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4年1月17日讯）我从立场上与太子党对着干。我认为太子党就是体制，这是四五运动以来改革的太子党品格决定的。2011年年初秦晓的博雅基金会开会把我撵出来，我发飙后乌有之乡跟进，差点让秦晓进去，躲在香港好长。我的民国当归，就会让太子党觉得自己是贼儿子。今天是红二代成了掌控者，要债必须找他们。我反对太子党，写了十来篇文章。如《最后晚餐或回光返照：太子党上台》，香港《前哨》杂志2013年刊登《习近平“我还能怎么样？”的内部谈话》中提到此文， 习近平说， 有些人映射我们，说我们是试图回光返照。我们不要理睬他们。
太子党凌驾于左右之上。习没上台之前，就左右两手抓，最大程度在左右知识分子中间搞平衡，超越左右，我当时还与储百亮探讨习上台后，会像胡那样提出和谐那样，提出一个超越左右的口号，如平衡。
民国当归提出，就朝着太子党超越左右而去，把他们踩在脚下，不管他们提什么，都要在道义上把他们踩在脚下。傅翔:太子党想延续窃国之实，这是我们绝不能妥协的立场，回归民国之体，实为恢复民权，是当下非常值得推广的，我支持陈永苗先生。傅翔:凭大陆对民间政治力量的高压，在有朝一日的崩溃之期，想在各利益层面建立正常秩序是非常困难的，搞不好还会出现极权势力，而回归民国体制，联合各路泛政治团体，有非常意义。
政治评论家吴伟说陈小鲁是改革派，因为赵下台。我照骂他的道歉，因为左右之分已经涵盖不住太子党的整体属性，改革是专制的延续，面对太子党，只有一个问题:要专政还是宪政，没有左右，也没有社资，右派与资本主义一样是专政。
新浪微博“吴越春秋V”说：太-子党的能力和道德双重缺陷，使他们的表情远没有野猪打嗝时，来的好看。他们就是体制的把控者，但他们通过各类奴才文体，反复抽打体制，使体制反而成为不知痛痒的龙袍。再物色左右墨客，尽情铺陈，使龙袍又有了时髦的范式。自由者的责任，当以逻辑之剑，证明他们就是贱种，龙袍就变为蛇皮。
新浪微博“北京律师童朝平”说，一旦产生新的极权，毫无疑问，必形成新的高压，当然他们可能也穿上民主法治的外衣。
我建议改革派媒体把陈小鲁宋彬彬评选为选2004感动中国人物。八十年代土狗土不拉几，像个贼匪进城要穿上西装当绅士，西方文明和国内媒体改革派拔苗助长，就像一个大人赞美小孩，屁大的进步说成一朵花，表扬多了，土匪本性就暴露了，觉得自己不拉屎，就能拯救世界的美好，牛逼哄哄，坏小孩成了世界的太阳。整个西方世界和国内媒体改革派也受其塑造，有点小动作，就感恩戴德，也觉得土匪就是重要，给下磕头。
国内改革派媒体的，为了哄专制者进步，或者政治正确，采取这一些文明准则以下的标准，来哄小孩或者坏人，或者把坏苗助长。否则就没法办。改革派媒体人员有职业病，被污染了脑袋，把谎言只当做了真理，欺人最后自欺，又继续欺骗民众。
可是正常人应该有正常人是标准去评价政治事务，下水道的东西，怎么升都在下水道。不要当做正常地面上的。他们迫使民众成为改革派权贵政客的扭秧歌老太太，消解了民众的主体性，与民主宪政的精神背道而驰。
没有对权贵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事情，都不干。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酒成了醋。当文革道歉能阻挡新的革命，避免对他们进行革命时，陈小鲁宋彬彬们就进行道歉。反人道行为他们能搞，别人不能搞，自己搞的时候是伟光正，等他们不想被人革命时，就道歉成伟光正，说反人道行为不能重演了，他们只享受反人道的成果，禁止他人反他们的人道。
中共及其红色二代，都有一个利益最大化利用的本能，极大摆脱历史中对民众的责任与义务，享受历史中的特权，在什么时期，什么对他利益最大化，就干什么，甚至可以榨取道义伦理中的利益。什么好东西，都会榨成甘蔗渣。
当毛泽东还能能用来维护统治时，邓小平就不会全盘否定，三七开。凡是他们赞同的，里面一定有历史阴谋在里面，有历史陷阱在里面。没有对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事情，都不干。当权贵需要资本突破旧体制，掠夺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时候，就宣布政策突破法律，可以良性违宪。这是他们的创业阶段，等他们成了气候，就开始阻挡别人参与分享。
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利用政治和法律利益最大化是其目的。没维稳体系时，不废除劳教，维稳体系建立了，就不用不好听的劳教这牌子，于是拆了。拆了这已经不需要的，又立即获得喝彩，你说他们有着魔鬼般邪恶的精明。
恶法可以修改时，都是好处已经捞光的时候，到了权贵要洗白的时候。如取消农业税和收容遣送，到了那个时候，修改也是权贵的利益最大化组成部分。权贵已经洗白改良了，你就不补能追究他了。这样的逻辑下来，民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赔了夫人又折兵。说了到了当下，应该到从源头，从根子上反思的时候了，打破重造重整乾坤。
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我说，你道不道歉，与我们毫无关系。赶紧给我们滚到历史的阴沟里等死，是我们要求你的。什么戏都你唱，什么时候你都在主席台唱主角，不管是罪大恶极还是忏悔，你们都占据的历史主体的地位。道歉你妹，赶紧给我滚。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回应《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对一篇网上奇文的回应》。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中国人民闲的没事想那干嘛？政治人物生来就是挨骂的，你们这些老顽固还是精英思想作祟，总觉得做得好就是恩典了。但是那是你应该干的，你是人民的雇员，就这么简单，不要老想着让人民体谅你们的苦衷，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有苦衷，觉得自己累了可以提出辞职吗。
等不来的黎明。作为49后的政治贱民，与国内殖民的对象农民的儿子，我不会对陈小鲁宋彬彬的忏悔与道歉谢罪感兴趣，如果要我正视，必须给真金白银的赔偿和法律上的追击，我的感动并不是廉价的。会去赞美的都是奴才与奴才胚，人体痰盂。皇帝的罪己诏，于我就是一个屁。
罪犯要成为民众导师？明明是恶人，干坏事的时候是文革导师，道歉的时候，还是改革的导师。明明是在历史耻辱柱与法庭审判被告席上的，一经过道歉，就立即身份转换，成为告别革命的导师。我只能说，身份特权是罪恶的通行证，对他们道歉进行赞美的，都是对身份特权的膜拜，渴望从他们身份中得到改革。
1978年确实有比较全民性的终结专政的渴望。直到1986年文化热兴起，分化了。四五一代所主导的改革思潮和历史体验，无法没有任何解释世界的能力，更别谈改造世界的能力。 例如他们根本对文革后期改革初期一无所知，起了遮蔽作用。
这段时间因为死亡和苦难的大规模降临，是毛泽东专政的破产，民国奠基时要求直接实现宪政的渴望，大规模的出现了，但又立即被邓小平给扼杀了。文革之后本来有着一种对毛进行的革命，直接要求宪政实现，但是邓小平就像拿破仑攫取法国大革命成果那样，继承了掠夺了文革后的革命，就掠夺小岗村。并且用经济改革来分化宪政渴望，就像92年用市场经济放开分化一样。邓在之后是褪色版毛泽东，一样沿袭，改革版拿破仑。
文革受害者的太子党四五一代，在改革时代全盘翻身。改革是他们的不完全的政治解放。然而他们的获益，却加剧了对底层民众的经济性政治压迫，也就是使底层民众成为专政的对象，潜在罪犯。被胡耀邦解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把自己当做了人民，而真正的人民，从来属于黑暗角落。就像汪伪政权的官僚，也把自己等于中国人民一样。
改革的希望，与其在体制内的身份成正比。与其说是对改革措施有希望，不如说是对他们自己的身份有希望有信心，觉得自己们能促成改革。即使罪大恶极，作为体制的罪恶的发动者和高位推动者，只要地位越高即使罪大恶极，越远离你的世界，就会更暧昧，敌我之分，越不清晰，投射以更大希望。陈小鲁宋彬彬的文革道歉与习老爹纪念，是反思文革推进改革，这种范式早就死了几十年。文革也比改革好，对于官民矛盾的平衡来说。我希望文革再来一次。
模式与范式，就意味着从现有的，能够有政治能动性，带出出路与方向。不仅仅是现有的，更重要的开拓出来的可能性空间。陈小鲁宋彬彬的文革道歉与习老爹纪念，是反思文革推进改革，这种范式早就死了几十年。文革也比改革好，对于官民矛盾的平衡来说。希望文革再来一次。
权力给人的特权意识，任何一种人间教育都解决不了。只有死亡和流血，或者地震，才能让他看到原来也是一个人。权力会让官员处在安全岛上，觉得死亡是意外事件，觉得自己是人上人，觉得自己是“神”。教育对这种魔鬼靡非斯特的贿买，灵魂交给魔鬼，几乎没有解毒的能力。只有死亡，才能使官员不再是特权阶层，而是一个人——他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及附着物，如果不让极权制度处于危险中，则他们的危险最后总能转嫁到底层民众身上！
腾讯微博“东南”说，匪帮流寇借二战与苏共极权扩张的势头如艾滋病毒一样注入脆弱稚嫩的民国，经前后六十年的调整变种，形成五毒俱全的超级病毒，将中国带入几乎万劫不复的境地。最恐怖的是路径锁定后进入历史的坏循环，木有最坏只有更坏，即便现体制崩溃，其遗毒也足够毒化败坏新细胞的形成与新路径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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