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到了敏感时期，空气紧张。熟人相见，问候之余，不免会问问三中全会的“消息”。明知道中共保密纪律之严，不可能有任何“消息”，但照例有人会问。
这也难怪。三十年来，历次三中全会都比较重要。一中全会是中共换届，二中全会是政府换届。按照中国特色，换届必定由老人作报告，看不到新人新气象。到底有没有动静，一般要到三中全会才能见分晓。
能不能预先揭晓呢？这事也难也不难。
难在它还没有开，不能排除变数。比方说，1978年那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出了变数：陈云丶谭震林丶胡耀邦等纷纷要求讨论第一次（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打乱了华国锋丶邓小平预定的只谈经济（向前看）不谈政治（不纠缠历史旧账）的议程。由于七嘴八舌，引出了喜出望外的收获，把一个本来平淡无奇的例会，开成了凝聚民心的盛会。这种变数太戏剧性了，不是经常出现得了的，所以预测很难。
但也不是没有重要的迹象可寻。比方说，平民所关心的，无非是“三中全会的议题和我辈平民有没有关系”。我姑且大胆断言：大概不会有太密切的关系。我的根据是：因为它对平民保密。按照世界通例，任何政党的政纲都唯恐老百姓不知道。只要它真能给人们带来重大利益，凭什么秘而不宣？如果需要保密，一定有不宜告人的原因。其中最最好的可能性是，它对咱们无害，咱们不必操心。
许多人想知道它能不能开得“成功”。我认为这应该是可知的。问题在于什么叫“成功”。有两种流行的答案。一种认为，压倒了不同意见，实现了主观预期，就是成功。另一种认为，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途径，达成了共识，才是成功。前者是辩士的高见，后者是社会的常识。按照前者，为了创造清一色的论坛，事先必须雷厉风行清网查谣。按照后者，为了集思广益，理所当然应该保护直到高价征求不同意见。从会前对待不同意见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测出会议的一般方向。
作为公民，当然关心公民权利的保障，关心将来能不能把经常侵害民权的官权关进笼子。现实的情况是，主张公权力应该接受公民监督的“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王功权先生最近已被当局正式批准逮捕。只要他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押在狱，我对“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不抱任何希望。同样，只要要求领导公示财产的许志永先生仍然被押在狱，我对“反腐败”的梦也不抱任何希望。只要冀中星丶夏俊峰和曾成杰等公民的案件不平反，就难以令人信服在中国的土地上还能做法治的梦。三中全会之内的决策和之外的行动，不大可能出自两个互相对立的中心的指挥。
中国存在着许多大问题，诸如国土全面污染，贫富鸿沟高筑，民族矛盾持续尖锐紧张，以及历史问题成山等等，这些本来全不需要由现领导来承担责任。现领导的责任是告别过去，探索新路。万一新领导自愿和旧制度捆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管见，都是对皮毛的观察。至于领会会议的精神，只能等到闭幕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