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地位，布罗兹基评价为“文明的孩子”，而因为曼氏夫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布罗兹基将她称为“文化的遗孀”。这是一个大诗人对另一个大诗人的价值重估，也是一个曾经遭受国家驱逐的公民对另外两个待遇更坏的同胞的深刻同情和尊敬。“文明的孩子”、“文化的遗孀”，这两个含义丰富、准确又深远的意象，似乎已经说尽了曼德施塔姆夫妇厚重与深沉，但只有当我们开始阅读，才能感受到这种丰富性的回响。它不仅冲击阅读体验，同时也冲击着生命体验。
我说的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的诗歌流派阿克梅派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一起被称为该流派的三驾马车。命运都不曾善待他们：古米廖夫被枪决，曼德施塔姆被逮捕、流放，最后死于远东的集中营（甚至没有确切的死因与具体死亡日期），阿赫玛托娃虽然免于流放的命运，但伴随她的却是泼脏水、被监视、儿子被扣为“人质”……，以及终生的恐惧。
这部回忆录所写的，正是曼德施塔姆夫妇从1934年到193 8最低谷的时期。在苏联大清洗的1930年代，曼德施塔姆被捕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他写了一首讽刺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诗，这首诗被侦查人员称为“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语，／只能听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那个杀人犯和农夫斗士……”
作为诗人的妻子，娜杰日达也投身到了那个年代当家人被捕、家属“四处活动”的潮流中。她找到党的高级干部布哈林，通过布哈林的斡旋，曼德施塔姆得以改判流放沃罗涅日，得到近4年的“奇迹”。只是这对夫妻并未想到，曼德施塔姆的命运在严酷的1930年代基本定型，虽然他不属于清洗得最厉害的上层人物，但他身上展现的，却是苏联被清洗面最广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不可否认，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分子。而这另一种知识分子，却有太多的面目和名字，有时候他们是上级，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是诗歌爱好者。曼德施塔姆喜欢给人读诗，也经常有他的崇拜者要求（甚至是强行闯入硬要求）抄录他的诗歌，而这些人都有可能向官方举报。曼德施塔姆的命运不仅仅是受制于一首谤诗，从历史上看，他从来都不是左翼的同道。他写的东西越来越与官方的需要背离，生于1891年的曼德施塔姆所面对的是——“不跟我们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即使有过4年较宽松的时期，他依然逃不脱被送进集中营的命运。
这是娜杰日达所表达的命运必然性。在所罗门·沃尔科夫为布罗茨基做的谈话录里，他们谈到这个话题。布罗茨基把曼德施塔姆的最后命运归结为那首颂诗。为什么？因为你把斯大林同志比作沙皇，诗人又做了说出“皇帝新衣”的秘密，这和攻击他是“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一样触犯统治者的禁忌。我非常佩服布罗茨基的分析，如何读曼德施塔姆的诗与如何理解曼德施塔姆，他都是必不可少的鉴别者。当然，这也适合于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时候。
这一切都被陪伴他经历恐怖岁月的“黑暗同志”、娜杰日达所铭记。收到丈夫死讯后，娜杰日达也开始了流亡之路，她四处躲藏，万幸没有再落入契卡人员之手。早在曼德施塔姆去世前，娜杰日达就开始谋划如何保存丈夫的诗歌：手稿、抄本。她有意识地收集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档案。但鉴于那个年代告密盛行，不少所谓的诗歌爱好者同时也是身负任务的人，不能轻易相信，于是除了四处存放抄本之外，娜杰日达用背诵的方法来保存曼德施塔姆的作品，诗歌，散文，她说自己能倒背《第四篇散文》。当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后，她流落到一个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当纺织工人，她在晚上上班的时候背诵丈夫的诗，白天则去莫斯科“四处活动”，“上访”，打听消息。
像娜杰日达这样作流亡者、甚至是有罪者的妻子，作为未亡人的身份保留丈夫的思想，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不乏其人。吊诡的是，曾经作过曼德施塔姆庇护人的高级干部布哈林，后来也被斯大林清洗。他被捕前所写的致苏共中央的信，也是由他在监狱和集中营熬了二十多年的夫人背下来的，直到80年代才公开发表（布哈林1937年被清洗）。
布哈林的斡旋，是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提及听说曼德施塔姆被捕消息的帕斯捷尔纳克去找过他。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了领袖斯大林的电话，被告知曼德施塔姆会好起来。于是有了诗人曼德施塔姆流放沃罗涅日的“奇迹”。领袖知道这样的奇迹不仅能显示他的仁慈，而且通过帕斯捷尔纳克这位著名诗人的转播，可以作为故事一直流传下去——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奇迹喝彩”。这篇《奇迹之源》是整部回忆录中核心的部分，它显示出在一个有奇迹的社会里，奇迹的可怕；对于旁观者又是经历者的娜杰日达来说，她可谓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这篇和描写秘密警察的《赫里斯托夫雷奇》、描写曼德施塔姆的弟妇的《非党的塔尼娅》一起，构成了上层、专政工具以及平民之间的一致性。读这些篇章，不能不佩服作者对制度之恶、人性之恶的深刻洞察。
在斯大林死后，环境有所松动，赫鲁晓夫上台，“解冻”开始。娜杰日达的境遇稍有好转，她可以在一所学院教书，找到一份教职，获准回到莫斯科远郊居住（依然是政治上的次等人），直到60年代中才获准回到莫斯科，1980年去世。但已经去世的曼德施塔姆的命运很难说改变了——平反可以限定在纸张上，但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则困难重重。在“另外的知识分子”那里，很显然并不太想听到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娜杰日达始终在为丈夫的书出版奔走、期待，而她面对的依然是强大的官僚体制，占据其间的各式人等在面对一些“国家蛋糕”时，就会因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而起化学反应：会触及敏感区域、会让某些人不高兴、会让自己丢掉饭碗，等等。所以，当曼德施塔姆的诗集1973年终于出版时，娜杰日达是不满意的。她不满意的或许还有更多——
“我们这里连一个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所有人都英勇地斗争过，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不过是在竭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要真正的勇气。”
娜杰日达从6 0年代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她的回忆录刊发在《塔鲁萨之页》上，这是塔鲁萨这个莫斯科远郊小镇的地下文学刊物，创办人有中国人较熟悉的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作者。回忆录一共写了84个章节，在1970年传到了西方。图为娜杰日达也许是这样的“宽松”让娜杰日达撰写这部回忆录，但也许正好相反，正好是因为这环境仅仅是“宽松”！它的关键词，除了“曼德施塔姆”，我想就是“我作证”。
作为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在那些年里她写的最多的是各种申诉材料，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她是非专业的写作者，但这部作品不仅让她成为了作家，而且是一部一流的散文作品，置之于俄罗斯的文学回忆录传统中，依然是一流的。这有曼德施塔姆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这位女性娜杰日达自己的东西。时代与个人紧紧地捆在一起，不论她的初衷如何，时代的秘密就在其中。
和我们熟知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回忆录一样，通过娜杰日达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知道曼德施塔姆的创作，他的诗歌与自身与时代环境的碰触——从评传的角度看，没有人能比她更好地发现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了。这既包括曼德施塔姆早期的诗歌，二十年代与左翼文学观念的不同，也有带来噩运的讽刺诗、最后救命稻草般的颂诗。但最重要的是曼德施塔姆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喷发”的那批作品。还有就是让读者从整体性上去把握曼德施塔姆的诗歌。
和“苏联的”文学回忆录最大的不同，是置身在大恐怖时代最为绝望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察与反思。他们所经历的流放是比沙皇时代更为残酷的，生死往往在一瞬间，而最为残酷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变，高度恐怖与高度噤声。娜杰日达写到的作家友情，正是这种氛围下的点滴。这些人怀着巨大的恐惧，也是怀着巨大的勇气，给予落难者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她和曼德施塔姆终生的好友阿赫玛托娃，而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一家的留宿几乎是拿全家生命开玩笑，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关注（但是娜杰日达也展现了曼德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两位诗人的不同，她对巴别尔的描写尤其值得注意，在她看来，巴别尔是有意识的跟契卡人员打交道，“玩火”），还有她在纺织工厂时工人们的帮助。
最值得留意的，是她当时的房东，一对工人夫妇，“在那段严酷时期，工人家庭里的谈话要比知识分子们的谈话开诚布公得多”：
两位房东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工人。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世代无产者。”她提到那些在沙皇时期曾躲在她家的政治鼓动家们：“他们说的是一套，做出来的是另一套！”夫妻俩都对那些审判案件极其不满，男主人常常厌恶地把报纸一扔，说：“瞧他们用我们的名义都干出了什么好事！”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是在夺权。”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作工人阶级专政，这让夫妻俩感到十分愤怒：“他们是用我们这个阶级搞乱你们的脑袋。”……（p391）
可以想见的是，作为新政权的边缘人物，政治上的潜在敌人，曼德施塔姆夫妇在同道那里所受到的冷落屈辱，在昔日朋友那里感受到的世态炎凉，都要比上述例子多得多。比如作协官员们，包括作家法捷耶夫，这位高官在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时，有着极其不光彩的表现（见《同谋》），“我们尚未意识到堕落的规模和程度”。而对另外一位文化高官吉洪诺夫，她说，“吉洪诺夫这个活人也曾变成一个纸叠的人物。纸质的空壳里永远不会含有任何真正价值。”何其犀利、准确而又深刻的标准！
法捷耶夫是在回忆录中值得留意的人物。他是作协领导，让曼德施塔姆走向被捕陷阱（娜杰日达的说法）的是她，后来，当娜杰日达在什克洛夫斯基家留宿时，意外地在电梯里遇到了他，后者有意无意地解释了一下自己为难的处境——这种意味深长的人性展现，绝不仅仅是在苏联。
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方有抱怨和控诉的权利，娜杰日达并未滥用这种权利。作为被侮辱的一方，她在追溯这些往事时，虽然对一些人毫不客气，但还是相当克制，没有过火地清算。本书的俄文版序言说：
“她是个畜生，”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常常谈到某个不太体面的人物，“不过我可不是她的法官。”
她有自己的判断，但最为可贵的是她着眼于陈述历史，还原事情的真相。
在这部书里，娜杰日达是怀着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反思精神的一个人。尤其是反思力度，从思想上支撑了这部回忆录的价值。对于那些有幸没有被逮捕、被流放的人，娜杰日达看到了某些人的生活“仍几乎是悲剧性的”。而即使对于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政要，娜杰日达同样看得清楚：“他们前往莫斯科购买的不仅是家具，而且也有墓碑，因为他们的洞穴也同样不够深。一些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而消失，另一些人则选择自杀。”没有控诉的意思。
娜杰日达关注的重心在诗人丈夫身上：他的创作，他的诗歌，他的理念，他的遭遇——正是流放的经历促使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去反思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必然是从身边人开始，政治理念与诗人的关系开始，才推及到政权与个人，乃至大清洗是如何发生，才来思考制度起到了何种作用。在她为这段历史所作的证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她不仅正视写谤诗的曼德施塔姆，也接受写颂诗的曼德施塔姆，但她明确地知道写一首颂诗的曼德施塔姆与更多的写颂诗的文学家、作家、诗人之间的区别。对何以被归为政治贱民的历史成因作出了解释，这就是：二，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的急剧退化，为一种制度所屈服，进而为一种思想所钳制，最终为之服务，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她对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比较，得出人道主义衰落而暴力、专制主义上升的结论。
在不安、恐惧、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涯中，娜杰日达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经历的追问。这84章看似没有联系的短章，那些丰富的细节与其说归功于长期背诵丈夫诗句的女性，不如说流亡生涯深刻地打开了一位作家的世界。这些回忆散文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反思、消化，它们包含了由来、合理性、不合理、未来的疑问。它们这里有“时代的喧嚣”，更有时代的秘密。
众所周知，在娜杰日达晚年，虽然回忆录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但她所期望的，无论是曼德施塔姆的清誉、作品出版，还是社会的进步，都所见甚微。因为整个制度没有改革、没有前进、没有变化。书中有一节写到她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为国家辩护的人，很值得留意，因为他代表着所谓“坚固的中间阶级”，当拥有一些利益之后，如何看待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巨大的命题，而很显然不是人人都希望为价值观而改变丰厚的现状。
但她以对两三代苏联人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严密布防的效果逐渐在年轻一代中失去了魅力。同时也有更多同道让她关注，比如布罗兹基。流亡是他们共同的宿命，这大概也是布罗兹基关于这对夫妇的评价是那么感同身受、公允和体贴的原因。
在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后，娜杰日达在铁路边的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住下来，因为这里经常会见到运送囚犯的闷罐车经过：
“我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即我有朝一日能在闷罐车的车窗（实为一道缝隙）里看见奥·曼的脸庞……”
说这是伟大的文学的感人力量是轻慢的，尽管它是何等的感人！“一切文字，我最爱血泪所写者”，这“最爱”也有些轻慢，它让生者感到自责和愧疚。娜杰日达展现了一位伟大女性的坚强与忍耐，这种力量在这些文字里，这些揭露里，也在这些为文字所略去的冗长时间里。别忘了那些没有写下来的、全部是等待、恐惧、绝望、争吵的时间。娜杰日达的一个反思是：在遭到殴打、踩踏时，是发出哀嚎还是保持蔑视的沉默来回敬刽子手？她的结论是：
“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
娜杰日达最让人尊敬的是：她不仅仅发出了哀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