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上台一年间，中共当局所拘捕的良心犯和“公民犯”超过了胡温十年，所惩办的省部级贪官也远远多於胡温十年（据说连心狠手辣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永康已经被秘密拿下了），对周边国家放狠话、亮肌肉的次数更大大超过了胡温十年。剧烈的量变往往昭示了潜在的质变，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用语）。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或将被后人称之为“习近平时代”。
相对於“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胡锦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温家宝而言，习近平的雄心更大、口味更重、招式更狠、动作更猛。因此，未来九年，中国的内外局势将更加令人不安。习近平对内对外的强势风格蕴含了更多的变数，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习近平也许能够解决一些胡温不敢触碰的老问题，但他更有可能制造出一些遗患将来的新难题.当然，中国也有变好的可能性，但变坏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且若变坏，则必定比胡温时代坏得更猛烈，也坏得更彻底，这倒是十分确定，没有变数的。
集体领导制奄奄一息
中国的高层体制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以前人们说“胡温”，因为那时的格局基本上可视为一种党政双头体制：胡管党管军，立场偏左；温管政府管财经，立场偏右。折衷之下，政冷经热，政左经右，死水微澜，波澜不惊.而且，温家宝的言行举止颇为张扬，极富个性，风头与魅力都盖过了胡锦涛，以至於被人谑称为“影帝”。现在，人们也习惯性地跟着说“习李”，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什么“习李”，将来更不可能形成“习李”。在习近平的身边，李克强已经注定只能做助手、当配角；他连得一个“中南海最佳配角奖”也是门都没有的。李克强只能扮演一位缺少个性、没有棱角、看主角眼色行事的蹩脚的配角。
胡鞍钢教授发明了“集体总统制”的特色概念，可转眼间就过时了。习近平诚然不屑於只做“集体总统”之一──哪怕是稳坐首席，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也越来越不像是什么“集体总统”，倒像是总统的跟班。据说张德江不大敢在习近平面前说话，刘云山基本上是用自己的嘴说习近平的话。俞正声、王岐山原也是能力不错的硬角色，不过，习近平给他们的机会只是发挥余热，不是绽放异辉.现在，邓后时代逐渐演变而成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已然是奄奄一息。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超级机构将来有了声势，只怕连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体制重镇也有可能沦为附庸。
习近平会是改革派强人吗？
然而，习近平是比胡锦涛更坚强有力，还是更懦弱无能，这并不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历史地看，最高领导人逞强未必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在於他因何逞强、对谁逞强，是合理合法逞强，还是无法无天逞强。毛泽东够强，独断专行，弄得高层人人自危，结果很坏，政乱经衰，国弱民穷.华国锋是能力平庸的弱主，但在剷除江青“四人帮”时却是心思细密、大气磅礴、英明果决，该强势的时候并不显弱（叶剑英说过，即使是毛、邓处理类似问题也未见得比华国锋更好）。面对邓派倒华排汪，华国锋确实很弱，但若华不示弱，三中全会就得反右，邓小平便再也起不来，改革开放也就泡汤了。华国锋之弱，也弱得恰到好处。邓小平倒是强，罢胡废赵，开枪进京，结果酿出惊世惨剧。到了九二南巡，邓本该对反改革势力也强势出击，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过；强人暮年终於显出了懦弱，这还不如强弱各得其时的华国锋哩。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共稀有的自由化民主化种子，身居高位却在其位不得谋其政，只因上有恶婆婆，下有坏妯娌，身处弱势，陷於困境，不能用强。总之，中共的毛病是该强的人不强，该弱的人不弱，不该做强人的时候偏偏逞强，应该做强人的人物却总是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身家性命都不保。
中国终究还是人治社会，如今贪官遍地，恶吏横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人们已经极感厌倦。人治社会的一般规律是，当人们普遍对现实感到失望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託於下一位强人身上。这些年来，人们希望结束“九龙治水”的乱象，希望告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乱局，於是，人们盼望有一位一呼百应的强人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仅普通百姓、知识界、思想界，包括异议群体也都有这种期盼改革派强人出掌政权的心态，毕竟选择有限，而胡温十年的消极无为与停滞不前已经让人很有些不耐烦了。此种社会心态正是习近平得以走强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当前中国支持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的人们绝大多数并非锺情於强人政治，而是呼唤一种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换言之，人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位大人物：他对贪官污吏够狠，有充分的能力启动改革，但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在民意和公众面前，他始终保持忠诚与谦恭。习近平是这样的改革派强人吗？当今中国有产生这等政治超人的适宜土壤吗？
习近平言行传达出矛盾信息
中国的改革早已停顿.因为“深化改革”遭遇到政体上、观念上、利益上的巨大阻力，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改革需要强人，非强人不足以战胜阻力。但是，上任一年来，习近平的言行传达出混乱和矛盾的信息，他是否真正的改革派，是什么类型的“改革派”，目前仍未揭晓谜底。作就职演讲，首次阐发“中国梦”的时候，他的言词像一位典型的国家主义者，讲兴亡，论得失，无不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显见得这是一位以国权代民权、以主权压人权的执政者。不久之后，他十分显眼地变成了薄熙来式的毛主义信徒，毛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八？一九讲话”公然喊出“舆论斗争”、“意识形态亮剑”的左倾口号，更悍然向“反动知识分子”开战，发动清网剿V运动，俨然习版反右斗争。十八届三中全会，他似乎又从毛派悄然变回了“改革派”。不过，三中全会所宣佈的“改革”仍然充满了混乱和矛盾：民进国不退，经改政不改。看来，习近平是试图把毛、邓合二为一，像毛泽东那样掌权，以毛泽东的手腕摸邓小平的石头.这样的“强人”、这样的“改革”，果真值得我们信赖吗？
专权体制下没有伟人改革家
彼得大帝是俄国强人、一流改革家，他的强势改革促成了落后国家俄罗斯的欧洲化和近代化。但是，彼得治下所形成的“一个管理良好的警察国家”也就从此成为俄国专制传统的一部分，到苏俄时代更添砖加瓦，发扬光大，直至登峰造极.拿破仑是世界级的军事强人，也是后世各国小强人眼中的超级偶像。拿破仑也是业绩非凡的一流改革家，他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流血不止、愈演愈烈的动乱局面，成功改革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体制，其巨大的改革成功令法国焕发了令人畏惧的惊人国力，但强人拿破仑同时也是“革命──改革──复辟──战争”这一恶劣政治循环的始作俑者，并把这一恶性循环散佈到世界各国，至今流传不息。一流改革家彼得、拿破仑尚且如此，梦想做强人的习近平又能如何呢？中央集权和个人专权的体制下没有伟大的改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