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5日，我母亲的84岁生日。凌晨4时33分，显示屏上她的心电图曲线在一秒钟之内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无情地延续下去，再也没有波折、反复。她就这样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抢救都无济于事，母亲从此离开了我，结束了她整整84年苦难深重又顽强不屈的一生。
给了我生命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和我相依为命61年的母亲去了，我从此成了孤儿！只能孤独一人继续生存在这个冷酷的人间了！虽然曾经相隔万里，虽然曾经长年不得相见，但是直到今天，我从未觉得在精神上离开过你！我不敢相信这个触目惊心的凄惨的遗体就是你——我的永远充满活力的母亲！直到给你换上你平日常穿的衣服，才感到真正分别的时间到了——你已经整好行装，即将去往另一个世界了！
84年前，1922年10月25日凌晨，南京。
一个天使般美丽的女婴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
她的父亲看到这个小女儿，高兴极了。看她像个小天使，就起个小名叫安琪（angel）。
她父亲急不可待地用她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八字替她算命。
片刻之后，他掷下笔，不由得长叹一声！
“我可怜的小女儿！你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命运啊！”
他抱着这个被命运之神恶毒诅咒的美丽的小女孩，呆呆地看着自己刚刚在草稿纸上写下的字迹。
他不敢相信，不愿相信！
他是清朝的末代翰林学士，继承了全部传统文化，直至传统文化角落里的神秘文化；但同时他又是曾经出国留学，懂得现代科学的人。
现代科学告诉他：算命是迷信，毫无根据。
何况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软弱的、屈服于命运的人！
他的一切，都是向命运挑战，凭自己的能力争来的！
他的祖先是汉朝的名门望族渤海高氏。到了元朝末年，早已衰败成了贫苦农民。当朱元璋的大军打到北方来的时候，那一代的祖先毅然投军，在“燕王扫北”——跟随燕王朱棣消灭蒙古残余势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挣下了一份家业。他在明朝初年复杂诡异残酷的“路线斗争”中幸而没有站错队，总算保住了这份家业，并传之后代。
他的后代一直以手持刀剑，为国戍边为荣。到了明末，国家危亡的形势和家族尚武的传统使得整个家族不知有多少人义无反顾地为了大明朝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失败了！鲜血白流了！鞑靼政权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大地，没有任何推翻它的希望了。残存的后代从血泊中站起来，回到先祖的故地——在那渤海岸边贫瘠荒凉的盐碱地上默默耕耘。
一代人又一代人过去了。野蛮残酷的鞑靼王朝却如同铁打江山，丝毫没有动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打到离他的家乡不过几十里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陷入重围，惨遭全军覆没的结局。
希望又破灭了！又是一代人在临死时哀叫：满洲鬼！我怎么就看不到你完蛋的一天！终于轮到了外祖父这一代人来到人间！
1877年，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他仅仅几岁的时候，祖父、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只剩下他母子相依为命。幸而，他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能干的妇女。她纺纱、织布、裁衣，养家糊口，同时还教他读书写字。幸而，他绝顶聪明：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小小年纪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童。一个同族的有钱的长辈看中了他，主动提出资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他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在县试、乡试、会试中都轻而易举地得了第一名。这激起了人们更高的期望：再拿个第一吧！中状元！但是没有。在最后一轮的殿试中，他只得到了全国第27名——不知是因为那时他正在生病，还是满清宫廷的礼仪使他感到屈辱，心中涌起的厌恶之情影响了他的发挥？也许，是因为想起了祖先“永远不与满贼合作”的誓言而感到不安？殿试之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也算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吧。他并没有为进入皇帝的秘书班子而自豪，而止步不前。太后老佛爷的“改革开放”也给他提供了新机会。他到京师大学堂去，讲传统，同时求新知。他抓住机遇，走出国门，去看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王朝终于完蛋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他以为，中国人梦想的民主、自由、科学的黄金时代终于到来了！对于他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
民国11年，我母亲出生时，家境正如红楼梦所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一般。她出生在南京少有的一处豪宅之中——那是一个大观园式的大院，有56间房屋和一个大花园，有成群的仆人伺候着……
她的父亲是学者、富豪，又是当地军政首领的高级顾问。出生在这样家庭中的女孩，难道一生的命运还会没有保障？怎么可能每十年一次，周期性地落入极端困苦的境地？而且无人相助，全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去单打独斗？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怎么会是这种命运？即使出嫁，也是到门当户对、不愁吃穿的富贵人家当阔太太，怎么会让她去个人奋斗？她的父亲不肯相信！他烧掉了那个不祥的稿纸，但是在心灵深处留下的暗影却是烧不掉的……
她满一周岁了。按照老规矩该“抓周”了。大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象征着小孩未来的志向。把她抱过来了。她对于那些胭脂、香粉、算盘、元宝之类的东西不屑一顾，一把就抓起了一支毛笔！她的父亲喜出望外：“哎呀！我的小丫头要当作家了！”他的笑容收敛了。“女孩子要靠写作为生，谈何容易！何况她命中还会有那么多波折……”他偏爱这个小女儿，他认为偏爱是有道理的——她比她的哥哥姐姐们聪明得多，听话得多，仿佛和自己能够心灵相通。同时，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有责任护卫着这个小女儿，让她安然度过人生中的种种难关……
1926-1927年，她刚刚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大灾难来到了。她身患重病，高烧、昏迷。大夫到家里来看过之后说：没有办法了，准备后事吧。她父亲不相信！他决心靠自己的能力与命运之神搏斗。他自己翻医书，开药方，把她抱在怀里，耐心地哄着她，把难喝的中药一点一点喂进去，同时轻声地哼唱着昆曲那古老忧伤的曲调哄她入睡……中药的效力逐渐渗透全身，昆曲的旋律逐渐渗透心灵——她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回到人间。
人间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俄国势力支持的北伐军打进南京，她全家到上海避难，她童年的天堂——那个大观园式的大宅子沦为废墟，不复存在。他们住在上海租界里。虽说是“三楼三底”，但那个小小的天井，怎能与失去的大花园相比！到了学校，那里是全盘西化的，她家学渊源的优势不能发挥。同学们尽是洋奴、西崽、暴发户的子女，他们嘲笑她的南京话以及她不时髦的打扮，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和孤立。她的聪明、美丽、勤奋与正直使得她很快就克服了困难，适应了新环境。上海话和英语有什么难学的？她很快就掌握了。
她适应了新环境，然后脱颖而出。她重新成了人们众星捧月的小公主，成了无可争议的校花。30年代的大上海像一个温暖的海洋，她是畅游其中的一条愉快的小鱼。
这时，命运之神带着第二个灾难，阴森森地向她走近。1936年，她又一次重病。昏倒在教室里，并从此休学、住院、疗养。正在此时，她的不争气的二哥闹出丑闻，上了报纸。她的父亲觉得颜面尽失，愤怒地宣布和这个儿子脱离父子关系。他觉得不能在上海住下去了，于是应北京老友之邀，举家北上。30年代的大上海，她少年时代的天堂，又失去了！
从繁华、开放、气候温和的大上海来到阴沉、守旧、酷寒的老北京，自然有百般的不适应、不痛快。何况来到北京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迅速沦陷，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一瞬间大家都成了亡国奴！她父亲对于自己错误的决策极其后悔——不但在大局上陷入困境，而且家事也没能解决：那个倒霉儿子带着他那个当过舞女的老婆又厚着脸皮找上门来，甩也甩不掉！
这时，她父亲再想带全家一起回上海，或者去大后方，就比登天还难了。整个形势依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她高中毕业，上了大学。这时，忽然有了一个亮点——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学识、气魄、激情、浪漫和造反精神吸引了她，打动了她。他们狂热地相爱了。感情蒙住了她的眼睛，让她看不到：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不会带给她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庭。他愤世嫉俗的激情，只会使他与世不谐，处处碰壁。他的命运只能是与这个铁一般漆黑坚硬的社会激烈相撞，变成一个转瞬即逝的火花。
于是，第三次大灾难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还没有等到我出生，父亲又一次与上司闹翻，又失业了！他不愿求人，小家庭就陷入了绝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是当时悄悄流行的一段顺口溜，他却当了真。他与地下党一拍即合，领到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指令，兴奋异常，马上就要走。怀孕六个月的母亲苦苦挽留他，却怎么也不行！他被那个Red Star over China 迷住了心窍，正如释迦牟尼被命运之星迷住，舍弃妻儿也要出家去追寻……
母亲说：你能不能再等两个月，等孩子出生了，看一眼再走？父亲说：不行！人家说了，必须马上就走！母亲说：那好，我现在就和你一起去！父亲说：不行！人家没说让你去。母亲绝望了，愤怒了。她含着眼泪赌气说：人家，人家！人家叫你去死，你就去死？！你走吧，走吧！再也别回来了！父亲却像得到了大赦令一般，带着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急匆匆走出门去。
母亲突然后悔了！她追出去，一直到巷子口，结果连人影也看不到了！一语成谶！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仅仅四个月，日本就投降了。当初去大后方的人们纷纷回来了，但他仍然音信皆无。后来，忽然有人传过话来，说在解放区的张家口见到他了。“他当上共产党的官了！穿着军装，骑着高头大马，可神气了……”于是母亲和三舅以及他们的朋友就想抱着出生不久的我一起去张家口找他。
这时国共内战爆发了，张家口被国民党占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三年多以后，共产党胜利了，占领了全中国。比他或早或晚去解放区的人都重新出现了，都当上了或大或小的“共产党的官”。唯独他仍然杳无音信，仿佛消失在苍天里，溶化在大气中了。至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作见证——他算革命烈士吗？这成了一个永久的历史之谜。
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没有给我换来一顶红帽子！每个人都有个家庭出身——红五类或黑五类。唯独我没有！我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归类的奇异动物，一个没有影子的Schlemiel！我的父亲！你可知道：我在等着你骑着你的战马回来，已经等待了六十多年了！回来吧！哪怕你的军装已经破旧，你的战马已经衰老……
母亲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麻烦，办了离婚手续，决心独自带着我开创新生活。她心里很明白：即使他能活着回来，即使他为这个新王朝立下了功劳，他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按照他的秉性，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忠实奴才、驯服工具。可想而知，他和他的全家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遭遇！唉！让他消失在苍天里也罢！
母亲没有再成家。她知道，在这个新王朝里，不会再有我父亲这样的人了。从此，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参加革命！参加工作！”这是当时的唯一出路。母亲不想继续当中学教师了，那末，干什么呢？小时候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古老旋律又在心中回响起来！这时，一个老朋友说，新成立的中央歌剧舞剧院正是要把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的新歌剧、新舞剧！很需要懂得传统艺术的人！于是母亲来到这里参加工作。把我交给她的父母管。母亲住在单位宿舍，全身心投入工作，有时忙得连周末都不能回家。
解放初期是个奇异的时代。那时的党领导似乎还很礼贤下士。这个单位很快就聚集了不少各方面的专家——有懂昆曲、京剧和古典音乐的，也有出国留学回来，精通西方音乐、舞蹈和歌剧的……但是单位领导毕竟是土包子！即使是中央高官的老婆，文化水平终究有限，对艺术的了解大概仅限于陕北大秧歌，会跳交谊舞的就算不错了。外行领导内行，必然是既不会领，又不会导。专家们发挥不出专长，大家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闲聊、虚耗时间。
母亲在那里也没什么专业工作好做，而是当秘书，管资料、后勤……她成了这个单位最忙的一个人，有大量的具体事情需要她去做。后来她先后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在比较明智的单位领导支持下，她开始搞专业工作，写文章、创作剧本。她的才华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她写的剧本出版了，上演了，颇获好评。稿纸上一行行的字变成了舞台上生龙活虎的戏！有观众排队买票、鼓掌喝彩，有领导的表扬、肯定，情况似乎越来越好。
但是，政治形势在恶化——那个似乎永远慈祥地微笑着的胖子以及他派来管理文艺界的文化宪兵们逐渐露出了狰狞面目。“运动”来了。一个运动紧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厉害。浪潮来到了身边，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了，血腥气味迎面而来——和她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中年人原来是“历史反革命”！肃反运动一开始，还没来得及向他下手，他就喝下了一大瓶硫酸！他的宿舍里充满硫酸的气味和呕吐的鲜血，他在垂死挣扎的时候，把屋子里的一切都破坏得一塌糊涂……
她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深深体会到政治这头怪兽的凶猛。这时，中国戏曲研究院要改革了：只留少数人搞研究，多数人分到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和中国评剧院。她被分到中国评剧院。她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批判胡适文艺思想、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正在进行中。文艺理论研究成了一个寸步难行的雷区。搞研究？算了吧！那么，去京剧院？评剧院？评剧的名声当然比京剧差得多，但从当时情况来看，京剧院未必比评剧院更理想——京剧早已被满清宫廷培养成了样板戏，一腔一调、一招一式都极其死板，而且这就叫做“学问”、“规矩”，不遵照这规矩的，统统是外行。而内行又分为派系，各据山头。你只能投靠其一，充当帮闲而永无出头之日。戏霸们又善于勾结官方势力，格外不好对付。评剧界显然没有这么厉害。评剧老演员们都是过去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个个身经百战，自然也不是好对付的。用“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形容他们，不算过分。但是，现在他们小巫见大巫了——遇到了更加无情无义的文化宪兵来管教他们，就只好甘拜下风了。
文化宪兵往往自己并没有什么文化，需要既有文化又可靠的人来帮忙，共同发展文化事业。这叫做“新文艺工作者”。置身于戏子和“宪兵”之中，左有虎，右有狼，“新文艺工作者”在危险的丛林中谨慎前行。1955年，中国评剧院正式成立，评剧事业开始发展。
这时，第四次灾难来了。1956年春节是她父亲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那天，他当着来拜年的老朋友们说：“我的寿命就在这百日之内了。人皆有死，不足为奇。现在离开，恰到好处。从今往后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要想好起来，得等到百年之后了！”他嘲讽似的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十年之后，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凶险的红羊劫！到那时人人发疯，无理可讲，乾坤颠倒，灾祸横行。你们就忍字当头，逆来顺受，才能熬得过去……”他看着我，喃喃地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要听你妈妈的话，别像你爸爸那样……你一生多灾多病，要小心……
他担心的事马上就来了。春节过后，我小学阶段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后不久就病倒了。先是感冒、扁桃腺炎，然后高烧不退，皮下出血。然后就是肾炎，开始尿血，越来越严重。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只是越来越虚弱，没有一丝力气。4月9日，母亲送我去住医院。从此离开了外祖父和他的老屋。住医院也没用！医院没有任何特效药和治疗方法。只有当时还存在、后来却已经退化殆尽了的耐心、细心和责任心。但这也救不了我！病情在持续恶化。医生知道我没有希望了，怕我的突然死亡吓坏了同一病房的另外7个小孩，就把我转移到一个单人间去等死。我的意识逐渐模糊，慢慢融入虚空……在这奇异的一夜之间，似乎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出手拯救了我！我好像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彻底沐浴了一回！病情消失了，体力、精力恢复了，生命又能重新继续下去了！
那时母亲既要上班工作，应付新单位艰难的开局；又要照顾两个垂死的病人——她的父亲和她的儿子。我住院整整一个月的时候，外祖父去世了。那时，我的病情也正在最危急的时候。母亲忍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告诉我这个噩耗。母亲每次来医院探视，都要穿医院的白罩衣。直到6月底接我出院时，脱下白罩衣，我才看到她臂上的黑纱。我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带着最后一线希望问她：这是国家的事，还是我们家的事？她停顿了一下，说：回家再说吧。但是，“回家”并不是回到我和外祖父一起住了多年的老屋，而是来到母亲单位，她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她的眼泪流出来，告诉我住院以来发生的一切变故。外祖父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惦念着我，打听我的情况！他一声叹息之后，离开人世。为了支付外祖父的丧葬费用，她的大姐、我的大姨做主把外祖父珍藏多年的书籍、字画、文物以及家具等等都廉价卖掉了，其余的当废品丢掉了，房子退掉了，外祖母到天津三舅家去过。外祖父没有了，老屋没有了，我童年时代的一切都消失了！无论如何，这一次灾难总算过去了。
紧接着，就是凶险的1957年，知识分子的大劫难之年。大概因为这不属于她命运中的灾年，所以能安然度过。还是得“感谢党”啊——党委把她当作业务骨干，内定为保护对象。再加上她谨言慎行，没有辫子可抓。周围的人纷纷倒下，创作组办公室空荡荡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其他人被定义为右派、内部掌握的不戴帽的右派、中间偏右分子、该下放的干部……
一个熟识的老革命作家，并无右派言论，也被命令全家下放，到了一个蚊子成群的阴湿之处。他的儿子与我同岁，被蚊子叮咬，得了大脑炎，虽然救活了，却从此成了“智残、智障人士”！我完全可能也是这种命运！母亲又一次拯救了我！
1958年大跃进，她受到领导的“重用”——或者是叫做敲骨吸髓般的使用！在这一年之间，她创作、改编、整理的剧本有12个。每个都要经过编写、排练、修改、彩排、请领导审查后再修改、上演、剧本出版这些“工序”！
1959年持续大跃进，还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母亲又忙了整整一年。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的新编古装戏《无双传》可以说是她的巅峰之作。
1960年，大跃进败象已现，市委为了支撑门面，派他们去石景山钢铁公司（首钢），创作一个歌颂炼钢工人的《红河一条龙》。铁水奔流、钢花怒放的特技上了舞台，颂歌唱到了最高点，突然变成了哀歌——当它在国庆节上演的时候，跃进时期已经悄然转化成了困难时期。既和苏联闹别扭，又不敢明说。于是叫各文艺单位一起都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一下子全国出了二三百台戏，都是同一主题，可惜都是短命的！能在舞台上存活下来，成为保留剧目的，只有两出：曹禺的《胆剑篇》和母亲写的《钟离剑》。
困难时期，母亲仍然忙碌。因为上头有这样一个精神：既然物质食粮不够，就用精神食粮来填充吧。让他们看看电影，看看戏……文艺政策刚刚有所放宽，困难时期的谷底一过，立刻重新收紧了。她敏锐地预感到：虽然过去安度了那么多次运动，现在大概要在劫难逃了！
我到了该考大学的时候了。母亲对我说：你千万别学文科！搞文科决没有好下场！我宁可你当理工科的最末一名，也不要当文科的第一名！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总算还不是“最末一名”！她知道，她显然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院领导心里有数：文艺创作是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生死存亡的大事，都指望她一个人怎么行？果然，调来了几个年轻人，叫她“收徒弟，传帮带”。她心里很明白：这些人中间只要有一个能取代她，领导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善待这些人——当时哪里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才救了她！这些人都是文科大学毕业生，只有一个姓刘的年轻人例外。他上学不行，就想学唱戏。当演员不够材料，就想入党做官。他的表现足够积极，但党委成员看着他的刀条子脸和狼一般的眼神，总觉得不大像个理想的“驯服工具”。入党做官的路暂时走不通，他又提出想搞创作。这一回党委同意了——创作组都是大学生，掺进这么一颗沙子，还是有必要的。果然，那些大学生们都看不起他，只有母亲对他平等相待，有问必答。
1966年！中国人的红羊劫，我母亲的第五次灾难来到了！在六月份文革高潮真正到来之前，各单位党委预感到末日来临，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舍车马，保将帅”这一着棋。所谓舍车马，就是把过去从未整过的人丢出来作为活靶子，把人们的火力吸引过去，自己好逃得活命，同时打扮成左派，继续领导运动。在这个单位，那就是非我母亲莫属了！幸而文革高潮来的如此迅猛，这一着棋还没来得及下，就天下大乱，大水冲了龙王庙——党委被冲垮了！那个姓刘的小子像个定时炸弹一样突然爆发，成了红卫兵的头目。
8月24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传说有个反动资本家打了红卫兵，于是各单位的红卫兵阶级感情大发作，一下子都变成了疯狗。姓刘的在广播台，手持一张名单，把黑帮分子——党委成员、各级干部、主要演员、黑五类分子和黑五类出身的人一一点名。被点到名的人必须出来，走到院子里，进入本单位和外单位红卫兵组成的包围圈里，跪下。名单念完了，一声喊打，所有的红卫兵抡起手中的皮带、木棒、铁条等等，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受害者立即遍体鳞伤、血肉横飞！直到有人大出血，昏厥过去，快出人命了，他们才罢手。
细心的人发现，他的名单不全，少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我母亲。这都是姓刘的觉得平时对他还不错的人。他残存的这一点点人性，救了这几个人。九月份，搞了个“住房大调整”，好一点的房子让给新贵们住，倒霉者只能缩小面积。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在墙上赶紧贴上胖子象。母亲忽然说：你仔细看他的脸！奇迹出现了！他那张本来似乎在微笑的脸突然变形了！微笑变成了阴险的奸笑，目光中透露出狡诈、残忍、狰狞！一瞬间，我们就明白了一切。
十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转向党内上层人物，普通百姓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十一月份，母亲的处境没有危险了。我也出去串连。我单独一个人，在中国的苦难大地上，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漫游。我第一站就去上海，去见外婆的弟弟，那个神奇的老头。我知道他精通易数，想请他预言一下文革的前景。他叹息一声，说道：这场灾难，没有十年八年是完不了的！我算是熬不到它完事的那一天了！他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像说：这个家伙大奸大恶，幸亏短命，五年之内，必定人头落地！真的会是这样？我又指着报上那个胖子问：他呢？“他还有十年阳寿。”“他一死，会不会天下大乱？”“不会！只会更好一点。”“那么，谁上台呢？”他笑了：“谁最矮，谁爬得最高！”“老邓？”“对！”“他不是被打倒了吗？”“他就像皮球一样，打得越重，跳得越高！”他接着说：“这家伙厉害！你没听说吗：瞎子狠，瘸子刁，矮子杀人不用刀！”“他上台后会杀人吗？”“会！可是杀得不多。到时候小心就是了。”
我回北京后，把这个奇异的信息只告诉了母亲一个人。母亲沉默了一下，说：还是你外祖父说得对：你们就忍字当头，逆来顺受，才能熬得过去！她叹了一口气说：唉！十年！怎么熬过去啊！……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但文革还在继续，没完没了，花样翻新——破四旧、批判资反路线、大串联、大夺权、闹派性、大联合、革委会、工宣队、忠字化、清队、干校劳动、一打三反、抓五一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专政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68年，我从科大毕业时，被工宣队发配到三千里外一个云笼雾绕的深山幽谷中的工地。整天与雷管、炸药、瞎炮、险石、塌方打交道。还有那骑在人们头上，掌握生杀大权的“鬼子兵”——军管会和“汉奸政府”——被鬼子兵重新扶上台的走资派土官僚……我没有把这些详情对她讲——她的灾难够深重的了，不要再给她增添精神负担了！
她的这第五次灾难持续了十年，还没结束，第六次灾难就来了。1976年7月27日。我借着出差的机会回北京，总想再找个借口在家陪母亲多住几天。可是这天母亲却一反常态，烦躁地催我快走。原来是党委重新起用她，要她把当时唯一的作家浩然的小说改编成剧本，还要按照领导意图加进配合当时形势的内容。党委为了向上级表功，把日程一再压缩、提前，那几个“接班人”弄不好，担子就又加在她身上。“创作”从来没有变成如此苦恼的事！
我不能再占用她的时间了。我离开之后，当天夜里，大地震就发生了。她住的平房摇摇欲坠，成了危房。领导们如鸟兽散，谁也不管谁。她一个人打着雨伞，站在街上，四顾茫然。后来总算到一个熟人的邻居搭的棚子里暂时栖身。大雨下在支撑起来的塑料布上，雨水在凳子支起的床板下面流过。连生火做饭的地方都没有！谁也不知道以后还要糟到什么地步！传说中更大的余震没有来。领导们惊魂方定，又折腾起来。“批邓抗震两不误”！“出成果出新戏向国庆献礼”！当人们厌倦到极点的时候，就要到达转折点了。
否极泰来！毛胖子死了！四人帮倒了！一切都在极其缓慢地好转、恢复，就像那个接班人迟钝的脚步一样。不管怎样，母亲的第五次、第六次灾难算是结束了。
真的从此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半信半疑。平反、落实政策，文革和大批判强加的一切罪名一风吹，统统不算数了。母亲当上了政协委员，还有其他一堆头衔。分了房子，虽然是个面积不大的单元，总算是住进了有上下水、有暖气的正式楼房，比原来的老平房强多了。可是单位里还是那些人！整过人的、挨过整的、既整过人又挨过整的……都混在一起，多么令人厌恶！
母亲55岁了。生日当天就递交了退休申请报告。重新恢复权力的老党委班子还等着她像过去一样干活呢！没有同意她退休。现在的活可不那么好干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虽然早被整下去了，但文革后期跟着四人帮跑的那些“新骨干”们还在，他们在积极地谄媚新主，巩固自己在新时期的地位。新主们头脑混乱，自己的地位也稳不住！两个凡是、继续批邓、解放思想、平反昭雪、学习雷锋、大寨红旗、提高工资、搞活市场……文艺界的老革命们最先出来，大唱老革命歌曲。老革命电影也重新出现了。光靠这些可不够，要想全面繁荣，谈何容易！在新时期想让“二老”满意，可是比文革前难多了！然而又非此不可！老干部不点头，你的戏就不能上演；老百姓不欢迎，你的戏就卖不出票！文革前，长期的经典灌输，使得“二老”观点差不多。现在就要大分化了。
文革造成了深深的断层——年轻人不懂传统和民间艺术，没见过，也不想了解：“洋玩意听不懂也是好的，土玩意白给票也不看！”；老知青只知道样板戏，左脑袋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别的东西；老观众还想看老一套，可是没有了——以评剧院为例，过去的三大台柱全完了：小白玉霜在文革中自杀身亡，新凤霞中风瘫痪坐轮椅，李忆兰变成了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太婆！“老一套”再也看不到了！母亲也在苦恼：是因为文革挫伤了锐气、泯灭了灵感，以至于写出的作品连自己都不满意？是导演、演员水平太低还是现在的观众太难伺候了？不过，总算是“曲终奏雅”：1984年为“国庆”35周年献礼的大型剧目——依据小说原著改编的《高山下的花环》得到了“二老”的一致欢迎，得到了文化部的大奖……见好就收吧！该歇歇了！趁着有出行的机会，趁着自己还走得动，出去走走吧！看看离别了47年的故乡上海！看看离别了57年的故乡南京！去江南、华南、大东北、大西北……
这时，第七次灾难临近了。1986年，她检查出胆结石。这本来是常见病，普通手术。住院后，外科主任老杨说他亲自做这个手术，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在麻醉之后，他却突然让一个来进修的云南人来做！这个笨蛋把伤口开得很大，而且连消毒都没做好！手术过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白白多受了多少痛苦。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她的儿媳无事生非，闹出不少纠纷，也白白增添了许多烦恼。伤口愈合了，麻烦事过去了，这一次灾难结束了，我的出国之事也提上了日程。这时老胡倒台了，掌管国家教委的老鸟改变留学政策，留学生的去向也来了个重新洗牌。“你不去美国了，改去荷兰！”行！“不学计算流体力学了，去学能源规划！”行！于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去往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荷兰的天气给了我迎头一棒——整整一个月连续不断的凄风苦雨，把对于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奇感和崇敬感都消灭光了，只剩下厌倦！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打起精神应付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听清楚、说明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一个月过去了，天终于晴了！阳光第一次洒满异国他乡！同时，终于第一次接到了母亲的来信！妈妈！您又来到了我的身旁！有了您的鼓励，这个世界就总是充满温暖、充满希望！情况逐渐顺利起来。出国留学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困难！
九个月过去了，1989年即将来临。我该怎么办？按时回去？在这个单位继续干一个时期？换一个地方？指导教师鼓励我留下来搞博士学位。英国、瑞士、德国、瑞典的几位熟识的学者都曾表示欢迎我去……和谁商量呢？找个算命的书看看？Horoscope？Astrology？整个形势如何？“多年来政局稳定的国家将发生戏剧性的突变，震撼世界，影响未来！” 是中国吗？我自己会怎样？“三月，事业成功的顶点。六月，从此陷入长期困境！”三月，是我访问学者一年期满的时候，应当算是成功吧。如果留下来，仅仅过三个月就陷入长期困境，岂不糟糕？那么还是回去吧！毕竟还是自己的家园稳妥些！与命运挑战终归会失败！想避开陷阱，恰恰落入陷阱！
六月，随着一阵枪声，形势急转直下。果然，“从此陷入长期困境”！6月2日，我去天安门广场看了一下，喝了一瓶假冒伪劣的汽水，结果感染了肠炎，只好到母亲家休息。6月3日夜间，我早早睡下了。枪声骤起，母亲叫我起来，说：你听！开枪镇压了！真的！果然是“矮子杀人不用刀！”——用的是枪！那瓶假冒伪劣的汽水救了我！不然的话，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和水科院的弟兄们到大门外——也就是主战场木樨地——在枪林弹雨中去抢救伤员，很可能自己也成了伤员……
母亲叹息道：自从蒙古人打下金中都屠城之后，七百多年间几次改朝换代，北京都没受多大损失，没想到这第二次屠城被我们赶上了！矮小的士兵拿着玩具似的冲锋枪站在街上，站在楼前。似乎可鄙多于可怕。但是人们传说，那枪里装的是国际禁用的达姆弹——打进人体就会炸开，即使不是要害部位也会引起大出血而死亡！邻居中一个离休的老干部老泪横流，说：我为什么参加革命？为什么入党？就为了等着看这一天么？！绝大多数的人都沉默了。
这个现实世界令人厌恶，那么就退回到精神世界中去！幸而我们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古典文学和艺术。她床头的台灯几乎整夜亮着。什么时候一醒来，就看看书。过去工作任务繁忙时没有工夫去通读的大部头的书，现在可以读了——全唐诗、全宋词、通鉴纪事本末、太平广记、诸子百家……多年没有联系的三舅来了。他们在一起谈往事、唱昆曲–四五百年前的旋律与四五十年前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好像让人能够回到那个失去的世界……
时间似乎贬值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人们在逐渐衰老，却看不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那些日进斗金的贪官、奸商在弹冠相庆。我以为她过去对我的告诫“你搞文科决没有好下场”过时了，所以在能源部撤销之后调进了社科院。果然从此进入霉运，陷入泥潭，十年不得翻身！
文革爆发至今30年了！她命运中的灾难之年又来了！她的脾气变得急躁了。与单位头目的一次争论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她的反应却异常激烈。她坚决地辞掉了返聘。再也不到单位去了。当然，这也许算不上什么灾难——反正现在也不会扣上反党、右派的帽子了。单位领导班子经过几次改朝换代，早已不是“老革命”而是小痞子了，得罪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在这个她并不喜欢的单位工作了三四十年，她创作、改编、整理的三四十个剧本上演了成千上万场，为这个剧院，当然更是为这个党和政府创收了数以亿计的钱！而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有着红头文件规定的给予作者的上演报酬中的一分钱！行了！够对得起它们的了！没有被它们打成右派、右倾、反革命……也算是很幸运了！
这一次，灾难没有直接落在她身上，而是降临在她的周围。她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一个接一个去往幽冥世界了。30年前，文革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今天，死神把他们一个个彻底消灭！1997年6月， 她的患肺癌的姐夫在众亲友面前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的弟弟、我的三舅家里也出了事。他在鳏居了几十年之后续娶了一个老婆，结果与儿子打翻，父子从此永不相见。他的女儿、女婿忽然迷信佛教，想出家而不被接纳。后来女儿病死，女婿发疯、自杀。母亲一次又一次去八宝山参加熟人的追悼会。看到一个个熟识的人变成了尸体，又被涂脂抹粉、化妆成奇形怪状。人们排着队，走过之后，就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若无其事地说说笑笑……她深有所感地说：以后，我绝对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化妆，不要他们那样围着看！
辞聘之后，干什么呢？母亲是这个“高知楼”的无冕之王、精神领袖。她在这个楼里组织起了一个读诗会。每周一次在楼里的老干部活动站读诗。一开始是组织大家轮流讲，后来就变成由她主讲了。她早年的学问，到了这退休之后才有了用上的机会！给这些当了多年的文化人、文化官而又并没有多少文化的老人们该从何讲起呢？从他们熟悉的到他们陌生的，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来。先读唐诗，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李贺、杜牧、李商隐、韩愈、刘禹锡，然后再说初唐四杰、王维、岑参、元稹、孟郊、卢仝、贾岛、罗隐、司空图……读了唐诗，再去读宋词、元曲，然后是诗经、楚辞、汉赋、乐府诗……然后，再走出国门，到世界诗海去漫游！还是先从大家熟悉的说起–普希金、莱蒙托夫、鲍狄埃、裴多菲、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歌德、海涅、布莱希特……然后讲彭斯、布莱克、波德莱尔、维庸、艾吕雅、弗罗斯特、惠特曼、休斯、里尔克、米斯特拉尔、聂鲁达……还有奥马尔.哈亚姆、哈菲兹、纪伯伦、泰戈尔……以及人类最早的诗篇——埃及亡灵书、吉尔加美什史诗……
那些老文化人感叹地说：搞了一辈子文艺，现在才知道文艺有这么丰富，这么美妙！读诗会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间，与会的老人们一个又一个悄然离开、去世。他们的家属接替了他们来听。
养了十几年的一只老花猫身体垮下来了。它的动作越来越迟钝笨拙。它光滑美丽的皮毛变得像枯草，它的饭量越来越小……一天，我正在上网，它用尽全身力气，好不容易跳上桌，趴在我的键盘上！它从来没有和我捣乱过，今天是怎么啦？它哀怨的眼神仿佛对我说：我们很快就要永别了！你怎么还在玩计算机？我抱起它来，对母亲说：明天无论如何带它到动物医院去看看，也就对得起它了！母亲接过它，放在自己的床上。它偎依着母亲，就像小时候睡在它的猫妈怀里一样，安详地入睡……就此长眠了。
病魔、死神的阴影慢慢临近了母亲。2003年，她急剧消瘦，精力、体力急剧下降。是患了癌症吗？她对于死亡开始有预感和精神准备了。
去住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在人民医院刚住了几天，各项检查还没有做完。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这个人民医院住进了一个“大毒王”！他一个人就传染了这个医院上百人都得上了非典型肺炎！医院一开始还想保密，只是叫能出院的人赶紧出院。我母亲出院没几天，这个医院就被迫封门，彻底隔离了！
住院时没查出是什么病，出院不久，病情就明显了。她的关节疼痛起来，特别是手指的关节。关节肿大、发黑，手指蜷缩、不能伸直。关节以下的手指也逐渐发黑，这样下去，恐怕要坏死、截肢！只好又去医院，大夫说：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医学上的一大难题：不知道真正的病因，也没有能治愈这种病的特效药。幸而有了一种能缓解病情，阻滞病情发展的药甲胺喋呤。但是，这种药十分凶险，副作用非常厉害。每周只能吃两小片。吃过以后会难受好几天：胃口不好，泻肚、出皮疹…更严重的是破坏血液–白血球、血小板大量下降。白血球下降就会容易受感染，血小板下降就容易大出血。随时可能引起致命的后果！可是，不吃它，病情就会迅速进展。手、脚失去功能，成为残疾人！真是左右两难！从今以后，就没有平安舒畅的日子了！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两大魔鬼的夹缝中求生存了！雪上加霜的是，她的高血压病越来越重，每天都离不开降压药。视力、听力也在逐渐下降。
2006年春节期间，她的降压药吃完了。她想等春节长假过完后去医院看病、开药，就没有叫我去买。一连几天没有吃降压药。这天，我出去和老同学们聚会。怎么也没有想到，离开她仅仅几个小时，事态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她的姐姐和她的儿媳先后来看望她，说的却都是最不愉快的话题。我母亲闷闷不乐，在她们走后，血压升高，昏昏沉沉地睡去。
午觉醒来，她突然发现周围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沉闷、寂静、无声的世界！她失去了听觉，完全聋了！听人说，海军总医院治耳聋有办法，有设备。于是当晚陪她去那里看急诊。你急它不急！那里只有几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应付门面，说是晚上设备不开，主治医生也不在。然后就不理不睬了。这就是我们的海军！和甲午战争时大清国海军的办事效率相比，有什么进步？！
第二天去人民医院。见到了那个年轻气盛的耳鼻喉科主任。他大致问了一下，就好像很有把握地说：住院去吧。到了人民医院旧楼耳鼻喉科病房，那里的医护人员似乎很不情愿地接纳了她。然后就是一股劲地说丧气话。好像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治不好也没有他们的责任！没完没了的各项检查。也好。仔细看看究竟有多少毛病。这次住院以失败告终。没有任何效果，听力完全没有一点好转，体力、视力却急剧下降。住院时是自己走来的，出院时只能靠人扶着架着，缓缓移步了。住院时能看书看报看普通笔写的字，出院时只能看粗笔写的大字了。我去给她买了轮椅和写字用的粗笔和白板。
她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要靠人照顾了。我为她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在白板上写字交流想法。“读诗会”不能去参加了。和老朋友、老同事以及亲戚们的电话联系断绝了——他们知道她完全聋了，连电话铃声都听不见，就不必打了！邻居们来看望一下，知道无法再聊天、交流，下次也就不来了。看书看报都不行了！这是对她最大的打击！
又一个“国庆节”到了。表妹一家人来看我母亲。他们竭力鼓吹中医医院，说那里可以治老年黄斑变性，血管梗塞性耳聋也能治！这给了母亲一线希望。国庆长假刚刚结束，我就陪她去中医医院。我对大夫讲了她的病情，并且嘱咐大夫，她有多种疾病，所以希望开药效缓和些的，千万别打破平衡，宁可作用得慢些。她每周吃治类风湿的甲胺喋呤，会降低白血球与血小板，希望别和中药冲突。该说的都说了，就看大夫怎样开药了。大夫只开了三付药，说吃了先看看效果再来。我替她熬药。吃了第一付药后的第二天，她高兴地说：我觉得眼前亮了！唉！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高兴！三付药都吃下去之后，情况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了——她的精神差了，胃口坏了，吃不下东西了。流鼻血已经有过多次。大夫还说过，流鼻血没什么大关系，总比内出血好的多。可是这一次，我总感到似乎是不祥之兆。
我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字：去医院吧！她摇摇头，明确表示：不去！我给她找来止血的药。她说：我只要睡着了，就不出血了。她安详地入睡了。她是不是在想：既然与命运的最后一次挑战已经失败了，那么就在睡梦中进入长眠吧！第三天，她从长时间的昏睡中醒来，晃晃悠悠地去上厕所，同时自言自语似地说：咱们家有两个大夫，一点用都没有！她们都不是人！她刚一坐到马桶上，就失去了知觉。我赶紧扶她到床上躺下，打电话把唯一能帮上忙的表妹叫来，并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
救护车把她送到人民医院抢救室。一验血，连大夫也大吃一惊：她的白血球与血小板都降低到最危险的程度了！随时有可能因感染和大出血而死亡！必须赶快输血，特别是输血小板！很幸运，像她这样类型的血小板整个北京市血库只有一份！送来了，开始输，没有出现大出血和感染，大家稍稍松了口气。抢救室里乱哄哄的。同时总有四五个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条件太恶劣了。第二天，她转移到单人的隔离病房。这个所谓“隔离病房”什么设备也没有，怎能保证她不受感染？她的精神恢复了一点点，意识到自己被送到医院来了。她恼怒地自己动手摘下氧气管，扯下检测血压的带子，拔下输液的针头，喃喃地说：我要死了！让我去死！好不容易把便血止住了。情况似乎重新好转了。
可是一天之后，情况突然恶化了。她显得呼吸困难，大口喘气——最可怕的问题：肺部感染出现了。普通氧气管已经不起作用，不得不使用呼吸机了！我的心往下一沉！早在非典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上了呼吸机的人极少能活着下来的！
果然，在当天夜里，我母亲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这就是我母亲的一生。
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经劫难的缩影。她经历的劫难一个紧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厉害。当运动的浪潮来到身边时，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在充满血腥的政治运动中倒下、消失……。母亲虽然凭籍顽强的生命力逃过了一劫又一劫，但最终也将自己的生命耗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