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洲事件发生后，评论虽多，但出于各种原因，很少有文章愿意触及一个问题：陈永洲事件揭开了中国政界、企业界与媒体业相互为用的三重黑幕，整个事件就是“大黑吃小黑”的时代剧。
*《新快报》陈永洲事件的前世今生*
陈永洲事件刚出，在《新快报》（10月23日）刊登了那篇“穷骨头还是有两根”并要求放人之文、陈还未在央视“被亮相”之时，推特上就有人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当时已猜到此事应该与三一重工及中联的利益纠纷相关，让他们去看一篇“同城记：三一重工VS中联重科”。
我曾因“梁稳根现象”认真追踪这两家企业间的恩怨。由于中联重科有盘根错节的湖南地方政治势力撑腰，梁稳根在冲刺十八大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未果之后，将三一重工迁出湖南，以北京为安身立命之地。这场马拉松式的恩怨纠缠的前半场暂时落幕。
我在推文中说明以下几点：陈永州的事情比公开的消息要复杂得多。理由如下：“一、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持续数年的恶性竞争，双方都有媒体助阵，网上可查到许多相关文章。二、陈永州一介普通记者，采写发稿得要报社领导首肯，否则白忙。……还会有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10月26日陈永洲出现在央视《朝闻天下》的报道中，陈向警方承认，自己在未经核实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并收受了中间人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酬劳。同日，《新快报》的母报《羊城晚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受人指使收人钱财 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一文，宣告自身立场；让所有声援者处于尴尬境地。失去母报支持的《新快报》于10月27日在头版发文，就陈永洲收钱发表失实报道致歉。网上就《新快报》的“两根穷骨头”被如此轻易敲碎发表大量讥讽言论。中国记协对陈永洲事件在几天内态度相反的表态，在整个事件中虽然意味深长，但已经不理重要戏码了。
究其实，如今百谤集身的陈永洲，其实只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因利益牵缠而形成的粗大食物链的末端小人物。这一事件，非常真切地展示了中国的三重黑暗现实。
*第一重黑暗：企业之间挟政治势力的恶性竞争*
梁稳根的三一重工与同处长沙城的中联重科近年的恶性竞争有如一场马拉松，并在2012年成为财经类刊物的重点、亮点与焦点。我关注梁稳根现象，是因为当时他为了“当选”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说过许多雷人的奇言，还有他因其美国一项投资选址紧挨军事基地未被批准在美国状告奥巴马。我想了解一位民营企业家如此超常政治化的原因，因此读了不少与他相关报道。
涉及梁稳根的文章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塑造梁的正面形象，主调是经济上的超人式成功特别加上政治上的红心向党。另一类则涉及到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恶性竞争，除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之外，还有“媒体分析三一总部迁址三大隐情 ”（《第一财经日报》，11/23/2012）等。诸文当中，以《梁稳根剖白三一迁都隐情：行踪被监视会议被监听》（《环球企业家》11/29/2012）叙述最详细。该文这样描述：“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梁稳根向本刊独家剖白多年来的内心隐忍和愤怒。”其中 指名道姓提到，“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湖南媒体不少，但介入梁稳根的报道不多。凭这种反常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我相信梁稳根向媒体透露的情况至少有几分真实。凭常情可以想象，中联重科对这些“负面消息”不会坐视不理，他们在寻找薄弱环节，伺机反击，陈永洲应该是他们找到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重黑暗：在权力与金钱下游走的中国媒体*
权力将中国媒体的生存空间挤压成什么状态，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研究。本文主要谈中国媒体另一创痛，即默许记者为赞助费、广告投入而写有偿新闻，这种利益交换在媒体业内是公开的秘密。也出现极少数记者败类利用企业弱点敲诈企业以牟取利益的。在山西矿难报道中，这种情况很多，所谓“假记者”现象只是冰山一角。
据公开信息，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报》共发表18次有关中联重科的报道，其中14篇署陈永洲之名。这种密度的介入企业纷争的报道，应该不是陈永洲个人行为。利用媒体报道介入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风险极大，并非陈永洲个人能够作主之事。一般情况下，记者采写这类稿件，至少要与部门主任、主管副总编等掌握发稿权的顶头上司事先沟通并获得首肯，否则稿件就会胎死腹中。这么密集的发稿量，《新快报》领导层无疑是知情者。目前这场对《新快报》的“扒粪”，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将谁抛出来做弃子，还得看三一与中联双方靠山在台底“博弈”的能力，以及《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游说公关了。
*第三重黑暗：权力介入每个角落并扭曲一切*
三一与中联之间的纷争，权力介入是多重的。祸之初始，当然是权力介入商业竞争，导致各类恶性事件如“行贿门”、“间谍门”等等；这一连串事件又种下今天之果，即跨省抓捕《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显示了中联试图通过权力的强介入让事情朝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
关于这次跨省追捕，已经有法律界人士就其先捕人后搜证，以及执法权限问题斥责为程序违法。但中联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全仗自身腰杆硬。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种高级别官媒的介入，以及中国记协自我否定的两度发言，都让人看到权力之手在运作，只是中联此次明显占了上风。
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的四大权力支柱是：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其中的文化主要指宗教与教育。近代以降，文化权力则多了媒体这一主角，西方干脆将传媒称之为“第四种权力”。在民主国家，这四种权力属于分立状态；在中国，这四种权力则由中共全面控制，并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分别掌管。陈永洲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均已堕落不堪。这三重黑暗搅在一起，最后构成了“大黑吃小黑”的局面。可以预言，陈永洲事件的最后结局其实并无公平可言，因为决定结局的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参与几方谁的靠山更强大。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陈永洲事件的前世今生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