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在美国南方的伯明罕市，黑人民权运动，又一次掀起了高潮。除了常规的游行示威，大批年轻的黑人，在运动领袖怀亚特‧沃克的带领下，平静地进入种族隔离的禁区，「佔领」白人专用的公园、图书馆、教堂等公用设施。按照当时的种族隔离法，黑人与白人，不能同时共处於这些公共空间，除非这些设施，都安装了完全隔离的出入口以及座位分区。因此，沃克所领导的运动，在当时不但违法，而且相当激进地挑战了白人主导的社会秩序，以至於让伯明罕市的许多公共设施，完全地陷入了瘫痪。
种族主义者的激怒程度，可想而知。绰号「公牛」的警长尤金‧康纳，发誓要彻底惩罚这些自找麻烦的「暴民」。伯明罕警方使用警犬与高压水龙头，恐吓与驱散参与集会示威的黑人，并大量逮捕抗议者，以至於监狱几被填满。很多黑人也因此在冲突中受伤。在警方的默许之下，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攻击游行的黑人，甚至炸毁马丁‧路德‧金的住所。很多游行集会，最后都以冲突骚乱的形式收场。
在种族主义者看来，这些「佔领」白人空间的黑人，无疑是不折不扣的违法「暴民」，因为，他们不但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而且还强烈地冲击了当时社会赖以运转的基本秩序，引发了白人社会的严重危机。
那么，是不是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不应该受到挑战？是不是每一种法律，都必须被无条件遵守？当然不是。
真正的法治，在于保障公平与自由。如果一项法律，它本身就在破坏公平，侵犯自由，那么，这种法律不但不值得被遵守，而且理应被反对。恶法非法，即为此义。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证明，一种秩序，比另一种秩序，更能保障公平与自由？具体到伯明罕运动，如何才能说服像康纳警长这样的顽固种族主义者，种族隔离，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持开放演进论的自由主义者，笔者只能承认，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即便是自由民主，也只是被历史证明为最不坏的一种制度，而不能认为是绝对的最好制度。一旦在认识上，走向了某种绝对主义，那么，这将极大地增加了滑向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风险。
这个难题的实质，在于对不确定未来的认识差异。在沃克以及金博士看来，种族平等，将通往一个更为和谐更为美好的社会，而在康纳看来，取消种族隔离，无异於宣告白人社会秩序的末日。在未来没有成为现实之前，这个认识差异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双方完全无法用协商和谈话的方式来解决。
然而，这些「佔领」白人空间的黑人「暴民」，之所以值得敬佩，是因为他们完全承担了冲突的后果。他们承受了警犬的扑咬与高压水流的喷击，并且自愿「将监狱填满」。社会进步的成本，却常常需要正确的一方来承担，这似乎是人类历史最为吊诡的地方之一。
从历史来看，法治，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刚性框架。法律本身可能有错，法律体系及运作也可能出现问题，而这些都将危机真正的法治。只要还没有演变为一场革命，只要抗争者还没有彻底地否定现行秩序的合法性，那么就只能一边接受现行法律的惩罚，一边继续以行动冲击既有秩序，以推动法治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在笔者看来，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正是这样一种捍卫法治的运动。尽管，某些不明事实者，或者不怀好意者，把「佔领」立法院行政院的学生称为「暴民」，但事实上，正如曾经「佔领」白人空间的黑人抗议者那样，用身体承受警棍与高压水流的，恰恰正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说他们有错，那么他们唯一的错误，就在於他们太过於关注台湾的未来，而不惜违反现行的法律，挑战当下的秩序。显然，他们的挑战行为，也强烈地牵动了海峡对岸无数人的神经。
法治之於个体，是保障自由；法治之於政体，是限制权力。当政府过於草率地通过了一项决定，而这项决定，又和这个社会的未来生死攸关，那么，人们显然有理由，表达对未来的忧虑。而在台湾，这种焦虑是如此强烈，以至於引发了大规模的学运。不错，这是一次宪政危机，而引发这场危机的，恰恰是过於草率、忽略民意的当前政府。
未来无法完全确定。尽管笔者的认知，与学运的参与者非常接近，但显然，这次学运还不是一场革命。参与者不但要遭受被人骂作「暴民」的口水，更将会受到现行法律的惩罚。但无论如何，未来总会成为现实。笔者相信，在台湾挺过这一段波折之后，当人们再次谈论起这些往事之时，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向这些真正的法治捍卫者脱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