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知道许志永的名字，还是从官方电视台的采访录像里看到的。那时刚刚发生了著名的“孙志刚事件”。我看到许志永是作为推动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的法律学者接受了央视台的采访。想不到当时被央视看中的受访者和他随后的几位同道者，却在一夜之间被官方的镇压机器给一网打尽，而许志永也在今天，这个可以引为国家人权耻辱的日子——2014年1月26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判刑四年。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权事业与十年前的2003年相比，并没有如官方所声称的，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重大进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一、病态的社会
中国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人民生活得到较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把本来被毛泽东毁坏的传统道德观念更加雪上加霜地毁灭殆尽。上个世纪“八九”时期原来那些血气彭拜的民众，仿佛一夜之间就像魔鬼附身一般，把自身的权利意识、政治关怀等都全部抛诸脑后，只问金钱，不择手段，追逐利己主义的人生价值链上。这几年那些“八九”时期流亡在外的广场参与者在回国之后很快就发现，普通百姓现在都变得对现实政治，也就是对国家的未来莫不关心，甚至对近在身边的人权迫害也置若罔闻。完全习惯于麻木生存的苟活状态，宁愿消磨于最低层次的物欲享受之中。而这正是极权统治者希望维持的“稳定局面”。
早两年就有人总结说现在的中国人有五大特色，第一，不愿意为朋友的成功鼓掌；第二，不愿意为强者援手；第三，不愿意为规则的执行所累；第四，不愿意为共同的利益奋斗；第五，不愿意为长远的发展谋幸福。这五大特色比较客观地揭示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病态生产方式。
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是一种普遍缺乏诚信的病态状态，很多国人其实心里知道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但更可悲的是甘愿逐渐地融入这个病态的社会环境当中，不自觉地把自己也变成“病人”，而无意于对其自身和周围的改变做出任何方式的努力！
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都认为，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改变不了所处的环境，当环境整体已经是病态时，我们如果硬要去证明自己的“健康”，可能只会头破血流！于是，可以大家都选择聪明的回避，宁可保持自己相对场合的虚假“健康”。
突然想起了那句很流行的荒唐“笑话”：当遭遇强奸时，如果不能反抗，就好好享受那快感吧。这就是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病态心理环境。然而鲜有人去自觉自愿地触及这种灵魂深处的追问。
二、新公民运动的现实意义
许志永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满足于自身的清醒状态，而愿意怀抱着理想和热血，致力于唤醒蒙昧的大多数。他在《感谢您——关于政治和公益》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一个多世纪坎坷至今没能走出专制历史的阴霾，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心，我们必须改变人们对政治的信念，改变专制文化的根基。政治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政治必须有原则，建立在良心基石之上，那么，从现在开始，从爱心开始。”
作为法学博士出身的著名维权人士，他十分清楚他的公盟组织必须在现有宪法框架内去争取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为那些遭遇不公的弱者提供援助，虽然有人说这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但这就是许志永们追寻理想的方式。他甚至对当局一直抱有一些书生的期待和足够的善意。正如他自己所坦诚的心路一样：“十年了，因为选择站在无权无势者一边，我们见证了太多的不公不义，太多的苦难不幸，可我们依然怀着一颗光明的心，理性建设性推动国家进步。”
许志永所推动的“新公民运动”，提出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等行动方式，其历史使命不外乎两点，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通过和平之途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所谓“人民社会”即实质上的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的现代转型。此前，许志永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成功地推动了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公民联署，以及敦促官员财产公示之公民联署；而在社会层面，他们则推动了以争取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为内容之教育平权运动。许志永认为，他们所倡导的“新公民运动”不是敌意，而是善意；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而这样的善意和建设，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因为“当下中国被破坏被污染的不只是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之破坏和污染更逼近极限，保卫社会更刻不容缓。”因此而有学者把许志永所倡导的这种温和理性非暴力抗争方式称之为“行动着的刘晓波”。的确，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也是着眼于和平改良的宪政设想。只是《零八宪章》里对宪政的设计得更具体细致、更全面合理。而且所波及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而已。不错，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就是用“新公民运动”来实现《零八宪章》提出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普世理念，它是对《零八宪章》理念的实践化、行动化、运动化的尝试。
例如，2003年发生的两起著名社会公共事件，就是对“新公民运动” 的成功诠释，它由此而改变了无权者的权利意识观。一是“非典事件”确立了公共安全事件必须公开的原则，二是“孙志刚事件”一举打掉了收容遣送制度。细心的人都会注意到，每推动一个公共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又少了一点强权多了一点人权，少了一点野蛮多了一点文明；每推动一个公共事件，都在提醒弱势者：你不再一无所有，你是有权利的，你可以改变规则，可以寻求规则的保护；同时也在警告强横者：你再不能一手遮天了，你多多少少要讲一些规矩了，如果完全不讲规矩，也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这就是公民运动最典型的意义。它不仅改变强横者和弱势者约定俗成的旧规则，而且也以强大的文明声势让强横者放低身段，让弱势者抬头挺胸。它以成功的事实告诉弱势者，你用文明、用规则也可以为自己赢得本该赢来的自尊和自信，你用自己挺身站立的姿态，也能够让自己相信自己不再无告，不再低人一等。
三、中南海在走回头路
作为一个在宪法框架内寻求和平改良的温和维权人士，居然被“批捕”和审判，这对那些许许多多仍寄希望于习李推动政治改革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闷棍。
本来，“新政”上台最令人期待的是政治改革，但在十八大之后，人们发现中共党章不仅保留了毛泽东思想，“习大大”本人还多少表示对毛泽东怀有尊崇之心，并提出“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就连他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也忍不住在报刊上点名道姓公开批评他在走回头路，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强权路线。
今年1月22日，许志永一案在北京一中院一开庭审理，北京、上海等地就有不少访民在市中心拉起横幅，“强烈要求无罪释放许志永”、“强烈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许多市民和路人也在感叹：“社会倒退了”。这说明，现最高当局的政治心胸容不下任何温和批评，更遑论谈“尖锐批评”。
不仅如此，人们还由此看出，当局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所谓“七不讲”，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七项内容都不准讲。中共从倒宪政到倒公民社会的事实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正在急剧恶化，执政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不惜让整个社会付出大幅倒退的代价。
但尽管环境如此恶劣，我仍愿如另一位知名维权律师滕彪所怀有的坚定信念一样，虽然高层有些人在倒行逆施，但是民间却在不断地成长。因而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在这个危险的、艰难的环境下，今后民间仍将会有越来越多有勇气“起而行”的“许志永们”站出来，开始呼喊，开始维权。因为他们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仍将愿意去承受，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中国人的希望。
一、病态的社会
中国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人民生活得到较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把本来被毛泽东毁坏的传统道德观念更加雪上加霜地毁灭殆尽。上个世纪“八九”时期原来那些血气彭拜的民众，仿佛一夜之间就像魔鬼附身一般，把自身的权利意识、政治关怀等都全部抛诸脑后，只问金钱，不择手段，追逐利己主义的人生价值链上。这几年那些“八九”时期流亡在外的广场参与者在回国之后很快就发现，普通百姓现在都变得对现实政治，也就是对国家的未来莫不关心，甚至对近在身边的人权迫害也置若罔闻。完全习惯于麻木生存的苟活状态，宁愿消磨于最低层次的物欲享受之中。而这正是极权统治者希望维持的“稳定局面”。
早两年就有人总结说现在的中国人有五大特色，第一，不愿意为朋友的成功鼓掌；第二，不愿意为强者援手；第三，不愿意为规则的执行所累；第四，不愿意为共同的利益奋斗；第五，不愿意为长远的发展谋幸福。这五大特色比较客观地揭示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病态生产方式。
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是一种普遍缺乏诚信的病态状态，很多国人其实心里知道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但更可悲的是甘愿逐渐地融入这个病态的社会环境当中，不自觉地把自己也变成“病人”，而无意于对其自身和周围的改变做出任何方式的努力！
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都认为，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改变不了所处的环境，当环境整体已经是病态时，我们如果硬要去证明自己的“健康”，可能只会头破血流！于是，可以大家都选择聪明的回避，宁可保持自己相对场合的虚假“健康”。
突然想起了那句很流行的荒唐“笑话”：当遭遇强奸时，如果不能反抗，就好好享受那快感吧。这就是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病态心理环境。然而鲜有人去自觉自愿地触及这种灵魂深处的追问。
二、新公民运动的现实意义
许志永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满足于自身的清醒状态，而愿意怀抱着理想和热血，致力于唤醒蒙昧的大多数。他在《感谢您——关于政治和公益》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一个多世纪坎坷至今没能走出专制历史的阴霾，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心，我们必须改变人们对政治的信念，改变专制文化的根基。政治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政治必须有原则，建立在良心基石之上，那么，从现在开始，从爱心开始。”
作为法学博士出身的著名维权人士，他十分清楚他的公盟组织必须在现有宪法框架内去争取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为那些遭遇不公的弱者提供援助，虽然有人说这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但这就是许志永们追寻理想的方式。他甚至对当局一直抱有一些书生的期待和足够的善意。正如他自己所坦诚的心路一样：“十年了，因为选择站在无权无势者一边，我们见证了太多的不公不义，太多的苦难不幸，可我们依然怀着一颗光明的心，理性建设性推动国家进步。”
许志永所推动的“新公民运动”，提出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等行动方式，其历史使命不外乎两点，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通过和平之途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所谓“人民社会”即实质上的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的现代转型。此前，许志永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成功地推动了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公民联署，以及敦促官员财产公示之公民联署；而在社会层面，他们则推动了以争取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为内容之教育平权运动。许志永认为，他们所倡导的“新公民运动”不是敌意，而是善意；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而这样的善意和建设，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因为“当下中国被破坏被污染的不只是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之破坏和污染更逼近极限，保卫社会更刻不容缓。”因此而有学者把许志永所倡导的这种温和理性非暴力抗争方式称之为“行动着的刘晓波”。的确，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也是着眼于和平改良的宪政设想。只是《零八宪章》里对宪政的设计得更具体细致、更全面合理。而且所波及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而已。不错，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就是用“新公民运动”来实现《零八宪章》提出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普世理念，它是对《零八宪章》理念的实践化、行动化、运动化的尝试。
例如，2003年发生的两起著名社会公共事件，就是对“新公民运动” 的成功诠释，它由此而改变了无权者的权利意识观。一是“非典事件”确立了公共安全事件必须公开的原则，二是“孙志刚事件”一举打掉了收容遣送制度。细心的人都会注意到，每推动一个公共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又少了一点强权多了一点人权，少了一点野蛮多了一点文明；每推动一个公共事件，都在提醒弱势者：你不再一无所有，你是有权利的，你可以改变规则，可以寻求规则的保护；同时也在警告强横者：你再不能一手遮天了，你多多少少要讲一些规矩了，如果完全不讲规矩，也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这就是公民运动最典型的意义。它不仅改变强横者和弱势者约定俗成的旧规则，而且也以强大的文明声势让强横者放低身段，让弱势者抬头挺胸。它以成功的事实告诉弱势者，你用文明、用规则也可以为自己赢得本该赢来的自尊和自信，你用自己挺身站立的姿态，也能够让自己相信自己不再无告，不再低人一等。
三、中南海在走回头路
作为一个在宪法框架内寻求和平改良的温和维权人士，居然被“批捕”和审判，这对那些许许多多仍寄希望于习李推动政治改革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闷棍。
本来，“新政”上台最令人期待的是政治改革，但在十八大之后，人们发现中共党章不仅保留了毛泽东思想，“习大大”本人还多少表示对毛泽东怀有尊崇之心，并提出“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就连他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也忍不住在报刊上点名道姓公开批评他在走回头路，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强权路线。
今年1月22日，许志永一案在北京一中院一开庭审理，北京、上海等地就有不少访民在市中心拉起横幅，“强烈要求无罪释放许志永”、“强烈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许多市民和路人也在感叹：“社会倒退了”。这说明，现最高当局的政治心胸容不下任何温和批评，更遑论谈“尖锐批评”。
不仅如此，人们还由此看出，当局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所谓“七不讲”，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七项内容都不准讲。中共从倒宪政到倒公民社会的事实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正在急剧恶化，执政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不惜让整个社会付出大幅倒退的代价。
但尽管环境如此恶劣，我仍愿如另一位知名维权律师滕彪所怀有的坚定信念一样，虽然高层有些人在倒行逆施，但是民间却在不断地成长。因而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在这个危险的、艰难的环境下，今后民间仍将会有越来越多有勇气“起而行”的“许志永们”站出来，开始呼喊，开始维权。因为他们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仍将愿意去承受，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中国人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