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至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及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比这两个时期，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吏治的清浊。在国人的印象中，前三十年是清廉的，而后三十年是在走向腐败。面对当今中共官僚政权的无官不腐，相当部分民众怀念中共前三十年的“清廉”，甚至不乏有人想要开历史的倒车。
那么，中共前三十年是真正的“清廉”吗？中共前三十年的“清廉”与今天的全面腐败，存在着怎样的必然联系？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中共前三十年的“清廉”？
等级特权下的“合法”腐败
腐败是官僚的以权谋私。即便在专制制度下，也不允许官僚私自用权力为个人牟利，因为这会破坏政权整体的统治秩序。但专制政权会根据官僚等级，配给相应的特殊待遇，这就是特权，即使官僚退休，依然享有这些特权。这难道不是腐败吗？但在专制体制下，它却成为“合法”的腐败。
所以，在专制制度下，其实有两种腐败。专制体制内部按照官僚等级来分配特权，这成为“合法”的腐败；而官僚逾越自己的等级地位，私自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这种“私自的腐败”是“不合法”的腐败。我们常常注意的是“不合法”的腐败，而忽视了“合法”的腐败。中共前三十年“不合法的腐败”少，人们会认为是清廉的。但其实，以等级特权形式存在的腐败，在专制体制下从来就有，而且还被“合法化”了。
久在专制下的国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依据官僚等级分配的特权，是工作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比民主社会的情形，这绝非理所当然。例如，在使用公车方面，德国官员办理公务时才可动用公车，也可乘出租车，上下班就要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芬兰总统甚至常骑自行车出行。美国高级官员包括部长、国会议员、州长，上下班都开私人汽车，只有参加公务活动时才可以用公车，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请警车开道，平时没有特权。警察局绝对不会向这些车辆颁发特别通行证。即使高级官员退休后也是一介平民，没有什么“高干”待遇。
对比民主社会的情形，中共前三十年有没有腐败呢？当然有，而且是以“合法”的形式存在。
全面腐败的实质是政权的内部失控
在中共执政后的前三十年，政权内部的等级控制是严格的，官僚特权按照森严的等级秩序进行分配。这种“合法的腐败”，早在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时期就存在了。当年怀着革命理想奔赴延安的王实味，对这种等级特权进行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却因为这种批评付出了生命代价，被中共秘密杀害。
中国古语，“明君治吏不治民”。在中共前三十年，内部控制严厉有效。如果官僚想要逾越自己的等级地位和身份，通过“私自的腐败”来获取利益，会受到严厉打击，如刘青山、张子善，“不合法的腐败”几乎无存身之地。
民众多是从身边官员的表现，来感受腐败的程度。当政权内部控制严厉的时候，官僚特权按等级递减，“合法腐败” 局限于中上层官僚，延伸到与群众接触的低层官僚时，就已经很少了，所以民众感受不到这种“合法腐败”的存在。而且那时的信息传播方式远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发达，加上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控制和愚民宣传，民众根本无从感知中上层官僚的特权。这就造成了一种“清廉”的幻象。
但在中共后三十年，政权内部越来越失控，越来越多的官僚逾越了自己在等级体系内的地位和身份，去搞“私自的腐败”。现在，中共政权一个地级、县级的官僚甚至都会建“白宫”，搞“阅兵”，去做最高权力才能做的事，这在中国古代叫做“僭越”，反映了中共政权内部失控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正是这种等级体系和利益分配的内部失控，官僚“私自的腐败”破坏了体制内部的利益等级体系，突破了“合法腐败”的权力等级界限，直接对群众利益进行侵害，民众从小官僚身上就能看到腐败，加上互联网发达的信息传播方式，腐败状况的信息已经封锁不了，才使民众感知到了腐败的严重。
所以，中共前三十年的所谓“清廉”，其实是一种“幻象”。专制体制从其建立，就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非过去“清廉”，现在才变得腐败。今天中共的全面腐败，本质上是体制内部失控的结果。
只要是专制制度，全面腐败就是迟早的
中共意识形态的导师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剩余产品可供私人占有，也就没有私有制，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可能。只有当生产力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才为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条件，剥削和阶级的产生也才有了可能。
同理，腐败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一个贫穷的社会，是无法为全面腐败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和活动空间的。在中共前三十年，社会物质水平低下，统治阶级也没有物质条件来搞全面腐败。只有经过中共前三十年的物质积累，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控制在官僚政权手中，才为它的全面腐败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到后三十年才能展开疯狂的化公为私。中共起家的教义是“共产”， 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但最后却把自己“革”成了资产阶级，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宣布了自身意识形态的破产。
从专制制度的演变来看，腐败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不会一下子就达到高潮。中国历代的专制王朝，在建立初期也大多表现得较为清廉，其腐败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发展的过程。但是，作为腐败机制的核心——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而以后的全面腐败，是它必然的发展结果，是迟早要发生的。中共前三十年所打造的专制体制和绝对权力，已经为今天的全面腐败埋下了种、植下了根。为一种专制权力打下的“基础”越是牢固，它就越不受制约，它腐败起来就会越深刻、越全面、越严重。中共前三十年的最大“成就”，不在于创造了“清廉”，而在于为官僚政权的绝对权力，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基础”，从而为今天的权力不受制约和腐败的无法控制，提供了政治条件。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政权的最大弱点，就是它控制不了自己的绝对权力。它靠绝对权力进行统治，消灭一切外部制约力量，也就为权力不受限制的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生于斯，也终将亡于斯。
那么，中共前三十年是真正的“清廉”吗？中共前三十年的“清廉”与今天的全面腐败，存在着怎样的必然联系？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中共前三十年的“清廉”？
等级特权下的“合法”腐败
腐败是官僚的以权谋私。即便在专制制度下，也不允许官僚私自用权力为个人牟利，因为这会破坏政权整体的统治秩序。但专制政权会根据官僚等级，配给相应的特殊待遇，这就是特权，即使官僚退休，依然享有这些特权。这难道不是腐败吗？但在专制体制下，它却成为“合法”的腐败。
所以，在专制制度下，其实有两种腐败。专制体制内部按照官僚等级来分配特权，这成为“合法”的腐败；而官僚逾越自己的等级地位，私自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这种“私自的腐败”是“不合法”的腐败。我们常常注意的是“不合法”的腐败，而忽视了“合法”的腐败。中共前三十年“不合法的腐败”少，人们会认为是清廉的。但其实，以等级特权形式存在的腐败，在专制体制下从来就有，而且还被“合法化”了。
久在专制下的国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依据官僚等级分配的特权，是工作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比民主社会的情形，这绝非理所当然。例如，在使用公车方面，德国官员办理公务时才可动用公车，也可乘出租车，上下班就要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芬兰总统甚至常骑自行车出行。美国高级官员包括部长、国会议员、州长，上下班都开私人汽车，只有参加公务活动时才可以用公车，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请警车开道，平时没有特权。警察局绝对不会向这些车辆颁发特别通行证。即使高级官员退休后也是一介平民，没有什么“高干”待遇。
对比民主社会的情形，中共前三十年有没有腐败呢？当然有，而且是以“合法”的形式存在。
全面腐败的实质是政权的内部失控
在中共执政后的前三十年，政权内部的等级控制是严格的，官僚特权按照森严的等级秩序进行分配。这种“合法的腐败”，早在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时期就存在了。当年怀着革命理想奔赴延安的王实味，对这种等级特权进行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却因为这种批评付出了生命代价，被中共秘密杀害。
中国古语，“明君治吏不治民”。在中共前三十年，内部控制严厉有效。如果官僚想要逾越自己的等级地位和身份，通过“私自的腐败”来获取利益，会受到严厉打击，如刘青山、张子善，“不合法的腐败”几乎无存身之地。
民众多是从身边官员的表现，来感受腐败的程度。当政权内部控制严厉的时候，官僚特权按等级递减，“合法腐败” 局限于中上层官僚，延伸到与群众接触的低层官僚时，就已经很少了，所以民众感受不到这种“合法腐败”的存在。而且那时的信息传播方式远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发达，加上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控制和愚民宣传，民众根本无从感知中上层官僚的特权。这就造成了一种“清廉”的幻象。
但在中共后三十年，政权内部越来越失控，越来越多的官僚逾越了自己在等级体系内的地位和身份，去搞“私自的腐败”。现在，中共政权一个地级、县级的官僚甚至都会建“白宫”，搞“阅兵”，去做最高权力才能做的事，这在中国古代叫做“僭越”，反映了中共政权内部失控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正是这种等级体系和利益分配的内部失控，官僚“私自的腐败”破坏了体制内部的利益等级体系，突破了“合法腐败”的权力等级界限，直接对群众利益进行侵害，民众从小官僚身上就能看到腐败，加上互联网发达的信息传播方式，腐败状况的信息已经封锁不了，才使民众感知到了腐败的严重。
所以，中共前三十年的所谓“清廉”，其实是一种“幻象”。专制体制从其建立，就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非过去“清廉”，现在才变得腐败。今天中共的全面腐败，本质上是体制内部失控的结果。
只要是专制制度，全面腐败就是迟早的
中共意识形态的导师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剩余产品可供私人占有，也就没有私有制，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可能。只有当生产力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才为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条件，剥削和阶级的产生也才有了可能。
同理，腐败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一个贫穷的社会，是无法为全面腐败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和活动空间的。在中共前三十年，社会物质水平低下，统治阶级也没有物质条件来搞全面腐败。只有经过中共前三十年的物质积累，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控制在官僚政权手中，才为它的全面腐败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到后三十年才能展开疯狂的化公为私。中共起家的教义是“共产”， 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但最后却把自己“革”成了资产阶级，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宣布了自身意识形态的破产。
从专制制度的演变来看，腐败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不会一下子就达到高潮。中国历代的专制王朝，在建立初期也大多表现得较为清廉，其腐败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发展的过程。但是，作为腐败机制的核心——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而以后的全面腐败，是它必然的发展结果，是迟早要发生的。中共前三十年所打造的专制体制和绝对权力，已经为今天的全面腐败埋下了种、植下了根。为一种专制权力打下的“基础”越是牢固，它就越不受制约，它腐败起来就会越深刻、越全面、越严重。中共前三十年的最大“成就”，不在于创造了“清廉”，而在于为官僚政权的绝对权力，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基础”，从而为今天的权力不受制约和腐败的无法控制，提供了政治条件。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政权的最大弱点，就是它控制不了自己的绝对权力。它靠绝对权力进行统治，消灭一切外部制约力量，也就为权力不受限制的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生于斯，也终将亡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