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0年，朱毛红军已冲出罗霄山脉中段地区，在赣南闽西一带攻城略地，扩大着苏区的地盘，并陆续与其他地方 武装合并，声势更加壮大。随着红四军编制的扩大，毛泽东所任前委书记的权限也呈一路上升之势。先是在陂头的“二七”会议上，红四军前委被扩大成领导红五 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以及粤北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的五个常委中除了朱德，其他三人——曾山、刘士奇和潘心源——都是毛的 亲信。之所以在前敌委员会前加了个“共同”，表明毛泽东那个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是以联席的方式把彭德怀、黄公略部拉进来的，该职位并非中央正式任命。至于新 成立的赣西南特委，则是由原先的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而成，毛泽东特意安排他的连襟刘士奇（刘妻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出任书记。
会议上 批判了赣西南地区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富农路线，强力推行毛泽东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偏左政策。毛指斥地方党组织为地富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所控制，在他的主持 下，开除了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处决了反对毛“平均主义”政策的四个地方党负责人。几天之后，毛在兴国主持召开赣西南工作会议，在会上批评赣南土地 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的右倾错误，又做出开除六位党组织负责人，处决十余人的决定。毛这种把地方党组织反对他的负责人以“地富分子”罪名枪杀的做法来势凶猛， 可谓开了苏区肃反乱捕滥杀的先河。毛的平均主义政策不久又推行到闽西，在6月召开的汀州会议上更在“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外增添“抽肥补瘦”的做法，即把 富农占有的肥田分给只有薄田的贫农去种，所谓“富农种坏田”是也。
此外，根据中央指示，再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 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红一军团前委，由毛出任书记。8月，红一军团在平江与红三军团会师，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官兵增至三万多人，朱德任总司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仍由毛任书记。不久之后，中央指示成立苏区中央局，在书记项英未到任苏区之前，由毛泽东代理苏区 中央局书记。数级连跳后，毛在苏区的党权和军权一时升至顶峰。朱毛红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军威大扬，以致共产国际把当时的根据地称为“朱毛的中央苏区”。 就在毛泽东党权军权一路扩张期间，他膨胀的权力不只与地方党委发生激烈的冲突，更在各路红军整编后引发惨烈的火并。中共中央发出的肃反指令在各苏区被恶性 扩大，搞出了一系列土匪内讧式的自相残杀。其中最血腥，在后来常为论者提及的惨案要数打AB团事件。
据传，AB团是蒋介石清党时成立的反 共组织，曾一度屠杀过共产党人。又传，该团体很快即为朱德率部击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不管怎么说，仅就AB团这个来源于俄语“反布尔什维克”—— Anti-Bolshevik ——的用语来说，就让人感到，其中含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内部恐慌，夸大敌情的成分，他们在自己吓唬自己，害了杯弓蛇影的革命疑心病。对于面临围剿的苏区 红军及其政权来说，AB团这个曾经恐怖的组织犹如恶鬼幽灵，仍残留下不可捉摸的威胁。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苏区，打所谓的AB团，实属捕风捉影之举，那影 子多是白色恐怖投下的阴影，是苏区处于大军围剿下的群体恐慌，是中共内部的互相倾轧和敌情偏执狂搅扰起来的精神错乱，是过分自卫的冲动所导致的自残暴行。 肃反人员按照上面下达的捕杀令乱捕滥杀，一时间造成了不是我捕杀你，就是你捕杀我的紧张空气，连执行捕杀的肃反人员，到后来也被肃掉了不少。一个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的捕杀链就这样在苏区疯狂展开，把所有的人都卷进革命与反革命的绞肉机刀锋。详述肃反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已出版了很多，我没必要在此转述其中 的详情，也不可能准确地罗列出被屠杀的人数。我要做的只是抹上几笔晕染，勾画出那一场自相残杀的总体氛围，顺便联系到本章的议题，来探讨军党中苏的纠结在 苏区如何激化了残酷的权斗，如何血洗出革命者的物化。
自古以来的大屠杀多了，或官军杀盗贼，或异族杀汉人，杀得再多，屠刀都是砍向敌对 的一方。像苏区肃反这样大规模的内部残杀，即使太平天国的内讧，也远未杀到红军所杀的程度。要探讨这种红色恐怖的发生及走势，需要再次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和本质说起。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它从建立到壮大都由苏俄一手扶植，从跨党与国民党合作到不久又分裂出去，直到武装暴动建立军事割据，其 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受莫斯科牵引的轨迹。中共中央打击富农和肃反的指令同样也发自苏俄，甚至连中共最高领导层换来换去，包括其人员的生死存亡，在一 定的程度上都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团伙一念之间的定夺。据最新披露的绝密档案显示，斯大林曾计划大举捕杀共产国际的一批负责人，所列的名单中竟有周恩来、刘少 奇、陈云、康生、李立三等。若不是该计划后来撤销，名单中的那几位中国同志早已是刀下鬼了。19 由此可见，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中共成员的命运常随着联共集团的起伏变化而吉凶莫测。1929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实行清洗，大量捕杀联共成 员，苏方的肃反运动以及打击富农的暴行明显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决策，进而引起中共中央的积极响应。先是中央把打AB团和肃“社民党”，以及打击地主富农的恐 怖指令下达到各苏区，各苏区党组织受此指令之催促和启发，迅即捕杀起各自本来就想捕杀或突然发现非捕杀不可的革命同志。呜呼，苏共不仁，以中共为刍狗；革 命不仁，以革命者为刍狗。基本情况，如此而已。
探讨苏区的肃反问题，应回到当时那特殊的时代背景去考虑问题，绝不要让官方党史那些“伟光 正”书写模糊了我们的视线。那时候有不少热血青年都是乡下的富家出身，大革命浪潮高涨期间，他们去大城市读书，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还进过黄埔军 校，曾加入北伐军的队伍。转眼间蒋介石血腥清党分共，城市里一片白色恐怖，不少脱险者逃回乡下，与家乡的同学亲友组建起地方武装，甚至自家出资购置武器， 在本土打出了他们的天下。再后来，红军大队人马打到他们的地盘上，很快即把他们的小股武装整编进去；或者是中央派出像张国焘那类党的高级干部，突然空降到 他们的地盘上来做领导。不幸的是，他们在整编后发觉自己不受信任或受到排挤，要不就是空降下来的党委书记独裁专制，听不进去下级逆耳的意见。事情发展到这 一地步，自然就出现了党权与军权的冲突，以及军权与军权之间，党权与党权之间的权争。而更不幸的是，肃反与打击富农的指令这时候正好传达下来，那些大权在 握者就抓住这整人的借口，着手打击起他们所谓的AB团成员或富农路线执行者等等。
东固根据地的领袖人物李文林即属于上述案例。与毛泽东年 轻时的情况相近，李文林也曾痴迷于读书看报，焕发过书本所启蒙的革命理想和救亡热情，闪现过爱国情怀的某种清纯。但等到他与毛在赣西南特委的会议上发生争 论，相持不下的年代，双方均已磨砺成党派斗士，革命履历中曾一度稚嫩的花季早就萎落，谁都不再是善类。他与毛的分歧计有三点：毛要按人口分配土地，李坚持 按劳力分配，因此被上纲为富农路线。毛要保存红军实力，坚持他诱敌深入的战术；李刚从上海开会返回，要执行进攻南昌和长沙的“立三路线”。中央的肃反指示 下达后，李文林及其赣西南特委及时反应，宁左勿右，做了打AB团的急先锋，甚至指责抢占了他们领导权的刘士奇、曾山肃反不力，以此抗衡毛泽东对他们本地派 的压制。偏不巧红军攻打吉安，缴获了一份国民党的文件，发现其中有李父的签名（后查明乃另一同姓名的地主签名，实非李父），李文林一下给人抓住了AB团嫌 疑的罪证。
毛泽东于是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致信中央，控告赣西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说他们“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 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因此他紧急呼吁，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 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20 “AB团”这一定性完全成了毛顺手抓到的预制帽子，现在可由他给任何对手往头上乱扣。对照此信件中的诬陷口气，我们不难看出，此后在延安整风等多次整人运 动中，毛泽东发表的那些批斗言论可谓其来有自，一脉相承，足见他血口喷人的思维模式早在苏区已初步形成。
毛泽东此信写于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不久即成立肃反委员会，任命何笃才所贬斥的那个李韶九为该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当时正忙着追随朱德指挥反围剿战争，关于肃 反事务，他仅有精力在背后指点，于是便放纵李韶九全权去干那些脏手的差事。李此后即在毛的默许下大张罗网，狂捕滥杀，制造了丧心病狂的恐怖。李文林以及江 西省行委很多负责人都被陆续逮捕，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二十军更成为打AB团的重点对象。肃反率先从红一方面军开始，李韶九的黄陂肃反在军内捕杀四千 多AB团分子，其中新并入的第三军团官兵占了绝大多数。随后李韶九又带兵到吉安剑指红二十军，他抓人审问，动用肉刑，逼供后便就地处决，其凶残野蛮的手段 令人发指，最终激起了富田事变。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几经反复，刘敌与红二十军官兵的自卫行动最终还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被成百成千地集体枪 杀。其中有些残杀与毛泽东的指使或默许有关，另有些残杀则与后来中央代表团的决定有关。特别是在对红二十军几乎全体消灭的处置过程中，似乎只要某人或某事 被发现有反毛的迹象，就被认定是反革命的罪证。总的来说，其间发生的所有残杀，现在看起来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理喻，更想不通共产党人对自己党内军内 的同志为什么会残杀得那么凶狠。
从赣西南和闽西苏区直到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在整个苏区范围内，死于肃反的红军及相关人员不知有几千几 万。直到今日，中共官方都未正式公布被杀者的确切数字。主流的说法只把那一切归罪极左路线，却不敢明确指出具体的真恶元凶。至于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谁活该 谁无辜，谁是冤魂，谁是英灵，时过境迁，逝者已矣，全都说不清了。毛泽东肃反中曾放纵去乱捕滥杀的李韶九和刘士奇后来都得了报应。李一度要把陈毅也打成 AB团分子，吓得陈毅妻子跳井自杀。红军突围后，李韶九落在留守苏区的陈毅手中，很快就让陈毅借故杀掉。刘士奇后来在鄂豫皖苏区当了军长，按徐海东的记 叙，该人质量恶劣，抛弃伤员，自己逃跑，也在那里肃反的杀人狂潮中被枪毙掉了。李和刘应该是死而无怨的，他们既然从事的是杀人的革命，则杀了别人和自己被 杀，都算是献身革命事业，为阶级斗争付出了惨烈的血祭。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访谈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富田事变，他说：“幸而这次叛乱很 快就被镇压下去，……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路线’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2 那时毛泽东尚坚持肃反完全正确，宣称他主持的镇压行动收效良好，而且把打AB团与已经被否定的立三路线混为一谈，藉以逃脱罪责。直到1945年5月七大会 议上谈起了苏区的肃反问题，毛泽东才淡淡地承认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23 他这几句话含糊其辞，半吐半吞，用“党未成熟”的说辞打马虎眼，并未明确承认自己应负的责任。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了毛泽东评 论苏区肃反的另一句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24 为了给自己某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作狡辩，毛一贯擅长喷吐此类遁词，由此可见他的脸厚和嘴硬，以及死不认错的沉稳。
这是因为他向无负罪感，对 自己做过的错事或坏事，因无愧疚，也就不可能公开忏悔。早在长沙读师范时，他已坚信“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后来又接受蔡和森更大胆的号召，决意“加入恶 界，时时以恶为缘”；而且要“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对毛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搞革命就是“以恶为缘”的事情，只要将来革命能成功，现在干不论多么罪 恶的事情，都无需胆颤心惊。只要达到了有益于革命的目的，任何伤天害理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同理，因为肃反运动最终保存了四万红军，那四千五百人即使杀错 了，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毛常称此类代价为“交一笔学费”。毛泽东这种无视生命价值的态度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他认定他们共产党人所干 的是革命的“目的理性行动”，为革命而杀人，哪怕是杀自己人，甚至杀错了人，都是有理可讲的。革命这个为夺权而喊出的口号已让革命者喊得压倒了一切，被赋 予了可以破坏任何现有存在的威力，以致连革命者自己都得无条件地为它殉身。革命者于是被从人珍惜自身生命和怜爱他人生命的本性中分离出去，成为非人格化的 存在，最终成了掌握党权军权者任意使用和消耗的工具。
戴东原曾对“以理杀人”而无人怜惜的现象发出悲叹，革命就是共产党的“理”，红色恐 怖即以革命这个大“理”去杀土豪，杀平民，更杀起革命队伍内部的成员。肃反中的杀人者始终理直气壮，有些被杀者都到了引颈就戮的现场，还高呼出忠于革命和 党的口号。这简直是一种梦魇直接闯入现实的恐怖，仿佛已不是革命者在进行革命，而是革命现形为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起革命者了。此荒谬的一幕让我联想到 马克思提到过，卢卡奇后来予以详析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物化是一种将抽象观念具体化、现实化的表述，一种意识扭曲，主客体倒置的现 象，一种人被从其固有的社会伦理脉络中分离出去，被当作物对待的境况。毛泽东虽然不懂，也没兴趣思考此类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但在实践中，他一直都 在进行此日用而不知的物化操作。他把“党”这一抽象的政治图腾具现在他自己身上，动辄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但对于革命同志，却不许他们按照各人本有的思 考方式想问题和提意见，要求他们一律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行动和生活。革命者于是被剥夺主动的行动权，落入受党控制的状况。一个人一旦加入革命行列，连他的人 性也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样一来，党要叫革命者死，革命者就不得不死了。此之谓革命者的物化。
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最终都难免自我毁灭的结 局。太平天国最终灭亡于天朝的内讧，法国大革命杀到最后，连罗伯斯比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令人惊异的是，红军内部当时都残杀成那个样子，却还能打退国 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呈现出越杀越顽强的势头。为什么？让我们再细读毛泽东那句冷话，看它透露了什么个中实情。不是只杀了四千五百人，还有四万红军在吗？ 原来情况如此，肃反中虽杀了红三军团、红七军、红二十军那么多官兵，红四军的中坚力量却未受太大的损伤，从中共中央领导到总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也都完好无损。显 而易见，红军队伍中割舍掉的多是处于边缘的党政军人员，特别是地方党派系，剔除那些旁系，并未过于伤及党和红军的主体。这就像修剪树木，删除旁出的枝叶， 砍掉歪斜的树股，会更有益于主干的茁壮成长。共产党一贯重视他们的干部，须知，“干部”者，主干的那部分之谓也。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主干以外的追随者随 时随地都会被派去铺路开道，担负前仆后继的任务，让队伍的主体踏过尸体铺垫的坦途继续前进。
此外，这一血腥的内部残杀也有几分蛊瓮残杀 ——巫师养上百种毒虫放于瓮中，令其相吞噬，最后剩下最毒最强者放出来吃人——的效果。革命队伍每经一次物化的清洗，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就磨砺得更其物化， 更强化了幸存的能力，因而也更有益于革命事业的成功。那正是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刻，经过肃反的红军官兵有幸活了下来，他们擦干手上所沾的同志鲜血，更加精神 抖擞地冲锋陷阵，杀向了敌军。不管伤了多少红军官兵，可征召的农民军总会源源不断。有了苏区可尽量榨取的人力资源，报废他成千上万的党政军人员，实在算不 了什么，只要能保住主干的完好，坚持了革命的正确路线，从而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
五
1930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信中强调指出，“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 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25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管怎样争前委书记这个党指挥枪的职位，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具体指挥的军头仍然是朱德。所谓“朱毛”，没有朱，哪有毛？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毛只有紧跟着朱带领的部队，才有机会参与战略战术的指挥。即使他有时插手干了些包办代替的事情，也都是爬上朱德的肩膀摇他那谋士的羽毛扇子。龚楚初见 朱德，看上去觉得朱像个伙夫，等后来上了战场，阵地上亲眼见朱德身先士卒，才活生生看出了一个实战将领指挥若定的形象。在永新阻击李文彬的激战中，朱德亲 自端着机关枪作战，帽子被打了两个窟窿，他妻子伍若兰跟着他双手使枪，带队伍向敌方冲锋。至于毛泽东，偶尔也有到前沿指挥作战的行动，但出现的次数毕竟有 限，并未留下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实况记录。
从顾则徐《朱德别传》中有关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况的详细描述可看出，被官方党史过分夸 耀的毛泽东战略战术成就，实际上多为朱德努力所致。朱德特别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正是硬性地执行了这一尖端的目标，红军才以其弱势而幸 免于败绩，甚至打了不少胜仗。这当然也与开战之初，中央赋予朱德“总指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的大权有关，他得以放手指挥作战，乃是制胜的关键。再加上那 时候朱毛合作已三年之久，毛对朱的战略战术逐渐有所信服和接受，跟上朱也学了不少，因而作战中减少了成事不足的干扰。应该说，毛没有多添乱，那就是他值得 肯定的乖表现了。
第一次反围剿，朱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把张辉瓒的军队引到设定的伏击战场龙岗，一举全歼了张的部队，并活捉了张本人。 按照顾则徐的描述，这是红军首次发挥了以运动为主的游击战术，可以说是朱德一手指挥，同时示范给毛及其他将领的。在如何处理张辉瓒的问题上，朱与周恩来不 同，周想拿张的人头从鲁涤平手中榨取一笔巨款，朱则想保张一条活命，让他到红军军校任教官，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顺便指出，在与国军交战过程中，朱德一直 都注意从敌方手中吸收军事知识，任用投降的国军军官来提高红军的军事水平。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那时候恐怕尚无心注意，也无暇处理。他在戎马倥偬中仍饶诗人 豪情，那一边正在炮火连天，他这边却不忘诌起“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之类的打油诗词。朱领导红军不只力求部队的幸存和扩大，作为职业军人，他 具有建设性和正规化的意识。毛则致力于党军的建立，总是大讲政治，图谋彻底改造官兵的思想，闹到后来，就促成林彪在军内大搞学习毛选，政治挂帅的运动。
第 二次反围剿仍然靠朱毛诱敌深入和突然出击的战术取得胜利。必须指出，国军的失败并不完全证明红军的反围剿打得很成功，获得了全胜。国军的溃散和匆忙撤出， 也与当时两广人士反蒋，国民党内部一时出现分歧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红军的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国军虎头蛇尾的收场赢得的。
1931年 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亲自督战第三次围剿，兵来将挡，朱德也亲临战场，火线指挥。红军先是全歼上官云相的先头旅，继而击败第七十四师，随后在黄陂击 败毛炳文部。但在与第十九路军作战过程中，红军付出的代价也颇为惨重，据他们自报的统计，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二千人之多。陈铭枢不无夸张地报告蒋介石说： “匪经此大创，当不能复振矣。”与前两次相比，国军基本上控制着战局，红军则在国军“围追堵截”下极其被动，接连受挫。只是因当时宁粤闹分裂，国民党内部 忽起冲突，又爆发了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迫于此突发的内外危机，蒋介石只得匆忙收兵回营。这次围剿于是以无疾而终收局。与其说红军这一次打了胜 仗，不说双方打了个平手。25
经受了接连三次的大举围剿，红军之所以尚能立于不败之地，且呈越打越硬之势，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朱德卓越 的指挥。朱是个真正的军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多待在指挥部里出主意拟电报，抽空填几首“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捷报诗词。朱德常亲临战场，甚至自己带上警卫排跑 在红军大队前面去追击敌人。在黄陂的突围中，正是朱德手拿指南针走在最前面，带领着三万大军从二十里宽的空隙中溜出国军的重围。朱毛固然并称，长期搭档， 但去了毛，朱照样能打胜仗，而若缺了朱，要让毛去独自支撑战局，做指挥若定的布置，恐怕就勉为其难了。顾则徐在详叙上述的战况之后总结说，这三次“反围剿 基本上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泽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则处于绝对次要的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 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泽东则是偶然有过。” 26
通观红军反围剿战斗的全局，我要在此指出几点一般论者多忽视的问题。过分强调主帅指挥的作用，把红军的幸存及其制胜全归功于战略决策，恐难免以偏概全，过分简单化了现代战争的运作过程。龚楚在调任红七军军长时曾强调指出：“现代战争不是指挥战斗的时代，而是组织战斗的时代。” 组织战斗涉及到一系列建制，属于系统工程，需要领导并安排各司其职的专门人员做密切的配合工作，其统筹兼顾之繁多程序绝不是凭口诀或谋略就可一挥而就的事 情。龚楚在书中详叙了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组织建制，特别讲到参谋长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参谋长应具备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等诸多问题，更对负责军需的“经理制 度”必须独立运行的原则作了详细的讨论。27 所有这些实际操作的情况，自然都不是仅抓住前委书记职权的毛泽东所熟悉和做得了的事情。可以说，中共集团自打从建立中央苏区起，就有一大批埋头实干的专职 工作者在从事组织战斗的工作，他们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毛泽东那种非建制工作方式不足的一面。
红 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靠“打仗消灭敌人”所缴获的武器补给他们的枪支弹药，靠“打土豪筹款子”来维持军费开支。最常令人生出疑问的是，到了五次反围剿时 期，中央苏区政府已建立起来，行政和军事上消费剧增，缴获与抢劫的方式还能继续满足红军的财政需求和武器补给吗？除了苏区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可及时修理打坏 了的枪炮，土法造一些子弹、炸弹和地雷，红军通过地下渠道从境外输送军火和医药等军需品，应为一重要的补给来源。这一方面史料的发掘一直很少，的确有待深 入研讨。
我前面已提到，毛泽民在韶山老家随父农作时，曾有过不少远比毛泽东能干的表现。后来他参与苏维埃政府部门的工作，更做了不少他那 个前委书记的兄长做不了的工作，为红军的幸存和制胜做出了值得一提的贡献。这位毛家老二依旧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他理财的专长，他先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 行行长，发行苏区钞票，竟能做出挺不错的防伪标记。后来他发现红军的地盘内盛产钨砂，便一手筹办中华钨矿公司，创立白鹅洗砂厂，统筹兼顾苏区钨矿的开采、 收购、加工和销售。毛泽民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的秘密协议。通过广东，苏区的矿产 源源不断输出，换回来宝贵的资金。苏区政府不但有钱可用，而且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军火和医药，从香港运入苏区。此外，另有一名叫理查德德‧左尔格 （Richard Sorge）的苏联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曾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大批德国军火，秘密运至中央苏区。28
我 顺便在此撮述这些有关军需品供应的史实，仍是旨在纠正官方党史的偏颇。统帅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固然很关键，战士的战斗精神更重要，但仗毕竟要靠人拿上武 器去打，更要大量花钱充实军需，单凭统帅有谋略和士兵有勇气，无论如何也打不了胜仗。不管怎么说，只靠毛泽东那个“打土豪筹款子”的二号任务，绝对不够反 围剿的花销。这样看来，你不能不承认他兄弟在筹款事务上比他更有能耐，甚至贡献更多。红军的武器无疑比国军的简陋，但红军能从境外偷运回一批批武器，其中 肯定也会有精良的枪支弹药。这些救命的补给对红军的幸存曾起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作用，因此应在此作一补充说明。只可惜好景不长，广东的军阀后来迫于南京 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中止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苏区钨砂开始滞销，价格暴跌，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随之破产倒闭。中央苏区的财政收支失衡，经济形势迅速 恶化，这情况自然影响到红军反围剿的战局。就这些非军事的因素来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不只是军事决策失误那么单纯的问题了，更不能完全归罪“三人 团”，苏区的经济崩溃才是更致命的内在因素。
补缀这一点零星的背景资料，目的在于重构当时的总体情境，让曾经参与那一场革命的成员都尽可 能多地活过来，再现出他们种种微末的贡献。随着他们的角色和作用经挖掘而出台亮相，自然会比照得毛泽东这个借光太多的人物显出原形，与此同时，官方党史中 那个聚天下之功以为他有的伟大领袖形象也就黯然失色，捉襟见肘了。
六
1931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三中全 会后发布通告，宣布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应该明确地看到，这时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刚结束，随着领 导机构的调整和项英的到任，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已由党指挥枪的头号人物排到项英之后。在此后参与军事决策的问题上，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我们就可想而知 了。再往后，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来，又凌驾于项英之上，在11月下旬，大张旗鼓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此旗号下设立了很多机构，颁布大量 的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则改任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被推举到这两个行政部门的高位之同时，也被请出了军事决策中心。29
官 方党史，特别是毛左毛粉们，往往把这些变动斥责为错误路线对毛泽东同志的排挤和打击，其实当初的情况并非我们今日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按照中共党领导一切的 原则，朱毛开拓苏区的战功不管有多大，都是在国际掌控的中共中央领导之下，他们的职责就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发动群众。此前，中央诸领导群聚在 上海发指令，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独当一面，代中央规训军队，他自然身处红军队列的首脑。后来项英代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便名正言顺地插队到毛泽东前 面；接着中央代表团来苏区检查项英的问题，又插队到项英之前；12月周恩来到任，立即插队为整个苏区的首脑；最后是1933年1月，博古一行人带领中共临 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从此由中共临时中央领导苏区工作，博古和张闻天又插队到最前列。
中央诸领导就这样 一个个空降下来插队，毛泽东被他们一步步插得瞠乎其后，他原先独掌的军权自然随之流失不少。他的“落伍”乃是党指挥枪原则造成的错位现象，要怪也只能怪他 一直身处党的核心领导圈外。论资排辈的现实就是如此刻板，根本谈不上谁有意排挤了他。能把他推举到两个政府机构的主席高位，说明临时中央负责人不只看重他 领军建立苏区的功劳，更尊重他在地方上已有的威信，无形中也让他操作文牍的特长有了发挥的余地。他是个玩笔杆子的人，如今归档到玩笔杆子的职位上，这又有 什么不好？治党史者不妨查一下毛泽东文集，那时候苏维埃政府的很多法令和通告，均因毛泽东参与过起草工作，后来都作为毛着收入其中。毛泽东当时若安心做他 擅长的文牍工作，何至于愤愤不平地跟“洋房子先生”们淘气和生气，把自己弄得一肚子怨妇般的心思？
中央代表团既然是来苏区检查问题的，自 然会针对某些工作的不足之处予以追究。比如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他们对古田会议的决议就作出了纠偏的修正。他们反对“党包办一切”，认为其结 果会导致“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把它们“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同时严肃指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 立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还批评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等。30 由此也可看出，在如何处理党指挥枪的问题上，中央领导中与毛持不同看法者还是大有人在的！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毛泽东 “党包办一切”的领导方式能作出及时的批评和修正，多少总算遏制了他在军中指手画脚的作为。
后来中央局开会讨论进攻赣州的决策，毛泽东又 与多数成员发生意见分歧。1932年1月，在瑞金叶坪会议后，他一气之下便请假病休，随后住到东华山古庙里，又搞起了他那由退隐到复出的修炼。这一次他退 隐的时间很短，不久即被项英召回。然而毛泽东一回到岗位上就在军事决策会议上与多数与会者意见相左。他一贯坚持的策略是带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 弱、党和群众基础好、地势有利”的地方发展，而对离开根据地去积极防御的外线作战，却经常持回避和质疑的态度。毛泽东这种只顾保存部队实力，企图通过“发 动群众”来掩护红军的打圈圈作战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用平民居住区受敌方骚扰的代价来“诱敌深入”的，试想，这种把老百姓生命财产拖入战火的做法与塔利 班恐怖分子混入阿富汗部落内藏身又有多大的区别？
回过头再看当时的苏区形势。蒋介石在五月已结集五十万大军，即将开始第四次围剿。他准备 先剿灭湘鄂西贺龙部和鄂豫皖张国焘部，待剪除两翼后再杀向中央苏区。因此当时的战事是西线吃紧，中央苏区红军最紧迫的任务应为挥军西向，去策应先遭受围剿 的红二方面军。毛泽东的偏好常是你走西他偏要走东，为了实现他攻打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主张，他在四月间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指令林彪带 东路军长驱东进，去奇袭驻扎在闽南的张贞部。这一次他出师成功，速战速决，先攻下龙岩，后占领漳州。漳州是闽南重镇，“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 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红军一时军威大震，毛泽东也大出了他复出后的风头。毛在此危急时刻另插上他这一手，显然是旨在讨回军权，但博古及其临时 中央并没理会他那一套。六月中旬，中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 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是考虑到毛泽东一直要介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勉强安排他随军而行的，但并没有授予他军事指挥权。 因为毛伙同林彪奇袭漳州的那一战被认为纯属节外生枝，已扰乱了中央的布局。现在他又插进来随军行动，项英和周恩来都很不放心。因此，苏区中央局特决定，由 周恩来任中央局代表，专程从后方赶到军中督察工作，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的热情是锲而不舍的，他反复周旋在朱、周、王三人之 间，结果迫使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但中央局不同意毛担任此职，坚持仍由周兼任。周出于他微妙的用意，进而单独致信中央，作进一步陈说，建议毛泽东入围军事指挥，说是为避免“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 最好能让毛发挥他的“经验与长处”，从而“督促他改正错误”。
周 这样推举毛，很难说是真诚的让贤，而是为更方便他自己行使党指挥枪的最高职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他信中还强调说，毛的总政委职权只限于指挥作战和战术 方面，一旦遇到重大问题或议而难决的事情，他向中央局保证说，“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 周恩来到苏区之前从无临阵指挥的经验，他推举毛在总政委任上处理具体的战事，明显是打算一方面借重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一方面掌握最高决策权，以便随 时纠正毛可能闹出的差错。但毛泽东现在是以政府主席的身份待在军中，这本身就给他兼任总政委造成妨碍，所以他在信中挑明说，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 方，实在不便之至。” 周恩来信中这些话充分说明，他极力要履行党指挥枪的职权，趁机一显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这方面缺乏自信，便装个好人，拉入毛泽东来做帮手，好在危急时给他 撑腰。经周恩来这么一说，八月中旬，中革军委最终决定，“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领袖欲强的根性时刻都在 准备着伸手抓权，他一旦上任总政委之职，就要尽量按他自以为是的方针发令行事。从《毛泽东年谱》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来看，毛代表周、朱、王三人频频发电文或 出训令，多次与苏区中央局以及上海临时中央的指令相左。因此，他们四人虽带领红军在宜黄一带打了胜仗，结果仍惹得项英和任弼时对毛十分气恼。周恩来这时也 骑虎难下，深感毛泽东不易驾驭。在另一封写给中央局的信件中，他抱怨：“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 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31周信中虽未指 名道姓，但项英和任弼时一阅，便知说的是毛泽东了。因此，中央局之终于决定把毛泽东从军队中清除出去，多少也与周写信诉苦他管不住毛有一定的关系。
十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按照当时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苏区的红军应主动出击，进攻大城市，迫使蒋介 石抽兵回援，以减轻鄂豫皖红军的压力。但毛泽东出于保存红一方面军实力想法，拒绝冒险出击，漠视此“围魏救赵”之计，反而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 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他的意见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批判，被定性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尽管周恩来表面上还在装好人，强调“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似 乎仍要把毛挽留在他身边，继续“督促他改正错误”。但与会者多数还是嫌毛不承认错误，认为让他这样的人继续“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博 古更从上海发来电文，指出“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批评周恩来“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张闻天明确表示：“泽东可调回后 方苏维埃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看出周恩来留他的真实用心，依他那好强的心性，岂可继续在周的屋檐下低头做人的帮手。面对两重上级党组织的指责，毛只好放手 他复得的军权，卸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前往长汀养病。 32正是：欲握党权控军权，更有党权压上头。
因此正如顾则徐所说，1933年初开始 的第四次反围剿以及所取得的胜利，均与毛泽东无关。周恩来接任了毛的总政治委员之职，从此开始了朱、周连手的反围剿军事指挥。周与毛不同，他对具体的军事 决策和军事指挥并不横加干涉，而是持与朱德合作商量的态度，所以彼此合作较好，甚得朱心。毛这段时期处于他上井冈山以来最不顺心的境地，而周此时则处于他 在党内的权力顶峰，李德的到来，更助长了他的权势。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遣，于1933年9月 底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的军事顾问。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到与周恩来相处的情况时，李德说周“把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归于自己，巩固了他的威望。 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后，军事领导权全部集中到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了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 33
周恩来这 样向李德居功夸口，难免让人觉得他缺乏自知之明。他确实在军队中很有人缘，但他所干的向来都是部队的政工工作，严格地说，他根本算不上军人，没有哪个军头 会把他当司令看待。但为什么李德会如此概括周在当时的权力？这是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李德来到苏区做了最高的军事顾问，正如龚楚所目睹的情况，周恩来 此人一向善于跟风，他知道李德代表了莫斯科，现在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之一，自然也就要尽量按李德的旨意行事。与其听信李德所说的周 “指挥了全部武装力量”，还不如听信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所说：“李德提出意见，博古支持，周恩来是执行的。” 周恩来使李德的权力成为现实，他只不过凭借着莫斯科派出的顾问掌控了指挥权而已。这时候他就把曾与他合作的朱德撇到了一边，只把那个红军总司令视为发布命 令的工具。
然而可悲的是，也许正是周在“三人团”中那一段时间内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再加上突围后一路上失利，等到遵 义会议上军头们都向李德发难，周恩来也就受牵连而首当其冲。那时候他若不倒向毛泽东，不通过把毛拉进来以缓解他所受的冲击，很可能就被彻底从领导圈内清除 出去。事情有时就是这样蹊跷，毛的一度遭贬斥以及他与李德相忤，此后反而成了毛再次复出，更上一层楼的跳板。好多次，毛那种一团茅草般无根的处境竟然因祸 得福，在一阵阵逆风、邪风、旋风突起的情况下被送上了更高的天空！而从此以后，周便从最高领导层逐渐下滑，再也没爬上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高位。当初，如果 周不是那么顺着李德溜，而是多听取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们恐怕也不会把他与李德和博古视为一伙，而没有空子可钻的毛泽 东很可能就会失去他再次复出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周恩来随风倒，偏斜弄权，结果把朱德及其他军头推到了毛泽东一边。34
注：
19参看Mao: the Real Story, p. 7.
20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19。
21斯诺《西行散记》，页169。
22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49。
23《党史数据通讯》（1981年合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页144。
24 同注20，页305。
25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页284-287。
26同注7，页420。
27同注8，页395-406。
28苏智良《谍战精英左尔格的上海潜伏》，《东方早报》，2013年9月5日。
29详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32、359-360。
30同注3，页270-271。
31周恩来1932年9月24日致中央局信。《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32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6-377、380、389-390；《毛泽东传》（1893-1949），页296-298。
33李德《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如良编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页81。
34参看，《朱德别传》，页459-470。
1930年，朱毛红军已冲出罗霄山脉中段地区，在赣南闽西一带攻城略地，扩大着苏区的地盘，并陆续与其他地方 武装合并，声势更加壮大。随着红四军编制的扩大，毛泽东所任前委书记的权限也呈一路上升之势。先是在陂头的“二七”会议上，红四军前委被扩大成领导红五 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以及粤北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的五个常委中除了朱德，其他三人——曾山、刘士奇和潘心源——都是毛的 亲信。之所以在前敌委员会前加了个“共同”，表明毛泽东那个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是以联席的方式把彭德怀、黄公略部拉进来的，该职位并非中央正式任命。至于新 成立的赣西南特委，则是由原先的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而成，毛泽东特意安排他的连襟刘士奇（刘妻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出任书记。
会议上 批判了赣西南地区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富农路线，强力推行毛泽东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偏左政策。毛指斥地方党组织为地富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所控制，在他的主持 下，开除了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处决了反对毛“平均主义”政策的四个地方党负责人。几天之后，毛在兴国主持召开赣西南工作会议，在会上批评赣南土地 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的右倾错误，又做出开除六位党组织负责人，处决十余人的决定。毛这种把地方党组织反对他的负责人以“地富分子”罪名枪杀的做法来势凶猛， 可谓开了苏区肃反乱捕滥杀的先河。毛的平均主义政策不久又推行到闽西，在6月召开的汀州会议上更在“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外增添“抽肥补瘦”的做法，即把 富农占有的肥田分给只有薄田的贫农去种，所谓“富农种坏田”是也。
此外，根据中央指示，再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 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红一军团前委，由毛出任书记。8月，红一军团在平江与红三军团会师，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官兵增至三万多人，朱德任总司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仍由毛任书记。不久之后，中央指示成立苏区中央局，在书记项英未到任苏区之前，由毛泽东代理苏区 中央局书记。数级连跳后，毛在苏区的党权和军权一时升至顶峰。朱毛红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军威大扬，以致共产国际把当时的根据地称为“朱毛的中央苏区”。 就在毛泽东党权军权一路扩张期间，他膨胀的权力不只与地方党委发生激烈的冲突，更在各路红军整编后引发惨烈的火并。中共中央发出的肃反指令在各苏区被恶性 扩大，搞出了一系列土匪内讧式的自相残杀。其中最血腥，在后来常为论者提及的惨案要数打AB团事件。
据传，AB团是蒋介石清党时成立的反 共组织，曾一度屠杀过共产党人。又传，该团体很快即为朱德率部击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不管怎么说，仅就AB团这个来源于俄语“反布尔什维克”—— Anti-Bolshevik ——的用语来说，就让人感到，其中含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内部恐慌，夸大敌情的成分，他们在自己吓唬自己，害了杯弓蛇影的革命疑心病。对于面临围剿的苏区 红军及其政权来说，AB团这个曾经恐怖的组织犹如恶鬼幽灵，仍残留下不可捉摸的威胁。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苏区，打所谓的AB团，实属捕风捉影之举，那影 子多是白色恐怖投下的阴影，是苏区处于大军围剿下的群体恐慌，是中共内部的互相倾轧和敌情偏执狂搅扰起来的精神错乱，是过分自卫的冲动所导致的自残暴行。 肃反人员按照上面下达的捕杀令乱捕滥杀，一时间造成了不是我捕杀你，就是你捕杀我的紧张空气，连执行捕杀的肃反人员，到后来也被肃掉了不少。一个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的捕杀链就这样在苏区疯狂展开，把所有的人都卷进革命与反革命的绞肉机刀锋。详述肃反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已出版了很多，我没必要在此转述其中 的详情，也不可能准确地罗列出被屠杀的人数。我要做的只是抹上几笔晕染，勾画出那一场自相残杀的总体氛围，顺便联系到本章的议题，来探讨军党中苏的纠结在 苏区如何激化了残酷的权斗，如何血洗出革命者的物化。
自古以来的大屠杀多了，或官军杀盗贼，或异族杀汉人，杀得再多，屠刀都是砍向敌对 的一方。像苏区肃反这样大规模的内部残杀，即使太平天国的内讧，也远未杀到红军所杀的程度。要探讨这种红色恐怖的发生及走势，需要再次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和本质说起。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它从建立到壮大都由苏俄一手扶植，从跨党与国民党合作到不久又分裂出去，直到武装暴动建立军事割据，其 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受莫斯科牵引的轨迹。中共中央打击富农和肃反的指令同样也发自苏俄，甚至连中共最高领导层换来换去，包括其人员的生死存亡，在一 定的程度上都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团伙一念之间的定夺。据最新披露的绝密档案显示，斯大林曾计划大举捕杀共产国际的一批负责人，所列的名单中竟有周恩来、刘少 奇、陈云、康生、李立三等。若不是该计划后来撤销，名单中的那几位中国同志早已是刀下鬼了。19 由此可见，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中共成员的命运常随着联共集团的起伏变化而吉凶莫测。1929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实行清洗，大量捕杀联共成 员，苏方的肃反运动以及打击富农的暴行明显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决策，进而引起中共中央的积极响应。先是中央把打AB团和肃“社民党”，以及打击地主富农的恐 怖指令下达到各苏区，各苏区党组织受此指令之催促和启发，迅即捕杀起各自本来就想捕杀或突然发现非捕杀不可的革命同志。呜呼，苏共不仁，以中共为刍狗；革 命不仁，以革命者为刍狗。基本情况，如此而已。
探讨苏区的肃反问题，应回到当时那特殊的时代背景去考虑问题，绝不要让官方党史那些“伟光 正”书写模糊了我们的视线。那时候有不少热血青年都是乡下的富家出身，大革命浪潮高涨期间，他们去大城市读书，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还进过黄埔军 校，曾加入北伐军的队伍。转眼间蒋介石血腥清党分共，城市里一片白色恐怖，不少脱险者逃回乡下，与家乡的同学亲友组建起地方武装，甚至自家出资购置武器， 在本土打出了他们的天下。再后来，红军大队人马打到他们的地盘上，很快即把他们的小股武装整编进去；或者是中央派出像张国焘那类党的高级干部，突然空降到 他们的地盘上来做领导。不幸的是，他们在整编后发觉自己不受信任或受到排挤，要不就是空降下来的党委书记独裁专制，听不进去下级逆耳的意见。事情发展到这 一地步，自然就出现了党权与军权的冲突，以及军权与军权之间，党权与党权之间的权争。而更不幸的是，肃反与打击富农的指令这时候正好传达下来，那些大权在 握者就抓住这整人的借口，着手打击起他们所谓的AB团成员或富农路线执行者等等。
东固根据地的领袖人物李文林即属于上述案例。与毛泽东年 轻时的情况相近，李文林也曾痴迷于读书看报，焕发过书本所启蒙的革命理想和救亡热情，闪现过爱国情怀的某种清纯。但等到他与毛在赣西南特委的会议上发生争 论，相持不下的年代，双方均已磨砺成党派斗士，革命履历中曾一度稚嫩的花季早就萎落，谁都不再是善类。他与毛的分歧计有三点：毛要按人口分配土地，李坚持 按劳力分配，因此被上纲为富农路线。毛要保存红军实力，坚持他诱敌深入的战术；李刚从上海开会返回，要执行进攻南昌和长沙的“立三路线”。中央的肃反指示 下达后，李文林及其赣西南特委及时反应，宁左勿右，做了打AB团的急先锋，甚至指责抢占了他们领导权的刘士奇、曾山肃反不力，以此抗衡毛泽东对他们本地派 的压制。偏不巧红军攻打吉安，缴获了一份国民党的文件，发现其中有李父的签名（后查明乃另一同姓名的地主签名，实非李父），李文林一下给人抓住了AB团嫌 疑的罪证。
毛泽东于是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致信中央，控告赣西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说他们“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 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因此他紧急呼吁，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 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20 “AB团”这一定性完全成了毛顺手抓到的预制帽子，现在可由他给任何对手往头上乱扣。对照此信件中的诬陷口气，我们不难看出，此后在延安整风等多次整人运 动中，毛泽东发表的那些批斗言论可谓其来有自，一脉相承，足见他血口喷人的思维模式早在苏区已初步形成。
毛泽东此信写于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不久即成立肃反委员会，任命何笃才所贬斥的那个李韶九为该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当时正忙着追随朱德指挥反围剿战争，关于肃 反事务，他仅有精力在背后指点，于是便放纵李韶九全权去干那些脏手的差事。李此后即在毛的默许下大张罗网，狂捕滥杀，制造了丧心病狂的恐怖。李文林以及江 西省行委很多负责人都被陆续逮捕，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二十军更成为打AB团的重点对象。肃反率先从红一方面军开始，李韶九的黄陂肃反在军内捕杀四千 多AB团分子，其中新并入的第三军团官兵占了绝大多数。随后李韶九又带兵到吉安剑指红二十军，他抓人审问，动用肉刑，逼供后便就地处决，其凶残野蛮的手段 令人发指，最终激起了富田事变。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几经反复，刘敌与红二十军官兵的自卫行动最终还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被成百成千地集体枪 杀。其中有些残杀与毛泽东的指使或默许有关，另有些残杀则与后来中央代表团的决定有关。特别是在对红二十军几乎全体消灭的处置过程中，似乎只要某人或某事 被发现有反毛的迹象，就被认定是反革命的罪证。总的来说，其间发生的所有残杀，现在看起来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理喻，更想不通共产党人对自己党内军内 的同志为什么会残杀得那么凶狠。
从赣西南和闽西苏区直到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在整个苏区范围内，死于肃反的红军及相关人员不知有几千几 万。直到今日，中共官方都未正式公布被杀者的确切数字。主流的说法只把那一切归罪极左路线，却不敢明确指出具体的真恶元凶。至于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谁活该 谁无辜，谁是冤魂，谁是英灵，时过境迁，逝者已矣，全都说不清了。毛泽东肃反中曾放纵去乱捕滥杀的李韶九和刘士奇后来都得了报应。李一度要把陈毅也打成 AB团分子，吓得陈毅妻子跳井自杀。红军突围后，李韶九落在留守苏区的陈毅手中，很快就让陈毅借故杀掉。刘士奇后来在鄂豫皖苏区当了军长，按徐海东的记 叙，该人质量恶劣，抛弃伤员，自己逃跑，也在那里肃反的杀人狂潮中被枪毙掉了。李和刘应该是死而无怨的，他们既然从事的是杀人的革命，则杀了别人和自己被 杀，都算是献身革命事业，为阶级斗争付出了惨烈的血祭。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访谈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富田事变，他说：“幸而这次叛乱很 快就被镇压下去，……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路线’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2 那时毛泽东尚坚持肃反完全正确，宣称他主持的镇压行动收效良好，而且把打AB团与已经被否定的立三路线混为一谈，藉以逃脱罪责。直到1945年5月七大会 议上谈起了苏区的肃反问题，毛泽东才淡淡地承认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23 他这几句话含糊其辞，半吐半吞，用“党未成熟”的说辞打马虎眼，并未明确承认自己应负的责任。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了毛泽东评 论苏区肃反的另一句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24 为了给自己某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作狡辩，毛一贯擅长喷吐此类遁词，由此可见他的脸厚和嘴硬，以及死不认错的沉稳。
这是因为他向无负罪感，对 自己做过的错事或坏事，因无愧疚，也就不可能公开忏悔。早在长沙读师范时，他已坚信“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后来又接受蔡和森更大胆的号召，决意“加入恶 界，时时以恶为缘”；而且要“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对毛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搞革命就是“以恶为缘”的事情，只要将来革命能成功，现在干不论多么罪 恶的事情，都无需胆颤心惊。只要达到了有益于革命的目的，任何伤天害理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同理，因为肃反运动最终保存了四万红军，那四千五百人即使杀错 了，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毛常称此类代价为“交一笔学费”。毛泽东这种无视生命价值的态度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他认定他们共产党人所干 的是革命的“目的理性行动”，为革命而杀人，哪怕是杀自己人，甚至杀错了人，都是有理可讲的。革命这个为夺权而喊出的口号已让革命者喊得压倒了一切，被赋 予了可以破坏任何现有存在的威力，以致连革命者自己都得无条件地为它殉身。革命者于是被从人珍惜自身生命和怜爱他人生命的本性中分离出去，成为非人格化的 存在，最终成了掌握党权军权者任意使用和消耗的工具。
戴东原曾对“以理杀人”而无人怜惜的现象发出悲叹，革命就是共产党的“理”，红色恐 怖即以革命这个大“理”去杀土豪，杀平民，更杀起革命队伍内部的成员。肃反中的杀人者始终理直气壮，有些被杀者都到了引颈就戮的现场，还高呼出忠于革命和 党的口号。这简直是一种梦魇直接闯入现实的恐怖，仿佛已不是革命者在进行革命，而是革命现形为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起革命者了。此荒谬的一幕让我联想到 马克思提到过，卢卡奇后来予以详析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物化是一种将抽象观念具体化、现实化的表述，一种意识扭曲，主客体倒置的现 象，一种人被从其固有的社会伦理脉络中分离出去，被当作物对待的境况。毛泽东虽然不懂，也没兴趣思考此类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但在实践中，他一直都 在进行此日用而不知的物化操作。他把“党”这一抽象的政治图腾具现在他自己身上，动辄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但对于革命同志，却不许他们按照各人本有的思 考方式想问题和提意见，要求他们一律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行动和生活。革命者于是被剥夺主动的行动权，落入受党控制的状况。一个人一旦加入革命行列，连他的人 性也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样一来，党要叫革命者死，革命者就不得不死了。此之谓革命者的物化。
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最终都难免自我毁灭的结 局。太平天国最终灭亡于天朝的内讧，法国大革命杀到最后，连罗伯斯比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令人惊异的是，红军内部当时都残杀成那个样子，却还能打退国 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呈现出越杀越顽强的势头。为什么？让我们再细读毛泽东那句冷话，看它透露了什么个中实情。不是只杀了四千五百人，还有四万红军在吗？ 原来情况如此，肃反中虽杀了红三军团、红七军、红二十军那么多官兵，红四军的中坚力量却未受太大的损伤，从中共中央领导到总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也都完好无损。显 而易见，红军队伍中割舍掉的多是处于边缘的党政军人员，特别是地方党派系，剔除那些旁系，并未过于伤及党和红军的主体。这就像修剪树木，删除旁出的枝叶， 砍掉歪斜的树股，会更有益于主干的茁壮成长。共产党一贯重视他们的干部，须知，“干部”者，主干的那部分之谓也。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主干以外的追随者随 时随地都会被派去铺路开道，担负前仆后继的任务，让队伍的主体踏过尸体铺垫的坦途继续前进。
此外，这一血腥的内部残杀也有几分蛊瓮残杀 ——巫师养上百种毒虫放于瓮中，令其相吞噬，最后剩下最毒最强者放出来吃人——的效果。革命队伍每经一次物化的清洗，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就磨砺得更其物化， 更强化了幸存的能力，因而也更有益于革命事业的成功。那正是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刻，经过肃反的红军官兵有幸活了下来，他们擦干手上所沾的同志鲜血，更加精神 抖擞地冲锋陷阵，杀向了敌军。不管伤了多少红军官兵，可征召的农民军总会源源不断。有了苏区可尽量榨取的人力资源，报废他成千上万的党政军人员，实在算不 了什么，只要能保住主干的完好，坚持了革命的正确路线，从而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
五
1930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信中强调指出，“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 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25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管怎样争前委书记这个党指挥枪的职位，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具体指挥的军头仍然是朱德。所谓“朱毛”，没有朱，哪有毛？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毛只有紧跟着朱带领的部队，才有机会参与战略战术的指挥。即使他有时插手干了些包办代替的事情，也都是爬上朱德的肩膀摇他那谋士的羽毛扇子。龚楚初见 朱德，看上去觉得朱像个伙夫，等后来上了战场，阵地上亲眼见朱德身先士卒，才活生生看出了一个实战将领指挥若定的形象。在永新阻击李文彬的激战中，朱德亲 自端着机关枪作战，帽子被打了两个窟窿，他妻子伍若兰跟着他双手使枪，带队伍向敌方冲锋。至于毛泽东，偶尔也有到前沿指挥作战的行动，但出现的次数毕竟有 限，并未留下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实况记录。
从顾则徐《朱德别传》中有关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况的详细描述可看出，被官方党史过分夸 耀的毛泽东战略战术成就，实际上多为朱德努力所致。朱德特别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正是硬性地执行了这一尖端的目标，红军才以其弱势而幸 免于败绩，甚至打了不少胜仗。这当然也与开战之初，中央赋予朱德“总指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的大权有关，他得以放手指挥作战，乃是制胜的关键。再加上那 时候朱毛合作已三年之久，毛对朱的战略战术逐渐有所信服和接受，跟上朱也学了不少，因而作战中减少了成事不足的干扰。应该说，毛没有多添乱，那就是他值得 肯定的乖表现了。
第一次反围剿，朱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把张辉瓒的军队引到设定的伏击战场龙岗，一举全歼了张的部队，并活捉了张本人。 按照顾则徐的描述，这是红军首次发挥了以运动为主的游击战术，可以说是朱德一手指挥，同时示范给毛及其他将领的。在如何处理张辉瓒的问题上，朱与周恩来不 同，周想拿张的人头从鲁涤平手中榨取一笔巨款，朱则想保张一条活命，让他到红军军校任教官，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顺便指出，在与国军交战过程中，朱德一直 都注意从敌方手中吸收军事知识，任用投降的国军军官来提高红军的军事水平。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那时候恐怕尚无心注意，也无暇处理。他在戎马倥偬中仍饶诗人 豪情，那一边正在炮火连天，他这边却不忘诌起“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之类的打油诗词。朱领导红军不只力求部队的幸存和扩大，作为职业军人，他 具有建设性和正规化的意识。毛则致力于党军的建立，总是大讲政治，图谋彻底改造官兵的思想，闹到后来，就促成林彪在军内大搞学习毛选，政治挂帅的运动。
第 二次反围剿仍然靠朱毛诱敌深入和突然出击的战术取得胜利。必须指出，国军的失败并不完全证明红军的反围剿打得很成功，获得了全胜。国军的溃散和匆忙撤出， 也与当时两广人士反蒋，国民党内部一时出现分歧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红军的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国军虎头蛇尾的收场赢得的。
1931年 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亲自督战第三次围剿，兵来将挡，朱德也亲临战场，火线指挥。红军先是全歼上官云相的先头旅，继而击败第七十四师，随后在黄陂击 败毛炳文部。但在与第十九路军作战过程中，红军付出的代价也颇为惨重，据他们自报的统计，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二千人之多。陈铭枢不无夸张地报告蒋介石说： “匪经此大创，当不能复振矣。”与前两次相比，国军基本上控制着战局，红军则在国军“围追堵截”下极其被动，接连受挫。只是因当时宁粤闹分裂，国民党内部 忽起冲突，又爆发了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迫于此突发的内外危机，蒋介石只得匆忙收兵回营。这次围剿于是以无疾而终收局。与其说红军这一次打了胜 仗，不说双方打了个平手。25
经受了接连三次的大举围剿，红军之所以尚能立于不败之地，且呈越打越硬之势，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朱德卓越 的指挥。朱是个真正的军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多待在指挥部里出主意拟电报，抽空填几首“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捷报诗词。朱德常亲临战场，甚至自己带上警卫排跑 在红军大队前面去追击敌人。在黄陂的突围中，正是朱德手拿指南针走在最前面，带领着三万大军从二十里宽的空隙中溜出国军的重围。朱毛固然并称，长期搭档， 但去了毛，朱照样能打胜仗，而若缺了朱，要让毛去独自支撑战局，做指挥若定的布置，恐怕就勉为其难了。顾则徐在详叙上述的战况之后总结说，这三次“反围剿 基本上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泽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则处于绝对次要的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 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泽东则是偶然有过。” 26
通观红军反围剿战斗的全局，我要在此指出几点一般论者多忽视的问题。过分强调主帅指挥的作用，把红军的幸存及其制胜全归功于战略决策，恐难免以偏概全，过分简单化了现代战争的运作过程。龚楚在调任红七军军长时曾强调指出：“现代战争不是指挥战斗的时代，而是组织战斗的时代。” 组织战斗涉及到一系列建制，属于系统工程，需要领导并安排各司其职的专门人员做密切的配合工作，其统筹兼顾之繁多程序绝不是凭口诀或谋略就可一挥而就的事 情。龚楚在书中详叙了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组织建制，特别讲到参谋长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参谋长应具备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等诸多问题，更对负责军需的“经理制 度”必须独立运行的原则作了详细的讨论。27 所有这些实际操作的情况，自然都不是仅抓住前委书记职权的毛泽东所熟悉和做得了的事情。可以说，中共集团自打从建立中央苏区起，就有一大批埋头实干的专职 工作者在从事组织战斗的工作，他们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毛泽东那种非建制工作方式不足的一面。
红 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靠“打仗消灭敌人”所缴获的武器补给他们的枪支弹药，靠“打土豪筹款子”来维持军费开支。最常令人生出疑问的是，到了五次反围剿时 期，中央苏区政府已建立起来，行政和军事上消费剧增，缴获与抢劫的方式还能继续满足红军的财政需求和武器补给吗？除了苏区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可及时修理打坏 了的枪炮，土法造一些子弹、炸弹和地雷，红军通过地下渠道从境外输送军火和医药等军需品，应为一重要的补给来源。这一方面史料的发掘一直很少，的确有待深 入研讨。
我前面已提到，毛泽民在韶山老家随父农作时，曾有过不少远比毛泽东能干的表现。后来他参与苏维埃政府部门的工作，更做了不少他那 个前委书记的兄长做不了的工作，为红军的幸存和制胜做出了值得一提的贡献。这位毛家老二依旧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他理财的专长，他先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 行行长，发行苏区钞票，竟能做出挺不错的防伪标记。后来他发现红军的地盘内盛产钨砂，便一手筹办中华钨矿公司，创立白鹅洗砂厂，统筹兼顾苏区钨矿的开采、 收购、加工和销售。毛泽民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的秘密协议。通过广东，苏区的矿产 源源不断输出，换回来宝贵的资金。苏区政府不但有钱可用，而且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军火和医药，从香港运入苏区。此外，另有一名叫理查德德‧左尔格 （Richard Sorge）的苏联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曾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大批德国军火，秘密运至中央苏区。28
我 顺便在此撮述这些有关军需品供应的史实，仍是旨在纠正官方党史的偏颇。统帅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固然很关键，战士的战斗精神更重要，但仗毕竟要靠人拿上武 器去打，更要大量花钱充实军需，单凭统帅有谋略和士兵有勇气，无论如何也打不了胜仗。不管怎么说，只靠毛泽东那个“打土豪筹款子”的二号任务，绝对不够反 围剿的花销。这样看来，你不能不承认他兄弟在筹款事务上比他更有能耐，甚至贡献更多。红军的武器无疑比国军的简陋，但红军能从境外偷运回一批批武器，其中 肯定也会有精良的枪支弹药。这些救命的补给对红军的幸存曾起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作用，因此应在此作一补充说明。只可惜好景不长，广东的军阀后来迫于南京 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中止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苏区钨砂开始滞销，价格暴跌，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随之破产倒闭。中央苏区的财政收支失衡，经济形势迅速 恶化，这情况自然影响到红军反围剿的战局。就这些非军事的因素来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不只是军事决策失误那么单纯的问题了，更不能完全归罪“三人 团”，苏区的经济崩溃才是更致命的内在因素。
补缀这一点零星的背景资料，目的在于重构当时的总体情境，让曾经参与那一场革命的成员都尽可 能多地活过来，再现出他们种种微末的贡献。随着他们的角色和作用经挖掘而出台亮相，自然会比照得毛泽东这个借光太多的人物显出原形，与此同时，官方党史中 那个聚天下之功以为他有的伟大领袖形象也就黯然失色，捉襟见肘了。
六
1931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三中全 会后发布通告，宣布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应该明确地看到，这时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刚结束，随着领 导机构的调整和项英的到任，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已由党指挥枪的头号人物排到项英之后。在此后参与军事决策的问题上，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我们就可想而知 了。再往后，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来，又凌驾于项英之上，在11月下旬，大张旗鼓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此旗号下设立了很多机构，颁布大量 的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则改任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被推举到这两个行政部门的高位之同时，也被请出了军事决策中心。29
官 方党史，特别是毛左毛粉们，往往把这些变动斥责为错误路线对毛泽东同志的排挤和打击，其实当初的情况并非我们今日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按照中共党领导一切的 原则，朱毛开拓苏区的战功不管有多大，都是在国际掌控的中共中央领导之下，他们的职责就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发动群众。此前，中央诸领导群聚在 上海发指令，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独当一面，代中央规训军队，他自然身处红军队列的首脑。后来项英代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便名正言顺地插队到毛泽东前 面；接着中央代表团来苏区检查项英的问题，又插队到项英之前；12月周恩来到任，立即插队为整个苏区的首脑；最后是1933年1月，博古一行人带领中共临 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从此由中共临时中央领导苏区工作，博古和张闻天又插队到最前列。
中央诸领导就这样 一个个空降下来插队，毛泽东被他们一步步插得瞠乎其后，他原先独掌的军权自然随之流失不少。他的“落伍”乃是党指挥枪原则造成的错位现象，要怪也只能怪他 一直身处党的核心领导圈外。论资排辈的现实就是如此刻板，根本谈不上谁有意排挤了他。能把他推举到两个政府机构的主席高位，说明临时中央负责人不只看重他 领军建立苏区的功劳，更尊重他在地方上已有的威信，无形中也让他操作文牍的特长有了发挥的余地。他是个玩笔杆子的人，如今归档到玩笔杆子的职位上，这又有 什么不好？治党史者不妨查一下毛泽东文集，那时候苏维埃政府的很多法令和通告，均因毛泽东参与过起草工作，后来都作为毛着收入其中。毛泽东当时若安心做他 擅长的文牍工作，何至于愤愤不平地跟“洋房子先生”们淘气和生气，把自己弄得一肚子怨妇般的心思？
中央代表团既然是来苏区检查问题的，自 然会针对某些工作的不足之处予以追究。比如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他们对古田会议的决议就作出了纠偏的修正。他们反对“党包办一切”，认为其结 果会导致“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把它们“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同时严肃指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 立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还批评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等。30 由此也可看出，在如何处理党指挥枪的问题上，中央领导中与毛持不同看法者还是大有人在的！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毛泽东 “党包办一切”的领导方式能作出及时的批评和修正，多少总算遏制了他在军中指手画脚的作为。
后来中央局开会讨论进攻赣州的决策，毛泽东又 与多数成员发生意见分歧。1932年1月，在瑞金叶坪会议后，他一气之下便请假病休，随后住到东华山古庙里，又搞起了他那由退隐到复出的修炼。这一次他退 隐的时间很短，不久即被项英召回。然而毛泽东一回到岗位上就在军事决策会议上与多数与会者意见相左。他一贯坚持的策略是带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 弱、党和群众基础好、地势有利”的地方发展，而对离开根据地去积极防御的外线作战，却经常持回避和质疑的态度。毛泽东这种只顾保存部队实力，企图通过“发 动群众”来掩护红军的打圈圈作战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用平民居住区受敌方骚扰的代价来“诱敌深入”的，试想，这种把老百姓生命财产拖入战火的做法与塔利 班恐怖分子混入阿富汗部落内藏身又有多大的区别？
回过头再看当时的苏区形势。蒋介石在五月已结集五十万大军，即将开始第四次围剿。他准备 先剿灭湘鄂西贺龙部和鄂豫皖张国焘部，待剪除两翼后再杀向中央苏区。因此当时的战事是西线吃紧，中央苏区红军最紧迫的任务应为挥军西向，去策应先遭受围剿 的红二方面军。毛泽东的偏好常是你走西他偏要走东，为了实现他攻打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主张，他在四月间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指令林彪带 东路军长驱东进，去奇袭驻扎在闽南的张贞部。这一次他出师成功，速战速决，先攻下龙岩，后占领漳州。漳州是闽南重镇，“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 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红军一时军威大震，毛泽东也大出了他复出后的风头。毛在此危急时刻另插上他这一手，显然是旨在讨回军权，但博古及其临时 中央并没理会他那一套。六月中旬，中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 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是考虑到毛泽东一直要介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勉强安排他随军而行的，但并没有授予他军事指挥权。 因为毛伙同林彪奇袭漳州的那一战被认为纯属节外生枝，已扰乱了中央的布局。现在他又插进来随军行动，项英和周恩来都很不放心。因此，苏区中央局特决定，由 周恩来任中央局代表，专程从后方赶到军中督察工作，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的热情是锲而不舍的，他反复周旋在朱、周、王三人之 间，结果迫使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但中央局不同意毛担任此职，坚持仍由周兼任。周出于他微妙的用意，进而单独致信中央，作进一步陈说，建议毛泽东入围军事指挥，说是为避免“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 最好能让毛发挥他的“经验与长处”，从而“督促他改正错误”。
周 这样推举毛，很难说是真诚的让贤，而是为更方便他自己行使党指挥枪的最高职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他信中还强调说，毛的总政委职权只限于指挥作战和战术 方面，一旦遇到重大问题或议而难决的事情，他向中央局保证说，“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 周恩来到苏区之前从无临阵指挥的经验，他推举毛在总政委任上处理具体的战事，明显是打算一方面借重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一方面掌握最高决策权，以便随 时纠正毛可能闹出的差错。但毛泽东现在是以政府主席的身份待在军中，这本身就给他兼任总政委造成妨碍，所以他在信中挑明说，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 方，实在不便之至。” 周恩来信中这些话充分说明，他极力要履行党指挥枪的职权，趁机一显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这方面缺乏自信，便装个好人，拉入毛泽东来做帮手，好在危急时给他 撑腰。经周恩来这么一说，八月中旬，中革军委最终决定，“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领袖欲强的根性时刻都在 准备着伸手抓权，他一旦上任总政委之职，就要尽量按他自以为是的方针发令行事。从《毛泽东年谱》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来看，毛代表周、朱、王三人频频发电文或 出训令，多次与苏区中央局以及上海临时中央的指令相左。因此，他们四人虽带领红军在宜黄一带打了胜仗，结果仍惹得项英和任弼时对毛十分气恼。周恩来这时也 骑虎难下，深感毛泽东不易驾驭。在另一封写给中央局的信件中，他抱怨：“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 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31周信中虽未指 名道姓，但项英和任弼时一阅，便知说的是毛泽东了。因此，中央局之终于决定把毛泽东从军队中清除出去，多少也与周写信诉苦他管不住毛有一定的关系。
十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按照当时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苏区的红军应主动出击，进攻大城市，迫使蒋介 石抽兵回援，以减轻鄂豫皖红军的压力。但毛泽东出于保存红一方面军实力想法，拒绝冒险出击，漠视此“围魏救赵”之计，反而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 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他的意见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批判，被定性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尽管周恩来表面上还在装好人，强调“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似 乎仍要把毛挽留在他身边，继续“督促他改正错误”。但与会者多数还是嫌毛不承认错误，认为让他这样的人继续“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博 古更从上海发来电文，指出“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批评周恩来“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张闻天明确表示：“泽东可调回后 方苏维埃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看出周恩来留他的真实用心，依他那好强的心性，岂可继续在周的屋檐下低头做人的帮手。面对两重上级党组织的指责，毛只好放手 他复得的军权，卸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前往长汀养病。 32正是：欲握党权控军权，更有党权压上头。
因此正如顾则徐所说，1933年初开始 的第四次反围剿以及所取得的胜利，均与毛泽东无关。周恩来接任了毛的总政治委员之职，从此开始了朱、周连手的反围剿军事指挥。周与毛不同，他对具体的军事 决策和军事指挥并不横加干涉，而是持与朱德合作商量的态度，所以彼此合作较好，甚得朱心。毛这段时期处于他上井冈山以来最不顺心的境地，而周此时则处于他 在党内的权力顶峰，李德的到来，更助长了他的权势。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遣，于1933年9月 底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的军事顾问。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到与周恩来相处的情况时，李德说周“把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归于自己，巩固了他的威望。 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后，军事领导权全部集中到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了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 33
周恩来这 样向李德居功夸口，难免让人觉得他缺乏自知之明。他确实在军队中很有人缘，但他所干的向来都是部队的政工工作，严格地说，他根本算不上军人，没有哪个军头 会把他当司令看待。但为什么李德会如此概括周在当时的权力？这是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李德来到苏区做了最高的军事顾问，正如龚楚所目睹的情况，周恩来 此人一向善于跟风，他知道李德代表了莫斯科，现在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之一，自然也就要尽量按李德的旨意行事。与其听信李德所说的周 “指挥了全部武装力量”，还不如听信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所说：“李德提出意见，博古支持，周恩来是执行的。” 周恩来使李德的权力成为现实，他只不过凭借着莫斯科派出的顾问掌控了指挥权而已。这时候他就把曾与他合作的朱德撇到了一边，只把那个红军总司令视为发布命 令的工具。
然而可悲的是，也许正是周在“三人团”中那一段时间内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再加上突围后一路上失利，等到遵 义会议上军头们都向李德发难，周恩来也就受牵连而首当其冲。那时候他若不倒向毛泽东，不通过把毛拉进来以缓解他所受的冲击，很可能就被彻底从领导圈内清除 出去。事情有时就是这样蹊跷，毛的一度遭贬斥以及他与李德相忤，此后反而成了毛再次复出，更上一层楼的跳板。好多次，毛那种一团茅草般无根的处境竟然因祸 得福，在一阵阵逆风、邪风、旋风突起的情况下被送上了更高的天空！而从此以后，周便从最高领导层逐渐下滑，再也没爬上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高位。当初，如果 周不是那么顺着李德溜，而是多听取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们恐怕也不会把他与李德和博古视为一伙，而没有空子可钻的毛泽 东很可能就会失去他再次复出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周恩来随风倒，偏斜弄权，结果把朱德及其他军头推到了毛泽东一边。34
注：
19参看Mao: the Real Story, p. 7.
20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19。
21斯诺《西行散记》，页169。
22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49。
23《党史数据通讯》（1981年合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页144。
24 同注20，页305。
25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页284-287。
26同注7，页420。
27同注8，页395-406。
28苏智良《谍战精英左尔格的上海潜伏》，《东方早报》，2013年9月5日。
29详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32、359-360。
30同注3，页270-271。
31周恩来1932年9月24日致中央局信。《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32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6-377、380、389-390；《毛泽东传》（1893-1949），页296-298。
33李德《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如良编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页81。
34参看，《朱德别传》，页459-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