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法议》：梁启超立宪派的中国梦
1901年，梁启超逃离中国已经3年，这时候他放下对满清王朝的满腔愤怒，开始为这个满目疮痍的苦难国度寻找救命良方。而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之乱和庚子之变的满清政府，也已奄奄一息，进入王朝的最后关头。
途穷则思变，为笼络人心，收拾政令出不了紫禁城的溃散局面，满清政府在1901年新年伊始就宣布实行新政。当然这种老套路已于时无补，思维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满清使用的仍然是沿用了几千年的陈腐政治话语，这种变法式的新政救不了大清，也无法使处于焦躁之中的士人感到满意。
自号饮冰子的梁启超自然是当时的中国人中最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读书人，自1896年加入《时务报》起，梁启超就成了中国改革者的代言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1901年6月7日，梁启超的《立宪法议》发表在《清议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为满清王朝设计了应该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路线图：一、颁布诏书宣布立宪。二、派重臣赴欧美考察。三、设立立法局，起草宪法。四、开启民智，向国民传授宪政知识。五、公布宪草，全民讨论，确定宪法文本。六、20年内实行宪政。
《立宪法议》一经发表，立刻占据了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政治领域的最高点，“立宪”这一现代政治学的语辞，也很快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话语，此后，一场波及满清朝野的立宪运动拉开大幕，腐朽的满清王朝也正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灭亡。
《立宪法议》一文开门见山地说道：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很显然，梁启超的目标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他在《立宪法议》中放言：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代嬗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蚍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日俄战争后，梁启超似乎成了能预卜未来的先知，他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号召得到了千千万万士子的响应，而中日甲午战争后，立宪运动就成为了一场无人能够阻挡的时代洪流。
我们从《立宪法议》一文中，也能看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对宪政内涵理解的高度：然一国之大，非能一人独治之也，必假手于官吏，官吏又非区区少数之人已也，乃至千万焉亿兆焉。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乃中国未尝无法以限官吏，亦未尝不设人以监官吏之守法，而卒无效者何也，则所以监之者非其道也。惧州、县之不守法也，而设道、府以监之；道、府不守法，又将若何？惧道、府之不守法 也，而设督、抚以监之；督、抚不守法，又将若何？所谓法者，既不尽可行，而监之之人，又未必贤于其所监者，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有法如无法，法乃穷。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虽然梁启超在发表《立宪法议》的1901年曾抱怨“举国皆我敌”，但几年之后，清廷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走上立宪道路时，他们的作为，无论是派大臣出洋，还是诏称预备立宪，乃至宪法成型的环节，几乎都是按照《立宪法议》拟定的立宪路线图在往前走的。因此，梁启超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领袖其地位无人能及。
立宪派发起的立宪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成为象英国那样的君王立宪国家，这一进程被武昌起义带来的辛亥革命所打断。武昌起义后，尽管梁启超们曾想把革命引入君王立宪的模式中，但时代的洪流最终已不由他们所左右。尽管如此，梁启超和他的《立宪法议》却开辟了二十世纪初规模宏大的宪政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国民党宪政派的中国梦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北上赴京途中，在沪宁车站遇刺，2天后离世，年仅31岁。宋教仁初入医院时，伤势虽重，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而首先想到的却是民国宪政秩序的确立，当即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稿，请黄兴代笔，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发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徐血儿在他的《宋先生教仁传略》中曾记录过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形成的过程：时国会议员多连袂来沪，先生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略加修改，擬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下诏退位，孙文依约辞职，随后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底，第一任内阁组成，宋教仁获任内阁总长。然而就任不足三个月，因内阁与袁世凯分歧严重，总理唐绍仪出走，宋教仁也随即辞职。
经过此次内阁垮台，使宋教仁更加坚持自己民国之初提出的建立责任内阁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但宪政秩序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在随后为建立民国的宪政秩序不断的鼓与呼，并组建了国民党，积极参与国会的选举，到处演说自己的政治主张。1913年3月，他草成国民党之大政见，其实这就是他本人的宪政梦想。他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上说：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洽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则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而慰国民望治之热心，则所不能辞也。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的主要内容：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而对政策的主张则有十大项：主张整顿军政；主张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主张整理财政；主张整理行政；主张开发产业；主张振兴民政；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业；主张振兴教育；主张统一司法；主张运用外交。
很显然，与梁启超仅仅要求中国必须实行宪政的《立宪法议》相比，《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已明确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治国主张。宋教仁宪政思想的核心是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而且与梁启超不同的是，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里，已经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省为自治团体。宋教仁虽遭逢不测致使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提出的政治主张，却一直成为国民党中的宪政派坚持议会斗争的有力武器，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鉴于袁世凯势力的日益膨胀，也曾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并与国民党携手试图在国会中通过正式宪法，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高举民权大旗的宋教仁虽然没有开创出权力属于民众的民权时代，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政治家。在此之后，无数的政治流氓，打着国家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公然剥夺民众的权利，宪政中国也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南柯一梦。
零八宪章：刘晓波、张祖桦及千万中国公民的中国梦
正如2013年3月18日《零八宪章》社论《共产党的“中国梦”与 人民的“中国梦”！》一文所言：刘晓波、张祖桦等人通过对人类文明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入研究，通过对百年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最终结晶出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明确指出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确立自由、人权、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内在基础，同时也必须建立起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架构，唯如此，才能保证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尊严，才能为人民拥有幸福安详的生活打下基本的国家基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零八宪章》并没有局限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基本理念的讨论上，否则就会堕落到共产党玩弄华丽辞藻的水平上，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写进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这些华丽辞藻共产党玩起来也同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零八宪章》并没有停留到纯粹的概念罗列上，而是非常具体的赋予这些概念以基本内涵，并开诚布公的提出十九条基本主张，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多党竞争、民主竞选、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等，这就从根本上与共产党惯于玩弄辞藻的骗子手法区别开来。在当代中国文明史上，《零八宪章》，也只有《零八宪章》第一次非常系统的为亿万人民提供了一个真实可行的“中国梦”蓝图！
时至今日，已有一万三千多中国公民签署了《零八宪章》，这也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彻底否定了中国现有的极权体制，自觉地把自己融汇到追求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之中。
而刘晓波先生的《真正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都非常具体的回答了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路径问题，这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
张祖桦先生在其所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中指出，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有赖于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而培育公民社会，并不是要发展出与国家作对的社会势力，而是要培育良性、健康、自治的社会因素。这种良性的社会因素能够有效阻止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有效阻止政治权力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以克服此前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他还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不是要坚持某个政党的统治，强化某个阶级的专政，建立某种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应当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共生关系。没有公民社会的土壤，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就无法植根；没有市场经济的滋养，公民社会也难以生长、存续，宪政民主政体也无所依托；而没有宪政民主政体，就不能保障人权、产权、自由和社会公正，就不能遏止权利腐败、社会腐化，就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秩序。
在这段文字里，张祖桦先生提出要想铲除极权体制的腐土，就必须培育宪政民主的新土，而这种新的土壤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张祖桦先生说：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有赖于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种市场、社会、国家各守其位、各负其责，三者之间保持协调、均衡、互补关系的状态。
他也一再告诫：要想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唯有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公民实践，建立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是极权政治的天敌。只有把极权体制的肥沃土壤彻底解析掉，极权统治才有可能最终崩溃，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可能。也就是说，要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就必须有赖于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先行存在，在这一点上没有捷径可走。我们无论使用什么方式从事民主运动，都必须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为唯一目的。刘晓波先生也曾指出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现代民主国家实行的宪政民主政治的含义是，宪政包括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也即立宪，实施宪法也即行宪，遵守宪法也即守宪和维护宪法也即护宪以及发展宪法也即修宪等内容。梁启超的《立宪法议》里只描绘了一个如何制订宪法的路线图，他涉及的仅仅是宪政中的第一步即立宪。而宋教仁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里已明确阐述应如何实行宪政和宪政的具体内容。
经历百年挫折之后，刘晓波、张祖桦先生已认识到，宪政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得以确立，关健在于近一百年来，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中国人的民族性已变得日益急功近利，只顾救亡而不顾启蒙，导致中国实行宪政的土壤和基础严重缺失。因此，张祖桦先生及时提出，中国要想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必须先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只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在中国成长起来了，我们才可能使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并长盛不衰。当年宋教仁先生临终之时还不忘对袁世凯说国基未固，宪政根基不稳，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确立宪政制度的艰难，而是历史和现实都没有给他巩固宪政基础的机会，这并非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几代中国人的悲剧。
张祖桦先生等人之所以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促使民间力量的成长，注重民主实践的积累，注重公民社会的培育，就在于他们已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百年中国宪政梦想一再遭遇挫折的症结所在，这是梁启超没有看到的，也是宋教仁没有看清楚的，汤化龙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所在，但历史也没有给他留下探索的时间，他把问题一直悬到了今天，所幸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零八宪章》文本并没有指出结束一党专制的具体操作手段，未来中国社会转型到底是非暴力手段还是暴力革命，这并不需要大家进行成年累月的探讨。美国独立战争是用暴力方式赶走的英国殖民者，但它建立的却是民有、民治、民享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独立宣言》在阐述人权方面达到的高度，我们至今都没有逾越。因为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公民社会。而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后来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党，却只想按自身的宗教信仰去改变埃及人民，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没有成功的社会转型。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我们也已经看到，《零八宪章》发布五年多来，中国民间已在开展维权运动，建立公民社会上达成高度共识，现在越来越多的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已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必须依靠民间力量的积聚，要想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必须先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从七九“民主墙”运动开始，到八九六四，再到九八组党，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暴政的反抗和对建立宪政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零八宪章》正是对几十年来中国人这种不懈努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零八宪章》是中国当代宪政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宪大纲。如今，以公民维权运动为主导的零八宪章运动已呈风起云涌之势，中国人一百年来苦苦追寻的宪政梦想的实现离我们也已越来越近。
1901年，梁启超逃离中国已经3年，这时候他放下对满清王朝的满腔愤怒，开始为这个满目疮痍的苦难国度寻找救命良方。而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之乱和庚子之变的满清政府，也已奄奄一息，进入王朝的最后关头。
途穷则思变，为笼络人心，收拾政令出不了紫禁城的溃散局面，满清政府在1901年新年伊始就宣布实行新政。当然这种老套路已于时无补，思维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满清使用的仍然是沿用了几千年的陈腐政治话语，这种变法式的新政救不了大清，也无法使处于焦躁之中的士人感到满意。
自号饮冰子的梁启超自然是当时的中国人中最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读书人，自1896年加入《时务报》起，梁启超就成了中国改革者的代言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1901年6月7日，梁启超的《立宪法议》发表在《清议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为满清王朝设计了应该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路线图：一、颁布诏书宣布立宪。二、派重臣赴欧美考察。三、设立立法局，起草宪法。四、开启民智，向国民传授宪政知识。五、公布宪草，全民讨论，确定宪法文本。六、20年内实行宪政。
《立宪法议》一经发表，立刻占据了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政治领域的最高点，“立宪”这一现代政治学的语辞，也很快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话语，此后，一场波及满清朝野的立宪运动拉开大幕，腐朽的满清王朝也正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灭亡。
《立宪法议》一文开门见山地说道：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很显然，梁启超的目标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他在《立宪法议》中放言：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代嬗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蚍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日俄战争后，梁启超似乎成了能预卜未来的先知，他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号召得到了千千万万士子的响应，而中日甲午战争后，立宪运动就成为了一场无人能够阻挡的时代洪流。
我们从《立宪法议》一文中，也能看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对宪政内涵理解的高度：然一国之大，非能一人独治之也，必假手于官吏，官吏又非区区少数之人已也，乃至千万焉亿兆焉。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乃中国未尝无法以限官吏，亦未尝不设人以监官吏之守法，而卒无效者何也，则所以监之者非其道也。惧州、县之不守法也，而设道、府以监之；道、府不守法，又将若何？惧道、府之不守法 也，而设督、抚以监之；督、抚不守法，又将若何？所谓法者，既不尽可行，而监之之人，又未必贤于其所监者，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有法如无法，法乃穷。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虽然梁启超在发表《立宪法议》的1901年曾抱怨“举国皆我敌”，但几年之后，清廷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走上立宪道路时，他们的作为，无论是派大臣出洋，还是诏称预备立宪，乃至宪法成型的环节，几乎都是按照《立宪法议》拟定的立宪路线图在往前走的。因此，梁启超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领袖其地位无人能及。
立宪派发起的立宪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成为象英国那样的君王立宪国家，这一进程被武昌起义带来的辛亥革命所打断。武昌起义后，尽管梁启超们曾想把革命引入君王立宪的模式中，但时代的洪流最终已不由他们所左右。尽管如此，梁启超和他的《立宪法议》却开辟了二十世纪初规模宏大的宪政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国民党宪政派的中国梦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北上赴京途中，在沪宁车站遇刺，2天后离世，年仅31岁。宋教仁初入医院时，伤势虽重，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而首先想到的却是民国宪政秩序的确立，当即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稿，请黄兴代笔，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发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徐血儿在他的《宋先生教仁传略》中曾记录过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形成的过程：时国会议员多连袂来沪，先生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略加修改，擬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下诏退位，孙文依约辞职，随后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底，第一任内阁组成，宋教仁获任内阁总长。然而就任不足三个月，因内阁与袁世凯分歧严重，总理唐绍仪出走，宋教仁也随即辞职。
经过此次内阁垮台，使宋教仁更加坚持自己民国之初提出的建立责任内阁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但宪政秩序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在随后为建立民国的宪政秩序不断的鼓与呼，并组建了国民党，积极参与国会的选举，到处演说自己的政治主张。1913年3月，他草成国民党之大政见，其实这就是他本人的宪政梦想。他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上说：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洽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则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而慰国民望治之热心，则所不能辞也。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的主要内容：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而对政策的主张则有十大项：主张整顿军政；主张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主张整理财政；主张整理行政；主张开发产业；主张振兴民政；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业；主张振兴教育；主张统一司法；主张运用外交。
很显然，与梁启超仅仅要求中国必须实行宪政的《立宪法议》相比，《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已明确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治国主张。宋教仁宪政思想的核心是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而且与梁启超不同的是，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里，已经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省为自治团体。宋教仁虽遭逢不测致使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提出的政治主张，却一直成为国民党中的宪政派坚持议会斗争的有力武器，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鉴于袁世凯势力的日益膨胀，也曾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并与国民党携手试图在国会中通过正式宪法，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高举民权大旗的宋教仁虽然没有开创出权力属于民众的民权时代，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政治家。在此之后，无数的政治流氓，打着国家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公然剥夺民众的权利，宪政中国也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南柯一梦。
零八宪章：刘晓波、张祖桦及千万中国公民的中国梦
正如2013年3月18日《零八宪章》社论《共产党的“中国梦”与 人民的“中国梦”！》一文所言：刘晓波、张祖桦等人通过对人类文明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入研究，通过对百年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最终结晶出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明确指出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确立自由、人权、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内在基础，同时也必须建立起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架构，唯如此，才能保证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尊严，才能为人民拥有幸福安详的生活打下基本的国家基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零八宪章》并没有局限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基本理念的讨论上，否则就会堕落到共产党玩弄华丽辞藻的水平上，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写进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这些华丽辞藻共产党玩起来也同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零八宪章》并没有停留到纯粹的概念罗列上，而是非常具体的赋予这些概念以基本内涵，并开诚布公的提出十九条基本主张，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多党竞争、民主竞选、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等，这就从根本上与共产党惯于玩弄辞藻的骗子手法区别开来。在当代中国文明史上，《零八宪章》，也只有《零八宪章》第一次非常系统的为亿万人民提供了一个真实可行的“中国梦”蓝图！
时至今日，已有一万三千多中国公民签署了《零八宪章》，这也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彻底否定了中国现有的极权体制，自觉地把自己融汇到追求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之中。
而刘晓波先生的《真正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都非常具体的回答了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路径问题，这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
张祖桦先生在其所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中指出，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有赖于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而培育公民社会，并不是要发展出与国家作对的社会势力，而是要培育良性、健康、自治的社会因素。这种良性的社会因素能够有效阻止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有效阻止政治权力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以克服此前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他还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不是要坚持某个政党的统治，强化某个阶级的专政，建立某种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应当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共生关系。没有公民社会的土壤，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就无法植根；没有市场经济的滋养，公民社会也难以生长、存续，宪政民主政体也无所依托；而没有宪政民主政体，就不能保障人权、产权、自由和社会公正，就不能遏止权利腐败、社会腐化，就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秩序。
在这段文字里，张祖桦先生提出要想铲除极权体制的腐土，就必须培育宪政民主的新土，而这种新的土壤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张祖桦先生说：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有赖于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种市场、社会、国家各守其位、各负其责，三者之间保持协调、均衡、互补关系的状态。
他也一再告诫：要想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唯有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公民实践，建立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是极权政治的天敌。只有把极权体制的肥沃土壤彻底解析掉，极权统治才有可能最终崩溃，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可能。也就是说，要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就必须有赖于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先行存在，在这一点上没有捷径可走。我们无论使用什么方式从事民主运动，都必须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为唯一目的。刘晓波先生也曾指出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现代民主国家实行的宪政民主政治的含义是，宪政包括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也即立宪，实施宪法也即行宪，遵守宪法也即守宪和维护宪法也即护宪以及发展宪法也即修宪等内容。梁启超的《立宪法议》里只描绘了一个如何制订宪法的路线图，他涉及的仅仅是宪政中的第一步即立宪。而宋教仁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里已明确阐述应如何实行宪政和宪政的具体内容。
经历百年挫折之后，刘晓波、张祖桦先生已认识到，宪政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得以确立，关健在于近一百年来，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中国人的民族性已变得日益急功近利，只顾救亡而不顾启蒙，导致中国实行宪政的土壤和基础严重缺失。因此，张祖桦先生及时提出，中国要想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必须先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只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在中国成长起来了，我们才可能使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并长盛不衰。当年宋教仁先生临终之时还不忘对袁世凯说国基未固，宪政根基不稳，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确立宪政制度的艰难，而是历史和现实都没有给他巩固宪政基础的机会，这并非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几代中国人的悲剧。
张祖桦先生等人之所以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促使民间力量的成长，注重民主实践的积累，注重公民社会的培育，就在于他们已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百年中国宪政梦想一再遭遇挫折的症结所在，这是梁启超没有看到的，也是宋教仁没有看清楚的，汤化龙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所在，但历史也没有给他留下探索的时间，他把问题一直悬到了今天，所幸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零八宪章》文本并没有指出结束一党专制的具体操作手段，未来中国社会转型到底是非暴力手段还是暴力革命，这并不需要大家进行成年累月的探讨。美国独立战争是用暴力方式赶走的英国殖民者，但它建立的却是民有、民治、民享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独立宣言》在阐述人权方面达到的高度，我们至今都没有逾越。因为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公民社会。而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后来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党，却只想按自身的宗教信仰去改变埃及人民，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没有成功的社会转型。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我们也已经看到，《零八宪章》发布五年多来，中国民间已在开展维权运动，建立公民社会上达成高度共识，现在越来越多的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已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必须依靠民间力量的积聚，要想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必须先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从七九“民主墙”运动开始，到八九六四，再到九八组党，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暴政的反抗和对建立宪政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零八宪章》正是对几十年来中国人这种不懈努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零八宪章》是中国当代宪政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宪大纲。如今，以公民维权运动为主导的零八宪章运动已呈风起云涌之势，中国人一百年来苦苦追寻的宪政梦想的实现离我们也已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