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許多馬、恩、列、斯的話來欺負我們“土共”；他是“洋欽差”，硬搬外國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
——林伯渠
一
這句話是林伯渠在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王明的發言，他所指責的“洋共”，包括中共六大以來的留蘇派黨内領導，所謂的“土共”，則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隨著毛澤東在黨内地位上升，毛派逐漸得勢，經過整風運動，中共的黨性受到強行改造，曾經受“洋共”蔑視的“土共”從此修煉成精，壯大成統禦全黨的毛共。今日通行的官方黨史，與其說是中共黨史，不如説是處處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毛共黨史。要還原出黨史的實情，最好的途徑就是多做些“反事實”（counterfact）的推想。按照既定的黨史敍述，毛澤東是紅軍的締造者，蘇區根據地的創始人，遊擊戰術的倡導貫徹者，唯獨他代表了反圍剿戰爭和長征途中的正確路綫。總而言之，紅軍之所以歷經挫折而終得以幸存，且能不斷發展壯大，應完全歸功毛澤東的英明領導。針對這一定論，以下可做個簡單的“反事實”推想：如果壓根就沒有毛澤東其人，中共早期武裝鬥爭的情況又會如何？首先必須指出，國民黨清黨分共之後，在南中國各地立即爆發一連串武裝暴動，暴動的指令來自共產國際，期間發生的種種赤色恐怖都是在與白色恐怖的相互激化中高漲起來的。即使沒有毛澤東其人，也照樣會有秋收暴動，以及此前的南昌暴動和此後的平江暴動，還有發生在湘鄂閩粵的其他小股暴動。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即按照莫斯科的指令一步步展開其武裝鬥爭的革命行動，特別是在城市所搞的武裝鬥爭失敗後，迅速轉入窮鄉僻壤建立軍事割據政權，那本來就是這一股“亂暴勢力”發展壯大的自然趨勢。沒有毛澤東嘯聚井岡山，朱德、彭德懷等人照樣會在湘贛閩一帶拓展蘇區，還有賀龍的湘鄂西蘇區和張國燾的鄂豫皖蘇區，均與中央蘇區同時並存，更不用説其他分散各處的小股武裝。所以說，即使沒有毛澤東，照樣會有紅軍的武裝鬥爭及其蘇維埃軍事割據。
我們還可進一步檢討紅軍長征的情況。毛所在的一方面軍只是西竄紅軍的一部分，張國燾及其四方面軍和賀龍及其二方面軍另有各自的行軍路綫，這兩股大軍幸好沒有毛澤東從中作梗，轉移途中均未出現一方面軍内部那麽多的爭執和衝突。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假使沒有毛澤東與張國燾大閙對立，四方面軍後來也不會落到分裂和敗落的地步。二方面軍人數最少，途中繞過的圈子更大，沒有毛澤東領導，最終照樣走到了陝北。至於遊擊戰術，那本是紅軍幸存中求壯大自然磨煉出來的作戰方式，毛澤東的成績主要是善於總結經驗，對紅軍既有的戰術作了些及時的文字論述而已。反觀紅軍在蘇區和西竄路上的歷次戰鬥，假使沒有毛澤東忽而打圈圈，忽而打外綫的主張多次造成干擾，朱德和彭德懷等將領應該會把他們拿手的運動遊擊戰術發揮得效果更佳。
從以上“若沒有毛澤東”的“反事實”推想所證實的結果可以看出，官方黨史的敍事才真正是反事實的，虛擬的“反事實”反倒清晰呈現出被掩蓋和受忽視的事實。它至少可明確以下的事實：中共的創立和發展乃是蘇俄革命輸出政策實施到中國的產物，直至西安事變後，毛澤東被迫接受了莫斯科“聯蔣抗日”的指令，中共集團都只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這一與生俱來的從屬地位決定了中共反國家反民族的本質，隨著莫斯科的政策朝令夕改，中共領導層不是緊跟著指令頻換人選，就是在路綫分歧中釀成爭權奪位的論戰。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對共產國際的指令及其執行者心懷憤懣，多有抱怨。龔楚隨朱德部初至井岡山，有一次與毛澤東談到國際指示與中央負責人的情況，毛當即滿面怒容，破口大駡，說那群負責人是 一批“只尚空談，不顧實際的混蛋”，在龔楚眼中，毛當時那種“緊握拳頭”的氣勢“大有非報復不可”的勁頭。1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逐步掌控軍黨大權，但真要去報復非報復不可的那群人，他心裏顯然清楚，不只自己實力不足，時機也不成熟。首先，共產國際的存在便是個最大的障礙，如何將共產國際字號的中共改造為毛記中共，如何將正確路綫的指揮棒緊握己手，一直都是毛暗自籌劃，力欲達成的目標。在中共急於打通蘇聯，索取飛機大炮之日，毛澤東口口聲聲都聲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但等到他掌控了軍黨大權，打算獨行其是之日，談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嘴裏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説法。在保安會見斯諾時，毛澤東即對此關係作出新的解釋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它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中國共産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説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衆的利益説話。” 2 毛澤東這些話顯然含有向西方媒體表白立場，澄清傳聞的意思，不過透過他否認中共從屬蘇俄的説辭，我們還是能隱約聼出另一種聲音，那就是他急欲擺脫共產國際的支配，鍛造其毛化黨性的願望。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莫斯科一時間自顧不暇，在對中共的支援逐漸減少之際，也放鬆了對中共的掌控和支配。毛澤東於是抓緊這可乘之機，在中共群體中大膽實施起他去國際、去蘇俄的改造工程。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聞訊，立即召開大會，發表講話。據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在其《延安日記》中所述，毛澤東先是在會上宣讀莫斯科的電文，稱讚“主席團的決議完全合理，十分正確。”接著就向與會者數落起共產國際的不是，說它“雖為領導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機構，但因它並不了解中國共産黨的本質和特性，反而對該運動造成了干擾和妨害。” 因此他認爲，共產國際“早就該壽終正寢。”在談到如何運用馬列主義的問題時，毛澤東連連發問學習它宣傳它有無必要，並一再強調中共的需求和中國的實際情況，號召與會者“為中共獨自的民族特性而穩步持續地奮鬥”。他不點名地批評某些中央領導，指責他們“只聼共產國際的話”，說他們實際上不是中央領導，而是“國際的工作人員”。總之，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印象中，毛澤東聽説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立即喜形於色，表現出終於鬆綁，今後可放手大幹的興奮。弗氏的日記進一步透露，就在共產國際宣告解散之前不久，中共中央曾收到國際主席團發自莫斯科的最後一道電令，電文嚴肅告誡中共，要盡量配合前方作戰的國軍，與國民黨保持正常的抗日夥伴關係。按照老規矩，政治局當時隨即開會，並根據電令精神擬定一項決議，“命令各根據地不得對中央政府的軍隊擅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以免造成衝突。”但幾天之後，國際解散的消息傳到延安，弗氏發現，那條尚未下達到部隊的通令經毛澤東直接干預，已宣告作廢。3 僅擧此一例，即可見毛澤東不再有頂頭上司管束後的飛揚跋扈。
弗拉基米洛夫是共產國際派往延安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絡的專職官員，他同時兼任塔斯社駐該地的軍事記者。自1942年5月抵達，到1945年9月離去，弗氏在延安居留活動達三年半之久，在這期間的日記中，他詳細記載了有關中共高層言行的親身見聞。作爲共產國際的特派員，弗氏當然是完全站在蘇聯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密切關注延安當局在“聯蔣抗日”問題上的動靜，因而對毛澤東表裏不一，破壞“聯合抗日統一戰綫”的言行，弗氏尤多側面的觀察和尖銳的批評。他日記上的條條筆錄一直牛虻般死叮毛澤東和康生的屁股，其中所攝取的諸多特寫場景，是任何一個中方的當事人都未必留意，也不必追蹤捕捉的情報。正因弗氏始終保持此特殊的視角寫他的日記，因而記錄下不少類似於竊聽錄音或監視錄像所抓到的歷史紀實，活生生展現了毛澤東掩藏在延安窯洞内的陰毒嘴臉，也顯露了莫斯科唯恐中共不老實抗日的良苦用心。
針對弗氏日記中毛澤東的抗日態度及相關的言行，我們不妨再做一“反事實”的推想：如果沒有毛澤東，“聯蔣抗日”後的中共又會是什麽情況？可以充分地斷定，八路軍會在朱德和彭德懷的領導下積極配合國軍作戰，江南的新四軍也會在項英的領導下執行長江局服從統一軍令的政策，皖南事變更不會發生，國共之間即使偶有摩擦，也未必會惡化到妨害抗日和引爆内戰的地步。周恩來和王明與國民政府的合作和談判會進行得更有成效，國共兩黨在互相做出可能的讓步後，應會達成某種比較理想的協議。總而言之，少了毛澤東這根攪屎棍，中共的很多事情都可能變得順暢而好辦。我一直認爲，史家最可貴的歷史感乃是從盡可能搜索到的史料中梳理出種種零碎的因素，將未能實現的不同結果一一勾畫出來，進而就它們何以沒成爲事實的問題作出令人醒悟的説明。至少就我們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正因有毛澤東其人存在，有一條曾明滅閃現的歷史虛綫最終被磨滅踐踏掉了。毛所闖出的岔道在六屆六中全會後日益歪斜下去，截至中共七大召開，中國之命運的前景投下了他終於得勢的濃重陰影。從此以後，中共集團頭上固然不再有共產國際那樣的機構指令念咒，但隨著毛澤東在黨内強勢登基，中共集團的大量成員無不歷盡折騰，倍受淩辱，遭到卑劣的毛式整治，以紅軍為主體的早期中共遂逐漸被改造成充斥了黨棍和黨奴的“毛共”。
二
毛澤東迷信槍桿子，曾揚言“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包括指揮槍桿子的黨在内，按照他退一步去講的説法，也都是槍桿子造出來的。但有一件東西槍桿子卻造不出來，那就是理論。作爲黨軍的紅軍儘管憑槍砲打仗，但要常打勝仗，按照毛澤東的規定，還得接受馬列主義的訓導。他明確告訴他的黨軍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共軍不同於他軍之處，共軍的官兵不但要操練成爲黨奪權的工具，還必須用黨所奉行的意識形態武裝頭腦。因爲共產黨人相信，理論一旦被群衆掌握，就能轉化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中共的領導層多重視學習馬列理論，更好在理論水平上較量高低，每談起理論的發揮及其應用，頗有點念咒入魔的架勢。你掌握了理論即可咒你的對手，而對手掌握了理論也會反過來咒你。毛澤東領軍外鬥敵人，最渴求的武器是飛機大炮，而在黨内搞鬥爭，他急需的利器則是構建理論，掌控話語霸權。正因存在著這個由誰來念咒和誰的咒念得最兇的問題，共產黨内部的權鬥常會摻雜上理論的較量。毛澤東縱能憑他的遊擊戰術和江湖上旁門左道那一套攫取軍黨大權，但要進一步成爲全黨公認的領袖，他還得在馬列主義理論上有所建樹，要獲得理論家的加冕。按照共產主義運動的慣例，號稱導師或領袖的人物一般都拿得出有分量的著作，榮膺理論家的頭銜。在爭奪蘇共領導權的鬥爭中，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最大的挑戰就是他那讓斯大林望塵莫及的理論水平和高質量的著作。斯大林在理論上儘管不怎麽出色，好壞還寫出了像《論列寧主義基礎》、《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等拿得出手的著作。盡管如此，在那時候真要與斯大林相比，他毛澤東的理論水平尚低好幾個層次，還是相差很遠很遠的。這一點於是成爲毛的心病。不可否認，毛一貫擅長文牘操作，但那充其量只可算筆頭流暢。自參加革命以來，毛表現突出的方面，主要還是他實幹家的才能。比如在新民學會群體中，大家公認的理論家就不是毛，而是蔡和森其人。毛澤東二十五嵗那年到北京遊學，曾與李璜等少年中國學會的人士有些交往，李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加入中共之後，毛與陳獨秀在工作上有不少接觸，在陳的印象中，毛只是“個農運中的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甚低。”4 再往後，從蘇區直到延安，在中共領導層中，毛澤東基本上仍以卓越的實幹家著稱。被公認爲“理論家”的人物，乃是主管宣傳文教工作的張聞天同志。毛在理論上比較欠缺的情況連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有所耳聞，他們囑咐王明囘國後要幫毛澤東克服的弱點，應該說就包括提高其理論水平在内。
面對自己與國際派諸人在馬列理論上的差距，毛澤東既有努力讀書，急起直追的正面表現，也不乏自我護短，怨憤他人的負面反應。這兩個方面的情況交相煎熬，致使毛學習和運用馬列理論的心態趨於偏斜，躁動得很不正常。對於別人輕視他理論水平低的言談，他特別反感，甚至記仇。據胡喬木説，毛澤東對王稼祥一直不錯，後來因聽説王曾有“山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之談，從此對王的態度便冷淡下來。至於對理論水平較高的同志，毛澤東不只不服氣，有時還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周恩來從蘇聯治病回來，閒談中曾向同志們提說，共產國際二把手曼努伊爾斯基誇獎“張聞天是中國黨的理論家”。毛澤東當即對周發火說：“什麽理論家！揹了幾麻袋教條回來。”至於徐特立，他只知熱心誇他昔日的學生，卻不諳該生如今乖戾的心病。他說中共黨内真正學通馬列的只有倆人，一個是潤之，一個是洛甫。5 徐老顯然是要說毛的好話，哪知傳到毛耳中，反引起他極度不悅。毛當然不會對他的老師生氣，但無明的怒火都因此而引燃到張聞天身上。因爲毛澤東絕不許任何人在理論水平上與他平起平坐，分庭抗禮，身爲領袖，他必須在話語權上獨佔鰲頭，老子天下第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與斯大林的情況很相近，像張聞天這類讓毛甚感挑戰的理論家，自然就成爲毛必欲打倒的對象。當然，毛對張聞天的積怨爲時已久，張屬於毛所敵視的“洋房子先生”，早在蘇區，張即隨周恩來、博古等人一個個插隊到他紅色山大王座次之前，因而被毛鎖定爲執行極左路綫的二號人物。在長征路上，毛完全是爲了對抗“三人團”，這才暫時耐著性子，與張聞天結為團夥的。此後直到延安，張擔任總書記之職，主持政治局會議的是張，發電通令，署名在先的還是張，對一向不願甘居人下的毛來説，這期間每一次令他不悅的經驗都在他心底銘記下怨恨的刻痕。張聞天儘管以“相忍為黨”的態度委曲求全，一直對毛善意相待，但他仍能從毛的臉色上覺察出毛對他猜忌和記怨的陰影，致使他深感與毛這種心胸偏狹的人實在不好相處。6 在中央蘇區期間，毛澤東曾挨過“狹隘經驗主義”的批判，因受到國際派一批年輕理論家的刺激，毛也曾發奮圖強，惡補過一陣子馬列理論。1932年4月，毛率紅軍攻下漳州，在打土豪搶錢財的同時，還從漳州龍溪中學圖書館抄走大批書籍，其中就有些馬列理論著作的中譯本。據曾志所説，毛讓部下從該圖書館運囘瑞金的圖書有半卡車之多。7 這批書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有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把那幾本經典著作硬啃了好幾年，但讀來讀去，他還是覺得，“馬克思可用的東西不多”；“經典著作讀起來沒有味道”。8 毛澤東讀起來覺得有味道的都是些什麽書呢？看一下他在1941年寫給他兒子毛岸英的推薦書目，即可得知他那時候的閲讀趣味和文化修養。那時他兒子在蘇聯讀中學，爲增進兒子的中國文化知識，毛所開的書目中十有七、八都是劍俠演義小説，如《小五義》、《精忠岳傳》、《峨眉劍俠傳》等書攤上的通俗讀物即達十餘種之多。9 毛澤東在文化光譜上到底應處於哪一序列，知識和趣味可列入哪一等級，這些書目已標誌得清清楚楚。
但趣味歸趣味，毛澤東深知，咬得菜根成大事，學不懂也得硬學。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更加緊了馬列理論的補課研讀。對他這種“經典著作讀起來沒有味道”的人來説，要取得速成的效果，可選的捷徑只能是那些三、四手的入門讀物。從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他把李達等人譯自俄文的《辦証法唯物論教程》讀了三四遍，寫了約一萬二千字的批註。配合這本蘇聯的馬列經院派教材，毛還讀了李達、艾思奇等人更加通俗的小冊子。從《毛澤東年譜》上摘錄的那兩頁讀書批註來看，毛邊讀邊寫批語的研讀方式仍沿襲了他早年讀《倫理學原理》時那種尋章摘句，隨意發揮的做法。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表述及基本概念，毛本來就缺乏系統的了解，現在孤立地面對辯證唯物論大量陌生的術語和命題，毛一時還很難做到貫通性的領悟。他只有在他現有的水平上去抓些片言隻語，再拿他熟知的成語、典故和民諺去作牽強的附會，寫出幾條膠柱鼓瑟的比況，藉以支撐他那種間接理解的自負。用佛家的表述來説，憑毛澤東那樣的悟性水平，他始終都是在“俗諦”中轉圈圈，於“真諦”的領會，他根本沒門。那情形就像一個初學外語的人，對聽到的每一個單詞都得先暗換成母語，才可能求得一點隔膜的理解。比如關於質和量的關係，毛的批註這樣解釋：“路遙知馬力，馬力是質，路遙是量。”而對量變引起質變的理解，他列擧“人多成王”，“長袖善舞，多財善賈。韓信將兵”數語，自求他的心解。10乍一讀毛這些批註，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可笑的是，就連這類閲讀反應的夾生飯，黨史館編修諸公也好意思拾遺進來充作毛澤東思想的吉光片羽！比喻總是跛腳的，毛澤東這樣亂用古代成語比附西方哲學概念，不只費解，且易造成偏解，乃至誤解。毛的根本問題是，他沒有耐心，也沒有能力用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語言表達量變與質變的複雜關係。他的比喻性轉換並沒有點明“度”這個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標誌，更不用説量變與質變互相滲透的關係，互相轉化的過程，以及其間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特別是在自然科學事例中微妙的表現，所有這一切豈止是信手拈來幾個老套成語的小小標簽所能涵蓋！毛澤東當然是很聰明的，只是他的聰明多用在“與人奮鬥”的事情上，真要對純粹的哲學理論問題作詳密的思考和辨析，他的頭腦並不靈通。他的邏輯推理很難超出“事實命題”的範圍，結果他總是把思辨性的觀念硬拉扯到日常生活的俗話中予以詮釋。毛澤東在黨内鬥爭上的確力壓群雄，技高一籌，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那天馬行空的頭腦太缺乏理解西方思辨哲學的細胞，卻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馬列理論叫他這種大俗人抓到手中，只會被結合得通俗而庸俗。毛澤東提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更力主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兩者到底該怎樣結合？“中國化”的實踐最終都化出了什麽？説穿了其實很簡單，不過是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權，必須按照毛式思維宣講馬克思主義罷了。毛已打定主意要這樣硬做下去：他的説法就是中國的實際，承認他的領導和他的思想，就算做到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語境中播下的龍種，就這樣由著毛澤東思想胡亂雜交，結果變異出千奇百怪的毛共跳蚤。
至於毛澤東那兩篇在毛選中標明完成於1937年7月到8月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到底真正完成於何時，以及如何完成的問題，近年來出現了紛紜的疑說。已經有不少文章指出，這兩篇毛著哲學的巔峰之作有抄襲的嫌疑，並舉出了不容否認的證據。按照陳定學的論證：“《矛盾論》的主要觀點大都是從蘇聯哲學著作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中改寫或抄襲來的。《矛盾論》的原文也極可能不是毛澤東親筆撰寫，而是由陳伯達起草，艾思奇補充，最後毛澤東定稿。”11 大體上來看，這兩篇毛文仍採取了毛早年作詠蛙詩那種隨意攪拌的方式，可以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辦証法唯物論教程》的影響下寫成的。那時候毛畢竟是一個初學者，若就完成課程論文的要求來看，毛這兩篇文章還是寫得挺不錯的。只因當時並不講究今日學院中的學術規範，故文中所有的引文及轉述或編寫的部分，全都未註明出處。此外，即使有第二作者與毛合作，或有助手加工潤色，由於他們均屬主席的秘書，也就不必明文致謝。更何況馬列教條乃共產世界的公器，本來在蘇聯就是抄來抄去的學問。馬列文章一大套嘛，平心而論，毛澤東還是套得比較妙的。
承認毛澤東這兩篇大作的著作權，也有益於我們認清毛在哲學論述上所能達到的水平。即使他抄了他人的文字或有他人代筆，被抄者和代筆者也都與毛澤東半斤八兩。作者是誰已不重要，需要確定的是文章的内容如何。比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那句被經常引用的名言，稍有馬列真知的人都會覺得過於淺顯，不夠思辨。毛澤東有關實踐問題的論述至多停留在“理論觀念”的水平上，尚達不到領悟“實踐觀念”的高度。“人掌握外部世界的理論觀念方式，是指人們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反映、 再現外部世界的過程，追求的是人的觀念符合外部世界，對外部世界進行科學的認知。人掌握外部世界的實踐觀念方式，則以方針、政策、路線、綱領、戰略戰術、 計畫方案、目的要求、設計藍圖、類比圖形等形式出現。它以改造外部世界和創造出外部世界所沒有的嶄新的客體為直接目標，是直接支配人的實踐活動的觀念。實踐觀念是介於理論觀念和實踐活動之間的中間環節，是聯結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橋樑。”如果毛澤東讀過《資本論》，他應該領會馬克思那句名言：建築師“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像中存在著 ，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如果毛澤東讀懂了列寧，他應該深入思考列寧這段論述： “認識是人對自然的反映。但是，這並不是簡單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過程，即概念、規律等等的構成、形成過程，這些概念和規律 (思維、科學 =‘邏輯觀念’) 有條件地近似地把握永恆運動著和發展著的自然界的普遍規律性。”“人不能完全地把握 = 反映 = 描繪整個自然界、它的‘直接的總體’，人只能通過創立抽象、概念、規律、 科學的世界圖景等等永遠地接近這一點。”“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為不是‘僵化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沒有運動的，不是沒有矛盾的，而是處在運動的永恆過程中，處在矛盾的發生和解決的永恆過程中。”12 遺憾的是，毛澤東未必有耐心讀通以上所引的馬列論述，結果他的實踐觀並不比“神農日嘗百草”那種拿個人的生命去做藥物試驗的原始實踐進步多少。所以到後來他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就拿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生命去作試驗，直到他死後，鄧小平領軍的改革開放仍在搞 “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活動。毛澤東唯實踐主義的理論偏頗與他的狹隘經驗主義操作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對他來説，擁有理論和再創新說，多非出於愛智和求真，只是為他獨掌話語霸權積累資本。但到此爲止，毛澤東的貧困哲學僅修煉出粗淺的功夫，面對黨内的頑強挑戰，他覺得僅僅在理論上進行爭辯還不夠有力，必須先在高層領導中開展一場清算歷史的路綫鬥爭，才能徹底掃除障礙。
三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議，是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來的。對毛的提議，王明發言表示擁護，但同時也向毛提出了五點應注意的問題：
一、首先應學習馬列主義；二、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三、不能以孔子的折中論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辯證法；四、不能以中國舊文化舊學説來曲解馬列主義；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應用。13
這五點要求無異投向毛澤東所謂“中國化”侈談的五把刀子，僅第一條挑戰就讓毛澤東有點招架不住。毛自知所讀的馬列原典太少，能夠理解的更少，對王明所提的質疑，他視爲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在後來一篇批判王明左傾路綫的文章中，他用尖酸刻薄的嘲諷語言稱王明是“一條可憐的蟲”，說王“任何世事一竅不通，只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欺負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的暫時落後而加以剝削，而對於許多聰明勇敢的同志，例如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威脅”。毛再次把商榷質疑性質的討論升級為敵意的對抗，採取他慣用的倒打一耙辯術，大發起顛覆性的議論。他說：“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麽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主義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閙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閙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閙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裏有成堆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自賣自誇，只此一家，並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裏面盡是些假馬克思主義，或死馬克思主義，或臭馬克思主義，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14 在這篇傾瀉憤懣的駡街長文中，毛澤東極盡其挖苦論敵之能事，充分顯露了他那種說起損人的話來總是喋喋不休的小人嘴臉。至於毛所謂馬克思主義“多”和“少”都不行的説法，顯然反映出他自己在馬列理論上的心虛：他唯恐別人認爲他懂的太少，同時又見不得別人懂的太多。要做到“多”，他沒那能力也沒太大的興趣。但如果自己真的很“少”，那走上講台上開口宣講，就難免捉襟見肘了。因此他非要把懂得多的國際派全誣衊成“假、死、臭”，他那自負的“真、活、香”才得以樹立起來。1941年5月，毛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報告，題爲《改造我們的學習》。他以自己正確運用馬列主義的姿態教訓聽講的幹部，百般嘲諷與之對立的“主觀主義態度”。他指責很多留學生 “言必稱希臘”，說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缺乏了解，只會“生吞活剝地談外國”，“起了留聲機的作用”。“留學生”明顯包括留蘇派人士，而所謂“希臘”，實際上即暗指蘇聯。
毛這次報告一如耳邊風吹過，並未在黨内產生多大的影響。為矯正黨内同志的認識，他接著主持編輯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全面組織幹部進行學習。通過該集提供的學習文件，他要向黨的高級幹部宣佈，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著左傾路綫，唯獨他在挨批評受排擠的情況下不爲所動，堅持了正確的路綫。正是從此時開始，“學習”一詞在中共的語境中實踐出整人的内涵，被賦予了矯正認識，改造思想的政治意味。這就是毛澤東所擅長的“實踐創新”。毛的實踐創新是通過鬥爭和運動改變中共全體成員以及黨外群衆的觀念，改變他們思考和言説的方式。凡是從毛時代過來的國人，提起“學習文件”、“集中學習”或參加“學習班”等新詞彙，大概多會想起一種與通常的學習——科學的認知和增進知識——完全相反的活動。在毛共的學習活動中，你不只被迫接受中央文件灌輸給你的指示和説教，還得針對反面教材中列舉的人和事發表批判言論，進而聯係自己的思想實際作出檢查和交代。隨著“學習運動”在延安開展起來，被組織到其中的人群便一步步陷入精神集中營的煎熬。
通過學習《六大以來》的文件，高層領導基本上統一了思想認識，在九月至十月一個多月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張聞天、博古和任弼時等人都被迫檢討了他們在中央蘇區所犯的路綫錯誤。但王明並沒去過蘇區，他拒絕在會上低頭認錯。談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他不但堅持自己的立場，還針對毛澤東的言行嚴加批駁。特別是收到季米特洛夫的來電後，王明抓住電報中要求中共答復的十五個問題，在會上作長篇發言，嚴厲批評毛澤東執行的過左路綫“妨礙了統一戰綫”。王明最後以稱病退出會議討論。他在會上儘管鬥不過毛及其支持者，但毛暫時也無奈他何。王明背後畢竟有共產國際，在並未完全摸清他與共產國際的來龍去脈之前，毛尚不敢輕舉妄動，隨便對王去下重手。
除了對留蘇派派諸人作歷史清算，把他們釘死在錯誤路綫的標本框框内，毛澤東更要在馬列理論的話語權問題上再作追擊，打出他兇狠的殺手鐧。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受毛逼宮，已拱手讓出中共總負責人的職權，轉而負責宣傳教育工作。王明被毛強留在延安，任職中央統戰部長，並負責文宣方面的工作。留蘇派在黨内高層雖急劇失勢，但按照高華的敍述，他們“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反而得到增強”。張聞天正好有時間和精力幹起他得心應手的工作。在毛澤東搞他的“學習運動”期間，他主持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十冊和《列寧選集》二十卷。王明的風頭仍健，他的口才遠勝過毛澤東，據司馬璐回憶所言，他作起報告尤受知識青年的歡迎。毛澤東一面向幹部發佈《六大以來》的文件，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重印本照樣在四處傳播。15 張聞天、王明等人在延安幹群中掀起這一場學習馬列理論的熱潮，不只與毛澤東安排的“學習運動”很不合拍，更進一步刺激了毛長期以來的“理論情結”。知識青年熱心讀馬列原典的學風看在毛的眼中，氣在他的心頭，他實在擔心，這股學風若在延安蔓延下去，他作爲主席的聲音就不太靈應了。1942年以前，黨内無人單獨提說“領袖毛澤東”；1943年以前，領導人寫文章幾乎無人引證毛著。連毛澤東親信的鄧小平寫文章都引用張聞天的論述，連他的合作者劉少奇都聲言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而張聞天更當著毛的面指出，“現在中國同志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16 面對自己與同志們平起平坐的情形，毛澤東越想越不對勁，這不是打著學習馬列理論的紅旗抵制馬列理論與中國實際——毛澤東及其著作——結合又會是什麽？正是敏感到自己的這一理論危機，毛澤東挑選出與張、王無關係的留蘇青年和來自上海的左翼文人，把他們調到他身邊，組成他的理論班底，更“摻沙子”到文教宣傳部門内，去做“挖墻腳”的工作。像胡喬木、陳伯達等人，就是在此時被毛收編進來，做了毛所依賴的理論筆桿。而張聞天在1942年1月則被迫率組去農村做調查工作，少了個讓毛覺得礙手礙腳的人物。1934年毛曾在張聞天的建議下去雩都調查研究，如今張以其晉西北之行作爲抵押，正好贖罪了那筆舊帳。
爲扭轉此理論危機，另闖出一條突破之路，毛澤東出征延安中央黨校，在二月上旬連續兩天作了兩場報告。第一場報告是全黨整風的動員報告，題爲《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這篇報告内，粗俗謾駡的話比《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還多，因此在收入毛選時有不少刪改，經過大量的除垢處理，易名為《整頓黨的作風》。在該報告和次日《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毛對主觀主義的學風、宗派主義的黨風和黨八股的文風作了尖酸刻薄的嘲諷，有不少用語及段落已墮惡俗，骯髒透頂，充分暴露了他對知識分子的忌恨，也排洩了他在理論危機壓力下的黑色憤懣。讀了這兩篇報告，我們不難想象另一組毛寫於同時的“九篇文章”中那些更加粗暴的言詞，儘管那五萬字的抒憤懣之作至今未正式發表，尚無從引證。17 據胡喬木所説，毛對他那一組肆意詛咒對手的文字尤其自戀，臨終前還叫身邊人在臥榻邊給他高聲朗誦。由此可見，毛對他那些黨内對手的嫉恨該有多深，對他討伐檄文中的粗口惡言又是多麽陶醉！
在曲解“知識”的概念和敗壞知識分子的形象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首先起了極其惡劣的帶頭作用。他對事物的理解和界定一般多憑經驗和實用出發，基本上不具備對事物的本源性作深入探討的心智。什麽是知識？按照維基百科的界定，知識是對某人或某事的熟知，它包括通過經驗或教育獲取的事實、信息、描述或技能，也涉及到某一學科在理論或實踐上的認識。知識是主體獲得的與客觀事物存在及變化內在規定性有關的系統化、組織化的信息。總是的來説，知識是人類理解事物與學習前人經驗的結果。毛澤東的發言完全從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目的出發，他一開口便把知識分爲“生産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兩種，說此外再沒有別的知識。在他的毛共語境中，知識被剝奪了求真和可信的本質追求，經他三言兩語的武斷，完全成為進行鬥爭所使用的工具。身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一員，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自然也受到蘇共意識形態的影響。俄國的“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號稱文化和政治上的先覺者，在沙俄時代曾經與沙皇分庭抗禮，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他們的社會地位急劇式微，被定性為勞動者與剝削者兩個階級之間的階層。處於此夾層狀態，他們若不為無產階級服務，就被布爾什維克敵視爲資產階級的幫兇。共產黨否認他們的獨立性，指責他們革命動力不足。連本人就出身知識階層的列寧都惡俗地挖苦他們，說他們“不是民族的頭腦，而是民族的糞便”。與蘇聯的知識階層相比，西方社會中的“知識人”（intellectual）所扮演的角色則有很大的不同。他們被界定為在職業或個人能力方面使用其學問、知識和批判性思考的人群。知識人具有理性與思辨的特質，或才智和技能雙全，從事技藝性質的工作，或耽於思考抽象深奧的人類關切及其價值，多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另據一位社會學家的説法，“對知識人的界定，不是根據他們所做的工作，而是根據他們的行爲舉止，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和所奉守的價值。”
同樣也出身“知識階層”的毛澤東對“知識人”的蔑視甚至更甚於列寧。僅就給有知識的人加上“分子”倆字的稱呼來看，在很大度程度上已把他們貶入了另類。只要對比一下1949之後挨整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農分子、右派分子、壞分子等戴帽人群，即可看出，在毛共語境中，一個人只要被歸類為某某“分子”，其政治身份多半都會很成問題。對知識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奉守的價值，毛澤東向來不以爲然，且常持嘲弄與打擊的態度，特別是對黨内那些讓他處處都感到不舒服的“洋房子先生”。所以他在報告中蠻橫地武斷說：“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接著他指桑駡槐，通過大肆糟蹋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書本知識，把留蘇派諸人及其學問貶斥得連蠢豬和狗屎都不如。毛貶斥知識分子說：
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都沒有。……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麽，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個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晃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我們爲什麽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我們吃小米不得消，因此要念消食經呢？……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麼用處呢？18
以上所引的講話片段在毛選中已完全刪除，如此低級惡俗的言論，事過境遷後，編選諸公自然不好意思收入主席的文集。其實這德行才是毛澤東的真實面目，是他在小人得志之後，終於有機會公開羞辱黨内對手時得以噴吐出來的一肚子髒水。由此也可想見，長期以來，留蘇派的馬列理論水平曾經壓抑得毛多麽氣悶和難受。只是通過此類潑婦駡街式的數落，毛澤東才得以排洩他憋了多年的憤懣，盡興噴吐出他那傳染病一樣的戾氣。
註：
1參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150。
2《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頁561。
3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5, pp. 117-121.
4 轉引自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見所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47。
5 參看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電子書，2004，頁102-103。
6 何方指出，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他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心中自然不服。他曾對師哲說，“在長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同上，頁65。
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頁134。
8李銳：《毛澤東秘書手記》，南方出版社，1999，頁5。
9韋政通：《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立緒文化，2011，頁119。
10《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頁615-616。
11 見陳定學《〈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一文，中華論壇網（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3/70/45/8_1.html ）
12以上論述及引文均參考趙家祥《理論與實踐關係的複雜性思考 ——兼評惟實踐主義傾向》一文，見百度文庫，（http://hi.baidu.com/yangsuyao/item/04ee97f0cfb8040e85d278a7 ）
13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182。
14轉引自楊奎松：《走向分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147-148。
15《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193-194。
16參看《黨史筆記》，頁101-102。
17 胡喬木說：“‘九篇文章’的確寫得很尖稅。它不僅點了幾位政治局委員的名，而且用詞辛辣、刻薄，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編輯《六大以來》時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後來雖幾經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語氣仍然是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這與1942年初開始的普遍整風運動中他所提倡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很不協調。它難以為犯錯誤的同志所接受，也是可以預計的。”，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
18竹内實編《毛澤東集》第八卷，頁6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