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不论要中国建立公民社会，还是要实行民主制度，都不是为了推翻政府，而是为了争取中国人的自由与幸福。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依靠一党专制不可能建成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又是人类同样包括华夏子民的追求。因此，由于结束一党专制是迟早的事，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建立也是迟早的事。正如西方有人所言：即使是上帝，也不能让二乘二不等于四。这也正是中国人一定能建成中国公民社会和一定会走上民主道路的希望所在。
追比先贤者，自己往往也会成为后人的先贤，胡适就是典型一例，这里姑且不说。在台湾，至少还各有一位知识分子让我感佩不已，他们就是已经去世44年之久的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和刚辞世一年的邓正来（尽管本人并非完全赞成邓教授的某些观点※）。他们都是为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三句话不离学问，志存高远，一心向学，追求自由，追求民主，思想解放，精神独立，中国当代无数知识分子面对他们，都应感到羞愧。且读殷海光遗言，不仅让人有读唐人李密《陈情表》之感，且在心痛的同时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怀念，不能不看作是一面镜子（哪怕作为一个人的整体自己还不配有这样一面镜子，但在精神自由方面，还是可以照一照的）。
殷海光去世时比邓正来还要年轻，只有五十岁！你读他去世前写的那些话，想不哭都不行。《殷海光先生遗嘱》，是殷海光1967年4月22日夜八时十五分在台北宏恩医院口述，他的学生陈平景做记录（此时离他辞世还有两年又近五个月）：“我如今也快活到半个世纪了。对于个人的生死并不足惜，否则这五年以来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所憾我有四件事：第一，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攻击构陷，她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第二，对不起孩子，不能给她更好的教育和适当的环境。第三，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第四，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代，《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引自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第70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一
话说一年前的1月24日上午，大约十点多，自己坐在电脑前，点开一家网站的网页，得知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与他的爱妻和宝贝女儿以及他的学生和朋友还有他的无数读者们永远地告别了。
不知怎么，这个远在上海且与本人毫无关系的人的死，竟让自己的心顿时不好受起来。回过神才意识到，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个读者知道邓先生太有学问了！并且对于今天人类的寿命而言也辞世得太早了！还有，就是他的思想品格像他的学问一样是中国学界难得的出类拔萃！中国像他这样有学问而思想精神独立、批判意识强烈的学者不是太多。正如邓正来好友周国平在近十年前即发表的《以真性情做真学问——邓正来印象》这篇文章中所言：“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
自己有个毛病，心里一不好受，鼻子就发酸，接着往往就会有泪水浸湿眼眶甚至涌出。曾有朋友笑话，说此乃泪腺太发达。可这是上帝所造，实无好法子可想。特别是当从新闻中看到邓先生患的是胃癌，而且从查出到去世只有一个月，自己更是难以接受，很想大喊一句：邓教授呀，你怎么能让胃癌到了晚期还感觉不到呢？让人简直不能相信。另外，真想埋怨上海：如此一座世界级大都市，有那么多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疗条件又那么好，怎么就治不了一个胃癌？要你们那些医生有什么用！
真是中国学界的不幸啊！不该死而死去（该死的却不死）而自己一时又能说出名字的，就有殷海光、蔡定剑、高华、邓正来！老天让他们都早早离开他们所深爱着的学术研究和苦难的中国人民而去。正如周国平所说：真是“多少憾恨！”
邓正来绝不单是一个学问家，同样是1949年后特别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难得的一位思想者；而邓正来又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思想者”，他是一位自由思想者，是一位勇于批判社会批判政府批判同道同时也希望别人批判他的知识分子※※，而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在就本人所知的当今中国学界屈指可数。
他的去世并未引起这个国家的政府重视，这完全可以想得到。哪怕你只读一读他的《我的学问和人生》（讲座），读一读他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还有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作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演讲，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2007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国民党人喜欢过的“双十节”这天，邓正来在上海财经大学白楼一楼报告厅演讲了《我的学问和人生》。不要小看这样一场讲座，本人相信，凡听过他这次演讲或事后读过经整理后的讲座文字，在读书学习甚至在做人上都一定大受教益。
邓正来在演讲中说道：“90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都是从上往下。国家好个人才好，进一步地，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于是小平、耀邦、紫阳、泽民、锦涛等等，都成为我们企盼的明君。”又说，“政治的逻辑，则是杀人的逻辑，生死的逻辑，这一刻说你是亲密战友，下一刻就说你是叛徒敌人。”他在讲座中还启发听讲者：“‘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这个问题再提升一步，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几亿中国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把几亿中国人而且把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强制性地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呢？本人相信，下面很多听讲者都一定心照不宣。演讲者这些话虽然远离这个国家的政治时事，可它的意义，特别是它对独裁专制的“杀伤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次演讲中谈到做学问和研究学术时邓正来说道：“学术需要的是兴趣，是兴趣的牵引。寻找你自己的兴趣吧。你的女朋友不和你谈恋爱了还做不做学问？做。你的老婆不和你结婚了还做不做学问？做。你的朋友都离你远去了还做不做学问？做。共产党把你抓起来还做不做学问？只要不死照做不误。”我敢说，我们的政府绝不希望中国的学生乃至所有做学问的人像邓正来所说的这样去做。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这篇学术文章开篇，邓正来就严厉地批判了当今一些政府对市民社会的打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于20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于现实世界中都表现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路向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 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77页。下面再引此书，只注页码）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我们正生活的这个国家，一是1949年后中国原本就不允许发展市民社会，二是即使1978年后至今，仿佛有了一丁点市民社会的影子，国家也常常是弄得如同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更有甚者，有时简直就像白色恐怖。至于所谓“渗透或侵吞”，生在今日的中国，我们一些可爱的网民一定是深有体会。即使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久违的、也只有在市民社会才会出现的游行示威的队伍，你也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以为中国人民总算自由了——不是。那队伍非但不是自发的，且其中早就渗透了“他们的人”。这样的队伍不过是工具罢了。
邓正来十分清楚：国家至上，一定会导致政府独裁。故而又说道，“只要一个社会是依凭政治结构而规定，只要人们认为政治权力原则上可以渗透或侵吞社会，那么面对政治强权对社会的侵逼，社会便会缺乏原则性的抵抗和道义或现实的制衡力量。”（第80页）这是邓正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说的话，前有八九年那场风波作证，后有近些年甚至直至眼下中国发生的各种稀奇百怪仍在证明着。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邓正来借阐释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下篇）说出了很多中国人想说的话：“显而易见，在洛克看来，国家的职能并不是要替代自然状态，毋宁说是社会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要将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予以具体的实现。如果国家违背契约，侵犯了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凭藉恢复其自然自由的权利而可以推翻其统治。”1957年打右派前夕，北京一教授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见原《人民文学》主编韦君宜《思痛录》第5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这与洛克的意思，本质上是相同的。
而2006年3月17日晚邓正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法学院201教室演讲《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这样讲道：“无论这个时代有多么伟大、多么辉煌，都不构成我们停止思考和停止思想的理由。”这对那些不会思考也不愿思考，对这个时代只知一味唱赞歌的御用知识分子不啻一顿棒喝。
二
邓正来是个有“大野心”的学问家。他认为一个人哪怕从学生开始做学问，就“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试问：不说那些学生，今天中国学界还有几人有这种大志向？又有几人有勇气站出来说自己要追比先贤？
或许正因为邓正来志存高远，志向太大，在中国当代，他所读的书，他所做译介，他所做的研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比得了。而像我这样一个或许连做邓教授学生资格都没有的人自然不可能涉及他的一些学术研究，这里只想顺带着就自己在阅读邓教授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研究后所发表的学术文章谈几句读后感，也算是在他辞世一周年之际表达仅仅是他的一个读者——甚至连读者都算不上而仅是他的同龄人对他的悼念之情。
严格说来，不仅1949年前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就是1949年后，中国同样没有建立和发展市民社会。邓教授也仅是认为，中国学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有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几乎看不到市民社会的国家做市民社会的研究是多么地不容易。之所以说中国并不能算一个有市民社会的国家，是因为我们至今都看不到在这个国家有真正独立的民间组织，而独立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一个市民社会标识，甚至是市民社会的骨架。连骨架都不存在，又哪来市民社会的“身子”？
1949年前不说，那是中国太落后的缘故。中国五千年不仅没有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更重要的是，中国几千年不重视发展资本，特别是到儒学统治中国后，经商更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或许正是有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意识的传统，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工业化已经给西方国家带来更高级的文明，中国还在那儿搞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就没想到堂堂一个大中国，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更不从政治制度进行反省。
那么1949年后呢？按说这可是完全“独立自主”了，可以卯足劲发展资本产业，解放生产力，同时建立市民社会，给人民以更多自由，真正由人民来管理社会。因为市民社会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然而，四亿国民万没想到，简直就像才出狼窝又入虎口，不仅没有盼来“翻身得解放”后原本应该享受到的更多更大的自由，反而自由还不如“翻身”以前。1949年前，中国人至少还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绝对地城乡身份的差别※※※：今天一个乡下人，明天进城当了学徒，就成了一个城里人。还有，只要你是一个农民，你的身上就打上了农民的烙印，你结婚所生的孩子以及子子孙孙，也都只能是农民。挑担柴火进城卖出后，到城里饭店想买根油条或是买个馒头，且慢：有钱也不行，还要粮票。我可怜的农民兄弟，哪来的粮票呢？就是城里人，一般人家，想有点粮票，一是要想办法从口中省出，二是省了指标后还要托人将那指标换成粮票才成。你说倒有多难！我有理由相信，西方“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恐怕绝没有过过中国人民这种“翻身得解放”后所过的“幸福日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有一大堆理由。但人民就是人民，他们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人民除了要温饱，还一定要有自由。且不说当时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就算是给了温饱，如果没有自由，与柏拉图所说的“猪圈里的生活”又有多大差别呢？
那么我们为何不去考虑建立市民社会？一读自由的西方人的著作你就明白了：市民社会往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专制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市民社会。在西方人看来，市民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手段，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目的。”（“导论”第5页）本人对后半句的理解就是，建立市民社会不仅仅是为了对抗或应付国家的恶，而且是为了要生活在这种市民社会中。
现在我们知道，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国家，尽管仍然有政府，国家有军队，但是，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的事务，绝大多数都是由市场和市民自行组织解决，政府所插手或干预的很少。只有当人民需要政府的帮助时，政府才有用武之地。政府只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工具。国家将来的唯一职责，就是有权力集合力量去解决个人或市民组织解决不了的困难，除此之外，政府在国内再没有其他权力。正如西方有人所说：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准，不仅要造成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还要保证实质上的公平正义；更进一步，国家还要保证公民确有反抗国家的权力和能力（317页）。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这显然是人类最初建立国家的应有之意。我们不能想像一个人或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居然想建立一个自己不能反抗的怪物“利维坦”。
三
我们知道，中国研究市民社会（亦称公民社会，台湾叫民间社会）比较有影响的至少还有一个人，这就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现在来看，他们研究市民社会，说到底，都是为了在中国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我们看得出，邓正来不仅与俞可平的观点略有不同，而且强调一定要在建立之前，先在学理上弄明白，建立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相对而言，俞可平偏向学习西方，而邓正来却非常担心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完全忘记了我们只能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任何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都不可能移植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不仅视市民社会的建构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手段，而且视建构市民社会本身为目标，……然而我们发现，此一目标的界定基本上是根据西方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定义做出的”，因此，“姑且不论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能否一如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那般培育出市民社会，即使培育出市民社会，那么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亦一定与西方式市民社会不同。”（第458、459页）
不过自己想说的是，从邓正来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已经意识到西方版的市民社会概念“适用于中国有问题”，但我们也看到，“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市民社会’恰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概念一样，虽然产生于西方，却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能为我们所用，也应该采用。”（第459页）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果一旦说西方市民社会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我们的政府也就有了把现行制度进行下去甚至进行到底的借口，这是中国很多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的。其实，现在更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就是应该先走上民主化道路再说，至于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问题，实在用不着过分担心。再说，用夹杂着西方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市民社会，肯定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它只能是一个变种。换而言之，中国的市民社会不管如何采用西方的思维建立起来，都不可能完全与西方相同；当然，至于有多大的不同，谁也说不了。市民社会一定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建立起来的。
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样的社会被称作市民社会呢？西方有人对市民社会的定义是这么下的：“（1）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2）就较为严格的含义来说，只有当整个社会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其行为时，市民社会才存在。（3）作为对第二种含义的替代或补充，当这些社团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时，我们便可称之为市民社会。”（第6～7页）此外又说：“市民社会必须有政党竞争制度。它需要政党在定期举行的普选中为寻求支持而进行竞争，……市民社会必须拥有一个奉行法治、保障个人与机构自由的独立的司法制度。它必须拥有一套公开政府行动的机构，包括可以自由报道政府行动的自由新闻出版界。（这里的新闻出版界包括新闻出版物、广播与电视、公开出版的学术性调查、对政治家与文官行动以及政治与政府机构的形式所作的批判性讨论和评估。）这些是市民社会的首要制度或机构，因为它们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保障。”（同上，第39～40页）
若是对照上面这些定义，中国至今还没有见到市民社会的影子不说，也正说明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执政者为何还是那么反感乃至压制中国人建立市民社会的愿望，以至于不说成立一个什么民间组织了，哪怕是几个人同城吃饭，也能演变成“同城饭罪”，给自己的惹来麻烦。其实，组建市民社会，并非就是要推翻政府。相反，如果总是不许建立市民社会，政府倒反而有危险了。
我们有些人之所以至今认识不到这一点，在孟德斯鸠看来，这是因为“特定的道德品质及信仰与特定的政治制度之间或许存在某种联系”。是否真的如此，这里不下断言。但是，建立市民社会却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这是因为：“一个群体的理想的实现通常会排除同一社会内其他群体的理想与信仰的实现。不同理想与信仰的倡导者之间可以自由竞争的社会自然会比不自由竞争的社会有更多的公开竞争。”（第45页）在市民社会，“政府的有效性首先要依赖于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共识，而且也依赖于自身的实践知识与现实判断能力。”（第48页）更重要的是，在公民社会，“公民有责任宣示一个比政党领袖的目标更远大的目标。这就是寻求对一个目标的共识，这一目标将有益于整个社会，同时将为整个社会所追求。”（同上）
而邓正来在他去世两年前出版的《哈耶克法律哲学》一书中应该是不自觉地对西方学者的这个认识作了进一步论述：“竞争不仅指出了人们如何方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具效率，而且还迫使那些依赖市场获取收入的人直面这样一种抉择：要么效仿更成功的人士，要么失去部分或者全部的收入；正是依凭这样一种方式，竞争产生了一种非人力的强制；它迫使无数的个人必须以一种任何刻意的指令或命令都不能促成的方式去调整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第1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文章开头说了，本人虽然并不完全赞成邓正来的某些观点，但是你读邓正来的著作，并没有像一些鼓吹用儒学救国以及捍卫中国传统者那样令人反感。这不仅与邓正来完全是用学理说话，而且时时把自己同样摆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既不反对一些中国论者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建立起中国市民社会的观点的提出，又强调自己即使只是反对中国论者观点所产生的谬误，自己的观点“无疑也属被批判之列”。绝不像我们某些维护中国传统或一心要用儒学来拯救中国社会的学者，不认为自己的观点也应该通过批判来检验。这也正是邓正来教授让我倾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何知识都是有限的，甚至从绝对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都是无知的，这也是苏格拉底之所以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理论支撑”。既然如此，不论是什么样的学者，也不论某人有多么大的智慧，更不说是什么国家主席还是总统了，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成了宗教，而宗教最不可取的一点，就是不承认没有绝对正确。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无知者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无知，这才是最要命的。约翰•密尔在其《代议制政府》第十五章要结尾处就警告，如果“将无知者和无知者放在一起”，那么这些人想要知识，也就只好让他们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摸索前进；而如果他们不想要知识，也就只好让他们没有知识了。当然，即使从道义上说，人们也还是要考虑“如何使无知者意识到无知，并能从知识得到好处”（参见220、2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这样，才能利国利民。
我知道，邓教授似乎不遗余力地研究并反对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强调先学习西方再说，但在这一点上，自己也还是要坚定地站在某些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一边，认为中国虽然不应该忘记邓正来的那些提醒甚至是警示，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如果不强调学习西方，那么有些人不仅一定还会在老房子的宅基地上重新建一座新的老房子，而且这座新的老房子会把房子里的人囚禁得更死。其实，邓教授大概没有想到，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无论如何学习西方，只要喝的是黄河水，看的是万里长城，只要还在中国这一片常常是雾霾的天空下生活，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就一定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无论怎样提供西方的理论支撑，都无法改变中国人用自己的思维想问题，做事情。这一点，我想一定要在这里说出来，告慰邓正来先生的在天之灵。此外，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西方，也还因为，中国人已经有足够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倾向运动，而西方倾向的是制度，甚至西方有人认为“当中国人寻求民主传统的复兴时，他们所要的并不是一种制度的传统而是一种运动的传统。”（第376页注释2）这也是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努力抗争都归于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不能不汲取，不能不引以为戒。
市民社会，其实也正是自由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强调的是“没有任何理由接受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坚如磐石的同一性的观点。不仅国家是多民族的或是多文化的，就是民族本身也必须承认和鼓励内在的多样性，……民族应当接受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当权且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不仅镇压其他的民族，他们也在他们热爱的同一民族内压制多样性和人们的创造性。”可“如果没有多样性，民主就很难与大众暴政相区别。”（均见第364页）“只有当民族性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和我们个体存在之间的许多中间认同形式之一时，它才可以是重要的和宽厚的。如果它被吹捧为认同的根本性基础，它就是民主、和平的市民社会之共同的大敌。”（366～367页）
邓正来是一个十分热爱自由的人（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是热爱自由的），除了他告诉读者在中国他翻译哈耶克的著作字数最多，达到了200万字之外，他在《哈耶克法律哲学》这本学术著作的封底也印上了哈耶克的一段话，而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对我来说，最富启发性的发现之一就是，越趋近西方，亦即越趋近自由制度依然比较稳固、信奉自由信念的人数依旧相对众多的国家，那里的人们越不真正准备对他们自己的信念进行考察，越倾向于作出让步或进行妥协，也越倾向于把某种他们所知道的自由社会的偶然历史形态视作一种终极标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那些直接经历过全权式政制的国家抑或在那些类似全权式政制的国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从这种经验中更为明确地认识了自由社会赖以实现的条件和自由社会的价值。”
既然如此，本人有理由相信，邓正来骨子里也一定是倾向西方民主自由、倾向能以建立成类似西方那种自由民主的中国市民社会。他对有些所谓“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担心乃至批判，都缘于他不希望我们在借助西方建立市民社会的经验时，忘记了我们是中国，忘记了正因为我们是中国，无法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成中国的市民社会，实在是用心良苦。中国的后来者们自当警醒乃至高度警惕。
其实，仅就眼下，我们的任务并不在此。2008年5月8日出版的一期《南方周末》，在《往事》版的右下角，发表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的一篇“小文章”《寻找电灯开关》。别小看了这篇不起眼的文字，请看作者在文末如何说来：“大楼摩天，磁浮疾驰，嫦娥奔月。唉，怎么就是咱们的意识形态还是舒舒服服停留在‘前现代’，升腾无日呢？难道中国的文化已经钙化，将永远如此严肃而沉重？”现在离陆教授说这话又过去快六年了，看看中国社会，就陆教授所说的方面而言，给本人的感觉，非但没有一丝改观，且越发地“严肃而沉重”了。面对此情此景，怕是中国更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都只能像陆教授一样，继续发出一声“唉”叹吧。
然而，无论如何，人类史告诉我们，依靠一党专制不可能建成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又是人类同样包括华夏子民的追求，因此，由于结束一党专制是迟早的事，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建立也是迟早的事。正如西方有人所言：即使是上帝，也不能让二乘二不等于四。这也正是中国人一定能建成中国市民社会和一定会走上民主道路的希望所在。
文稿草成，正当要将键盘推进之际，从互联网上又读到徐词早在2012年3月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一个稀奇古怪的教授到底在干什么——朱维铮其人》。自己虽然约略了解一点朱教授，甚至大约是2006年夏为了自己编的报纸版面更好看一点，还曾与朱教授通过电话向他约稿子（因他的身体原因，未能如愿），但读了这篇文章，仍让我感动不已——它告诉我，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毕竟还是有几个可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争回一点脸面的。
注：
※ 邓正来在自己比较看重的《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文中说道：“……当我们进一步对中国论者在这种取向下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尽管中国论者所引用的西方理论不同、其理论渊源亦有所驳难，但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时却发生了同样的问题：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彼即此的判断，等等。”
邓正来在对这段话的注释中是这么说的：“这类问题很多，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本世纪80年代民主政治先行抑或经济发展先行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将西方发展结果的现代民主政治视做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基设便是中国传统对发展构成了障碍；西方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后发型国家完全不同，前者是逐个解决的，后者往往是共时解决的，然而中国论者则常常忽略中国发展中各种问题共时发生共时解决的个殊性；关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民主理论，在中国论者处往往是作为‘真理’被接受的，除了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以外，迄今几无认真分析批判过，进而深化成口号或另一种意识形态。”（正文及注释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 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445、446页）
先说上面所引邓正来不论其正文还是注释，都很重要，建设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在为争取实现中国民主时都应该警惕。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统治层及一些御用知识分子们更多的是抵抗西方的先进制度，反对学习西方显然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我完全承认，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固然是西方力量冲击的结果，但之所以造成这一结果，不仅与中国传统自身多不合人性即妨碍人自身发展有关，同时也与统治者不思进取有极大关系。邓教授不应该忘记，人类文明，包括思想界，同样适用“森林法则”——弱肉强食，并不奇怪。中华民族的文明估计有绝多部分都会败在西方现代文明之下，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早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就在他出版的名著《论自由》中谈及了这一点：“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慧的人们所做出的事功。……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奥秘，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约翰•密尔甚至警告欧洲，如果实行的也是“中国那种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话，就“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均引自第8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版）
※※ 邓正来在《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结语”部分说道：“……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研究以验证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过程，实际上亦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取向的某种批判，而笔者作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无疑亦属批判之列。”（同上，第461页）
邓正来在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的学生演讲《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时，特别提到当时北大出版社马上要出版一本由国内外三十多位博士针对他的文章写的分析和批判的文章，他为自己的“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兴趣，使得我非常高兴”，并且还“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大家能不能提出更新或者更好的批判性意见”。最难得的是他在这篇演讲中告诉人们：“如果我们研究的是真理，那就不要进行研究了，去信仰就可以了。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知识！知识最大的特性是什么？知识最大的特性或者它最内在的特性就是它的限度，它是有限度的，它不会和真理一样，变成普适的、永恒的。什么叫有限度？限度最根本的要害就在于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果我们所从事的知识研究是不能被批判的，是不能被反思的，这就意味着它不是被意识形态化了，就是被真理化了。所以，正因为它是一种知识，是可以反思和批判的，才有我的研究。”邓正来还认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清楚的意识到，我们无论是谁做的研究，他的有效时间是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而这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不是他自己终结的，而是由他的同道人或者他的后辈采用批判和反思的方式帮他终结的。”这里不用多说什么，本人只想问：中国学界有几个人有这种认识？又有几个人有这种气魄？
※※※ 邓正来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导论》中告诉我们，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市民社会团体的逐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这种趋势到了民初更显明确，日具实力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声张其地方或成员的利益。这种观点以一个社会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其出发点，认为明清乃至民初的中国已经发展了大规模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必定引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各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趋势后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抗这种侵略的革命而被打断了。”果如此说，也就愈加证明1949年后，中国社会是一种倒退。
2014年1月11日草成，12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