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习近平扛毛神像，不仅仅是证明自己太子党统治的合法性继承，还有提醒体制内分赃者，别拆船，否则一起没好果子吃。再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以毛为救世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恢复起来，代替民国国体功能，为其挡住凄风惨雨。49是政体对民国国体的僭越与扭曲，习得修复这种扭曲，以维护统治。
民国当归借习大大毛崇拜上位，踩着他和一颗颗毛粉脑袋前进。腾讯微博“东南”说，民国是中共玩不起或不敢玩的，因为一入宪政民国架构，中共便被打回黄俄买办与山贼本色，白俄已亡，黄俄成丧家之犬，满地球不待见，唯有到处收买，即便无名小国，都可以对中共踢一脚敲诈一番。一句话就是不和中共玩，让底层在主流世界浮现，借民国的架构在场，增加集聚性粘合度，形成飓风。
习近平拜毛只有象征性，本来就不求实质性。纳粹德国之于魏玛，是在政治宗教上的统一性，一种因为内忧外患而有的强制统一性，用纳粹党这种组织与信仰合一的方式来承载。希特勒的冒险以成功在于前十年经济增长惠及每一个德国人，习特勒赌博于历史命运没有这能力也没这条件，只有这种文学想象。当你权力在手，就像魔戒的力量，让你觉得无所不能，雄心大志起来。这是习近平的心理。当然这根本是文学想象，是对强大组织强制的偶像崇拜，通天的巴别塔幻想。很奇怪，欺人自欺，欺骗别人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凯撒与拿破仑死后，继承者只能是二世三世，延順下去。习近平把毛拜成一世，把自己拜成二世，准备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不过当需要这样的时候，都是江山不稳，需要帝国扩张转嫁矛盾的时候，毛二世会出口转内销的，把对外扩张转化为更严酷的内部殖民，就像一个外面无能受气的丈夫，只能回家打老婆孩子。
改革已死
毛泽东晚死几年，中国早就民主化了。文革晚期根本推翻的民间力量如人民文革已经兴起。那时候知识界主流也是直接要宪政。是邓小平用改革转移了这种根本性。有人问，为什么前苏联就能实现政改，大家不要忘了，前苏联的政改先于或者几乎同时与经济改革进行。没有通过经济改革形成牢靠的权贵利益集团。我预言，北朝鲜会在中国大陆之前实现宪政转型。
宪政肯定不是在斯土斯地上生长而出的，而是外来因素降临催生的。知识分子是最奇怪的人，明明是真实的，偏偏不愿意正视，从邓小平改革开始，从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改革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甚至武器也打不醒。改革是一场党建活动，改革是一场世纪大骗局，以骗过世界与美国，海外媒体与他们交往，蒙住知识分子不闹事。
我承认改革通过黑洞般罄竹难书的代价，为将来宪政预备准备了一些条件。可是预备准备，仅仅是预备准备，而不是建楼本身，甚至不是打地基。就像基督教中的恩典与救赎，将来大陆沦陷区的成就宪政，来自民国当归的降临，来自民族—人民这一民族国家的原初规定性的再次降临。也就是说，改革之内的所有的路，都是悬崖。改革所渴望的目标，都不会在改革之内。
应该这么说，四五一代在改革中辉煌的上升日子，于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进程毫无意义。 改革之内的一切正面事物都是暧昧的，不确定性的，只有通过as if ，预设为专制一定在危害代价甚小的前提下屈从改变，才变为能塑造决定制约将来的方向。如财产公示言论自由幻觉自己可行，但幻觉始终幻觉。
我曾和张木生说，要是能真搞他极力鼓吹的新民主主义，我也支持。不会搞的事情 ，如财产公示，想成什么突破僵局的可行路径干什么。看起来理想中最可行的，就是偏偏不会出现的。为了使幻觉变为实质，就会通过思想殖民民众，把民众说成愚民，以转嫁自己被挫败的绝望。
为了维持改革作为救赎的神话，就像过去为了夺权不惜牺牲一切民众的代价，出卖民族利益，改革就是法西斯那样不计一切后果的赌博，就像毛发动文革也是一场赌博一样。可预测即使革命了，改革还会成为腊肉挺在那里。过去的任何改革成果，都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无止境掠夺作为前提，断了子孙路。改革是一场经济文革。邓小平说：改革就是吃祖宗饭。我说，改革就是抢子孙饭。
改革那么罪恶，不可能提供任何拯救的政治能动空间，为什么要死死抓住改革不放，就不相信改革之外的广大世界。必须指出，除了改革之外，倒是有其他路通往罗马的，只有改革才是死路一条，越改越惨，越改越糟。
保守和路径依赖，也不看看什么路径，是不是可以依赖，越依赖越陷泥潭的。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世界历史精神的道具，当实质性的问题未推动，正是以改革的名义未推动拖延，正如我说的改革是宪政的敌人，这时候实质性的工作与改革名义之间完全对立，怎么可能还以改革名义进行。改革已死或彻底抛弃改革是起点和出发点。
在政治思潮，主义与路线上，我推崇不骂体制专骂公知，体制已无药可救了，我对那一些使劲批判体制的公知，觉得是一群疯子。公知弱势，断他们后路，骂骂他们，还能从改革泥潭中捞出几个有用的。在维权上，批判体制应该是为维权做广告服务于维权，哄那一些公知上维权的船。例如他们渴望用维权来倒逼改革。
对于太子党和高官来说，一改革，就极可能要了他们和家人的命，他们才知道官民矛盾之尖锐，到了你死我活地步，不会有和平转型。不改革，赶紧捞，然后移民，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一改革，他们全都完蛋了。公知骗他们说，不改革就会完蛋。其实他们更明白，一改革就死，不改革他们还有活路。
四五和八九一代即使最为彻底者，也不会根本抛弃改革转型话语，他们不是历史新格局的创造者，而仅仅是被动接受者与舒适的住下来的人。改革已死话语他们极力表扬，但接下来开始讨论怎么改革，他们只是把我们作为道德批判者他们的反对派，而不是掘墓人。没有民国当归，八零后等注定绝对没前途中在虚无，这老二代也在无法改革和无法革命中，像玻璃里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出路是没有的。
谁还用要真相，除了公知，其他人都用不着谈真相。真相消费是公知的垄断性特长。站在生存生活本身，而不是去封闭披露真相上，有民主宪政。致力于披露真相的批判，只会带来专制。
宪政取决于力量的共和均衡，不取决于人心是否取向宪政，你可以读一下康德魔鬼之间可以形成宪政之说。现状僵局取决于利益，取决于力量，既然是征服取得政权，即使假惺惺说马下保天下，历史正当性的论证，仅仅是皮上了的毛，没有毛，皮还是皮，枪一响，再加上利益收买，什么历史正当性都建立起来了，90年代不是么？
我不觉得神圣信念或者高尚精神有多重要，而是一个正常活着的生活方式，低俗而稳固，就足以推出自由立宪。自由立宪并不需要多高尚的精神，而是油米柴盐和交往。雷电是黑夜时代的崇高，我们并不需要黑夜，所以也不要雷电。不管是支持和反对，不管左与右，你们草民屁民都是局外人，到电视机前面唾沫去，别到公共场所，别参合政治，是官僚集团对其外的要求: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回到你们的私人空间。
电视机前的观众与电视剧的剧组都是明白的，都不想越界，最傻逼的就是跑龙套的，跑龙套的人越多，不管左右，还是左右对掐，还是左右合作，都始终是跑龙套的，剧组也挺讨厌他们，于是反宪政警告他们别想入非非，把自己当导演主角 ，观众也讨厌他们摆谱嘚瑟装逼。跑龙套的人太多，是当下的纠结。不管是往左跑龙套的，还是往右跑龙套的，都比剧组和观众更不愿意换个戏，拆掉戏台，解散剧组，因为这样，他们没法高观众一等了，也没机会成演员和导演了。夹在中间的，才是铁杆维护的，剧组早就玩腻了，观众早就不想看了。当下的群众演员跑龙套的，又能是群众，又能是演员，实在有太多了维稳了。
左右之争之外，在1949年秩序之外，在未来的框架之下，不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前提之下，做一个客观的分析：改革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牢笼，会变为遮住自己眼睛的尿布。“后改革”或者“改革之死”这可是一个崭新时代，完全与共党脱离关系的时代起点。
既然官民矛盾是主轴，那么官就力保官僚知识分子同盟，拒绝民间的政治参与，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如人民文革，不管是左还是右，只要是组织之外的民众聚集，即使打着拥护的口号，也是不稳定的可能。聚集就可能产生动乱。新浪微博“王律师wangs”说，禁止一切政治参与，断绝民众政治参与的想法。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不管左右都是好的。体制内的修复，向左向右都不可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地国际大环境下，一切美好的都在贬值，自由世界都在靠拢接轨不自由世界，就像我们的房子，不要期待涨价让你看起来是富人上了台面，不要期待股票上涨发横财，你有房居住能止损就很不错了。所以任如何努力，别想变好，逆水行舟只求不退步就好。想最差的时候作为基础。
让你父母回到过去文革时期生活，肯定不干，这就是这是一种审美文化诉求。当用这个来批判当下改革的腐烂，是表达对当下的痛恨，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表达形式。对文革的回忆，那是符号的消费，是非政治的，并没有政治路线和政治上的含义。妖魔化成一种民众必然选择文革的说法，是一种可耻的栽赃。
由于改革对于底层人民是一种巨大的苦难，文革与改革范式争论由八十年代的发生了180度逆转，改革成了臭狗屎，文革渐渐成了香饽饽。这话语精神斗争，服从于当下的生存斗争，不利于的，就会出局滚蛋，过去不好的，也会因为时间模式而变得美好起来。试图用所谓文革真相揭开推动当下政治道德，都是傻逼。
有一些公知，总是把底层毛崇拜当作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觉得底层有了毛主义情绪，那么一定决定上层政治路线，真是一堆不懂装懂口吐唾沫羊癫疯的政治花痴白痴。今天权贵官僚体制统治，有着自己强大不以任何人（包括它里面最有权力的人）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不厚想玩一下民粹就出局。
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提出来，应该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年了。凡是反改革，反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的都是好同志，凡是支持改革，支持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的，不管反不反毛，都是共狗戴眼镜的土匪。如果你认为体制内的正能量能让中国变好，而不是造成专制延续更长，你一定在邓主义的小手中被玩弄，邓主义在毛的大手中被玩弄。在现体制内寄托希望的目标，都是毛的左右儿子，毛的玩偶，同样也是权贵官僚的韭菜园。你只有赞同民国当归，把毛压在下面，这样你才有机会摆脱玩偶与被割的韭菜的位置。
首先不要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经济危机让你快饿死了，你才觉得中国大陆没希望，或者受害了才觉得大陆没希望。只有预设绝境预设推土机即将压在你身上的毁灭，这种例外状态或者人对人是狼的状态，已经是在我们身边控制我们，不管是左右美好目标，变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没大陆的份。大陆唯一有份的就是人间地狱面貌呈现。大陆被救的正能量，绝对不来自体制内，而是来自高于体制的力量，如民国，或者低于的力量，如农民工，不要被体制黑洞捕获。
站在革命深渊之前
中产阶级的形成，于改革目标来说，到底是积极的帮助，还是消极的阻碍，处在暧昧不定的。改革的推动如小岗村是处在生命危急中的民众推动的，而不是城市里面的小市民中产阶级推动的。就像卡尔.施密特所描述的里外状态规定和平状态，为总体性立法。那么从奠基时刻滑到日程生活，也就意味着，产生了更大的阻力和矛盾，意味着奠基目标的更难解决。奠基的完成，需要更长的时间，可是更长时间的，也就意味着更大偶然性，或者必然性命运的控制，造成其更可能失败。如市场经济或者公职，都是暧昧的。
中产就意味着耗尽生命政治推动力，意味着改革的民众动力源消失。改革的越向前一步，改革的成果越实现一步，就意味着错上加错，改革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加遥远一步。前提就是错的，1949和1978年都是错的，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任何一种努力，都是暧昧不定的，敌基督的。如果改革注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么从必然如何促成发生革命来考量，所以改革所做的一切都是负面的，有害的，拖延阻挡革命的。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判定，还处在游移不定中。根基的重大情势变更。脚下的土地，已经有悬崖变为深渊，不知不觉已经滑到深谷之上。
改革派一直为寻找共党落地的希望而上下求索，如考古，对赵胡的。求雨工程，投射意淫出开明君主。这已经不是政治活动，而是为了平息自己和民众焦虑，证明自己还有用的宗教活动。如今是需要在公共领域证明自己是三次大便一顿大餐的廉颇。这也是站在革命深渊之前的不自觉体现，不再站在改革山峰上。政改是49政体的最后一线希望与自我救赎，当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必须不顾一切净身出户，隔断脐带新生，从49和毛之外的民国和压在下面呻吟的民国要素出发重建更古老的秩序。不要贪恋49内的秩序身份，这会是殉葬品。有共党就没有宪政和任何美好，当下的小好必定以将来的浩劫为代价。
预设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方案，任何美好的目标和可行性都被黑洞吞噬。只要有他，就没有宪政，只有服从与移民或者内心移民。只有遵守张麻子那话“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的政治方案才有可行性，看起来像最不可行的，却才是可行的。专制会死于自杀，我们只能诅咒，并且宪政化的建设我们自己，以便像在废墟中，任何两台连在一起的局域网，都能重建互联网。所以预设没有中共在我们中间的关系建设，当下就能在维权运动中做。
所谓的保守主义托古改制，改制才有办法托古，托古在先一定没有改制。一托古，就消解了主体性与当下行动，遮蔽了当下问题。要有行动，才有办法行保守之道，要保守先吃饱。托民国之古，有着认识与行动的分离与分裂，痛击革命的中共，帮助了执政的中共，小骂大帮忙。
改革、启蒙与专制纠缠不清的暧昧，知识路径或者言论性启蒙是小骂大帮忙，与阿伦特论断极权主义足以吸纳知识分子抗争吻合。而只有行动，才足以撕裂暧昧。太子党的父亲并不是依靠人心，而是依靠军队与恐惧掌权的，他们能容忍利用知识让自己做一个与世界永久接轨但不合并的执政党，但绝不允许上街和行动。
改革的大观园看起来繁花似锦，确是建在坟墓之上，改革时代我们所愉悦的正面事物，都是杀鸡取蛋的结果，杀过去之积累，现在之劳作，未来的希望，老中青三只老母鸡。杀了中国鸡，蛋确归了外国人的家长。现在的笑，有着子孙将来的哭。不断强调改革其根基是立于对面的革命立场，是被革命牵着走的。越喊得厉害就说明革命越迫近，以此暂时减缓恐惧感，一种痛苦挣扎的状态，喊改革并不解决实际矛盾。实际态势并不因他们改革话语的意志而止步或转向。洪水走往哪里水坝决定不了。
迟福林在大谈特谈倒逼改革，倒逼之设想到倒说明已经直接站在革命深渊之前，虽然还路径依赖于改革如同末日哀歌，如同丧曲。记得《改革之死》在香港发表后，迟福林做讲座，俊秀让我给他送《改革之死》，给他后扭头就走。我与朱厚泽一样，对中国改革与改革派，已经不需要交谈了。
反宪政等与洗澡等，把包括打击公盟，不外乎打断体制内想叛逃的倾向。民间舆论场不外乎另外一个官场，谁在体制内地位越高，在微博上影响力越大。公知影响力大，不是水平高，而是党内地位高。八九六四是邓小平是为了对赵紫阳而动用军队的，而不是为了对付学生。党内裂变，是最防范的。
现体制是个敌基督，他会霸占绑架征用滥用一切美好的，属于人的目标，如人道主义，如果你同情了体制内最边缘底层，那么只能迁就这个体制，体制之恶又得以扩大和延续。所以对目标的启蒙言说，对体制没有改变能力时，就是帮凶，好像体制能变得美好一样。微博大V的叛逃出阵营的政治性质，是大部分人放在眼前都闻不出来的。网络让民众在政治上崛起，变为大V可以投机的领域。而体制最恼火的是自己人的叛变，毛说痛恨叛徒甚于敌人，找吻合派下手，所以改革派各种符号反而不是保护伞，是被下手的原因。
当下高层的政治路线，就是用革命之恐怖，来吓唬改革之既得利益集团和保佑希望的人，也就是他们眼中的大部分人。王岐山让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这意思。这是一个承认我们“改革已死”判断的，直面革命深渊的狼外婆路线。甩改革派的刻舟求剑好几十条街。
基督教中有个说法，你不能为了对抗魔鬼，把上帝推到魔鬼对面的位置，那是贬低。民国不是在共党的对面，而是高高在上者。与敌人作战，有可能降低民国的高度，与魔鬼用嘴巴作战，有可能是魔鬼。我们必须从我们怎么复国这个目标出发来思考，而不是从对专制的恶毒不断道德批判来解决问题。骂能骂出什么。话语的批判，对极权主义只有帮助，没有破坏的剩余价值，为其柔韧性做拓展工作，他们借助于话语批判完成转型，巩固专制，如总统制都快有了。武器的批判，如果你对专制射出一个上面有青天白日的子弹，我这时候才说你忠诚于民国。
别骂共党了，骂共党只能说明你不忠诚于民国。慰安妇的耻辱是烙印入身体与灵魂的，一个女孩被强奸即使把强奸犯杀掉，这个强奸犯还生活在她的生命里，更别说慰安妇。我们外在地痛骂强奸犯，并不会洗掉内在的耻辱印记。也许等这一页翻过去了，遗忘了强奸犯，我们就心里健康了。
我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评黄河清的新史记与民国史观》，批判把49后的时期当作历史，觉得这应该在将来宪政后遗忘。因为这是民族当慰安妇的时期。大立才能大破，非立不能破，立中有破，破中不立。立字当头，破字浪费。如见了美女，得先立起来才能破吧，总不能破了自己还没立起来，那不是白破了。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性的有成果。所以从我们背书维权运动开始，一改过去破坏为主建设是副产品的轨迹，跳轨到以建设为主破坏为副产品的轨迹。
在革命性也就是打倒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的目标渴望支配下，八十年代启蒙也没破了共党什么，只是沉淀下文人精英，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只是获得一定物质独立，沉淀下实务民主人才，二十一世纪维权只是为挣回一些利益，沉淀下法政维权律师。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有沉淀。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性的有成果。所以从我们背书维权运动开始，一改过去破坏为主建设是副产品的轨迹，跳轨到以建设为主破坏为副产品的轨迹。大立才能大破，非立不能破，立中有破，破中不立。立字当头，破字浪费。如见了美女，得先立起来才能破吧，总不能破了自己还没立起来，那不是白破了。
批判有啥意义咯，共党有什么让你批判破了，批判了整整三十来年，要不是有互联网，你们还是在几个人中破来破去，破来破去，破来破去。 共党的什么，你都破不了。劳教让你喊破了好不好，换一个更厉害更羚羊挂角的隐蔽措施。 除了你们嘴巴喊破了，其他啥都没破。
批判同样可能构成对专制的支持。这是一个吊诡的陷阱。不像过去毛时代会要求你身心合一，真诚信仰他作为真理，今天的专制，允许你异梦但必须同床，不求身心合一，你不出轨不诉诸于上街与组党就行，因此他设置的议题如包子，他需要公知大量的批判，反对的人气，同样被算入对他的拥护，因为同样是参与。AS IF为好像已经快有了，只有目标实现的渴望，有可能导致民主，也可能被专制利用。
面对批判专制可能支持就是对专制的陷进，所以民国当归与维权运动，放弃对专制的批判，或者淡化对专制的批判，以建设性，重建民国与公民社会作为出路，以出路附带一点批判，建设中带着批判小弟弟启蒙批判专制玩。让批判成为后路军，可有可无的东西。腾讯微博“茫芒”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像个怨妇般地批判，社会环境并无任何改变，弱者的不满，专断的强者是不屑一顾的。自由的实现，从来无法依靠单纯的言说，而要落实到行动反抗，长久的言说所积蓄的情绪洪水最终要通过街头广场的渠道倾泄向体制。言语虚无飘渺，行动却给予暴君切身的疼痛感。破有啥意义咯，共党有什么让你破了，破了整整三十来年，要不是有互联网，你们还是在几个人中破来破去，破来破去，破来破去。 共党的什么，你都破不了。劳教让你喊破了好不好，换一个更厉害更羚羊挂角的隐蔽措施。 除了你们嘴巴喊破了，其他啥都没破。
话语的抗争，极为暧昧，所以我否定中共的反对派，赞成民国的反对党。如果不能做到只骂马英九，不骂习近平，那么就成了中共的反对派。应该这么说，我们从结果来看，话语不是战斗，而是被战斗。被抓被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并不是一定是胜利。不能拿当局是否注意，是否被抓，当做力量力度的标准。我们不能没有主体性，以当局对我们的镇压，为我们是否有力量，能否造成胜利的标准。
早在世纪初，王炳章就看到改良不可能，革命没办法，此时他在突破一种困境。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需要去体验这种困境，去进一步寻求突破。我们必须把讨论问题设定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怎么战胜它。在我们怎么战胜它这个领域内，几乎所有政治定律都失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切历史可能性的例外。
革命语境不成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如何突破没法革命的限制，革命的迫切渴望没法通过不断的呐喊来突破限制性困境。简单地说，革命没法爆发，怎么办，没法革命，怎么办。光是信号，光是冲锋号干吹，信号多得没信号了，冲锋号响得大家都睡着了。
我们遭遇的中共给了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处境:革命的执照被吊销了。所有革命的路都被堵死了。革命的呐喊，发革命的信号，我们以为可以发动革命或者影响，其实毫无关系。两条根本不交叉的河流。底层的革命是按照农民起义的逻辑走，大规模死亡或者危险造成爆发。任何一个火星都灭掉。
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武器的批判，就觉得意义远大。武器的批判不仅仅是物理的屠杀，而且是化学的秩序生产。处境是话语的批判都被49黑洞吸纳没用，而挣脱49黑洞必须依赖于武器。过去的历史代价容不得我们对暴力偶像崇拜。又得最大程度依赖暴力才能摆脱困境，又得从暴力母牛中榨出宪政最大化去暴力的牛奶来。
既然拿不起武器，就没有彻底性，只有暧昧性，民国当归只能最弱的暧昧性，1949年都有原罪，没有一个义人。由此也必须得出一个结论，从政治立场一致性出发，来构建民间政治的，作为先导，远不如利益导向更彻底，更清晰。维权运动搁置党委闹革命，去政治单纯法律权利立场更彻底。我想武器的批判，要比话语的批判更有立场的彻底，没有暧昧，武器暴力制造出来的是敌我，话语批判制造出来的是怨恨，有恨就有爱，有瓜葛，本来找党妈闹的八九一代就在92年吧唧一下，把敌我消化成怨恨。不能断奶，长期批判专制，说明你有毒奶粉。长期批判改革，说明你还有狼奶。要想彻底，除非拿起武器。
在中共的磁场格局里面，我们是彻底的暗子，动物性。改良和你没关系，你也革命不了，告别革命与你无关，你支持与反对，起不了半点涟漪。这是一个彻底被放逐的虚无空间。他们的话:这里没你们的事，你爱想随便。换一句话，在中共的磁场格局里，我们没有任何主体性，允许你认为自己有。
革命立场当下没法革命时，还是虚无主义与口泡。政治立场只能是民国当归，这是革命之外的最后一层保障。民国是被窒息的。我们的反击，是必须从虚无的黑暗地带开始的，从没有主体性的主体性开始，从没有历史的人们开始。从农民工，从民国，从蚁族。从体制磁场所囊括的力量，是没有反击的力量的，包括知识分子。
政治反对绝对不会为大众接受，成为主流，不管在改良与革命中。我认为革命的政治反对立场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使爆发底层生存危机，那么驱动底层的还是基于生存的斗争，也就是其革命的逻辑，与你们所阐述的革命立场的逻辑，还是格格不入的，除非有一大批夹在你们和民众中间的人，而且能长久地启蒙影响民众，在他们身上，也就是，如阿伦特论革命中说的社会问题打扮成政治问题。然而今天农民工与蚁族地位与知识界民运脱节，注定走生存伦理抵抗的逻辑。
我2004年当时就说，维权命名之提出，是作为革命的当下预备，也就是在革命爆发前就致力于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个没法改革也没法革命的当下，民国当归最彻底与现体制断绝关系，把宪政建立在生存生命之上，掰断现体制之改良或者真相披露与宪政关系，同样是提前的革命。
改革已死，这词有着隔开过去时代，抚慰人心的心理魔力，用学术话语模仿基督的天国福音，乘机是天国（民国）降临的叙述。普通人是害怕心理战斗的，你不要因为自己战斗，就普通人带到话语权战斗中，改革该死是观念的重轭，工作量过大，不是傻瓜相机。
我觉得把普通人带到民国当归，超越当下的日常性，改革与反改革都是日常性，低度很低，你不觉得反改革一直是左派干的，反改革的身份与地位，还是很低的，日常的，沾满体制污水的。与满身大便的猪打架，还是大便中。
改革派身在曹营心在汉，以为自己有良知，不公开表达或者公开表达，对比文革派，就把自己从体制原罪中“救赎”出来，觉得自己身份已经是汉庭的，不管实际作用看起来，改革派都延续了专制。反改革派与改革派一样，从反改革知识立场的内在更高性，不管外在世界看的模糊暧昧，来界定一个外人看起来飘忽的身份。
内在立场即使公开表达，还是暧昧的。还是依赖于体制的打击封神。这一些暧昧者被打击了，还是不能如阿伦特说，按照专制界定你为敌人，界定自己身份。我得承认民国当归立场同样依赖于专制打击才能更显现，但民国立场有助于免于被打击了还暧昧的诱惑。
习近平扛毛神像，不仅仅是证明自己太子党统治的合法性继承，还有提醒体制内分赃者，别拆船，否则一起没好果子吃。再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以毛为救世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恢复起来，代替民国国体功能，为其挡住凄风惨雨。49是政体对民国国体的僭越与扭曲，习得修复这种扭曲，以维护统治。
民国当归借习大大毛崇拜上位，踩着他和一颗颗毛粉脑袋前进。腾讯微博“东南”说，民国是中共玩不起或不敢玩的，因为一入宪政民国架构，中共便被打回黄俄买办与山贼本色，白俄已亡，黄俄成丧家之犬，满地球不待见，唯有到处收买，即便无名小国，都可以对中共踢一脚敲诈一番。一句话就是不和中共玩，让底层在主流世界浮现，借民国的架构在场，增加集聚性粘合度，形成飓风。
习近平拜毛只有象征性，本来就不求实质性。纳粹德国之于魏玛，是在政治宗教上的统一性，一种因为内忧外患而有的强制统一性，用纳粹党这种组织与信仰合一的方式来承载。希特勒的冒险以成功在于前十年经济增长惠及每一个德国人，习特勒赌博于历史命运没有这能力也没这条件，只有这种文学想象。当你权力在手，就像魔戒的力量，让你觉得无所不能，雄心大志起来。这是习近平的心理。当然这根本是文学想象，是对强大组织强制的偶像崇拜，通天的巴别塔幻想。很奇怪，欺人自欺，欺骗别人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凯撒与拿破仑死后，继承者只能是二世三世，延順下去。习近平把毛拜成一世，把自己拜成二世，准备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不过当需要这样的时候，都是江山不稳，需要帝国扩张转嫁矛盾的时候，毛二世会出口转内销的，把对外扩张转化为更严酷的内部殖民，就像一个外面无能受气的丈夫，只能回家打老婆孩子。
改革已死
毛泽东晚死几年，中国早就民主化了。文革晚期根本推翻的民间力量如人民文革已经兴起。那时候知识界主流也是直接要宪政。是邓小平用改革转移了这种根本性。有人问，为什么前苏联就能实现政改，大家不要忘了，前苏联的政改先于或者几乎同时与经济改革进行。没有通过经济改革形成牢靠的权贵利益集团。我预言，北朝鲜会在中国大陆之前实现宪政转型。
宪政肯定不是在斯土斯地上生长而出的，而是外来因素降临催生的。知识分子是最奇怪的人，明明是真实的，偏偏不愿意正视，从邓小平改革开始，从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改革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甚至武器也打不醒。改革是一场党建活动，改革是一场世纪大骗局，以骗过世界与美国，海外媒体与他们交往，蒙住知识分子不闹事。
我承认改革通过黑洞般罄竹难书的代价，为将来宪政预备准备了一些条件。可是预备准备，仅仅是预备准备，而不是建楼本身，甚至不是打地基。就像基督教中的恩典与救赎，将来大陆沦陷区的成就宪政，来自民国当归的降临，来自民族—人民这一民族国家的原初规定性的再次降临。也就是说，改革之内的所有的路，都是悬崖。改革所渴望的目标，都不会在改革之内。
应该这么说，四五一代在改革中辉煌的上升日子，于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进程毫无意义。 改革之内的一切正面事物都是暧昧的，不确定性的，只有通过as if ，预设为专制一定在危害代价甚小的前提下屈从改变，才变为能塑造决定制约将来的方向。如财产公示言论自由幻觉自己可行，但幻觉始终幻觉。
我曾和张木生说，要是能真搞他极力鼓吹的新民主主义，我也支持。不会搞的事情 ，如财产公示，想成什么突破僵局的可行路径干什么。看起来理想中最可行的，就是偏偏不会出现的。为了使幻觉变为实质，就会通过思想殖民民众，把民众说成愚民，以转嫁自己被挫败的绝望。
为了维持改革作为救赎的神话，就像过去为了夺权不惜牺牲一切民众的代价，出卖民族利益，改革就是法西斯那样不计一切后果的赌博，就像毛发动文革也是一场赌博一样。可预测即使革命了，改革还会成为腊肉挺在那里。过去的任何改革成果，都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无止境掠夺作为前提，断了子孙路。改革是一场经济文革。邓小平说：改革就是吃祖宗饭。我说，改革就是抢子孙饭。
改革那么罪恶，不可能提供任何拯救的政治能动空间，为什么要死死抓住改革不放，就不相信改革之外的广大世界。必须指出，除了改革之外，倒是有其他路通往罗马的，只有改革才是死路一条，越改越惨，越改越糟。
保守和路径依赖，也不看看什么路径，是不是可以依赖，越依赖越陷泥潭的。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世界历史精神的道具，当实质性的问题未推动，正是以改革的名义未推动拖延，正如我说的改革是宪政的敌人，这时候实质性的工作与改革名义之间完全对立，怎么可能还以改革名义进行。改革已死或彻底抛弃改革是起点和出发点。
在政治思潮，主义与路线上，我推崇不骂体制专骂公知，体制已无药可救了，我对那一些使劲批判体制的公知，觉得是一群疯子。公知弱势，断他们后路，骂骂他们，还能从改革泥潭中捞出几个有用的。在维权上，批判体制应该是为维权做广告服务于维权，哄那一些公知上维权的船。例如他们渴望用维权来倒逼改革。
对于太子党和高官来说，一改革，就极可能要了他们和家人的命，他们才知道官民矛盾之尖锐，到了你死我活地步，不会有和平转型。不改革，赶紧捞，然后移民，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一改革，他们全都完蛋了。公知骗他们说，不改革就会完蛋。其实他们更明白，一改革就死，不改革他们还有活路。
四五和八九一代即使最为彻底者，也不会根本抛弃改革转型话语，他们不是历史新格局的创造者，而仅仅是被动接受者与舒适的住下来的人。改革已死话语他们极力表扬，但接下来开始讨论怎么改革，他们只是把我们作为道德批判者他们的反对派，而不是掘墓人。没有民国当归，八零后等注定绝对没前途中在虚无，这老二代也在无法改革和无法革命中，像玻璃里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出路是没有的。
谁还用要真相，除了公知，其他人都用不着谈真相。真相消费是公知的垄断性特长。站在生存生活本身，而不是去封闭披露真相上，有民主宪政。致力于披露真相的批判，只会带来专制。
宪政取决于力量的共和均衡，不取决于人心是否取向宪政，你可以读一下康德魔鬼之间可以形成宪政之说。现状僵局取决于利益，取决于力量，既然是征服取得政权，即使假惺惺说马下保天下，历史正当性的论证，仅仅是皮上了的毛，没有毛，皮还是皮，枪一响，再加上利益收买，什么历史正当性都建立起来了，90年代不是么？
我不觉得神圣信念或者高尚精神有多重要，而是一个正常活着的生活方式，低俗而稳固，就足以推出自由立宪。自由立宪并不需要多高尚的精神，而是油米柴盐和交往。雷电是黑夜时代的崇高，我们并不需要黑夜，所以也不要雷电。不管是支持和反对，不管左与右，你们草民屁民都是局外人，到电视机前面唾沫去，别到公共场所，别参合政治，是官僚集团对其外的要求: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回到你们的私人空间。
电视机前的观众与电视剧的剧组都是明白的，都不想越界，最傻逼的就是跑龙套的，跑龙套的人越多，不管左右，还是左右对掐，还是左右合作，都始终是跑龙套的，剧组也挺讨厌他们，于是反宪政警告他们别想入非非，把自己当导演主角 ，观众也讨厌他们摆谱嘚瑟装逼。跑龙套的人太多，是当下的纠结。不管是往左跑龙套的，还是往右跑龙套的，都比剧组和观众更不愿意换个戏，拆掉戏台，解散剧组，因为这样，他们没法高观众一等了，也没机会成演员和导演了。夹在中间的，才是铁杆维护的，剧组早就玩腻了，观众早就不想看了。当下的群众演员跑龙套的，又能是群众，又能是演员，实在有太多了维稳了。
左右之争之外，在1949年秩序之外，在未来的框架之下，不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前提之下，做一个客观的分析：改革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牢笼，会变为遮住自己眼睛的尿布。“后改革”或者“改革之死”这可是一个崭新时代，完全与共党脱离关系的时代起点。
既然官民矛盾是主轴，那么官就力保官僚知识分子同盟，拒绝民间的政治参与，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如人民文革，不管是左还是右，只要是组织之外的民众聚集，即使打着拥护的口号，也是不稳定的可能。聚集就可能产生动乱。新浪微博“王律师wangs”说，禁止一切政治参与，断绝民众政治参与的想法。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不管左右都是好的。体制内的修复，向左向右都不可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地国际大环境下，一切美好的都在贬值，自由世界都在靠拢接轨不自由世界，就像我们的房子，不要期待涨价让你看起来是富人上了台面，不要期待股票上涨发横财，你有房居住能止损就很不错了。所以任如何努力，别想变好，逆水行舟只求不退步就好。想最差的时候作为基础。
让你父母回到过去文革时期生活，肯定不干，这就是这是一种审美文化诉求。当用这个来批判当下改革的腐烂，是表达对当下的痛恨，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表达形式。对文革的回忆，那是符号的消费，是非政治的，并没有政治路线和政治上的含义。妖魔化成一种民众必然选择文革的说法，是一种可耻的栽赃。
由于改革对于底层人民是一种巨大的苦难，文革与改革范式争论由八十年代的发生了180度逆转，改革成了臭狗屎，文革渐渐成了香饽饽。这话语精神斗争，服从于当下的生存斗争，不利于的，就会出局滚蛋，过去不好的，也会因为时间模式而变得美好起来。试图用所谓文革真相揭开推动当下政治道德，都是傻逼。
有一些公知，总是把底层毛崇拜当作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觉得底层有了毛主义情绪，那么一定决定上层政治路线，真是一堆不懂装懂口吐唾沫羊癫疯的政治花痴白痴。今天权贵官僚体制统治，有着自己强大不以任何人（包括它里面最有权力的人）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不厚想玩一下民粹就出局。
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提出来，应该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年了。凡是反改革，反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的都是好同志，凡是支持改革，支持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的，不管反不反毛，都是共狗戴眼镜的土匪。如果你认为体制内的正能量能让中国变好，而不是造成专制延续更长，你一定在邓主义的小手中被玩弄，邓主义在毛的大手中被玩弄。在现体制内寄托希望的目标，都是毛的左右儿子，毛的玩偶，同样也是权贵官僚的韭菜园。你只有赞同民国当归，把毛压在下面，这样你才有机会摆脱玩偶与被割的韭菜的位置。
首先不要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经济危机让你快饿死了，你才觉得中国大陆没希望，或者受害了才觉得大陆没希望。只有预设绝境预设推土机即将压在你身上的毁灭，这种例外状态或者人对人是狼的状态，已经是在我们身边控制我们，不管是左右美好目标，变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没大陆的份。大陆唯一有份的就是人间地狱面貌呈现。大陆被救的正能量，绝对不来自体制内，而是来自高于体制的力量，如民国，或者低于的力量，如农民工，不要被体制黑洞捕获。
站在革命深渊之前
中产阶级的形成，于改革目标来说，到底是积极的帮助，还是消极的阻碍，处在暧昧不定的。改革的推动如小岗村是处在生命危急中的民众推动的，而不是城市里面的小市民中产阶级推动的。就像卡尔.施密特所描述的里外状态规定和平状态，为总体性立法。那么从奠基时刻滑到日程生活，也就意味着，产生了更大的阻力和矛盾，意味着奠基目标的更难解决。奠基的完成，需要更长的时间，可是更长时间的，也就意味着更大偶然性，或者必然性命运的控制，造成其更可能失败。如市场经济或者公职，都是暧昧的。
中产就意味着耗尽生命政治推动力，意味着改革的民众动力源消失。改革的越向前一步，改革的成果越实现一步，就意味着错上加错，改革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加遥远一步。前提就是错的，1949和1978年都是错的，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任何一种努力，都是暧昧不定的，敌基督的。如果改革注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么从必然如何促成发生革命来考量，所以改革所做的一切都是负面的，有害的，拖延阻挡革命的。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判定，还处在游移不定中。根基的重大情势变更。脚下的土地，已经有悬崖变为深渊，不知不觉已经滑到深谷之上。
改革派一直为寻找共党落地的希望而上下求索，如考古，对赵胡的。求雨工程，投射意淫出开明君主。这已经不是政治活动，而是为了平息自己和民众焦虑，证明自己还有用的宗教活动。如今是需要在公共领域证明自己是三次大便一顿大餐的廉颇。这也是站在革命深渊之前的不自觉体现，不再站在改革山峰上。政改是49政体的最后一线希望与自我救赎，当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必须不顾一切净身出户，隔断脐带新生，从49和毛之外的民国和压在下面呻吟的民国要素出发重建更古老的秩序。不要贪恋49内的秩序身份，这会是殉葬品。有共党就没有宪政和任何美好，当下的小好必定以将来的浩劫为代价。
预设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方案，任何美好的目标和可行性都被黑洞吞噬。只要有他，就没有宪政，只有服从与移民或者内心移民。只有遵守张麻子那话“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的政治方案才有可行性，看起来像最不可行的，却才是可行的。专制会死于自杀，我们只能诅咒，并且宪政化的建设我们自己，以便像在废墟中，任何两台连在一起的局域网，都能重建互联网。所以预设没有中共在我们中间的关系建设，当下就能在维权运动中做。
所谓的保守主义托古改制，改制才有办法托古，托古在先一定没有改制。一托古，就消解了主体性与当下行动，遮蔽了当下问题。要有行动，才有办法行保守之道，要保守先吃饱。托民国之古，有着认识与行动的分离与分裂，痛击革命的中共，帮助了执政的中共，小骂大帮忙。
改革、启蒙与专制纠缠不清的暧昧，知识路径或者言论性启蒙是小骂大帮忙，与阿伦特论断极权主义足以吸纳知识分子抗争吻合。而只有行动，才足以撕裂暧昧。太子党的父亲并不是依靠人心，而是依靠军队与恐惧掌权的，他们能容忍利用知识让自己做一个与世界永久接轨但不合并的执政党，但绝不允许上街和行动。
改革的大观园看起来繁花似锦，确是建在坟墓之上，改革时代我们所愉悦的正面事物，都是杀鸡取蛋的结果，杀过去之积累，现在之劳作，未来的希望，老中青三只老母鸡。杀了中国鸡，蛋确归了外国人的家长。现在的笑，有着子孙将来的哭。不断强调改革其根基是立于对面的革命立场，是被革命牵着走的。越喊得厉害就说明革命越迫近，以此暂时减缓恐惧感，一种痛苦挣扎的状态，喊改革并不解决实际矛盾。实际态势并不因他们改革话语的意志而止步或转向。洪水走往哪里水坝决定不了。
迟福林在大谈特谈倒逼改革，倒逼之设想到倒说明已经直接站在革命深渊之前，虽然还路径依赖于改革如同末日哀歌，如同丧曲。记得《改革之死》在香港发表后，迟福林做讲座，俊秀让我给他送《改革之死》，给他后扭头就走。我与朱厚泽一样，对中国改革与改革派，已经不需要交谈了。
反宪政等与洗澡等，把包括打击公盟，不外乎打断体制内想叛逃的倾向。民间舆论场不外乎另外一个官场，谁在体制内地位越高，在微博上影响力越大。公知影响力大，不是水平高，而是党内地位高。八九六四是邓小平是为了对赵紫阳而动用军队的，而不是为了对付学生。党内裂变，是最防范的。
现体制是个敌基督，他会霸占绑架征用滥用一切美好的，属于人的目标，如人道主义，如果你同情了体制内最边缘底层，那么只能迁就这个体制，体制之恶又得以扩大和延续。所以对目标的启蒙言说，对体制没有改变能力时，就是帮凶，好像体制能变得美好一样。微博大V的叛逃出阵营的政治性质，是大部分人放在眼前都闻不出来的。网络让民众在政治上崛起，变为大V可以投机的领域。而体制最恼火的是自己人的叛变，毛说痛恨叛徒甚于敌人，找吻合派下手，所以改革派各种符号反而不是保护伞，是被下手的原因。
当下高层的政治路线，就是用革命之恐怖，来吓唬改革之既得利益集团和保佑希望的人，也就是他们眼中的大部分人。王岐山让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这意思。这是一个承认我们“改革已死”判断的，直面革命深渊的狼外婆路线。甩改革派的刻舟求剑好几十条街。
基督教中有个说法，你不能为了对抗魔鬼，把上帝推到魔鬼对面的位置，那是贬低。民国不是在共党的对面，而是高高在上者。与敌人作战，有可能降低民国的高度，与魔鬼用嘴巴作战，有可能是魔鬼。我们必须从我们怎么复国这个目标出发来思考，而不是从对专制的恶毒不断道德批判来解决问题。骂能骂出什么。话语的批判，对极权主义只有帮助，没有破坏的剩余价值，为其柔韧性做拓展工作，他们借助于话语批判完成转型，巩固专制，如总统制都快有了。武器的批判，如果你对专制射出一个上面有青天白日的子弹，我这时候才说你忠诚于民国。
别骂共党了，骂共党只能说明你不忠诚于民国。慰安妇的耻辱是烙印入身体与灵魂的，一个女孩被强奸即使把强奸犯杀掉，这个强奸犯还生活在她的生命里，更别说慰安妇。我们外在地痛骂强奸犯，并不会洗掉内在的耻辱印记。也许等这一页翻过去了，遗忘了强奸犯，我们就心里健康了。
我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评黄河清的新史记与民国史观》，批判把49后的时期当作历史，觉得这应该在将来宪政后遗忘。因为这是民族当慰安妇的时期。大立才能大破，非立不能破，立中有破，破中不立。立字当头，破字浪费。如见了美女，得先立起来才能破吧，总不能破了自己还没立起来，那不是白破了。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性的有成果。所以从我们背书维权运动开始，一改过去破坏为主建设是副产品的轨迹，跳轨到以建设为主破坏为副产品的轨迹。
在革命性也就是打倒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的目标渴望支配下，八十年代启蒙也没破了共党什么，只是沉淀下文人精英，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只是获得一定物质独立，沉淀下实务民主人才，二十一世纪维权只是为挣回一些利益，沉淀下法政维权律师。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有沉淀。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性的有成果。所以从我们背书维权运动开始，一改过去破坏为主建设是副产品的轨迹，跳轨到以建设为主破坏为副产品的轨迹。大立才能大破，非立不能破，立中有破，破中不立。立字当头，破字浪费。如见了美女，得先立起来才能破吧，总不能破了自己还没立起来，那不是白破了。
批判有啥意义咯，共党有什么让你批判破了，批判了整整三十来年，要不是有互联网，你们还是在几个人中破来破去，破来破去，破来破去。 共党的什么，你都破不了。劳教让你喊破了好不好，换一个更厉害更羚羊挂角的隐蔽措施。 除了你们嘴巴喊破了，其他啥都没破。
批判同样可能构成对专制的支持。这是一个吊诡的陷阱。不像过去毛时代会要求你身心合一，真诚信仰他作为真理，今天的专制，允许你异梦但必须同床，不求身心合一，你不出轨不诉诸于上街与组党就行，因此他设置的议题如包子，他需要公知大量的批判，反对的人气，同样被算入对他的拥护，因为同样是参与。AS IF为好像已经快有了，只有目标实现的渴望，有可能导致民主，也可能被专制利用。
面对批判专制可能支持就是对专制的陷进，所以民国当归与维权运动，放弃对专制的批判，或者淡化对专制的批判，以建设性，重建民国与公民社会作为出路，以出路附带一点批判，建设中带着批判小弟弟启蒙批判专制玩。让批判成为后路军，可有可无的东西。腾讯微博“茫芒”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像个怨妇般地批判，社会环境并无任何改变，弱者的不满，专断的强者是不屑一顾的。自由的实现，从来无法依靠单纯的言说，而要落实到行动反抗，长久的言说所积蓄的情绪洪水最终要通过街头广场的渠道倾泄向体制。言语虚无飘渺，行动却给予暴君切身的疼痛感。破有啥意义咯，共党有什么让你破了，破了整整三十来年，要不是有互联网，你们还是在几个人中破来破去，破来破去，破来破去。 共党的什么，你都破不了。劳教让你喊破了好不好，换一个更厉害更羚羊挂角的隐蔽措施。 除了你们嘴巴喊破了，其他啥都没破。
话语的抗争，极为暧昧，所以我否定中共的反对派，赞成民国的反对党。如果不能做到只骂马英九，不骂习近平，那么就成了中共的反对派。应该这么说，我们从结果来看，话语不是战斗，而是被战斗。被抓被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并不是一定是胜利。不能拿当局是否注意，是否被抓，当做力量力度的标准。我们不能没有主体性，以当局对我们的镇压，为我们是否有力量，能否造成胜利的标准。
早在世纪初，王炳章就看到改良不可能，革命没办法，此时他在突破一种困境。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需要去体验这种困境，去进一步寻求突破。我们必须把讨论问题设定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怎么战胜它。在我们怎么战胜它这个领域内，几乎所有政治定律都失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切历史可能性的例外。
革命语境不成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如何突破没法革命的限制，革命的迫切渴望没法通过不断的呐喊来突破限制性困境。简单地说，革命没法爆发，怎么办，没法革命，怎么办。光是信号，光是冲锋号干吹，信号多得没信号了，冲锋号响得大家都睡着了。
我们遭遇的中共给了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处境:革命的执照被吊销了。所有革命的路都被堵死了。革命的呐喊，发革命的信号，我们以为可以发动革命或者影响，其实毫无关系。两条根本不交叉的河流。底层的革命是按照农民起义的逻辑走，大规模死亡或者危险造成爆发。任何一个火星都灭掉。
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武器的批判，就觉得意义远大。武器的批判不仅仅是物理的屠杀，而且是化学的秩序生产。处境是话语的批判都被49黑洞吸纳没用，而挣脱49黑洞必须依赖于武器。过去的历史代价容不得我们对暴力偶像崇拜。又得最大程度依赖暴力才能摆脱困境，又得从暴力母牛中榨出宪政最大化去暴力的牛奶来。
既然拿不起武器，就没有彻底性，只有暧昧性，民国当归只能最弱的暧昧性，1949年都有原罪，没有一个义人。由此也必须得出一个结论，从政治立场一致性出发，来构建民间政治的，作为先导，远不如利益导向更彻底，更清晰。维权运动搁置党委闹革命，去政治单纯法律权利立场更彻底。我想武器的批判，要比话语的批判更有立场的彻底，没有暧昧，武器暴力制造出来的是敌我，话语批判制造出来的是怨恨，有恨就有爱，有瓜葛，本来找党妈闹的八九一代就在92年吧唧一下，把敌我消化成怨恨。不能断奶，长期批判专制，说明你有毒奶粉。长期批判改革，说明你还有狼奶。要想彻底，除非拿起武器。
在中共的磁场格局里面，我们是彻底的暗子，动物性。改良和你没关系，你也革命不了，告别革命与你无关，你支持与反对，起不了半点涟漪。这是一个彻底被放逐的虚无空间。他们的话:这里没你们的事，你爱想随便。换一句话，在中共的磁场格局里，我们没有任何主体性，允许你认为自己有。
革命立场当下没法革命时，还是虚无主义与口泡。政治立场只能是民国当归，这是革命之外的最后一层保障。民国是被窒息的。我们的反击，是必须从虚无的黑暗地带开始的，从没有主体性的主体性开始，从没有历史的人们开始。从农民工，从民国，从蚁族。从体制磁场所囊括的力量，是没有反击的力量的，包括知识分子。
政治反对绝对不会为大众接受，成为主流，不管在改良与革命中。我认为革命的政治反对立场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使爆发底层生存危机，那么驱动底层的还是基于生存的斗争，也就是其革命的逻辑，与你们所阐述的革命立场的逻辑，还是格格不入的，除非有一大批夹在你们和民众中间的人，而且能长久地启蒙影响民众，在他们身上，也就是，如阿伦特论革命中说的社会问题打扮成政治问题。然而今天农民工与蚁族地位与知识界民运脱节，注定走生存伦理抵抗的逻辑。
我2004年当时就说，维权命名之提出，是作为革命的当下预备，也就是在革命爆发前就致力于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个没法改革也没法革命的当下，民国当归最彻底与现体制断绝关系，把宪政建立在生存生命之上，掰断现体制之改良或者真相披露与宪政关系，同样是提前的革命。
改革已死，这词有着隔开过去时代，抚慰人心的心理魔力，用学术话语模仿基督的天国福音，乘机是天国（民国）降临的叙述。普通人是害怕心理战斗的，你不要因为自己战斗，就普通人带到话语权战斗中，改革该死是观念的重轭，工作量过大，不是傻瓜相机。
我觉得把普通人带到民国当归，超越当下的日常性，改革与反改革都是日常性，低度很低，你不觉得反改革一直是左派干的，反改革的身份与地位，还是很低的，日常的，沾满体制污水的。与满身大便的猪打架，还是大便中。
改革派身在曹营心在汉，以为自己有良知，不公开表达或者公开表达，对比文革派，就把自己从体制原罪中“救赎”出来，觉得自己身份已经是汉庭的，不管实际作用看起来，改革派都延续了专制。反改革派与改革派一样，从反改革知识立场的内在更高性，不管外在世界看的模糊暧昧，来界定一个外人看起来飘忽的身份。
内在立场即使公开表达，还是暧昧的。还是依赖于体制的打击封神。这一些暧昧者被打击了，还是不能如阿伦特说，按照专制界定你为敌人，界定自己身份。我得承认民国当归立场同样依赖于专制打击才能更显现，但民国立场有助于免于被打击了还暧昧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