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来美前，我就久闻司马璐的大名，但却始终无缘见面。直到当年7月我由芝加哥女儿家去纽约出席《中国人权》理事会，会后戈扬将我带到她所住的布鲁克林区的一家中餐馆，老友严家琪夫妇，李方夫妇以及那晚请客为我接风的主人——司马璐已经早到那里等候戈扬和我的到来，我与马老（司马璐是笔名，原名马义）虽说是初次见面，但可说是“一见如故”。后来家琪又告我戈扬和司马璐两人传奇故事，二人原是同乡，年青时共同参加革命，一个去了当时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一个留在江苏，成为新四军和《新华日报》著名女记者。两者虽曾在重庆偶然相遇过，可是命运又捉弄他们，两人一直人各一方，由于各自都改了名姓，竟完全失去联系达数十年之久。意外的是终于在晚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重新聚首了。难能可贵的是两人虽然后来的经历不同，但最初参加革命的初衷，为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志向却始终丝毫没有改变。令人惊异的是两人虽然尤如参商却似乎在冥冥中做到相互配合。比如说，就在戈扬在北京任《观察》主编1957年被划右派，杂志被停刊的同时，司马璐在香港办起了《展望》。一个叫《观察》、一个叫《展望》，连刊名都珠连壁合，又好像两人演出了一场“接力赛”。
1999年6月底，我收到戈扬大姐寄来一信，拆封后见一请柬云：
“订于1999年7月7日下午6时在纽约曼哈顿御宴轩饭店，为祝贺中共党史专家马义（司马璐）先生八十寿辰，以及他完成的最新著作《红楼梦与政治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付印中），举行餐会，欢迎参加！发起人：戈扬、马大任、朱养民、刘智、徐启智、阮铭、周匀之、严家琪、辛灏年、凌锋、王渝、潘绮玲、曾慧燕、保延昭、杨月清、艾端午、陈国坤、何频、唐柏桥、林樵清、黎和平、兰征、鲍朴、胡晓米、Tony spengler、马兰、Amy sophie”
信封内另有马老本人短笺一纸云：
“浩成兄、嫂：戈扬等为我热闹一番，天热路远，兄等如不能来，或能作一秀才人情赐诗纪念，比什么都更有意义。敬颂健康！”
马义（司马璐）拜 99年6月9日
如此盛会千载难逢，不能参加实在遗憾。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写诗一首奉献，聊表祝贺之情，正可谓“秀才人情纸半张”而“礼轻情义重”也，全诗加注如下：
贺司马璐先生八十大寿
卧虎更藏龙，纽约聚群雄，
年高且德劭，首当称马翁。
少负凌云志，翩翩一书生，
志在驱寇仇，千里赴延城。
慧眼辩伪真，毅然早抽身，
先知启后觉，办刊多苦辛。
香港弹丸地，信息迅且真，
“自联”与《展望》，学人力耕耘。
知今宜鉴古，党史有专攻。
生花妙笔下，斯、毛难遁形。
国焘走异域，独秀逝江津，
同志自相残，从来不宽容。
忆在伦敦城，汉藏相沟通，
语出惊四座，达赖举元戎。
八九民运兴，众志期成城，
平民遭屠戳，凶残举世惊。
鲁连羞秦帝，王粲寄襄荆，
吾侪越洋来，砥砺效先行。
伤心说宝黛，人物评短长，
昔喜太愚书，红学添新章。
四海可为家，何必恋池湟，
大陆豺狼犹纵横，此心安处即吾乡。
喜逢八十寿，座中多豪英，
路远资乏难面祝，心香一瓣贺仙翁。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于美国洛杉机
【注】
1．来美前久仰先生大名，后始知先生本名马义，司马璐乃笔名；
2．先生曾在香港任自联出版社社长、《展望》杂志主编；
3．闻先生曾在香港与张国焘晤谈又在纽约探访陈独秀遗孀，先生为中共党史专家，熟知中共内幕，予四年前离纽约前，先生曾以所编着之《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十二册相赠，甚可感谢。
4．一九九七年十月先生与余均出席伦敦汉藏对话会议，先生提出：如大陆举行民主选举，当推举达赖喇嘛任中国总统，语出四座尽惊，咸服先生卓识。
5．战国时期鲁仲连义不帝秦，自言宁可蹈海而死；王粲、三国时名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为避乱曾赴荆州依刘表，作《登楼赋》。
6．昔曾喜读王昆仑（笔名太愚）的著作《红楼梦人物论》。今闻先生新作《红楼梦与政治人物》将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7．苏轼《定风波》一词云：“此心安处即吾乡。”原为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苏轼）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8．陈兴义《临江仙》一词云：“忆昔午桥桥下饮，座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1999年6月30日
两年多以后，2002年9月13日午休时忽接司马璐、戈扬二位的电话，正式宣布今日结婚，我赶忙向他们道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因缘。”放下电话后立即写了一首贺诗传真过去，诗曰：
青梅竹马七十年，晚岁他乡结良缘。
海外文坛传佳话，白首双星耀人寰。
由于司马璐写过《红楼梦与政治人物》一书，而且他在书中还讲到过史湘云的金麒麟一事，我肯定他对红学家们由《红楼梦》中“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一回目的线索参证出后四十回原稿中所述《红楼梦》“最后结局很可能乃是宝玉、湘云各历苦难之后又重逢相聚”（见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一书，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第99-100页）一定知之甚详的，因此我在贺诗中引用“白首双星”的典故套在他俩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
最近，读了司马璐亲赠其新书《中共党史回忆录》一书，特别是他青年时期在延安图书馆生活的一段，大有活在《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味道，风流潇酒，风度翩翩，成为一些高干的“假想敌”。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我更加感到洋洋自得，觉得“白首双星”一典真是佳妙无比了。
2005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