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共当局在临近时刻降温。看来这是他们早有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习近平视察湖南时，过毛门而不入，已经做出暗示，但是避免事先张扬引发“毛粉”的叫嚣与骚扰，因为让中共领导人像对付刘晓波、许志永那样镇压“毛粉”，“阶级感情”与“特权利益”都不允许他们出手。
习近平解读毛泽东的错误
不但纪念毛泽东的“革命文艺”以不同形式取消或改变，但是纪念活动还是不可改变，例如政治局常委一行的“拜鬼”仪式，继承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逢十”拜祭的仪式，但是纪念大会也只是“座谈会”，显见规格之低。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的讲话，没有把毛还原为神，就如毛左要求否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那样，虽则它是邓小平主导下还在包庇毛泽东的罪行。因此习近平在吹嘘一番毛泽东的功绩后，要求人们对毛泽东的错误有所谅解。这点还算比较实事求是。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贯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三要素，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所提到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改头换面来的。第一点、第二点没有变，第三点改了，用“独立自主”便于煽动民族主义，而“自我批评”也的确并不存在，甚至不许别人批评。但是不许开展对毛泽东功过的讨论，又岂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对毛泽东的错误该如何认识？习近平是这样说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毛泽东罪错涉两面派人品
从一般道理是可以这样说的，然而毛泽东的罪错，不是一般性的认识问题，或主客观的环境问题，而是人品问题，也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是中共政治术语中所说的“反革命两面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五九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大跃进产生的恶果，准备“反左”，但是因为彭德怀出来反左，毛泽东就来个“反右”的对着干，把彭德怀反下去，也让左风继续刮下去，造成更多人死亡。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谈及庐山会议；毛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其实毛泽东已经透过江青，在上海炮制另一个更大的打彭战役，不到两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吹响“文革号角”。后又因为北京市委与中央拒绝转载，毛泽东大怒之下，不久收拾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当时彭真是北京市委书记，罗瑞卿是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是中宣部长，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彭还是政治局委员，陆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彭、罗、陆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历史随即进入文革浩劫年代，不但彭德怀被整死，还扩大整肃到第二把手刘少奇等。
其他如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然后以“引蛇出洞”的“阳谋”为由大整“右派分子”。毛泽东借重林彪在军队的支持，发动文革，一九六九年中共“八大”在党章中空前绝后的封他为接班人，可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毛给老婆江青的信已经在骂林彪，然后在一九七一年把他逼走，折戟沉沙。这一套手法，即使战争年代，也对付过张国焘与王明。
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毛泽东玩这些权谋，出神入化，罄竹难书，就如最近由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公布的，一九九○年再次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她卧室外的檐头下发现的一封信。是她在和毛泽东分开之后的日子里写的，再用蜡纸包好，分藏在老屋里。其中杨开慧指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指的是他乱搞男女关系，最近有关他“扒灰”之说已经传播开来；政治流氓指的应该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权谋。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在九龙尖沙咀的一九○八书屋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是人还是魔的座谈会，我因为正好在香港，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还有六四以后流亡法国的蔡崇德。法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故乡，所以蔡崇德比较多的论述毛泽东对中国发展的空想，我则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产物，尤其是权谋文化。
顺便一提的是，我只要回到香港，常常会光顾当年家居附近、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后面三楼、经营了近二十年的“铜锣湾书店”。这次正好有知识分子模样的大陆游客买书，店主极力向他推荐李劼的《中国文化冷风景》，这位顾客最后买下这本书。去年十月，李劼来台北，出版社为他举办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但是台湾的读者对李劼还是缺乏认识，反而大陆的知识分子日益重视他对中国文化的论述。店主对我说，李劼上一本的《百年风雨》，仅仅他这一家书店，就售出两千本，如今已经断市。
我在美国认识李劼已经十多年，与他聊天，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因为我比较偏重政治议题，而他对中外文化，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湛的研究，以文化来评述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有很独到的见解。
解决中国问题从文化着手
在《百年风雨》这本书里，他有这样的论述：“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
他还说，与希特勒、斯大林、蒋介石相比，“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不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李劼对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有精彩的分析，包括毛如何利用自己的女人，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想利用贺子珍，见了面看不行，才把江青召来上山。这点与洪秀全单纯把女人作为泄欲工具不同。
在我看来，中国权谋文化，加上马列阶级斗争学说的包装，就形成“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思想，流毒至今未解。
在那场座谈会上，有一位中国女士对李劼的作品相当熟悉，想来，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要从文化着手。也许，破解毛泽东这个人物，是个开始；否则，即使中国有表面的民主，就像台湾一样，在四维八德、三纲五常的土壤里，缺乏现代文明的支撑，这种民主是很不完备的，因为小农意识始终与普世价值难以合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文化着手，这也是杜绝“毛热”的根本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