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被处决的党内最大理论家

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

大清洗幸存者：前苏联上将梅赫利斯

大清洗幸存者：前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夏坚科

大清洗中被杀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莫洛托夫夫妇

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当然，还有托洛茨基那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 “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曾公开表示要推翻斯大林的柳京坚决不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为了党的利益

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