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的是类似于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数十年以来，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的区间，而未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相比之下，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及地区，典型的如亚洲的“经济四小龙”韩台港新，则成功地迈过了这种发展陷阱，得以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如果把两类地区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一些相似点与不同之处。例如，在初期的增长阶段，两类地区都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从发达国家获取出口市场。但“四小龙”地区，则具有更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更多的基础教育投入，以及更平衡的收入分配。其结果也显而易见，“四小龙”地区的贫富差距更小，人均教育程度与产出也更高，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更高的竞争力。

这种发展轨迹的不同，或多或少，可以用传统文化的差异来解释。东亚地区及新加坡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重视教育，在生活方面也注重节俭，相对来说也许更为勤劳。这与马克斯•韦伯所观察到基督教新教社会的现象，也非常类似。从实际结果来看，儒家文化与新教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都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实际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无非是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复制；而亚洲四小龙的成长轨迹，其实也是对19世纪日本发展方式的模仿。

但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模式。在笔者看来，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人权状况极难得到实质的提高，而这种低人权水平，反过来又会刚性地限制经济的发展，形成互相反馈的恶性循环，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陷阱”。

前些年，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提过一个“低人权优势”的概念，这个说法在大陆的话语圈似乎颇有影响。秦晖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用压低人权的方式，大副降低人力、土地、资本以及资源的价格，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竞争力，并以此成就了数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虽然，低人权水平与高经济增长，同时发生于中国，但相关性并不总是意味着因果性。笔者认为，秦晖先生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并没有建立在客观事实以及严密分析的基础上，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命题。

秦晖先生以南非的发展史为例，来论证“低人权优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令人吃惊的是，秦晖先生犯了一个极为初级的计算错误，以南非经济的总产量，而不是以人均产量，来衡量南非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数字来看，在秦晖先生所选取的60到70年代的时间段中，南非的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为4.7%，确实略高于同期的世界水平4.6%，但实际上新增的产出部分，主要来自于劳动人口的增加。由于南非人口增长得更快，结果该时期南非的人均增长率仅为2.3%，不但远低于“四小龙”的5%强的同期水平，甚至也低于同期的2.6%的世界水平。

实证数字的结果，恰恰讽刺性地否定了秦晖先生所谓的南非“低人权优势”的存在。南非在当时，不但没有因为低人权水平而促进经济发展，反而还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拖了全球发展的后腿。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非但不是源自于自身的低人权状况，反而恰恰是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整体的人权水平有所回升。以往被严格实行的行业、资本、人身的管制，得以大幅松动，民间的投资以及劳动的积极性，被大量释放，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初级商品与劳动市场的形成，实现了有限市场化的快速转型。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初期增长阶段，乡镇企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文革后对农村经济管制的放松，导致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这些企业大量吸附农村的剩馀劳动力，并且提供初级的培训，非常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劳动者技能的提升。而由国外谘询机构所实施的多份调查报告说明，在国外的投资人与经理人看来，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存在一个庞大的教育程度相对良好的优质劳动人口，而这也恰恰是因为，比之于文革时期，教育投入得到了大幅的增加。文革结束后的人权状况的普遍改善，才是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正面因素。

尽管作为东亚国家，中国在传统文化方面，与日韩台港新等亚洲国家地区颇具相似之处，但笔者认为，由于客观上某些制度性的刚性限制，使得中国极难达到同地区的“四小龙”的发展水平，而将长期停滞在一个“低人权陷阱”当中。

经济发展的实质，不仅包含简单的资本与劳动的投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组织的高效化，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低发展地区相比，发达国家，不但拥有更高技术水准的劳动者，而且还拥有形形色色的极富活力的社会经济组织。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活力与创造性，与社会的自由程度密切相关。从这一点来说，一个更为发达的国家，必然拥有更高的经济自由以及文化自由，而这两种自由，又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

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致命短板，在于它极度缺乏政治自由，并且因此严重地制约了经济自由与文化自由的可能空间。所以，由于政治自由缺失所导致的中国低人权状况，非但不是一个竞争优势，反而是一个严重的发展劣势。笔者认为，这一劣势，将会长期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现象，也将会因为即将到来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变得更为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