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期有两大抗议行动，一是香港大学的学袍游行、黑衣集会，二是港铁大围站的乘客示威。两个抗议风格、诉求完全不同，前者由港大教授或校友发起，要求维护大学自主，场面肃穆沉重；后者由音乐人发起，要求放行大型乐器，场面似嘉年华。但在香港现时政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之际，两者又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可供其他抗争者借鉴之处。
一是背景相似。港大的抗议无疑是反抗中共、港共蚕食香港核心价值的又一役，而大围站的抗议，无论发起者初衷为何，都被视为针对的是港铁对音乐人和水货客的执法不公，跳不过中港矛盾。事实上，近两年香港大大小小的抗议，要想避提中共港共的打压、避提中港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格局相似。抗议都在和平理性的气氛下进行、结束，未对相关机构的运作构成影响。在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方面，港大的影响是零，大围站的影响是短暂及轻微。
三是结局相似。由抗争手法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相关机构反应冷漠，市民反应冷淡，可以说，直到现时为止，两场抗争都未见曙光。当然，港铁反应相对积极些，虽拒不承认公平执法有问题，但在市民集会前已承诺检讨行李规例。
抗争困境让人感无力无奈
其实，影响抗争结果的，无非是抗争规模和抗争手法。在雨伞运动结束后，香港的抗争面对两个困境，一是希望再有一场大型的政治动员、大型的抗争运动，显得并不现实，而小型的抗争不能触动中共港共，触发政策的改变；二是和平理性的抗争同样不能触动统治者或机构管理者，而稍有违反常规的抗争，例如港大学生进入校委会会场抗议，又往往受到政治洁癖者或程序洁癖者的指摘。这两个困境，无论在港大、港铁的抗议行动中，还是日后重新启动争取真普选的运动，都会一再出现，令抗争者感到无力、无奈。
令人欣慰的是，港大、港铁的抗争，显示港人在无奈中仍不失行动的勇气。美国作家贺佛尔（Eric Hoffer）在其被誉为群众运动圣经的著作《狂热份子》中指出：「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
能让群众最终找到目的感和价值感的，显然不只是运动过程，而是运动的良好结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固然不可取，但陷入政治洁癖或程序洁癖，同样不可取。冯敬恩踢爆港大校委会部份委员否决任命陈文敏为副校长的荒谬理由，引发的义与信之争，相信有助公众人物、舆论理解政治洁癖、程序洁癖的误区，有助一些政治洁癖者、程序洁癖者为把自己同李辉、李天命之流区别开来，而走入抗争的行列。
抗争不能再囿于传统方式
港大、港铁的抗议眼前给出的启示在于，没有触及、影响相关机构运作的抗议，如果相关机构心够黑、脸够厚，就可以视若未睹、听若罔闻，让失意的示威者更失意。只有触及甚至瘫痪相关机构运作的群众运动，才足以引起关注和改变。而要达到这个效果，不见得需要多大的规模，在静坐示威、议会抗争无效的情况下，不能再囿于传统的抗争方式，而需要各师各法去影响相关机构的运作，而且，这种抗争越分散，中共、港共的统战和打压手段就越难生效，他们就越害怕。
无论是有政治洁癖、程序洁癖的抗争者，还是中共、港共的官员，都应记住贺佛尔的警告：「假如一个政府长期昏瞆无能，那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把它推翻（哪怕此举需要牺牲许多生命和财富），看来要比让它自行倾圯崩溃为佳。有力的民众运动往往是一个注入活力、更新和整合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