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参与》转发了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杜光先生就促进社会全面和解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公开信，杜老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几年来，社会不和谐因素频繁发生，不断积累，每年群发性事件数以万计，上访、截访、警民冲突，更是无法统计。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则在于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官吏可以为所欲为，人民却无权阻止官吏的横行霸道。《参与》2月27日特就公开信中谈到的一些社会问题专访了杜老。

《参与》记者：80岁是一个颐养天年的年龄，您为什么会在80岁高龄提出《关于促进社会全面和解的建议》？

杜光：关于中国的前途，大家都很着急，近年来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如何实现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各方面积极讨论。我一直认为实现新闻自由、党政分开关键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实现政治上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变。社会上种种不和谐的现象也是由于地方官员与地方商人相勾结，剥夺老百姓的财富和权利。在这种形势下，相继出现了一些维权运动，其中也有个别暴力事件，近年来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维权律师的引导下，维权运动更趋于和平、理性，但令人失望的是，政府屡次采取截访、绑架、监视、判刑等暴力手段。因此，我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提倡官方以宽容、和谐的方式对待热爱和平的群众，同时我也相信当局对现在的状况并不满意，也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

《参与》记者：您提到“解决历史积怨，是实现和解的重要环节”，您认为化解积怨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杜光：主要障碍就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但要马上有所改变很难。“六.四”以后积累了太多矛盾，应从解决冤假错案入手，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理，消除社会上积累的怨气。要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不清理的话可能就会引发暴力对抗。现在我建议矛盾的主要一方即官方从和解入手解决这些矛盾，对于建议是否能为当局采纳，我并不持乐观态度，但我有权利、有义务提出。和解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和解可以为其创造一个顺利的条件。我一方面向官方呼吁，另一方面也向民间呼吁，因为目前改革的深化除了官方要解放思想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充分发动民间，通过公民社会、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官方进行一系列改革。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民间社会还非常薄弱，需要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对改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政府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太多，非常不利于其发展壮大。

《参与》记者：您提出应解除对某些公民的监视、盯梢、跟踪，时值两会召开前夕，对异议人士和访民的打压又在升级，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杜光：事实上自“六.四”之后，这种控制和打压就在不断升温，特别是每逢重大活动举办之际。归根到底是因为民主体制不健全，权力失去监督，权力和利益交织在一起，在各级官员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俨然成了财富的来源。老百姓的财富、自由甚至基本生存权面临着赤裸裸的剥削，以土地被占为例，零补偿和不合理补偿，以及非法征地已使这一社会矛盾在中国大范围面积上蔓延，并呈日益尖锐化的趋势。因此，唯有健全法制，加强监督，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缓解并解决诸多社会矛盾。

《参与》记者：请您谈谈劳教制度的主要弊端和取消劳教制度的迫切性。

杜光：我在公开信中提到当前最急需而且最容易做到的三件事之一就是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劳教制度最主要的弊端即实施起来不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由于这种执法上的随意性，劳教实际上相当于无期徒刑，使无辜的老百姓更容易受到迫害。当局正是利用劳教制度的这种便利性，牢牢控制着社会肌体的各个部位，让老百姓有冤难诉。应该说，万恶的劳教制度是专制制度最不人道的表现方式之一。

《参与》记者：您怎么评价目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