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终于道歉了，为1966年卞仲耘的惨死而道歉。作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文雅、秀丽的卞仲耘，是被一群红卫兵用带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的，而宋彬彬是这群红卫兵的头，极可能就是这起杀人案的主凶，或凶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认自己是凶手，并声称她不知道凶手是谁。
然而，凶杀案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公安部门立案侦察，断无可能查不出凶手。
宋彬彬的道歉并不真诚，她说：“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好一个“保护”！那时候的她，一个红卫兵头头，何曾想到“保护”二字？在她那颗被毛泽东思想烧昏的脑袋里，有的只是“消灭”二字，“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群人消灭另一群人，从肉体上消灭，从地球上抹去。残杀。
据说，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斗、第一起残杀。随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宋彬彬，说：“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应该把名字从“彬彬”改为“要武”，她果然照办，兴高采烈。显然，毛事先已经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故而有此接见、有此改名一节。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然说自己“从没有正式用过这个名字。”
在由毛泽东鼓动、宋彬彬等人牵头的“红八月”里，红色大恐怖蔓延，仅在北京，就有近1800人惨遭虐杀，其中，大部分人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如果宋彬彬们真有悔罪之意，应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要求公开审理当年的一桩桩凶案，为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国公安机关拒绝受理，则应投案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发生在中国的反人权、反人类罪行，得到世界公义的审判。
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推诿；与其说是向人忏悔，不如说是自求平衡；与其说是为了别人，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那个男主角意识到，自己的忏悔，不过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另一种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笔下的男主角，至少还为了那份忏悔而奔走、为受害人做尽可能的弥补。
而宋彬彬们做了什么？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报纸，再次“扬名天下”？不久前，中共已故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语调稍微真诚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权”以及未来“中国法治”的必不可少。
宋彬彬们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泽东的罪恶——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现行制度的罪恶——文革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那么，那样的道歉，就永远是浅薄的、廉价的。没有深度，缺乏真诚，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盲目。
最早的红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组成。比如，陈毅（中共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宋任穷（中共上将）的女儿宋彬彬、邓小平（中共总书记）的女儿邓榕、薄一波（中共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来……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这些“红二代”，就是今日“太子党”。
“红二代”，“太子党”，文革是他们的，今日中国还是他们的。文革，针对亿万民众的红色大恐怖，表面上，成了过去式；然而，红色江山依旧在，扼杀民主、自由、人权的红色大恐怖，依然弥漫于神州大地，如雾霾的肆虐，只是，包裹了一层“改革开放”的外衣，让一些人双目迷离，识不透表里，辨不清真伪。
这或许也容易解释，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南海里，还有人崇毛、颂毛、保毛？因为，中南海里的那几把交椅，仍然是他们吃穿不愁、享乐无度的铁饭碗；天安门广场的那块发黑发臭的腊肉，仍然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好。从最低层次上来说，也是。这种道歉潮，至少有一个好处：提醒习近平的“太子党”政权，遮掩文革、捧毛、朝左转，开历史倒车，注定是一条死路。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