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学长：
来信及近照收到。细看照片，您与夫人孙隽比前显得苍老了，所谓岁月不饶人，其实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丁林比收入《往亊》的照片更有气质、更耐看了。
你在党史研究中逐一成稿，我逐一恭读。今年你将陆续写成的文稿编辑成集《闲话党史》，我读了此集，遂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这本文集基本上是谈论中共建立初期那些事儿（24篇中占了18篇），自然大都涉及到陈独秀的起落与悲喜。
陈一生的闪光点，一是他与胡适是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二是1920年他与李大钊在苏俄维经斯基的推动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创始人。由于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苏共的附庸党，一切要听从国际的指令。这样，陈与第三国际、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斯大林要中共依附于国民党，陈不从（虽在组织上服从）。为维护中共的独立性，陈仗义执言，竭力抗争。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共1922—1927年的共产革命遭到挫折。陈不久被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五年（1932—1937）。他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竟然拒绝大律师章士钊从轻处理的辩护，公然说：“我组织共产党就是为了推翻反动政府，你们的政府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国家。”这种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言行，是否可以说，构成了陈的第三个闪光点。陈的人格确实让人敬佩，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但是，1920年以来近百年史的经历，或者说，近百年的历史检验告诉我们，陈独秀的第一个闪光点（领导五四启蒙运动）与第二个闪光点（接受共产主义、创立共产党），其历史作用是相反的。前者引导中国实现现代转型，走向人类文明普世大道；后者则驱使中国背离人类文明普世大道，开历史的倒车。当然，这样的认识 ，只有到了今天——中共成立近一百年以来，经受了无数的挫折和深重的创伤之后，才始凝练而成；但即便到了今天，能有此种认识者，在知识界能有几多？
1920年对陈独秀来说，是一生中的转折之年。一方面他摒弃了欧系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主义，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专有物”。另方面他接受了俄系文化中共产极权主义，说“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1920年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序幕。
中共从成立到领导中国革命，都是由共产国际包办的，国际的总掌柜是斯大林。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党自己的事，不应当由外国人来干预包办。陈与斯发生了冲突。冲突的事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起搞国民革命。而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应单独领导共产革命。他确实与斯大林发生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是要不要搞共产革命的分歧，而是革命的方法与策略上的分歧。
翻开陈独秀的年谱，他当了5年（1915—1919）的启蒙运动旗手，当了8年（1920—1927）的中共总书记，领导共产革命。之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渡过了5年（1932——1937）的铁窗生涯。走出铁窗，他孤身一人，已入暮年。1940—42年间，他对之前否定欧美的民主主义有了反思。他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罪恶中，认识到民主不应当由“无”、“资”之分，实际上承认了西方近代以来创立的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他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他的老友胡适对陈的这些言论，有高度评价，说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还认为，“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大概直到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大陆知识界对陈的这番言论才引起重视。也就是说，自陈1942年去世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大陆学界才领教到这位先贤的金玉良言。遗憾的是，陈之后的中共历代最高领导人（除胡耀邦之外）几乎没有一人的思想达到这样的境界。
陈的这番言论表明他又回归到自由民主主义。但是他是否放弃共产主义呢？是否告别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我是陈独秀研究的门外汉，手头拥有陈独秀的思想文字资料及其有限，因此无从得出正确的结论。根据陈在1940年《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两篇文献中，他只谈到民主问题，批判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却没有讨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问题，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这个人类史上最后的剥削阶级的问题没有明确涉及。他在告别信中申明：“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不计其他！”（见丁弘《闲话党史》第87页）因此，是否可以认为，陈独秀仍没有改变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如果这样，那么，陈独秀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是一位政治上主张民主、经济上要实行共产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上实行共产，政治上必定是极权的，毎个公民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一点，人民公社时期是最好的例证。
在陈独秀研究的许多著述中，似乎未曾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因此我把它看成是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冷角”。希望您和其它陈学研究者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平心而论，要求陈独秀在那个年代批评马克思主义、放弃共产主义，那是苛求于先人。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发出微弱的批评声音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为人们所知的就是那么几位：李锐，李慎之，朱厚泽，李普，王若水，许良英，张宣三等。他们都是中共人士。至于非中共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自然要早得多，也要多得多。如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张东荪，储安平，陈寅恪，梁漱溟，等等。
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共产主义，他们与马克思一样都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但他们的思想未曾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传入中国以来，已有近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经过岁月的冲刷，国人的认识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对共产主义由肯定的认识转变到否定的认识。
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共产主义曾激发无数革命青年的热情，投身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即使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勇往直前，在所不辞！但他们那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朦胧的，抽象的，只知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在那种社会中，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陈独秀应当也属此列。
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开始与实践对接，美好理想逐渐成为现实。这中间毛泽东主宰中国大陆27年，他是在中国实施共产主义的始祖。短短的27年，他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将中国破坏得满目疮痍，一片破败。白骨成山，人血滔滔，冤案无数。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就是剥夺人的各种权利，将人们打入囚笼。对照苏联老大哥，难道不也是同样的结果！人们终于明白，共产主义原来就是专制，恐惧，就是否定，破坏，就是少数人享有无限权力，绝大多数人承担全部义务，就是不讲法治也不讲伦理的社会。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退位，俄罗斯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虽有大变，但共产主义体制依旧，中国在十字路口徘徊、彷徨、挣扎已达二十余年之久！
共产主义给人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诉述其罪恶的文字已汗牛充栋，车载成行。陈独秀在人生最后岁月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体制及其暴行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未见有否定共产主义的文字资料。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推行中所发生的不幸的一切。人的认识产生于实践之后。陈独秀未曾否定共产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局限。在评价陈独秀一生之光辉的同时，是否也不应掩盖这一局限性。同时我们也应当指出，就在陈独秀生活的年代，对共产主义并非只有一边倒的拥护。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就都表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蔣介石已正确预见：“俄国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危害人类。”我认为，认识陈独秀的这一局限性的意义，远远超出研究陈独秀本身。
以上是我近期思考中的一点想法，是否是陈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提出来与你探讨，若有不当供你批评。因为是一个学术问题，此信写得长了一些。
颂全家安康！
应克复
2013年10月17日
来信及近照收到。细看照片，您与夫人孙隽比前显得苍老了，所谓岁月不饶人，其实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丁林比收入《往亊》的照片更有气质、更耐看了。
你在党史研究中逐一成稿，我逐一恭读。今年你将陆续写成的文稿编辑成集《闲话党史》，我读了此集，遂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这本文集基本上是谈论中共建立初期那些事儿（24篇中占了18篇），自然大都涉及到陈独秀的起落与悲喜。
陈一生的闪光点，一是他与胡适是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二是1920年他与李大钊在苏俄维经斯基的推动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创始人。由于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苏共的附庸党，一切要听从国际的指令。这样，陈与第三国际、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斯大林要中共依附于国民党，陈不从（虽在组织上服从）。为维护中共的独立性，陈仗义执言，竭力抗争。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共1922—1927年的共产革命遭到挫折。陈不久被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五年（1932—1937）。他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竟然拒绝大律师章士钊从轻处理的辩护，公然说：“我组织共产党就是为了推翻反动政府，你们的政府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国家。”这种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言行，是否可以说，构成了陈的第三个闪光点。陈的人格确实让人敬佩，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但是，1920年以来近百年史的经历，或者说，近百年的历史检验告诉我们，陈独秀的第一个闪光点（领导五四启蒙运动）与第二个闪光点（接受共产主义、创立共产党），其历史作用是相反的。前者引导中国实现现代转型，走向人类文明普世大道；后者则驱使中国背离人类文明普世大道，开历史的倒车。当然，这样的认识 ，只有到了今天——中共成立近一百年以来，经受了无数的挫折和深重的创伤之后，才始凝练而成；但即便到了今天，能有此种认识者，在知识界能有几多？
1920年对陈独秀来说，是一生中的转折之年。一方面他摒弃了欧系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主义，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专有物”。另方面他接受了俄系文化中共产极权主义，说“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1920年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序幕。
中共从成立到领导中国革命，都是由共产国际包办的，国际的总掌柜是斯大林。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党自己的事，不应当由外国人来干预包办。陈与斯发生了冲突。冲突的事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起搞国民革命。而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应单独领导共产革命。他确实与斯大林发生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是要不要搞共产革命的分歧，而是革命的方法与策略上的分歧。
翻开陈独秀的年谱，他当了5年（1915—1919）的启蒙运动旗手，当了8年（1920—1927）的中共总书记，领导共产革命。之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渡过了5年（1932——1937）的铁窗生涯。走出铁窗，他孤身一人，已入暮年。1940—42年间，他对之前否定欧美的民主主义有了反思。他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罪恶中，认识到民主不应当由“无”、“资”之分，实际上承认了西方近代以来创立的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他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他的老友胡适对陈的这些言论，有高度评价，说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还认为，“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大概直到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大陆知识界对陈的这番言论才引起重视。也就是说，自陈1942年去世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大陆学界才领教到这位先贤的金玉良言。遗憾的是，陈之后的中共历代最高领导人（除胡耀邦之外）几乎没有一人的思想达到这样的境界。
陈的这番言论表明他又回归到自由民主主义。但是他是否放弃共产主义呢？是否告别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我是陈独秀研究的门外汉，手头拥有陈独秀的思想文字资料及其有限，因此无从得出正确的结论。根据陈在1940年《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两篇文献中，他只谈到民主问题，批判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却没有讨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问题，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这个人类史上最后的剥削阶级的问题没有明确涉及。他在告别信中申明：“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不计其他！”（见丁弘《闲话党史》第87页）因此，是否可以认为，陈独秀仍没有改变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如果这样，那么，陈独秀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是一位政治上主张民主、经济上要实行共产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上实行共产，政治上必定是极权的，毎个公民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一点，人民公社时期是最好的例证。
在陈独秀研究的许多著述中，似乎未曾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因此我把它看成是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冷角”。希望您和其它陈学研究者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平心而论，要求陈独秀在那个年代批评马克思主义、放弃共产主义，那是苛求于先人。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发出微弱的批评声音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为人们所知的就是那么几位：李锐，李慎之，朱厚泽，李普，王若水，许良英，张宣三等。他们都是中共人士。至于非中共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自然要早得多，也要多得多。如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张东荪，储安平，陈寅恪，梁漱溟，等等。
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共产主义，他们与马克思一样都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但他们的思想未曾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传入中国以来，已有近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经过岁月的冲刷，国人的认识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对共产主义由肯定的认识转变到否定的认识。
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共产主义曾激发无数革命青年的热情，投身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即使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勇往直前，在所不辞！但他们那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朦胧的，抽象的，只知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在那种社会中，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陈独秀应当也属此列。
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开始与实践对接，美好理想逐渐成为现实。这中间毛泽东主宰中国大陆27年，他是在中国实施共产主义的始祖。短短的27年，他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将中国破坏得满目疮痍，一片破败。白骨成山，人血滔滔，冤案无数。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就是剥夺人的各种权利，将人们打入囚笼。对照苏联老大哥，难道不也是同样的结果！人们终于明白，共产主义原来就是专制，恐惧，就是否定，破坏，就是少数人享有无限权力，绝大多数人承担全部义务，就是不讲法治也不讲伦理的社会。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退位，俄罗斯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虽有大变，但共产主义体制依旧，中国在十字路口徘徊、彷徨、挣扎已达二十余年之久！
共产主义给人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诉述其罪恶的文字已汗牛充栋，车载成行。陈独秀在人生最后岁月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体制及其暴行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未见有否定共产主义的文字资料。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推行中所发生的不幸的一切。人的认识产生于实践之后。陈独秀未曾否定共产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局限。在评价陈独秀一生之光辉的同时，是否也不应掩盖这一局限性。同时我们也应当指出，就在陈独秀生活的年代，对共产主义并非只有一边倒的拥护。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就都表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蔣介石已正确预见：“俄国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危害人类。”我认为，认识陈独秀的这一局限性的意义，远远超出研究陈独秀本身。
以上是我近期思考中的一点想法，是否是陈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提出来与你探讨，若有不当供你批评。因为是一个学术问题，此信写得长了一些。
颂全家安康！
应克复
2013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