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国内的腾讯网站转载了一篇《南岛晚报》记者徐一豪的报道：“他捐1200万给30户村民建别墅”。
报道说：“2013年12月28日，海南省琼中最落后最贫困的偏远山村－－大丛村实现整体搬迁，全村30户村民集体告别棚屋，住进崭新的现代化别墅。”
报道说，大丛村很穷，2012年大丛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950元。“得知大丛村的现状后，我国著名学者、改革理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非常震撼，决定把退休后在海南工作13年的报酬1200余万元拿出来支援大丛村建设，帮助村民改善生活环境，脱贫致富。经过将近2年多的施工建设，大丛新村新建落成，并于12月28日正式完成搬迁”。
这则消息引发读者热议，不到12小时，跟贴评论已经多达2700余条。
不少读者惊叹并强烈质疑：13年，1200万，平均一年将近100万，只不过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还是退休后的工作收入，大丛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950元，而一位退休副总编年纯收入将近100万，两者相差1000倍，太悬殊了，是怎么赚的啊？是贩卖毒品吗？说得清钱的来路吗？难怪不敢公布官员收入财产了。
也有不少读者对周瑞金大加称赞。有人说，在当今中国官场，以周瑞金的地位，他的收入真不算多。还有人说，不管他的钱来路正不正，他肯捐出来给穷人就是善举，就比那些包二奶包三奶买豪宅的贪官好得多。
也有读者担心这篇报道是帮倒忙，“这货捞不少，吐些买命，报道的是想拍马屁，现在好了这货死定了。”
提起这位周瑞金，可谓大名鼎鼎。1991年，周瑞金以“皇甫平”的笔名，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名噪一时。据说周瑞金很受高层信任，朱镕基曾说他“文才可用，心术尤正”。就在去年7月，周瑞金还应邀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堂发表讲演，指出：这些年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导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
有人问，是不是现在习近平反腐败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把周瑞金给吓怕了，赶快打着做慈善的旗号把赃款交出来？
应该不是。根据报道，周瑞金捐助的大丛新村的施工建设是两年多前开始的，那时候习近平还没上台，连王立军也还没进美领馆呢。
但无论如何，1200万这个数字还是太扎眼了。薄熙来以受贿罪被判无期，受贿金额总共不过2000万；文强受贿金额才1200万就以受贿罪给处死了。
周瑞金捐款给贫困村民建房本来是一大善举，可是引来的质疑却远远多过赞扬。一位网友替周瑞金辩护，说“敢拿出来就不怕质疑”。这话说得很对，但网友们的质疑与其说是针对周瑞金个人，不如说是针对体制。
长期研究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告诉我们，在中国，灰色收入集中在高收入居民；越是高收入的人，工资性收入比重越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他收入比重越高。另外，现行的社保体系也是有利于高收入的居民，低收入的居民反而受益更少。例如医疗保健，越是低收入的人，看病越是要自己掏腰包，而且只能得到低水平的医疗；越是高收入的人，特别是官员，看病越是不需要自己掏腰包，而且还能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正因为周瑞金捐出的这1200万很可能都不是贪污受贿所得，而是体制赋予的或者是用体制许可的方式得来的，因此，周瑞金个人越清白，那就表明体制越腐败。
周瑞金捐款善举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想想看，一个清廉的退休官员就可以捐出1200万，那些没退休的呢？那些不清廉的呢？
中国的贫富悬殊触目惊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让那些贪官把不义之财都退出来还给老百姓就行了。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靠习近平王岐山选择性的反腐败能做到这一点，唯有来自民间的压力，唯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才能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