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检查与书刊之被禁毁，有着深切的关联，其有案可稽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中国来看，早在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时就颁布过焚毁《诗》、《书》的简明法令，比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早了百多年；而西方大抵可以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前481～约前411年)被逐出雅典，其书《论诸神》及《论真理》被当众销毁，视作西方禁书史的发轫，同时也可看作是书籍(报刊)检查史的滥觞。翻检一些与书有关的词典，大多不载“书报检查制度”(censorship)的条目，只是在《图书情报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里才有： “政府对书报内容实行审查的制度。凡对内容淫秽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不宜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检查人员有权禁止其生产、发行、流通或销售。一般采取的措施有禁止人关与邮寄及诉诸法律等。”但是，由于人类自身认识事物的局限或者出于书刊审查者的短期和局部利益，多数时候，那些被禁毁的书刊作为葳蕤的文明之花之所以能够历劫火而流传下来，除了证明禁毁者的短视与血腥外，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愚蠢。
按上述“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容，历史上遭禁毁的部分书刊固然与淫秽以及与政治、宗教有关，但从事实上看，遭禁的多半与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有瓜葛。统治者一般并没有闲心雅量用法律来衡评该作品是否违法，只是书刊检查者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尤其在专制社会就更是如此，毋庸置喙，哪有自由申论之余地，因而所谓的“诉诸法律”，只是书生们在专制社会里将一种依法而治的假相巧妙地装点进辞典里罢了。俄罗斯的书刊检查与禁毁自然也是不落人后的，至少从16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已着手对宗教方面的书刊进行例行的检查，1798年，诗人、剧作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普尼斯特创作了一部喜剧《毁谤》，后因一些大官僚在剧作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控告作者的告密信纷纷来到保罗一世的案头，保罗处事草率，当即下令停止演出，查封已经印好的剧本，并立即把作者流放到西伯利亚。” (索科尔斯基《书的故事》P159，书海出版社)而沙皇统治时代的残暴更是有目共睹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出版就要接受沙皇的亲自审查。当然，沙皇对于思想的钳制，不能像审读普希金的作品一样事必躬亲，而且像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样大的剧变都没能防患于未然，因而沙皇尼古拉一世鉴于谍报组织的预侦无力，所以便采取了侍从官亚·本肯多夫关于《建立最高警察机构草案》，于是一个很能捕获猎物的鹰犬机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简称第三局，就在十二月党人的无尽流放与鲜血白骨之上诞生了。第三局虽然人不多却势很众，在沙俄时代的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屡掀大浪，陷人于死地，诚如赫尔岑所说，它“置身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这样的机构一设置，文化悲苦的厄运就已然可知。他们通过宪兵团来实现其监视、刺探、侦察、搜查、拘捕、审讯、押解、流放等任务，因为第三局的局长历来兼任宪兵团的团统。比如他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采取了盯梢监视、收买女仆以告密、抄家拘捕、流放等方式直至其死去为止。第三局在收买告密人以钳制思想、欺压百姓的类型中，当然远不止收买思想家的女仆，如《北方蜜蜂》的发行人法，布尔加林就曾遵照本肯多夫的示意，以密信向第三局告发彼时的先进作家。告密组织所延揽的人才，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靡不网罗，因而街谈巷议、民间隐私成了他们栽诬缉捕、深文周纳、陷人于不利的根据，在他们看来，捕风捉影正逢其时。
与文化沾点边而与第三局合作甚洽的远不止法·布尔加林，诗人杰尔维格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个平庸的诗人、剧作家、儿童文学家、报刊工作者博里斯·费多罗夫：“博里斯·费多罗夫呀——／／也的情诗太辛辣，／／也的讽刺如蜜甜，／／也的告密太肮脏……”费多罗夫写了一首名为《公猫的寓言》的诗，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正如前苏联藏书家尼古拉·斯米尔诺夫一索科尔斯基所说：“在第三厅(亦指第三局——引者)，博里斯，费多罗夫被看作是自己人。”(《书的故事》P349)第三局在书刊检查制度里既可以直接利用作家中的一些败类，对另外一些具有良知的作家进行大量的诽谤和告密，而且还采取派人打人这些作家所参加的组织内部——如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特拉舍夫斯基为首的，包括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在内的“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小组”——的办法来达到逮捕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目的，其起因是因为《俄语外来语袖珍词典》里对“反语”一条的解释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 “密探局派奸细安托内利打人小组，由于他的告密，使当局能够在1849年4月对小组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尼古拉一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我要让他们尝尝反语的滋味!”’ (《书的故事》P328)自然，彼特拉舍夫斯基和其他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且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17个年头，最终惨死在那里。
一般读者或许会疑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书刊检查里会频繁发生告密事件?对此其实不难回答。因为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在颁布俄国第一份审查条例时就明确地规定，凡是“反对正教和专制政体”的作品一律查禁。既是“专制政体”，那么必然与人类的进步愿望水火不容，因而凡是进步作品里都暗藏着对它的批判就是势所必然。专制社会既无言论亦无出版之自由，而它又不是法治社会，要翦除所谓的异己和违碍之言，一方面建立庞大的特务网络，到处捕风捉影，栽诬缉拿；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广泛号召人人告密的“群众路线”，发人隐私，互相攻讦，才可能尽快地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即便偶有像亚·尼基坚科(俄国文学教授、科学院院士)这样稍微在法规容许范围里照顾作家利益的人，也会遭到《北方蜜蜂》发行人布尔加林的告发： “尼基坚科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成了布尔加林告密的对象，有一次布尔加林竟指控他是‘危及国家秩序的一枚地雷’。” (蒋路《俄国文史漫笔》P210—211，东方出版社)如果有人称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是文化的敌人，恐怕也绝不是过激之辞。
自然，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不仅以告发文化人为能事，而且决不是绝无仅有，因为“当审查官是投身仕途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俄国文史漫笔》P212)因此像冈察洛夫、彼·维亚泽母斯基等人都或长或短地当过彼时的书刊新闻检查官。前者一向检查苛酷，比如1865年，他曾向内务部出版事业管理总局举报《俄国言论》第十一期上的三篇文章，其中包括皮萨列夫的《奥古斯特·孔德的历史观》，并要求对其进行起诉，遭到尼基坚科的反对，出版总局亦未采纳其意见，可见同类相斗的惨烈残酷，以至于主子都不能接受；而后者由于审查手段之恶劣以及对进步文学的压制，被别林斯基蔑称为“贵族社会的公爵和文坛上的奴才”。的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方面那些好发人隐私者，从中得到实惠，因而群起效尤，队伍庞大；另一方面，确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或者干脆是领导带头告密，以便给属下作示范，正如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蒋路先生所说： “1865年的书刊审查制改革，是60年代诸多新政中最浮皮潦草的一项。内务大臣彼·瓦卢耶夫仍然用一个警官的眼光看待思想和出版问题，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实权人物维·富克斯则以进谗告密为能事，寥寥可数的改革成果不久便逐渐化为乌有”(《俄国文史漫笔》P214)。
面对书刊检查苛酷以及各色人等的告密，别林斯基断言道：“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事实上，在专制社会里，任何文化的演进，倘使需保持其旺盛勃发的生命力，都必须“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才有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稍许可资告慰的成果。再者，如果我们要对俄国文学及文化思想发展的难度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么像藏书家索科尔斯基在《书的故事》里所提到的《俄国书刊检查历史资料》这样的书，应将其及早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并泽惠研究思想文化发展史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