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一个学术概念
关于「情报学」的定义在全球政治学术界还颇有争议。概分为广义为信息的搜集利用与狭义为非公开信息的特定获取，这么两方面的学术界定。因此，「政治情报学」的含义必然受此争议的影响。在我看来，「政治情报学」的要素有三：其一是，特定群体与该类群体的现时关注（随时间之变或有变化）的特定政治问题，之信息搜集、之价值研判；其二是，通过规范性学术分析，对与上一个要素有关的史料进行实用性的筛选；其三是，对上指群体所处「视距内」社会情况及趋势进行研判，同时也会对「视距外」（一般是国际现时相关因素）进行评价。
以中国大陆发生的「八九•六四」事件为例。第一项实证性地指向当局对事件的「反革命暴乱」定性到「那场政治风波」的描述变化。其政治情报学意义是中共执政集团因时序而来的政治结构调整，不仅要弱化该事件对社会公众的刺激、对特定群体的伤害，而且其中一些政治人物试图从中脱责，至少与「历史定性」拉开距离。
一、政治信托的基本原理
可用中国大陆不同政治力量对老苏共亡党的历史判断，来对第二项（历史学规范）做诠释。比如，有的力量认为必以之为戒而强化反特权以与底层社会拉近政治感情，有的则认为「亡党未必亡国」。两种不同认识背后的基本事实均是统治集团发生了严重政治危机，或将重蹈老苏共覆亡的历史。第三项则可以在综合前两项的基础上，来判断：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均有自己的社情民意判断方法及体系，哪怕没有专业的机构为之。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社情民意的判断是「视距外」的，但对前者的「视距内」之作为是不可或缺的参照。
在有嫌烦琐的概念描述之后，不妨对公民社会这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暨关于中国政治转型与制度演进的重要变量进行例证化解析：
（一）两个特定群体关注之。自由力量一方设想以公民社会的培养来推动和平转型；中共党内维稳势力（甚至广及作为一个庞大利益集团的中共）作为对方，则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为中国设计的政治陷阱【注一，周本顺，二〇一一】。
（二）历史意义映射现实伦理。公民社会是最重要的政治交易形式，从历史学角度看，公民社会源于排除王权的信托设计，最终形成了对王权制约的非贵族力量，具体表现为「不可胜数的社团」【注二】；在以十三世纪英国经典公民社会生成为基点的日后全球民主政治发展中，人民与政权（政党）之间的政治信托关系是国家存在并运行最基本原理。这一点连一党专政的中共都不否认，尤其在其政治道德水平相对好一些的时期。比如，习仲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说过「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他们管理国家的。」【注三】
（三）世界性话题。关于公民社会的「视距内」情形，周本顺与习仲勋的不同表达已经足以证明，而不论其价值归底为何；而在「视距外」它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从茉莉花革命到美国茶党运动，再到由中亚地区发微而渐有可能的「亚洲之春」，均是之。与中国临近的越南显然感受比中国（中共）更强烈，该国共产党严厉批判西方「借『公民社会』推动和平演变」【注四】。
二、政治信托的道德风险
公民社会是最为基本的普世价值因素。其之所以普世，是因为人民与政权（政党）的关系是信托关系，一旦政权（政党）方面发生道德风险，人民就有权废止信托关系，重新与不同的政治力量确立公平交易关系。所有诋毁公民社会、批判普世价值的政治力量，怕的都是人民规模庞大、能力空前的自组织出现。因为公民社会一旦建立，人民一方废止旧的政治交易关系的愿望也就随之实现。
面对公民社会这项普世价值之迅速推展，其反对方的反应尽管有合法暴力支撑，但很明显地在政治学术上难以自洽。要么说没有普世价值这一说，或用中国的「民以食为天」之传统观念替代普世价值【注五】；或者是认为存在普世价值，但它正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注六】，也就是说作为次级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否定普世价值。如此之类的说辞均在于维系已经存在极高风险的政治信托关系，这本身就是巨大的道德风险。
在社会现实中，政治信托的道德风险以合法腐败与合法抢劫为明显特征。这两个特征的持续，表明被强力维持的政治信托关系已经变质，变成了强迫交易型政治。强迫交易本质上就是抢劫行为，而合法腐败更是一种政治抢劫。或者说，广义的合法抢劫应当包括合法腐败。合法腐败已为中国底层社会所深切感受，如在子女升学、就业方面的极不公平。相对应，像淮塔丑闻【注七】的双语讲解员之招聘几无必要，纯属因人设事，因为外语参观者（团）一般均自备翻译。然而，无论如何，体现为安排子女的合法腐败已经是官员们必不可少的福利待遇。
三、政治信托的民意责任
合法抢劫的经典行为是有权收费与罚款的公权力机构对非税收入的追求，它是养活大量超编人员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而为博取此类收入暨养住全国平均超编百分之三十的那些人员，超过被处罚对象承担能力的不规则处罚往往导致轰动性社会丑闻。如河南永城发生的货车女车主喝农药抗争事件，再如河北唐山发生的电三轮驾驶者因屡遭处罚而自焚事件（试图与警察同归于尽）。更为残酷的是受害人在屡次遭到侵害之后与不惜性命抗争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民意代表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注八】。
民意代表的缺位一方面说明他们已经是「合法腐败」的受益者，而无必要为名义上所代表的人群之利益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强迫交易型政治在道德上已经没有任何可站脚之处。还有，民意代表们在合法腐败的利益内卷化过程中，已经成了更高一个等级的合法抢劫群体。
为维系强迫交易型政治，统治集团还从法律技术上设置障碍，防止公民组织暨公民社会的形成。比如说，有社团登记条例虚与委蛇，但拒不进行立法，更不用说落实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例的真实目的是排除有政治异议身份的人成为社团负责人或开办申请人。舆论宣传一方面讲公民有序参与国家政治，另一分支复繁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又以合法腐败与合法抢劫的方法占据参与渠——「衡阳贿选」绝非个案！在更早一些的时候，中共组织系统的高级权力方人士也即后来九巨头之一的贺国强，在内部讲话中已将维权力量（一种最具社团能力的群体）敌对化。贺国强讲道：「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所谓『维权人士』干扰破坏选举，少数地方出现的家族、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干预选举问题，组织部门要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及时掌握情况，迅速果断地处理。」【注九】
结语：不是沟通，是谈判！
寄希望于中国在经济强大后走向民主的国际力量当中，有人希望中共统治集团认真对待政治信托问题。比如，李光耀知道中共渴望学习他的新威权主义政治，而他对新加坡模式的一种普世性提炼就是「我们作为人民的受托人行使权力，对『信托责任』形成了长期认知」【注十】。就当今世界在信息民主化推动下的全球政治民主化之情形来看，「重新安排、调整社会契约和政府的政治结构」【注十一】也成为适应全球化的必须选择政治策略。
也有一些温和的体制内论者希望渐发的公民社会不要打破已经形成的强迫交易型政治模式，即是说「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是中国社会一切进步的前提」【注十二】。这种论点认为要建立解决矛盾的沟通机制，以使之得到调解。在个案解决方面、在某些特定领域，沟通是有效的手段。但沟通往往又以人民是「受教育者」为前提的，政权（政党）一方被自赋天然的政治道德优势。这种情形仍是强迫交易型政治的延续，更是对公民社会发展的阻碍。在政治信托意义上，公民社会具有天然的与政权（政党）对等的地位。并且，政权（政党）一方若想获得重新确认的政治信托，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即老老实实地以谈判者而不是说教者的身份与公民社会进行谈判。最简单地说，强迫交易型政治当中的「党」必须先行自去神祇化，而后才有谈判资格。
注释部分：
[一]参见新华网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转刊《求是》杂志文章《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作者：周本顺，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从政治情报学意义上看，周本顺这篇文章也是其业务最高上级意志的反映，或者说是为后者作试探的「舆论气球」。在该文约一个半月之后，周永康发表谈话，称：「要汲取一些国家政权垮台教训，严防敌对势力破坏。」可参见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财经网》综合报道，同题文章。
[二]参见艾伦•麦克法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汉译本，管可秾译），第一百六十页；管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
其环境论述如此：「英格兰构成成分是个人，不是集体，但是同时，个人又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association）构成了一个社会，名曰『公民社会』。」
[三]参见《炎黄春秋》杂志二〇一三年第十二期文章《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作者：高锴）。
[四]参见越南《人民报》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文章《「公民社会」——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作者：杨文巨）；新华社《参考消息》九月二十一日译介，《西方借「公民社会」推动和平演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参见《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九日文章《当前三个值得思考的严重问题》（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詹得雄）。
该文曾在[四]译介报发表（二月十九日），但题目中没有了「严重」二字。显然是《强国论坛》认为该文重要也认为所论问题严重，才加了「严重」二字。该文的三个小标题（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美国向何处去〉；第二，〈经济怎样才能搞好〉；第三，〈存在普世价值吗〉。
[六]参见[四]译介报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对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十四日文章的题目改变：原文题目是《有毒的民族主义卷土重来》（作者：美国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D•卡普兰）；译介题目是《普世价值遭遇民主主义浪潮》。
作为一个微观实证，对比的情况也可以是政治情报学的「教学案例」。
[七]淮塔丑闻，是指江苏省的事业单位「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的新招聘人员中有三人是该局领导干部的子女。对于网络曝料，该局官员称一切皆合程序，不怕查。可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转刊《现代快报》报道《事业单位招四人三人是领导子女发帖者被警察找上门》。
仍从政治情报学「教学案例」的角度讲，这个丑闻也说明该局的党权分子少有社会能量（腐败机会偏少），因为若具相应社会能量则会将子女安排到与专业相关的地方去就业，如政府外事机构的译员或重点中学的外语教师。
[八]有关评论可参见拙文《从基辅到唐山——后苏联政治接踵失败》，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一月号。或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一月四日。首页推荐。
[九] 参见贺国强著《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上册）》，第四百三十五页（上下册统一页码），全文〈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换届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在第四百三十四页至四百三十五页）；贺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与党建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一年七月二日同题文章（作者：曹辛）。
[十一]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汉译本，蒋宗强译），第一百三十八页；蒋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二]参见泰国《曼谷邮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文章《全球民主低迷的根源》（作者：朱拉隆功大学安全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提迪南•蓬素提拉）；同[四]译介报一月十五日，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构思、列提纲，十五日初稿并补充文献，二十四日晚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从政治情报学意义上看，周本顺这篇文章也是其业务最高上级意志的反映，或者说是为后者作试探的「舆论气球」。在该文约一个半月之后，周永康发表谈话，称：「要汲取一些国家政权垮台教训，严防敌对势力破坏。」可参见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财经网》综合报道，同题文章。
[二]参见艾伦•麦克法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汉译本，管可秾译），第一百六十页；管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
其环境论述如此：「英格兰构成成分是个人，不是集体，但是同时，个人又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association）构成了一个社会，名曰『公民社会』。」
[三]参见《炎黄春秋》杂志二〇一三年第十二期文章《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作者：高锴）。
[四]参见越南《人民报》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文章《「公民社会」——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作者：杨文巨）；新华社《参考消息》九月二十一日译介，《西方借「公民社会」推动和平演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参见《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九日文章《当前三个值得思考的严重问题》（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詹得雄）。
该文曾在[四]译介报发表（二月十九日），但题目中没有了「严重」二字。显然是《强国论坛》认为该文重要也认为所论问题严重，才加了「严重」二字。该文的三个小标题（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美国向何处去〉；第二，〈经济怎样才能搞好〉；第三，〈存在普世价值吗〉。
[六]参见[四]译介报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对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十四日文章的题目改变：原文题目是《有毒的民族主义卷土重来》（作者：美国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D•卡普兰）；译介题目是《普世价值遭遇民主主义浪潮》。
作为一个微观实证，对比的情况也可以是政治情报学的「教学案例」。
[七]淮塔丑闻，是指江苏省的事业单位「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的新招聘人员中有三人是该局领导干部的子女。对于网络曝料，该局官员称一切皆合程序，不怕查。可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转刊《现代快报》报道《事业单位招四人三人是领导子女发帖者被警察找上门》。
仍从政治情报学「教学案例」的角度讲，这个丑闻也说明该局的党权分子少有社会能量（腐败机会偏少），因为若具相应社会能量则会将子女安排到与专业相关的地方去就业，如政府外事机构的译员或重点中学的外语教师。
[八]有关评论可参见拙文《从基辅到唐山——后苏联政治接踵失败》，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一月号。或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一月四日。首页推荐。
[九] 参见贺国强著《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上册）》，第四百三十五页（上下册统一页码），全文〈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换届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在第四百三十四页至四百三十五页）；贺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与党建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一年七月二日同题文章（作者：曹辛）。
[十一]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汉译本，蒋宗强译），第一百三十八页；蒋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二]参见泰国《曼谷邮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文章《全球民主低迷的根源》（作者：朱拉隆功大学安全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提迪南•蓬素提拉）；同[四]译介报一月十五日，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构思、列提纲，十五日初稿并补充文献，二十四日晚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