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清晨破晓时分，一台通体鲜黄，硕大钝重的水箱车缓缓从台湾行政院大院的角落启动。
大院的中央广场上，有两、三百名抗议学生手钩手坐在地上。水箱车开始发威，头顶的喷枪冲出的巨大水柱猛力击打在路面上，不时左摇右摆地“扫射”。学生背向车子压低了头，用背脊的弧度对抗凶猛的水柱。
这是一场“镇暴行动”的尾声。九个小时前，台湾行政院被反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贸协议》）的学生攻占。他们从已经占领的立法院出发，希望再攻下一个街廓外的行政院。但警察从凌晨两点强力反击驱离。此时其它地方的抗议者己经被清空，只剩一小群人在广场中央做着毫无希望的抵抗。
“为什么！？”一个被水柱狠狠击中的女孩凄厉的嘶吼，从引擎、水流和警察的脚步声里钻出来，直冲天际。
女学生“为什么？”的责问，要从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整体规划说起。
从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以来，建立与中国大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就成了政府施政的首要课题。2010年两岸先在重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其中规范双方尽快完成“投资保障”、“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四项协议。一等这些协议完成签署，两岸自由贸易协议的完整架构就宣告完成。
2012年两岸在台北签署《投资保障协议》后，紧接着《服贸协议》登场，去年完成签署。经过了九个月的20场公听会后，台湾立法院在3月17日的审查会上，由于民进党立委发动肢体抗争，以抢走麦克风等方式强行杯葛。主持会议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这时使用预藏在身上的“小蜜蜂”麦克风，躲在会议场角落的厕所边，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宣布委员会审议程序完成。完全违背了去年6月朝野党团的协商承诺：服贸协议全文及开放承诺表必须“逐条讨论、逐条表决”。
张庆忠此举点燃了青年学生的怒气，一经引爆就不可收拾，他们接连攻占立法院和行政院，与马英九政府发生激烈冲突。
ECFA连同其后的四项子协议，究其本质是自由贸易协定，而自贸协定的本质是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相互撤除贸易壁垒过程中的一种讨价还价的攻防结果，台湾官员爱用“give & take”，有与有取来表述，原本是常态。
一项被认为是谈判自由贸协议的“常态”状况，为什么会在台湾引发继“野百合”之后最大的一场学运？“野百合”运动是台湾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发生的一场学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如果说“野百合”运动是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对1949年来自大陆、终生不必改选的国会议员仍占绝大多数这一畸型体制的反抗，反服贸运动的答案之一则藏在“予和取”的内涵，也就是这纸服贸究竟“给”出了什么？“给”出了谁的？又“取”了什么？“取”到的是谁？
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官方，对服务贸易协议的宣传都是“对台湾有利”、“大陆向台湾开放八十项，台湾向大陆开放六十四项”……，更简单的说法就是“让利”。
单看数字似乎是对台湾有利，但进一步追究会发现，台湾大力游说通过这一纸服贸协议的主力，如果不是有意从制造业转进服务业的大陆台商，就是在台湾本地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业者，包括金融或网络购物。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将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无需怀疑。
但相对的，台湾也要向中国企业开放市场。根据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秀玲的计算，向中国开放六十四项服务业后，直接、间接受到影响的劳工将超过四百万。这个人数是台湾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二。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小、微型企业或家庭式作坊工作。
而中国大陆资本雄厚的的企业一旦进入台湾市场，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纵使官方强调中国大陆资本将同时创造就业机会，但拥有自营企业，不论身体上的劳动品质和心理上拥有一份希望的感受，岂是日复一日守在大企业流水线上可以相比的？这是在评估服贸时，任何经济研究院的模型都跑不出的因素，但它却实实在在左右着台湾青年人对服贸的感受。
因此，“让利”这一因素愈是突出，年轻人对服贸就愈发不安。因为这意味着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将随之加深。他们感觉到马英九政府是以他们未来创业发展的可能性，换取现下拥有强大游说力道的资本家的利益。为了阻止自己遭到“世代剥夺”，他们起而奋力抗击。
第二个因素，是忧心台湾自由开放的政治、社会环境将因为服贸遭到侵蚀。
台湾文化圈备受敬重的出版业者郝明义，在服贸协议签字前一天发出一篇文章“我们剩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打响了反服贸的第一枪。他开始意识到服贸协议的伤害，是印刷业的开放。
郝明义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出版集团中，“出版”、“印刷”、“书刊零售”和“书刊发行”四个行业是统整为一的，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任何一个省级出版集团，莫不同时经营这四个项目。
在台湾的出版业者以往莫不希望能藉服贸谈判，一举打开这条产业链，让台湾的出版业有机会到大陆发展，以台湾的多元文化创意形塑一个“华人文化圈”的梦想。
然而结果是台湾政府在服贸谈判时，竟然拆开了这四个行业，把除了“出版”之外的另外三个向大陆开放。结果将使得台湾的出版业未来可能遭到上游中资印刷厂和下游的中资发行、通路商夹击。
再者，如果进入台湾的集团，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官营出版事业，一旦出版业上、下产业链四项有三项落入中国官方资本掌控，势必大幅改变台湾的出版、文化业的面貌。“我们引以为傲的自由、开放、多元、多样的出版面貌，以及阅读选择，也势必会产生质变，”郝明义在文章中说。
郝明义的忧心引发广大的回响和延伸讨论。有人再举出“广告代理业”为例。服贸协议开放中国大陆业者在台湾经营广播、电视以外的广告代理业。但反对服贸的团体相信，中共政权可以通过陆资广告业的运作操控台湾舆论。例如向支持中共政权的传媒投放广告以示支持，或者抽走广告惩罚立场中立或反中的媒体。
反对服贸的人士深信，一旦开放广告业，台湾的传媒、文化产业将被商业利益一步一步纳进中共中宣部的“审查圈”里。而在笔者的采访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马英九政府的幕僚班子，曾经针对服贸可能造成“软国力”丧失的问题，做过任何仔细的评估。
事实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产业已经为“中国因素”的入侵掀了一阵波澜。一份原本被视为自由派标竿的报纸“中国时报”在被大陆台商蔡衍明收购后，立场急速转向亲中。蔡衍明接着收购电视台、并购其它平面传媒的扩张行动，受到一部分公民和学生团体的强烈抵制及反对。参与“反旺中”的学生们，同样是这次反服贸占领行动的核心成员。
从“反旺中”到“反服贸”，台湾高度参与社运的一群青年学生和学者，用一以贯之的论述和行动策略，发动了只是规模更大，操作更细腻的学生运动。逐步为“反抗中国”建立了系统化的论述。但他们的想法是多数还是少数呢？一些民意调查或许可以提供参考座标：
在一份由台湾《天下》杂志公布的民调中，62%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自认“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有22%，自认是“中国人”的仅8%。
而在上述的统计中，18到29岁的年轻世代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更高达75%，创下同类调查的新高。因此或可以这么说，随着两岸长期隔离分治，政治体制差异愈来愈大，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成为支持台湾独立自治的新生力量。而这一份对中共政权的恐惧和不信任，在反服贸一役中展露无遗。
从3月23日晚上起，行政院被占领了一夜。就在五天以前，同一批人也用同样猝不及防的手段，占领了立法院大院及议场，到笔者完稿这一刻，占领仍在持续。
引爆台湾学生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冲击的两股导火索，一是中共党国资本主义挟自由贸易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另一股是对中共政权的反抗和恐惧，加上对台湾的本土认同。两股导火索被国民党立法委员几近胡闹的便宜行事点燃，一举炸翻了台湾政府体制。
马英九从2008年以来，汲汲追求、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历史定位”。他执着地认定借着自由贸易协议与让台湾经济和中国大陆深度整合，深信这是台湾经济脱胎换骨之道。
但在他的治下，代表五权分立的机关，一星期内就有两个院被占领，写下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难堪的一笔历史纪录，这一点历史定位，已经毫无悬念地确定了。
3月25日，台湾总统府发出了声明：马英九愿意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和学运代表会谈，学生也随即开出了会面的条件。双方共同为结束这一场重创国家体制抗议行动创造了条件。
虽然学运迟早会结束，但服贸协议审议的最终结果仍旧是干热天气下的火药库。如果马英九承诺的“逐条讨论、逐条表决”，只是让服贸协议从一次表决过关变成一百次表决后过关的话，对抗议团体而言，发动这场旷日费时的学运，甚至在行政院承受镇压、流血，结果只矫正了一项议事程序，这真是情何以堪？但只要出现一点修改，整份服贸就必须退回重谈。除非中共领导人同步松口，否则马政府接受重谈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换句话说，最可能的结果还是这纸服贸协议最后照章通过生效。
但这个结果也将完全摧毁马英九和反对群体之间的互信，埋下另一次更大冲突的种子。特别是接下来除了ECFA的后续协议外，两岸还计划商签更敏感的“互设办事机构”协议；直接涉及言论自由问题的“文化交流协议”和“新闻机构常驻”等等。
除了协议，还有高层政务人员互访，例如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甚至是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等。这张马英九早已规划停当，一路推动到任期届满的路线图，都将因为这场服贸争议而走来难如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