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博导
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想象；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希望。—-题记
（本文发表于《改革内参》今年第六期。发表时做了一些必要的删节，个别文字做了改动。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那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
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
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
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执政者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上一次的改革基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坚则是社会中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群体，这就是文革受害者联盟。
尽管当时的老干部还在台下，知识分子还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潜能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启动改革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举措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而拨乱反正，尤其是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涨工资提粮价，迅速扩大了改革支持者的队伍。改善民生的措施，则赢得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支持。而本次改革面对的阻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未来的隐患也更多。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次改革中，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已经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既得利益者。其中的一些人虽然基于理念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变革要求，但与80年代那样一种变革冲动比，已经明显不一样。
普通民众虽然是前些年形成的权贵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上一次改革后半段的遭遇已经使许多人对改革有了恐惧感。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一轮改革后期改革的走样变形，已经部分地使改革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本次改革的推进，显得异常艰难。
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是在改革的途中。
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是不能否认的。
过去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任意夸大。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反抗的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
既得利益集团，说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
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之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上一次改革最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80年代的改革，人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如何认识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分歧。
尽管许多人直到现在仍然将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其实从那时起，改革就已经是进入畸形状态。
政治体制改革被完全搁置在一边，甚至在政治和法治的意义上出现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缺乏舆论的透明，缺乏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能力，市场化与私有化方向的改革，很快就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一些出发点良好，甚至是设计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样变形。这种情形，在国企改制中达到了高潮。自此之后，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味儿，改革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官僚阶层对政权的支持，对贪腐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除了偶尔抓出几个腐败分子以缓和民众的愤怒情绪之外，对贪腐现象的蔓延已经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开始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乱象有增无已。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水落石出。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
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看到苗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权贵集团的空间就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将进入困难时期。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
特别是在以个体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前些天我曾经说过，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之门，条条是通向恶之路。做得好，每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做得不好，每一条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尤其是在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这样直接关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上，都要谨防被既得利益集团弄得走样变形。
现在特别要看到，在过去30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家底。
前一段时间我粗粗估算了一下，目前中国财富总量可能已经达到几百万亿甚至上千万亿。其中国土资源性财富在数百万亿的规模，经营性财富在百万亿以上，金融性财富仅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量达到近100万亿元。不动产至少在200万亿以上。
单单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根据有关研究，至2012年底，中国居民总资产为263.16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06.09万亿元，实物资产157.07万亿元；总负债为16.14万亿元；净资产为247.02万亿元。
因此，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关键是由反腐败转向对弊政的系统清理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前面已经指出，权贵集团不仅仅是掠夺社会财富，而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弊政。前一段时间我把这种弊政概括为四大表现，就是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
这里说的强征强拆，并不仅仅指的是征地拆迁本身，而是指一种更为广义的财富掠夺过程。应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
无论过去的基数有多低，基础有多差，这也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达到一个相当富裕的水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只用20年的时间，就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也成了富人。
但中国发展的平均速度比他们高，发展的时间比他们长，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却相当慢。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而我国2010年1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如果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成果哪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贵集团拿走了。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现了赤裸裸的财富瓜分和掠夺的过程。
瓜分是指利用权力的因素，将本来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不是一般的贪腐行为所能概括的。财富瓜分的范围涉及到国有经营性资产（国企）、矿山、土地等。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财富瓜分的过程，权贵集团迅速暴富。如果说瓜分指的是对名义上公有的财富的不合法占有，掠夺则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之间。
钟伟教授早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当时主要有四种形式：1、企业或者老板压低工人工资，压低社会保障，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2、负利率。按照每年1.5万亿的储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3、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以前估计是大约有1.5万亿。4、土地的转让和让渡，在当时大约有每年3000亿元之多。
实际上，这种瓜分和掠夺，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财富的意义，山水、风景，甚至人们的休闲之地，放松的场所，都在开始成为一部分人的私产。而最近这些年虚拟经济的发展，则更为这种掠夺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疯狂的财富掠夺，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
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前些年，许多学者在传播一个说法，叫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律。
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与这个所谓矛盾多发期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矛盾的具体事由是什么？无非是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下岗、环境污染等。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这样征地拆迁？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
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
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
在这种维稳弊政背后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与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思维同出一辙，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误判。
改革前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个弯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和对一个情况的基本判断出现失误有着直接关系，这就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结果是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
而这20年的时间，则是对不稳定的状况估计得过分严重，于是搞了二十多年的稳定压倒一切。非但如此，有关部门甚至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氛围。于是，维稳成了头等大事，成了一票否决的硬任务。结果是，在这一段时间，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无法去做，不敢去做，放过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机遇，改革也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与此同时，维稳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心理疏离与对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原来不离口的维稳提法消失了。
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但从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维稳思路明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时，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在走向法治，保护人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可以说，只有彻底清理维稳弊政，改革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义、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之路。
因此可见，系统地清理权贵弊政，对于凝聚改革动力，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动力。因此，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败打开既得利益集团的缺口之后，能够转向对权贵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这些年维稳中积累的种种冤假错案。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人心舒畅的社会氛围，改革也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看到，维稳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我9年前就曾经提出，应当用秩序思维取代维稳思维。系统清理维稳中的冤假错案，不仅有利于造就改革动力，也可以为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础。
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
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公平正义是新的旗帜
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并不是上一轮改革的简单深化，而是一次新的改革。
从前年夏天开始，我就在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新的30年的开端。前30多年的改革，使得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30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平正义在整个改革的设计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决定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是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指向。
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要看到，公平正义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症结，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
从经济上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力在不断下降。原因在哪里？最关键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
这些年，由于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由于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越来越多，由于垄断的因素越来越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大不如从前。
未来中国如果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特别是要重新焕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首先需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现在政府最需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社会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和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由吃不饱饭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主要就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我们能否做到？这已经是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最简单的说，老百姓遇到点事情要有说理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职的人，自己遇到一点事情，能否找到说理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是个问题。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基本的症结也是在这里。
为什么这些年维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而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在公平正义上。现在民众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维护公平正义，而实际的情况有时不但维护不了，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公平正义。这样的体制脆弱是必然的。
要看到，在今天，人们感受最深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被破坏。前段时间，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公平正义，应当是中国本轮改革新的旗帜。但有人可能会怀疑，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公平正义能真正实现吗？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看。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对现实中的不公正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在哲学意义上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的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