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全会闭幕后公布的较为空泛的公报相比，《决定》全文以较为详细的措辞公布了若干具体改革措施。例如，文件提出2020年前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由目前的百分之5到百分之20提高到百分之30，要求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和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60点体现中共改革共识*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文件显示出，中共高层已经就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力度达成了共识。
他说：“这些措施代表了中国经济下一个五年计划可能包括的内容。这表明当局已经达成共识，因为其中的很多措施将成为习近平执政期间的标志性成就。”
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纲领性文件以较大篇幅触及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角色。文件在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同时，提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此前的“基础性”提高到“决定性”地位。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三中全会对市场的重新定位回答了中国改革是走向市场化还是继续维持政府管控的关键问题，显示出北京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态度。
*强化市场承诺难以兑现*
不过，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学者、独立观察人士何清涟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说： “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三位一体的角色。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下场参赛的一方，同时又是最后的裁判者。这种情况下，资源如何配置一直由政府主导。就这么改了两个字没有用，一定要说明以后市场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这份文件并未就此说明。”
《商业周刊》在本星期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文件有关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的措辞反映出中共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局面。文章说，一方面中共意识到，推迟改革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但另一方面，推进改革将削弱中共对经济决策的掌控。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也认为，会议文件有关市场地位的字面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他说：“我认为文件的意思是，市场将在政府认为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经济领域扮演决定性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钢铁、铁路、能源等战略性经济部门会看到政府职能的削弱。”
本星期在北京举行的《财经》年会上，与会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院吴敬琏表示，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存在市场碎片化、行政干预和发展失衡等主要缺陷。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关于市场经济提出的改革设想将有助于弥合这些缺陷。
在备受瞩目的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使用了较为谨慎的措施，提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文件同时还提出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对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掣肘土地改革*
但是，中国独立观察人士何清涟预计，上述措施一旦实施，将导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急剧下降。如果没有地方财税的配套改革措施，土地所有权改革在执行中将遇到来自地方政府和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
她说：“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主线是新城镇化。新城镇化泛言之就是要发展房地产。那么如何保证中国房地产泡沫不破，同时又要继续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我认为中央政府几乎做不到。”
在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提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挂钩机制。
《商业周刊》的评论文章认为，这些举措触及中国推进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但是，60点改革方案并没有详细地说明，新的财政转移机制如何运作，以及中国怎样才能在推进这些改革的同时，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