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在體制內只能夾尾巴做官
美國之音近期報道並討論中共智囊問題，這個話題自然會涉及中共三朝政治理論元老王滬寧。王滬寧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江澤民相中，進入中南海，人們普遍相信，中共政治理論關鍵詞的出台，多與他有關，譬如江時代的「三個代表」、胡時代的「科學發展觀」，還有習時代的「中國夢」。
還有同樣從上海調入北京的劉吉這樣的學人進入中南海或中共智囊機構，是江澤民的一種愛好，何況尊重先生或師爺畢竟是南國的傳統，尚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江沒有鄧那樣的自信了，他需要有人在理論方面為自己開蒙、謀篇、諫言，這其中，也不排除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的人文啟蒙，這樣的大背景對江的某種潛在的影響。
但王滬寧、劉吉進入權力核心或成為中南海師爺之後，學者只能被工具化，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吉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組織學者與總書記談心，並出版成書，暢銷一時，但很快他就被邊緣化。你劉吉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談什麼就談什麼，你得揣摸聖意。王滬寧為江澤民提「三個代表」，按照內部規則，他可能同時要提供幾套或十幾套關鍵詞方案，最後由江來選定。江澤民自己能準確說出「三個代表」具體內容嗎？百分之九十九的黨員幹部無法準確表述「三個代表」的文字與內容。
所以當「三個代表」提出來之後，許多黨員幹部都無比懷念毛時代的「為人民服務」口號，簡單易記，當然鄧小平摸石頭過河、貓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會讓人會心一笑。江的「三個代表」讓人笑不起來，有點考驗人的記憶力或智力。
說句公道話，中共政治關鍵詞格局越來越小，最終走向夢幻，這並不是王滬寧來決定的，甚至與他毫無關聯，學者用知識改變不了官場，官場必然用規則改變體制內學者。「六四」之後，體制內的改良力量或政改派被完全清洗，極左保守力量把住了各個關口，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從不爭論到五不搞到七不准，維穩思維從社會擴展到學術界，並對網絡言論嚴加封殺，這一切都不可能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出來的成果，其沒有倒逼出改革，反而倒逼出集權與惡政。
軍人治國：槍桿子裡面出真理
毛鄧都是軍伍出身，都敢於打大仗，甚至敢於動用軍隊依恃國家機器的暴力來維繫自己的統治。所以毛敢於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不斷革命不斷暴力，使應該和平的中國變成了革命鬥爭的中國；鄧敢於終結文革，敢於推翻毛指定的繼承人，並通過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以取信於民，獲得一時的統治合法性或穩定性。
鄧小平時代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時代，沒有理論的時代就是一個不講理的時代，白貓黑貓論，摸石頭論，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論，都是隨機性的生活語言，它的積極作用是回歸生活常識。它的消極一面是，它不能從根子上消解馬列教條。不僅如此，鄧儘管反對兩個凡是，卻主張四個堅持，認為馬列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把毛澤東個人錯誤與毛思想分開。真正帶有革命性的思想討論，譬如人性與人道主義討論、自由化思潮，都被鄧與他的戰友們扼殺於無形，並成為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罪錯。
鄧時代畢竟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但這一討論並不是中南海提出的，學者的聲音只是被官方媒體發現，鄭重提出，鄧小平團隊發現這一觀點是打擊兩個凡是的理論武器，就實用性的撿起，打擊完兩個凡是之後，其工具價值就沒有了，似乎任何真理都被歷史檢驗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了「實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鄧實用的理論、對鄧實用的人，都是有價值的，否則就會被廢棄。不僅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被廢棄，甚至連胡耀邦、趙紫陽等有思想、有良心、有政治改革熱望的體制內人士，均被廢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起到唯一的作用，就是顛覆了毛指定的華國鋒主席位置，使鄧成為所謂的第二代領導人。此後的理論提升，包括人道主義倡導，自由價值的尊重，以及人權問題，都被鄧與保守勢力阻止傳播與討論。鄧最後的殺手鐧是不爭論，不爭論是一切人都不要與我爭論，我的理論即真理，即可定天下。人們看到不爭論是不爭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問題，但，不爭論的另一面，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如果沒有憲政民主加以制約，必然是另一種洪水猛獸，公權與資本聯姻，將給國民帶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經濟大革命大災難。
毛澤東用軍隊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鄧用軍隊為經濟大革命保駕護航，同樣的用軍政手法，同樣的一人獨步天下，同樣的槍指揮黨、指揮國家。當學生們要求與最高領導人對話時，當知識分子要與統治者論爭時，回答只有槍口。任何理論異見，都被視為顛覆中共政權，要麼封殺理論，要麼封殺理論人，軍人政權時代，理論不可能獲得進步。
工程師治國不懂普世價值
江時代倡導「三個代表」理論，這理論一是在意識形態像槍桿子一樣強硬地代表一切，當政者在思想文化與生產力一切領域，都是先進的，因為是先進的，所以可以代表一切，可以領導一切，指揮一切。其二，這一理論在實踐方面，它使權貴成為一個整體，聯姻了權貴，形成經濟大革命時代的統一戰線，使資本（資本家）、官本（官僚）、知本（知識分子）這種力量聯合在一起，共同製造經濟泡沫與奇蹟，共同掠奪國家與百姓利益，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同舟共濟，悶聲發大財。
這一理論促使資本家可以入黨，使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進入人大政協上層建築，甚至進入行政領域。鄧小平原先設計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全民共同富裕。這不過是鄧一廂情願的政治幻想，先富起來的人口頭上感謝共產黨和政府，而實際感謝的則是自己的資本與權力勾兌的各種關係，不可能回報與帶動沒有富起來的人們。
要維繫富起來的人們繼續富下去，要維持統治者權利穩定，在「三個代表」的理論指定下，中共構建了權貴共同體，從人大政協的人員構成看，這是一個新的統一戰線，黨和政府為GDP而戰，權貴們為財富而戰。無論是強拆還是環境污染，無論是在牛奶裡加有毒物質，還是讓豬吃瘦肉精，還有大學向官員資本家銷售真的假文憑，我們不僅看到政府在失職，也看到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在「三個代表」的旗幟下，勢不可擋，攻城掠地、製造罪惡。
不僅人大政協匯聚了權貴代表，教育、醫療、科研機構、司法部門、甚至宗教與文學藝術領域的精英們，也捲入到不顧法律、沒有道德底線的拜物狂歡中，經濟拜物教讓整個中國社會道德與法律毀壞，也讓人文環境、自然生態、經濟環境被毀壞。
如果說「三個代表」理論形成了權貴統一戰線的話，「科學發展觀」則是胡時代完全被江澤民政治勢力扶持，不能談民主自由憲政，不能談平等博愛正義，只能談科學了。講科學本是一個中性詞，政治領域的人講科學，甚至講「八榮八恥」，這些都是幼兒園裡教師給孩子們講的話題。
胡時代只講科學，只發展經濟，拒絕政治走向憲政文明，吳邦國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不搞聯邦制、私有化」等等。中共官方宣傳部門發文，不允許倡導與討論普世價值，將民主自由博愛平等正義等等人類共同價值視同西方價值，視同對中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替代與顛覆。
中共理論話語中害怕提及民主自由，但他們提「科學發展觀」之時，卻忽略了江胡時代因為沒有政治與道德文明，科學也走向了反人性反生態甚至反人類，大到環境污染，小到假冒偽劣產品，都是科學發展出來的，如果科學技術沒有法律與道德守護，則只會為害人類。
在理論領域仍然固守愚昧落後的意識形態，用強權語言代替理論，任何不利於穩固當政者獨裁統治的理論與言論，或封殺或禁言，而對體制內的學者，則將其邊緣化或使其退出體制，這樣的政治生態中，不僅中共自己無法產生有價值的、有突破的理論，連社會上出現新觀點或倡導政治價值常識的言論，也備受阻撓。
知青治國：只講夢不講理
胡錦濤時代政治關鍵詞是「科學發展觀」，到了習時代，應該是民主政治觀吧？因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陳獨秀倡導的兩大價值，一是民主一是科學，即德先生與賽先生，現在賽先生一家獨尊，德先生無跡可尋。中共理論辭窮理屈，只有借助一個文藝詞：「中國夢」，來寄託新任領導人的政治情懷。
不談理論了，只有觀點或講話，只有指示精神，為什麼？
因為除了憲政理論這條西方「邪路」，就只有走毛氏老路，還有第三條道路嗎？鄧小平沒有找到，所以一直摸石頭過河。現在河水漲起來了，整個國家又處於危險之境，因為當政者帶領整個民族在河裡找石頭，而不願意走上政治文明的彼岸。
當《南方周末》將「中國夢」與憲政夢聯繫起來時，遭到其上級宣傳部門封殺，緊接著，反普世價值、七不講、反憲政成為《紅旗文稿》、《求是》等中共高級喉舌的強勢聲音，這些人一是健忘，他們忘卻了延安時期中共將自由民主憲政當成最大的追求，而反國民黨一黨獨裁、軍隊黨化、限制媒體自由是當時中共媒體的主流聲音。為什麼七十年之後，同樣的憲政民主、同樣的自由平等就成了敏感詞、成了西方價值，甚至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陰謀工具？
習當政一年，理論領域不僅掀起反憲政反普世價值、反普世人權的逆流，更有甚者是動輒亮劍，軍隊裡也發出強音，將政治異見視同敵對勢力。如果說鄧的「不爭論」、吳邦國的「五不搞」還是帶有一種保守性的迴避政改的話，習時代的「七不講」與理論領域亮劍，則完全是用進攻的方式，來對待政治思想領域不同的聲音。
與上述現象異趣的是，習近平在不同的時間地點談過：「權為民所賦」、「依法治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把這三個觀點串起來，就是民主憲政的理念，權為民所賦，不通過選票，還有其它方式嗎？依法治國，當然要尊重憲法，尊重憲法，就得尊重其獨立地位，公權力必須被關在籠子裡，而不是凌駕於憲法之上。
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政理念，不僅得不到中共理論喉舌的呼應、倡導，反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憲政反民主甚至反普世人權的浪潮呢？因為習還沒有掌控宣傳理論領域？
只談夢想不講理論，習時代就仍然是一個混亂的時代，現實混亂是因為理論混亂，理論混亂是因為原教旨的馬列毛完全過時，或完全反普世價值與政治文明，而民主憲政理論又會使中共面臨新的政治挑戰，所以，習談到憲政理念時，只能蜻蜓點水，而談馬列理論時，也是敬而遠之。
鄧小平超越不了毛思想，江與胡更是在權貴資本主義體系裡沉淪，現在，權貴資本主義已將國民財富蠶食鯨吞，習被迫與之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軟戰爭，如果習沒有普世價值追求，不將普世人權作為國家發展的核心價值，不能將政治理論提升到憲政體系之中，習的夢想只能是幻想。
（作者為大陸旅美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