中，批判学者可以引申出毛式极权主义特有的一系列悖论及其悲剧性结果。这种悲剧结果所内具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苏俄的斯大林时代。


注1：转引自许纪霖著《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91。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