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5：“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的形成，使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和极权制度的野蛮本性结合到一起，并互相强化。
“权贵资本”的最简单明了的定义是权力与资本的融合。在威权主义条件下，权贵资本的形成具有铁一样的逻辑必然性。
当一个社会刚刚从物质禁欲主义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时，物欲的升腾是一种完全可以预期的现象。正如命题6已经指出的，就在专制体制压抑了人们的正常需求，甚至把它挤压到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时，历史正在积聚足够的反弹力，待时机成熟时，让“物质”重新翻转过来，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去彻底地颠覆“精神”。更一般地讲，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牟利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伟大的社会进化属性和最根本的文明缺陷都可以从“牟利是资本的本能”这句话中获得解释。以上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市场原则的重新认可，势必表现为“潘多拉之匣”的突然打开。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制度形式，营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膨胀化的物欲对他人权益的非法侵害。而这恰恰是党专制体制所无法做到的。
党的各级官员手中握有权力，这种权力在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好处是有限的。开放使官员们突然意识到权力就意味着金钱，财富的聚敛可以通过巧妙地使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实现。最初，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可能只是简单的行贿受贿；但人的贪婪本性和无数制度上的“漏洞”会诱使当权者主动“设局”，大赚不义之财。随着改革进程中生产资料市场、不动产消费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也将进入“蜜月”。既然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的迅速蔓延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更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这个“头衔”。在开放年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有中国特色”本来是中国类型“社会主义”的自我标榜。我却宁愿用这个词去形容中国权贵资本的特殊发生学来源。须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公有制”并未根本触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有一大块被称为“国有资产”的存量资产有可能成为各级当权者的鲸吞目标。就在“党”的宣传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还在“私有”、“民营”这类概念的使用上羞羞答答时，实际生活中的权贵私有化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中国版的“圈地运动”中，在各地、各行业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多少国有资产（它实际是几亿普通劳动者几十年劳动的血汗）悄悄地、又是完全合乎逻辑地被转移到新的权贵们的账下，是一件永远不可能弄清楚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极权制度的野蛮本性和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被融合到一起，相互补充又相互强化。人的本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对权力的渴求和基于权力的贪婪――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发、燃烧、膨胀到了极致。
如果说，毛式极权主义是权力与乌托邦理想的结合，那么邓及邓后的威权主义就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益”并非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合法利益，而是对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权贵们的非法利益。难怪有人讲，“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注1）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6：威权主义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增长，将付出巨大社会代价；“断裂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不应该否认这一点：威权主义条件下仍然可以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这既是一个逻辑现实（其逻辑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对所有社会的催动作
用），也是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证明的历史现实。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经济增长会在改革的初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包括农村和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因为在权贵资本还没有形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力量以前，在中国经济刚刚从一个谷底复苏的起步阶段，普通劳动者有可能通过劳动与收益间的直接联系体会到改革惠于他们的正面影响。但这样的好景不长。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一批又一批富人和城乡新贵的崛起，社会总体财富的分配天平将越来越向不利于普通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蛀虫们对存量国有资产的监守自盗和偷偷摸摸的瓜分，本来已经侵犯了最广大公众的基本权益；新贵们对增量资产的巧取豪夺则以更加明火执仗的形式鲸吞着改革年代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数雇工的血汗。虽然统计数字显示的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在逐渐减少，但这并不能否定下列事实，即中央政府通过社会转交系统进行的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输血”，在许多场合只是肥了当地政府官员和各种各样与官府“有关系”的人，结果，真正需要救助的大批贫困者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在城市，则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其中很多人是由于原来就职的国有企业的非正常倒闭而被成批抛入社会的），他们和数千万因失去土地（或土地不再产生收益）不得已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一起构成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日益拉大的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面前，在“日新月异”的大城市建设和广袤农村依然如旧的贫困所折射出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反差面前，平等与公正正在凸显为新的体制性稀缺，社会的畸形化和整体性结构断裂正在使一个修复中的社会重新变得千疮百孔。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断裂社会”这个术语。在社会学语境内，这个概念指“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断裂社会”则意味着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在资源占有、资源享用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下层群体”越来越成为特权阶层和各种各样的暴发户借“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牺牲品，他们不再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却在为“改革”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这种变了味儿的“改革”及其造成的社会结构错位乃至断裂，突出表明了开放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冷酷性：底层民众支付“改革”的成本，有权有势者则坐享“改革”的收益。威权主义时代中国特有的“资本原始积累”还突出表明了社会转型的悖谬性质：本来应该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市场化，在党专制语境内却生出权贵资本这样一个怪胎，无论在什么含义上，它都不是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而是作为改革的否定性力量粉墨登场的。
注释：
1、王思睿“后极权社会的两种前景”，刊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改造与建设”网站。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