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民主中国》网刊3月25日发表了秦永敏先生的文章《点评“民主”、 “团队”和“领袖”问题》，文中提出：今日中国，正处于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是一个从无民主传统的国度，因此在民主阵营中对和民主有关的一些认识存在偏差在所难免。与此同时，面对民主力量的昂然崛起，专制势力除了正面打压之外，还会采取“掺沙子”、“搅混水”的策略，通过收买无良之徒在民主阵营中以“争民主”的方式实施破坏和分裂活动，企图以此来延缓民主化进程，这也是造成人们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针对当前的一些现象，对“民主”、“团队”和“领袖”方面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加以辨析和厘清是十分必要的。
我同意秦先生的第一个判断：“今日中国，正处于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是一个从无民主传统的国度，因此在民主阵营中对和民主有关的一些认识存在偏差在所难免”。但不同意秦先生接下来的表述：“……还会采取“掺沙子”、“搅混水”的策略，通过收买无良之徒在民主阵营中以“争民主”的方式实施破坏和分裂活动，企图以此来延缓民主化进程，这也是造成人们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段表述之所以不同意就在于秦先生将“观念混乱”的原因归咎于敌对势力的“掺沙子”、“搅混水”了，换句话，所有不同于秦先生的认识、观点、主张都被扣上了一顶敌对势力的帽子以便随意曲解、攻击。殊不知：在任何社会，任何条件下，不同意见、认识、观点、主张的存在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相反，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才会以种种貌似合理的理由扼杀异己，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取更多话语权。这种事，这样的伎俩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统治者一直这样做他们总能找到一个“像样”的理由来维系自己的统治。
1，民主的价值问题
秦先生一方面强调了政治民主的必要性，一方面又认为民主不是唯一价值。“唯一”的提法我的确不赞同，但是民主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条件则是勿容置疑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如果在思维习惯中总是首先强调什么所谓的“团队意识”、“团结”、“大局”则根本产生不出什么“精英”、“异己”、“先知”，都顺着已有的一切价值、义务、责任走就是了。很不理解您所说的“不被采纳……就大闹天空”，想问一句：谁确定了自己的领导位置吗？有组织化的规章制度吗？当您说别人时您是否想到别人也与您有相同的权利来发表意见、看法？是否别人也可以认为您是在“大闹天空”？您的这些指责完全是个人的看法，个人的感觉，依赖一个人的看法、感觉引申出“阻碍民主”的结论实在是站不住脚且这个习惯很容易给人一种专制权威的映象，不自觉的让人联想到：与中共统治者何异？民主之路的确艰难，最难的是要首先彻底的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民主价值的核心是主权在民。
秦先生认为民主是重要价值之一但绝不是唯一价值。说“如果是唯一价值就会恰得其反……给人们带来痛苦甚至灾难。”秦先生举苏格拉底的例子来证明其观点。这个例子的确很多人用来反民主，反“民粹”，可这些人似乎很健忘：比较专制而言，是民主制度罪恶更多还是专制制度的罪恶更多？很多人似乎习惯性的在谈论民主时总忘不了民主的“坏处”——其逻辑形式是：民主的坏处恰恰来自于民主。既然原本民主就先天不足，既然百姓先天就不该给自由，您瞎忙活个啥？这个苏格拉底的例子不足以用来诟病民主。更何况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已经从根本上避免了苏格拉底事情的发生，这一避免并不是因为“精英”在发挥着什么重要作用，而是从法律上确立了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坏人”或秩序的“搅屎棍”也有与“好人”有着相同的权利——即多数人决定权力的归属，少数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不容践踏，后者是避免苏格拉底事情再次发生的关键。
秦先生是反对“民主至上”赞同“人权至上”的，那么请问：人权至上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如果按照您对“大闹天空”（真不知谁是如来佛，没有谁可以逃脱他的掌心，好快活。）的指责，人权似乎也不会有这样的权利——至少在您的道德观或法制观中人权不包括“大闹天空”的权利？民治制度的确立不是精英们的产物而是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愿，这是区别于专制的关键，而您恰恰在抹杀这一关键性区别。
2，国民民主权利与团队民主权利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中秦先生首先承认：“毫无疑问，民主是‘天赋人权’，在社会生活中平等的表达意见和决定事务，是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在第一个问题中秦先生将民主与人权说成是不同的问题，即民主不能至上，人权可以至上，但是在谈到团队问题时，秦先生又认为“民主是天赋人权”，可见，民主与人权是不可分割的，不管可不可以“至上”。秦先生也谈到“民主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这个不可剥夺需反映在“社会生活中”，这个社会生活肯定包括非“团体活动”与“团体活动”，也就是说，不管在“非团体活动”与“团体活动”中，民主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我们无法想象“社会生活”只包括“非团体活动”，不包括“团体活动”。
秦先生的上述论点我赞同，但是他话锋一转就将“不可剥夺”的权利剥夺了。其理由是：当一个人进入纯经济团体时，往往更没有民主权利可言。……。您的意思是：一个人为了一份工作，说的再直白一点为了钱就可以牺牲法律规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吗？这就是您的理吗？难怪共产主义阴魂不散，您如此道貌岸然的在谈这个“道理”的绝对性，企图以此来剥夺劳工者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您还想指望人家不反？！您这哪里是什么民主制度呀，您见过那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可以鼓噪在“经济团体中……没有民主权利可言”？您真的不知道，在美国因为汽油价格过高，从事运输工作的人就可以堵塞交通？您是否认为这样的行为都是“无政府行为”，对这种“无政府行为”都该接受法律的严惩剥夺其权利？——一个罪犯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更何况一个自由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表述应当是：民主权利不可剥夺，自愿放弃者例外，而不是“没有民主权利可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传达的理念千差万别——中共就很喜欢这样做，以稳定、和谐、秩序为借口剥夺多数人的天赋人权。并不断地告诫多数人：付出、牺牲是幸福的源泉。——多数人的付出成就了权力者的梦，其用心险恶。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同人选择不同的社团其最原始动因是为了自由和欢愉而非为了一种莫须有的、必须服从的“义务”，这些人只要感到不自由、不快乐、不幸福时只需对该团体说声“拜拜”，就这么简单，没那么多貌似高贵的“理”。区别于中国社会，更强调“大局”，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强调“领袖的权威”，而民主则成为手段，好使的时候拿来用用，不好使时就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屎盆子都可以扣到她的头上——实现不了目的，“一事无成”都可以找民主来问责。仅仅因为不同观点、意见就张口闭口“处分”、“开除”这样的做事风格实在不敢恭维，也不敢往下想，若哪天您真登上总统宝座，是否也会对刺耳的言论一律封杀？如此做派真的难说。至于军队的例子您需先确立一个前提，您是否想当军人，想当军人自然要遵守军队的规则，如果不想当军人，军队的规则与您没有一毛钱关系，（当然，如果您只想当将军，则另当别论。）以此来论证民主更是荒谬之极——还有人想杀人哪，是否也要剥夺所有人的自由权？逻辑上是一回事，“军队”的逻辑成立，“杀人”的逻辑也成立，选择什么样的逻辑您随意。
3，民主与效率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秦先生不谈在民主与效率中那个更重要而是首先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公共利益，民主必须让位于专断权威，以此来提高效率，”。请问秦先生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效率？公共利益只能通过效率来检验？习大人效率不低，当政时间不长，抓的贪官不少，这就是公共利益？您的这点表述是对您一生追求的否定，您追求民主仅是为了效率或者说追求效率是您信仰的全部内容？对此我真的有些不理解，您怎么会将效率凌驾于民主之上？为了效率可以牺牲民主，可以专权？您为了专权的理论找到了“代议制”这个理由，以为“代议制”就是专权，可见您对“代议制”的无知。“代议制”的核心是“代”，这个“代”字，不包括“代”自己，相反，这个代表要极力的节制个人的主观性观点、意见、判断、感情、利益，全面真实的反映所代表人群的观点、意见、情感、利益。第一，代表观念的形成，即一个人、若干人或一个团体能够选举他们的代表，授权他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代表所表达的意志就被视为他们自己的意志；第二，代议机构的概念，即由选自全国各个等级和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做出的决定就被视为整个共同体的决定；第三，对代议机构的议事规则的确认，其中主要是做出决定需遵循数量原则，即多数的意见就被视为整体的意见。以上三点说明了代议制的基本内容是：国家权力源自于人民权力转让，且这种转让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仍旧保留对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及终极控制权。代议制是一种授权，人民授权而非是精英的强取。得到多数授权的是代议制民主，没有得到多数授权的即便以代议制形式出现依旧与专制无异。代议制并不是为了效率，更不是为了剥夺民主权利，恰恰相反，代议制是为了保护更多人们的更多民主权利和利益。我还真没见到过民主人士有谁表达过如此的观点，为了效率可以牺牲、或限制民主权利。
民主与效率实际上早就有过争论，只不过使用的文字是：公平与效率。邓小平义无反顾的以效率为由肆意的践踏社会公正，而您与邓小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4，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秦先生首先谈到的是社会决策：“民主，作为一种决定社会共同事务的方式，并不是永远有效的。因为社会决策一方面需要对大家都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有时又会有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有决策正确和错误的区分，等等。”请注意这个“社会”的表述，即社会决策而非个人、团体、不同信仰者的决策。第一个问题是：既然社会决策，不由具有社会性的，与之相关的社会人参与，那么谁更有资格参与？合理性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所谓的“大家都公平公正”如何体现？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您认为这就是公平公正？第三个问题：由谁来判断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正确与错误又有谁来决定？我真的以为您的思维没有摆脱中共的思维方式，第一个问题中共是这样的回答的：由他们说了算，您的观点与之区别之处仅在于，由您说了算或者由您的代理人说了算，总之是一回事，就是不能由社会中与之相关的民众说了算，否则您在说什么？第二个问题中共是这样的回答：我们所有的做法、安排都是为了公平公正，有没有你们的参与无所谓，秦先生您也是这样认为，公正与否是由少数人来评判。第三个问题：中共总以为他们会兼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并以此为借口剥夺人们现实的幸福权，强拆的理由就包括为了人们的长远利益，这样的谎言历来都是政治家杜撰的，是维系奴役的最好理由，真不知您也会捡拾这样的垃圾——真以科学的论点看，明天的一切并不确定。以明天的诱惑来维系今天的奴役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谎言。
您也真能偷换概念，转眼间把科学转换为专业，专业并不意味着科学，只有在中国才把很多混饭吃的“专业”说成是科学。比如“社科院”大都是带“执照”（资质）的骗子，那些所谓的“叫兽”满世界的招摇撞骗。您是否认为那也是科学？我从来不相信“社会学”的科学性，因为它没有春夏秋冬，日出日落的规律可寻。
在民主权利的问题上谈专业，谈医学，谈环保，并以此为由来取消或限制民主权利，真是煞费了您的一份苦心。您似乎根本不懂得一个常识：不是所有人都对一个确定的专业感兴趣，也正是因为此，才有了社会性。您要万事不求人，吃喝拉撒所需物品都可以自己制造，自己解决，您要权威、权力何为？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分工越细，效率越高，这一点没有多大异议。专业化就是指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为了效率，但是，社会分工丝毫没有您说的那样会理所当然的限制民主权利。在当今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对民主权利的渴望也越发强烈，不仅在发展或待发展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亦是如此，不断地在质疑、挑战、否定以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来限制公民的民主权利。
5，民主团体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问题
但凡涉及“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这个话题，实际上都不是为了述说一个真实，而是阐明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理念。这个观点这个理念可以归结为：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开篇就给出了一个绝对性的结论：“没有民主团体的崛起就没有民主化进程……”这个结论丝毫没有考虑到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民主化进程”的重大事件。世界的变化是迅猛的，那种原始的“支部建到连上”的发展模式以日趋衰败，互联网的作用以瞬间记便可以汇集千军万马。很多事实都在佐证着，没有革命前强大的组织结构依旧能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并取得成功。当然，民主团队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必要性未必反映在革命前，在革命进行中他的作用可能更大，更为有效。我的这个看法会有如下疑问：当革命开始后再成立民主团体过于仓促难免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可能会坐失良机。我以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其一，民主团队的自我定位。民主团队的自我定位是个首先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千万避免一上来就想着成为引领者。弄得跟个先知先觉似得必然会招致厌烦。我以为：谋大事者还是低调些好。民主团队只是诸多民主力量中的一支，不是唯一的一支，这就要求别总是权威、领袖不离口，谁是领袖不由自己的团队说了算而应让多数人来选择。其二，民主团队的作用。民主团队的作用不宜自我鼓噪，不宜动用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资源来自我表彰或变相、巧妙的自我表彰。要多做事，做实事，在特定时期，一句问候可能就会化腐朽为神奇。民主团队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之外的力量，只着眼于自身往往会失去这股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力量。三，民主团队目的。民主团队的目的自然是民主，但是这个“民主”过于笼统很容易引发歧义。如果在表现形式上再给人与专制官员没有两样的印象则所谓的民主目的由于缺乏广泛的支持就会沦落为空洞的口号。中共的民主是假的，是因为他并不兑现民主，民主团队的民主若是真的就该把民主兑现，而不是到处寻找不兑现的理由。其四，民主团队的组织框架。民主团队组织框架的搭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可以有所不同，即在专制下无需建立完整、系统、严谨的规章制度，个别勇于担当的人可以付更多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条件成熟时也不去完善民主团队组织框架的民主化。在搞清楚以上几个问题后，什么时间打出自己团队的旗号就显得不再重要。
至于秦先生在团队问题中谈到的领袖作用的问题，我不太赞同。我对领袖、权威有种天然的警觉或厌恶，尤其在这些领袖和权威在谋求更多权力时这种警觉和厌恶则更甚——相信权力就不会把权力关进笼子，还是时时刻刻提防着点好。
6，领袖问题
秦先生的第六和第七个问题是关于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与团队作用是个相似的话题。基于在“民主团体……问题”中已经做过表述，不再重复。秦先生的第八个问题是个“多党制”的问题，基于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也基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多不同看法也就不再商榷。
在谈到领袖问题时秦先生结论，在多元化的政治力量下根本不会出现“国家领袖”，即领袖独裁。如果秦先生不使用“根本”二字，我也基本赞同。但是在秦先生使用了这个词汇后，我就举一个“不根本”的例子来证伪您的“根本”。众所周知，希特勒的独裁就是在不只一个政治力量的背景下成就的。再请问秦先生，在中国是否仅仅只有一种政治力量以至于产生了领袖独裁？您难道不是反对派，或者您几十年的努力至今还未积攒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政治力量？这样的论述观点太不严谨，在这样不严谨的论述下其结论存疑。其实我清楚您想要说的问题，那就是在权力者被结结实实的关进笼子后，领袖独裁的可能性很小，在相反的条件下才容易出现领袖独裁。但是，即便权力者被关进了笼子，权力者毕竟还是“野兽”（权力太大），需时刻加以防范。以民粹理论为例，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理论源自于西方？原因就在于在西方实现了主权在民，在“民”成为权力的所有者时，对“民”的防范就成为当务之急。但不要曲解，其一，防范“民”的最本质意图是防范权力，其二，防范“民”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变权力的性质即剥夺“民”的权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随意曲解“民粹轮”在权利归属于独裁者时还要时时刻刻的警惕着“民”的夺权，这真是助纣为虐。防范权力是防范所有权力的拥有者，不管这个权力的拥有者是个人还是集团。同样的道理，权威、领袖的地位一旦被确立其危险性也不言而喻，最好的结果就是自觉的接受奴役——在权威、领袖面前多数人总会失去自我，人云亦云。
关于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争论，我的观点与马波（老鬼）在西单民主墙时贴出的那张大字报的观点一致，时势造英雄——他不仅将毛泽东拉下了神坛，也将一些权威、领袖、英雄拉下了神坛——这些人可能品格优秀、能力超群，在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人不能改变历史，历史的改变需有无数公民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