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石扉客认为，按照财新网的报道，即昆明案一共八名歹徒，提前策划肇事，其中三名早在肇事前几天就被抓获，云南治安系统特别是反恐系统在这起惨案上难辞其咎，“情报彻底失败，预审彻底失败，安保彻底失败”。

3月4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

当时秦光荣称，这8个人他们原先是想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据说，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值得一提的是，红河州个旧沙甸镇是滇南知名的穆斯林信仰中心，在文革期间，曾发生军民冲突的”沙甸事件“，当地穆斯林民兵与军方发生对峙枪战后，军方调集重炮平叛，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阵亡，文革后，事件”平反“，但宗教和民族隔阂并未冰释。

传统来说，沙甸镇的穆斯林是是中国回族苏菲教派哲合忍耶支派，与维吾尔极端分子中常见的瓦哈比派并非一脉。目前的信息无法证实这一恐怖团伙是否与沙甸当地激进分子有直接联系。

警方称，这个小团体与以疑似维吾尔族的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对另外三人的详情，当时官方的说法相对模糊。

事发之后，公安部刑侦专家经过模拟现场等调查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现场作案的歹徒就是5人，三男两女，但不排除外围有车接应。从现场录像资料等可以看出，最开始时，一男一女进入售票厅，另外三人则在车站外，而临时候车室就在站外广场上，售票厅和临时候车室里伤亡者最多。

警方认为，如果该案有参与外围行动的人员，他们可能负责开车接应，接应车辆可能是一辆微型面包车。当晚，警方即加紧了对车辆的排查，估计很快就查获了上述几人从红河州包车前往昆明的面包车。

3月3日警方宣布破案前，消息就已传出，这一团伙中的另外三人已在红河被抓捕，但官方当时并未明确说明，另外三人是在“3·01”恐怖袭击之前即已落网。

对此，凤凰卫视记者胡玲质疑，301昆明暴恐后，为何宣称案发后40小时全部告破抓获另外三人，明明两天前已落网，颠倒时间，意欲为何？“其余五人包车入昆情况，警方完全不掌握吗？是否失职？”

长期关注新疆反恐的记者覃爱玲评论说，“新疆好多小集团暴力活动都是因为先有成员因可疑行为被抓，然后仓促行动的。但抓到的人并没供出其他同伙和整个行动。需要40个小时确认两伙人之间有联系也并非怪事。”

质疑者认为，云南警方即便未能迅速得到供述和在逃者信息，也应内部加强戒备，但最终似乎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造成平民重大伤亡，而警方将上述三人被抓的时间点含糊释放，似乎有开脱责任的嫌疑。

3月9日，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秦光荣总结“3·01”事件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石扉客认为，此事问责之下，云南公安系统人事调整相信不久就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