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回望历史微征
今天，全球民主日渐盛大，公民社会不仅是经济上发展中、政治上非民主国家的重要话题与社会政治项目，也是传统民主国家里的同等话题与项目。一些学者所担心的社会激进化并非是民主的衰落，而是全球民主的新情形。激进是一个表征，也可能有失控结果，但它并不是罪恶。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妥善离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更多的观察人士来理解，公民社会的自发性源于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推助这个觉醒背后的社会利益多元化。然而，在政治后发国家中，公民社会的培养是公共选择行为，至少也是国家暨政府支持的社会公益行为。比如说，中国（一九一七）第一部公民教科书《公民读本》【注一】在历史伦理上不仅肯定民国出现的正当性，也在内容上以国家组织程式为首先介绍对象。
如果不是国共内战进而是日本侵华，即中国彼时现代化进程不意外中断，中国不仅不会出现至今的分裂之状，也不会遭遇西方异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荼毒。
历史当然不允许假设，而逻辑上的思考确实必要。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民读本》虽不乏体制服从色彩，但其基于法治所述否定性伦理至今犹有意义。如其言专制国反宪政之状，「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未由陈诉」【注二】云云。
一、道路自信：在「两死压力」咒语之下
上面涉及到的历史微征已经在政治分治的台海对面形成政治事实。也可以说，二〇一四年的太阳花学运是对九十七年前《公民读本》的一次「复古」运动。在大陆这边，社会转型的话语在体制内日渐逼仄以至有被非法化的可能。在「道路自信」之新政治口号下，对社会转型的公开批判已由新左派发起，如云：「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精英来说，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体制，而是以『专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了『故宫』建『白宫』。」【注三】这种批判一方面有统治集团内部确实推进「党内民主」为背景，对改革的异议也被容忍；另一方面也有较深的文化本位论背景，这种情形在台湾政治自由化以前也出现过，但根本性的原因还是改革与政治死亡的权衡，交汇了诸种因素的政治现实压迫之故。
历史上北宋先由范仲淹发起、短暂失败的巨篇宏帙之改革，后有王安石继之、扩之更广且行之苛刻的改革，作为历史写照已给出了「两死」的历史镜鉴【注四】。
在「两死压力」下，不惟「道路自信」是发起者本人也不相信的饰面，而且选择以文化反动为界面的政治保守就成为必然，因此强辩而不是理论阐述也成了「特色」表现。其强辩如此：「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改制』之说却甚嚣尘上。凡落后社会必有的一切落后现象，凡快速进步产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说成『体制问题』。」【注五】。回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亦不否认中共初建民族国家规模后的继续努力，然而，在法治核心性问题上仍然是缺乏普遍法精神，本世纪开头时刻的这方面的欠缺更为明显。彼时，有良心的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社会要开放式的良性发展，如果我们社会对社会正义的修正是采取的改革式进步而非革命式回复，我们必须牺牲个别正义来维护制度正义，我们必须修炼和维护一种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但在今天，无视社会价值基础的声音，恰恰来自代表主流意识的时代精英们。」【注六】
在理论比较之后，中国无论是改良、改革还是转型、改制，凡此等等，党权与法权的不兼容仍无法解决，社会进步的选择性是来自公共权力还是民间社会仍无从确立，就不用说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形成互动了。很显然，不管新左派们多么讲所谓的民本政治，他们希望的仍是强势公共权力而不是民间社会；他们避免的是巨大政治试错责任，即是说统治精英完全无罪错化，一切行为（包括道德风险）均是为了宏大的国家制度目标。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城市人民建」之类政治口号的伦理本质，但这类的政治作为与背后伦理却是一种「水功德局」【注七】。
二、政府激进：社会未乱党先自乱
由于无法摆脱两死压力，忽略它们成为统治技术选项，一方面可以把它们（特别是背后的历史）包装成意识形态新元素，另一方面则是借助经典民主的困局来哄抬自己「模式」的身价。但是，作为极权主义改进版的威权政治它本身要利用经典民主的资源，其中特以对普通法精神的引进来充作改革的政治伦理基础为可操作性选择。此亦为习近平政治以来的系统性再改革绕不开司法（政法）改革子项的根本原因。与西方经典民主困局一样，中国的改革困局也是忽视了公共选择当中的中间选民问题。前者忽视之，被社会激进化所反击，且有相应改革措施如选举分区将由独立委员会来操作，尤其是葡萄牙经济复苏即提前脱离国际救助【注八】为利好；后者忽视之，导致了政府的激进化，社会激进化处于潜伏状态，这也是习近平政治在民本主义之下绝不手软地打击街头政治苗头的根本原因。
中间选民既温和又是多数，无论是偏右的自由民主还是偏左的民本民主（可用较为专业的illiberal democracy与liberal democracy来对称性理解），都要在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认真对待之。中间选民问题的公共选择意义最核心的一点是选民是公共选择的参与方之一，不管选民能否投票或代议制度中的投票参与比例多大。在中国这种创造了没有投票的民主选举政治环境中，忽略民众（作为符号化的选民）对公共选择的影响既是愚蠢的，更是政府自我激进化的死局。这里政府激进化不是邓小平时代的天安门广场开枪，也不是习近平时代的严打街头政治苗头，而是政府知道自己不可能为的东西一定要去为，且要立竿见影地去为之。因此，胡乱立法、仓促创规就成了社会不乱而政党政治自乱的基本动力。已经提到的北宋两死压力之决策情形也是这样的。有许多微观例证能证实政府激进而致公信力大丧的情形，比如说「群租限制」在北京率尔行之（规定为不小于单人十平方米），而后发现不合实际乃自降至五平方米）【注九】。
从纯学术角度讲，这仍是不懂公共选择重要性的政治行为。要知道，公共选择是政治市场化的行为，庞大的中间选民是市场的重要参与群，而无「投票」兴趣的低层社会亦是之。尤其民本主义（或曰民本民主）激发了后者政治参与的愿望下，政治市场化及其伦理更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公共选择不是因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扩散而被祭出的利器，而是它首先表达了对民主的不满，即民主政体无效率(inefficiencies of democracy)应当以构建宪章主义为基本解决导向——民主决策结构的无效率不是由于民主这一因素，而是由于缺乏一系列制约公共选择者行为的规则造成的【注十】。从这点上讲，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的针砭与救治在四十多年后，仍让包括西方新左翼力量在内的民主批判者相形见绌。不客气地说，中国国内附骊于统治集团的学者对民主之批判，其理论水平几乎不值得一提。如果一定视为一种理论思维，可以这样说：公共选择理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毕业的（美国学校）硕士研究生，而中国的民主批判者们才接近（中国学校）初中毕业，还面临着「中考」的必过之关或曰「人生挑战」。
三、市场失灵：未必意味着政府有效
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转型暨公民社会渐渐形成，可观测的目标既不是中产阶级摆脱政治暗娼身份而成为公民社会重要因素，也不是自由民主阵营压制自己的街头表达冲动以给政府主导的社会演进选择空间，而是必须遏止政府激进化。仍然是说，这个激进化不是广场开枪也不是新的政治镇压，而是在公共选择上的不理性。细节已指到了「群租限制」，宏观一些的则在社会规制上，政府必须退却以自甘寂寞、自守清静。像「群租限制」之福利含义无须由政府力量定价、定量、定位，而是交给市场自发为之。更简单地说，市场智慧虽然较慢，但总比政府「抢答题」要稳妥。
当然，中国社会的政府激进并非完全是内生现象，有国际通行的经济学（主要是比较经济学）的影响，此亦为普世价值影响之一斑。政府激进源于对市场失灵的恐惧。更大的可能是有意夸大这种失灵，进而掩盖市场周期恢复功能之真相。这里面还没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就一定有效而未失灵吗？」那样的哲学提问。这里面还有一个必公平待之的因素，其为在管控者心理紧张之外还有人类对生命周期足够长的不自信，它衍生了短期见效的市场化心理需求。在现实世界，即使很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从业者，从探索心思产生到做出合理行为也需要时间，乃至于不短的时间。
比如「论斤烤串」现象。这个现象的市场原因是随着羊肉价格暴涨，烧烤摊主以鸭肉等冒充的羊肉，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质量而产生的。如此冒充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市场货源奇缺，还有不得已的价格抵销。但是，当消费质量下降导致市场低迷后，尽管烤串生意几无替代弹性高的压力，业主们也开始寻求市场方案。先是提高单位计量的价格（一串由一元变为两元），后是扩充能烤的品种（终究由烤羊肉的替代弹性太小，此项难以见效），进而找到了摊位现宰活羊的办法（尽管这很残酷以至影响消费者食欲），至少是将购进的整只生羊肉挂在摊位显眼处，让消费者论斤（半斤当然也可以）买肉。消费者买肉后，由摊主切成块、串成串，再烤。
根据大量个案观察（我的居所外五十米是烧烤一条街），「论斤烤串」在假冒羊肉打击了烤串（至少一条街的生意）两年之后，摊主们才「发明」了这么一种市场方式。这一市场方式经过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被摊主与消费者共同接受，也因此，现场活宰的残酷环节也取消了。整个过程没有政府力量的任何能为。「论斤烤串」虽然是市场现象，它意义一点不比普通法作为普世价值技术性被选之意义要低。反过来说，幸运的是「群租限制」那样的因素没有参与到这个演进过程中，比如有人提出「必须脱酸」——新鲜羊肉未经冷处理的脱酸过程而食用，会影响消费者健康。
四、效能主义：软性法西斯的最后一步
不幸的「群租限制」与幸运的「论斤烤串」即「必须脱酸」未成为必选项目，两厢对比，其启示远超过了我所推崇的公共选择理论之对中国社会可能的影响。它与新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关，而新的反法西斯运动又是中国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绕不开的题目。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意义给出了威权主义下的民本民主向社会民主演进的可能，另一端，在政府激进化连短期效果都收不到的压迫下，统治体系会选择全面法西斯化。目前，中国社会的软性法西斯化已很明显，如弥漫性的政治语言暴力化，更广泛的则是政府语言的腐烂。「高瑜窃密」政治案件爆出了「七不讲」的真实性，而在这个案件之前专业人士几乎难以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注十一】。展开来讨论「高瑜窃密」案件不是本文主题，于我本人它也只是个调侃话题【注十二】。但是，「七不讲」显现了软法西斯性质，已发生的从属于文化内战的意识形态内战已经由统治集团主动挑起。
法西斯与左翼极权主义以及威权主义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个关系从他们共有的语言暴力特征上能推知出来。印证软法西斯之存在情形与负伦理逻辑，仍可做类似的推知。比方说，经典法西斯（纳粹）的宗教哲学结构与其后的左翼极权的类似，实在发人深省，如兰德尔•彼特沃克所言：「如果纳粹主义是一个异教，他的创教者仍然身置信徒之中，那么东德的马列主义则是一个在结构上更像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拥有确定的神学体系从而合理建立起来的宗教。虽然东正教的高级教士被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取代了，但教皇身处『第三罗马』（Third Rome）莫斯科。」【注十三】既然全新的宗教哲学出现了，它能创造理想且世俗的天国（准确地说是「世上天国」）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是一直以来被视为同情苏联的全球左翼巨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简单评价【注十四】。世上天国之失败不得深究细理，改革或维持就成了新的饰词，而一当改革陷入上指的两死压力之类的窘境，那么，效能主义则成了最后一项说辞，即力求宠大的「新神职」集团「干好工作」，而「干好工作」的最可考核指标就是与他们不得不利用又实质敌视的「人民」或曰「群众」联系。
前苏联改革时期，没有能联系好，以致成为今日中国新改革集团的历史镜鉴【注十五】。然而，效能主义在中国早已沦为权力乐趣，而且是雷是科夫所确指的那种乐趣。这也是我为一桩公务推诿事件而「叫板中纪委」【注十六】的原因。作为政治情报学的测试方法之试验，这种在中国到处可见的「一件小事」之含义，除了被社会公众神秘化的纪律监察体系可从中享受权力乐趣之外，再无任何社会意义。简单回观法西斯主义历史，不难看出它基于大众心理，成功联系群众是其兴起的重要社会基础，尽管在成功联系之后它让群众陷入集体失语境地。对比今日软法西斯情景，它的效能主义全失，坚持强行联系而不得，必然会采取舆论钳制并伴以统治集团「天命」或「好运」之类的宣扬。历史之「天命」也好、现实之「好运」也罢，它们只有造「思想遏制」来勉为表面实现。「思想遏制」【注十七】之赤裸裸地成为语言暴力谱系的新成员，其打击标的必然是公民社会。此亦「七不讲」中不能讲公民社会的一个定型反映，更预示软性法西斯已经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或统治体系内部的分支力量。
无论是软性法西斯还是被其敌视的公民社会，广义而论，均是一种权力创造行为模式。不同的是，前者依靠的是传统（既存性）体系，如「天命」所寄托的正当性；后者依靠的是未来（目标性）体系，如在传统体系之外的公共选择力量（没有投票权而实质存在的中间选民）之社会期望，还有人类文明史于今所展示的最先进技术性结果。这种基本提法即公民社会生成的并不雄厚的基础来源于莫伊塞斯•纳伊姆的权力分析观念，更前一些的则是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广义领袖理论。我将后者（产生时间靠前）推演为「自领袖」理论。对此成果不再多述，而前者（产生时间靠后）则明确告诉世人微权力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大型权力的壁垒，权力因此而重组，重组也是根本性变革的引导力量【注十八】。
结语：羊肉•歌曲•颠覆荒谬
以上的权力创造情形即便对西方民主持批评暨寄希望其改革的论者那里也有所体会，比如马丁•沃尔夫说：「对被管理者负责任的政府是适合成年人的唯一政府形式。其他所有形式的政府都把人民当成儿童。过去，当多数人都不识字，这种家长方式的制度设计或许是有道理的。可不能再是这种情况了。随着人民掌握的信息更多，以这种方式对待人民的政府就越来越不可接受。」【注十九】人民不再接受传统型政府尤其沃尔夫所指的这种归为训政暨威权主义的政治，但人民并不一定是「拿起武器」，相反，自创权力包括用微权力打破大型权力壁垒是最可行的方式，也是公民社会生成的最好自卫武器。「论斤烤串」是一种很好的权力创造性形式，而与它具有同样性质的则是西方教育赋予「富二代」优先在微权力方面不做「儿童」的机会。因此，他们与代表传统权力的父母在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两方面均不一致【注二十】。
有些权力创造与公共选择关系不大，更多地联系于非政治方面的消费愿望。比如说，我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港台歌曲遭禁情形（被称为「靡靡之音」），而后是禁忌因公众需求盛大而黯然离场，其背后的哲学含义与「论斤烤串」是一样的。羊肉与歌曲不会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消费品它们都因提供效用而有价值。尽管在我这篇力求通俗的实证政治学论文之前，没有考证「羊肉串的变迁」，但是对禁忌歌曲的历程之考查却给出一个微权力指向，尽管文献作者未使用此类标准的政治学概念。李皖说：台湾校园歌曲「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双又正统价值无伤」【注二十一】。
在我看来，那是历史颠覆荒谬真理的必然，那些创造荒谬真理的人又无一例外地是「聪明的傻瓜」。之于一个社会，「当一个秩序靠荒谬真理维持时，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内心感受肯定是不好的」【注二十二】。正是因为这个「不好」，它不只具有微观经济学如公共选择之分析意义，更在于它具有实证政治学含义——公民社会之形成是解决这样顽固「不好」暨社会病态的长久有效的药方。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至九日初稿，十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读书》杂志二〇一一年八月号文章《第一部公民教科书的诞生》（作者：毕苑）。
[三]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文章《中国模式与中国未来三十年——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第十一版〈特别报道〉。此为《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系列采访之（六），采访记者：玛雅（中信集团《经济导刊》常务副主编）。
[四]二〇一四年四月末至五月初，我在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上陆续发表三篇评论北宋两次改革的博文，第二篇《可悲的「粪汁史观」——文彦博恶行的制度基础》（四月二十七日）还被网易博客版块做了首页推荐。但第三篇（五月一日）《〈资治通鉴〉『时政』秘密》却遭到屏蔽，更吊诡的是经过短时解禁（三十个点击量）后再度被屏蔽。
以北宋历史为鉴，虽不能说邓小平是范仲淹，习近平是王安石，但邓小平改革先成功后失败，习近平再启改革而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几乎是北宋两次失败改革的历史之复现。当局封杀改革的历史镜鉴之讨论，显然说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真实指向了「贼喊捉贼」的诡谲。
[五]同[三]。
[六]参见夏登峻为其译罗斯科•庞德的《普通法的精神》一书所写的〈中文第一版译序〉（二〇〇〇年五月），第四页（单另页码）；夏译版本：法律出版社，二〇一〇。
「普通法的精神」之表述过于专业，通俗地理解，中共高层屡讲的「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中共首脑至少名义上认可「国家行为受制于法律这一日耳曼法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基础之一。所以，那些力批普世价值、诋毁民主宪政的学者一方面缺乏最基本的法学素养，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共的一些原则性说法多为饰面，无心实际行之。如此者，他们就陷入了最古典的西周悖论，即对自己讲「天命不于常」而必惕励为政，而对被统治者讲「天命不僭」而自赋不可颠覆的神话。前者时刻提醒被颠覆的危险，后者时刻「自信」（也威慑他者）颠覆之不可能。
[七]「水功德局」是两宋社会的骗术，形同于今日「花钱跑事儿」之情形。成之，自诩手段；不成，则抱怨诸种不利因素，尤其事主花钱不到位，云云。
于今，中国最具体的「水功德局」是国家信访局（以及自上而下的整个信访系统）。可参见拙文《大陆官对民的水功德局——我看习近平重提毛的历史循环论》，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三年二月号。
[八]参见法新社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里斯本电；同[三]译介报五月三日，《葡萄牙宣布脱离国际救助》，第四版〈经济广角〉。
[九]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一百一十八页（词条〈宪章〉，在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一十八页）；胡高编著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宪章”这个特定亦多义的词条，在公共选择理论里面更应表描为“宪章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所指望与推动的民主政体改革属于我说的“宪章主义”无疑，还有，被中共当局视为颠覆活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在经济学本质上也是公共选择行为。因此，也可以推理：作为公共选择行为的“零八宪章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转型暨公民社会生成的重要伦理资源，也说明威权主义体制内推动威权主义向民本民主致社会民主的动力仍有人。不过，这与所谓的党内民主无关。
[十]关于「群租限制」的案例性数据可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文章《解决群租房靠打击没用》（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张林）。
[十一]参见《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报道《高瑜披露「九号文件」被刑拘，律师：文件非国家机密》（特约记者：心语）。
[十二]我在#彦臣无所不谈#网易微专栏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十九点五十七分，发微博道：「太太看网络新闻后，问我对瑜大姐那个事情的看法。我说，第一呢，要是拿的政府加密文件，那就是大问题了；第二，党派、社团没权随便给自己的东西定秘密与密级；第三呢，『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骗人啦；第四，再不懂就看看电影《别惹我》，看看黑帮保密代价有多大。」网易微博专栏版块做了推荐。
[十三]参见彼特沃克著《弯曲的脊梁》（汉译本，张洪译），第二十六页；张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
[十四]参见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汉译本，郑明萱译），下册第七百〇八页（全二册，统一页码）；郑译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
[十五]具体是前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内阁总理）雷日科夫所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转引自《南风窗》二〇一一年第十四期文章《走出反腐困境亟需党内权力约束制衡》（作者：李永忠）。
[十六]参见拙文《叫板中纪委，追究江泽民》，载于[七]香港杂志二〇一三年十月号。
[十七]「遏制思想」是对一句采访点题（提问）里原话的压缩。其原句为：「说真的，如果那种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国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那太令人扼腕叹息了。」而其中被敌视的思想则是「包括很多党政官员」「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
具体可见[三]所指系列之（八），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第十一版〈特别报道〉。
[十八]参见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第八十九页；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九]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文章《民主之路无坦途》（作者：该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同[三]译介报五月七日，《民主的约束和要素》，第十版〈参考论坛〉。
从原文发表的时间（三月四日）与译介时间（五月七日）之少有的长间隔上，可以看得出来，统治集团内的新左翼势力理论资源之缺乏，只能在西方的信息资源里面「翻箱倒柜」而创造力。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情报学分析意义的「时差」现象，而文章被译介纳入的体系《西方民主反思录》之标定更有政治情报学意义。沃尔夫的文章被刊为该系列第四篇，前三篇原发时间亦均在三月份。
[二十]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报道《良好的教育可能会使年轻人远离家族企业》（记者：严婷）；同[三]译介报九月二十九日，《西化教育让『富二代』不愿走父母老路》，第八版〈中国大地〉。
[二十一]参见李晥著《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第九十七页；李著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
亦可参见[一]杂志二〇一一年第六期文章《解冻之春（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六十年三地歌」之五》（作者：李皖），两厢比较，可知该系列最后形成前指著作。
[二十二]参见拙文《面对荒谬真理——米沃什著作〈被禁锢的头脑〉偶读》，同[四]博客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网易博客版块首页推荐。
引言：回望历史微征
今天，全球民主日渐盛大，公民社会不仅是经济上发展中、政治上非民主国家的重要话题与社会政治项目，也是传统民主国家里的同等话题与项目。一些学者所担心的社会激进化并非是民主的衰落，而是全球民主的新情形。激进是一个表征，也可能有失控结果，但它并不是罪恶。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妥善离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更多的观察人士来理解，公民社会的自发性源于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推助这个觉醒背后的社会利益多元化。然而，在政治后发国家中，公民社会的培养是公共选择行为，至少也是国家暨政府支持的社会公益行为。比如说，中国（一九一七）第一部公民教科书《公民读本》【注一】在历史伦理上不仅肯定民国出现的正当性，也在内容上以国家组织程式为首先介绍对象。
如果不是国共内战进而是日本侵华，即中国彼时现代化进程不意外中断，中国不仅不会出现至今的分裂之状，也不会遭遇西方异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荼毒。
历史当然不允许假设，而逻辑上的思考确实必要。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民读本》虽不乏体制服从色彩，但其基于法治所述否定性伦理至今犹有意义。如其言专制国反宪政之状，「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未由陈诉」【注二】云云。
一、道路自信：在「两死压力」咒语之下
上面涉及到的历史微征已经在政治分治的台海对面形成政治事实。也可以说，二〇一四年的太阳花学运是对九十七年前《公民读本》的一次「复古」运动。在大陆这边，社会转型的话语在体制内日渐逼仄以至有被非法化的可能。在「道路自信」之新政治口号下，对社会转型的公开批判已由新左派发起，如云：「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精英来说，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体制，而是以『专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了『故宫』建『白宫』。」【注三】这种批判一方面有统治集团内部确实推进「党内民主」为背景，对改革的异议也被容忍；另一方面也有较深的文化本位论背景，这种情形在台湾政治自由化以前也出现过，但根本性的原因还是改革与政治死亡的权衡，交汇了诸种因素的政治现实压迫之故。
历史上北宋先由范仲淹发起、短暂失败的巨篇宏帙之改革，后有王安石继之、扩之更广且行之苛刻的改革，作为历史写照已给出了「两死」的历史镜鉴【注四】。
在「两死压力」下，不惟「道路自信」是发起者本人也不相信的饰面，而且选择以文化反动为界面的政治保守就成为必然，因此强辩而不是理论阐述也成了「特色」表现。其强辩如此：「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改制』之说却甚嚣尘上。凡落后社会必有的一切落后现象，凡快速进步产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说成『体制问题』。」【注五】。回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亦不否认中共初建民族国家规模后的继续努力，然而，在法治核心性问题上仍然是缺乏普遍法精神，本世纪开头时刻的这方面的欠缺更为明显。彼时，有良心的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社会要开放式的良性发展，如果我们社会对社会正义的修正是采取的改革式进步而非革命式回复，我们必须牺牲个别正义来维护制度正义，我们必须修炼和维护一种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但在今天，无视社会价值基础的声音，恰恰来自代表主流意识的时代精英们。」【注六】
在理论比较之后，中国无论是改良、改革还是转型、改制，凡此等等，党权与法权的不兼容仍无法解决，社会进步的选择性是来自公共权力还是民间社会仍无从确立，就不用说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形成互动了。很显然，不管新左派们多么讲所谓的民本政治，他们希望的仍是强势公共权力而不是民间社会；他们避免的是巨大政治试错责任，即是说统治精英完全无罪错化，一切行为（包括道德风险）均是为了宏大的国家制度目标。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城市人民建」之类政治口号的伦理本质，但这类的政治作为与背后伦理却是一种「水功德局」【注七】。
二、政府激进：社会未乱党先自乱
由于无法摆脱两死压力，忽略它们成为统治技术选项，一方面可以把它们（特别是背后的历史）包装成意识形态新元素，另一方面则是借助经典民主的困局来哄抬自己「模式」的身价。但是，作为极权主义改进版的威权政治它本身要利用经典民主的资源，其中特以对普通法精神的引进来充作改革的政治伦理基础为可操作性选择。此亦为习近平政治以来的系统性再改革绕不开司法（政法）改革子项的根本原因。与西方经典民主困局一样，中国的改革困局也是忽视了公共选择当中的中间选民问题。前者忽视之，被社会激进化所反击，且有相应改革措施如选举分区将由独立委员会来操作，尤其是葡萄牙经济复苏即提前脱离国际救助【注八】为利好；后者忽视之，导致了政府的激进化，社会激进化处于潜伏状态，这也是习近平政治在民本主义之下绝不手软地打击街头政治苗头的根本原因。
中间选民既温和又是多数，无论是偏右的自由民主还是偏左的民本民主（可用较为专业的illiberal democracy与liberal democracy来对称性理解），都要在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认真对待之。中间选民问题的公共选择意义最核心的一点是选民是公共选择的参与方之一，不管选民能否投票或代议制度中的投票参与比例多大。在中国这种创造了没有投票的民主选举政治环境中，忽略民众（作为符号化的选民）对公共选择的影响既是愚蠢的，更是政府自我激进化的死局。这里政府激进化不是邓小平时代的天安门广场开枪，也不是习近平时代的严打街头政治苗头，而是政府知道自己不可能为的东西一定要去为，且要立竿见影地去为之。因此，胡乱立法、仓促创规就成了社会不乱而政党政治自乱的基本动力。已经提到的北宋两死压力之决策情形也是这样的。有许多微观例证能证实政府激进而致公信力大丧的情形，比如说「群租限制」在北京率尔行之（规定为不小于单人十平方米），而后发现不合实际乃自降至五平方米）【注九】。
从纯学术角度讲，这仍是不懂公共选择重要性的政治行为。要知道，公共选择是政治市场化的行为，庞大的中间选民是市场的重要参与群，而无「投票」兴趣的低层社会亦是之。尤其民本主义（或曰民本民主）激发了后者政治参与的愿望下，政治市场化及其伦理更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公共选择不是因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扩散而被祭出的利器，而是它首先表达了对民主的不满，即民主政体无效率(inefficiencies of democracy)应当以构建宪章主义为基本解决导向——民主决策结构的无效率不是由于民主这一因素，而是由于缺乏一系列制约公共选择者行为的规则造成的【注十】。从这点上讲，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的针砭与救治在四十多年后，仍让包括西方新左翼力量在内的民主批判者相形见绌。不客气地说，中国国内附骊于统治集团的学者对民主之批判，其理论水平几乎不值得一提。如果一定视为一种理论思维，可以这样说：公共选择理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毕业的（美国学校）硕士研究生，而中国的民主批判者们才接近（中国学校）初中毕业，还面临着「中考」的必过之关或曰「人生挑战」。
三、市场失灵：未必意味着政府有效
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转型暨公民社会渐渐形成，可观测的目标既不是中产阶级摆脱政治暗娼身份而成为公民社会重要因素，也不是自由民主阵营压制自己的街头表达冲动以给政府主导的社会演进选择空间，而是必须遏止政府激进化。仍然是说，这个激进化不是广场开枪也不是新的政治镇压，而是在公共选择上的不理性。细节已指到了「群租限制」，宏观一些的则在社会规制上，政府必须退却以自甘寂寞、自守清静。像「群租限制」之福利含义无须由政府力量定价、定量、定位，而是交给市场自发为之。更简单地说，市场智慧虽然较慢，但总比政府「抢答题」要稳妥。
当然，中国社会的政府激进并非完全是内生现象，有国际通行的经济学（主要是比较经济学）的影响，此亦为普世价值影响之一斑。政府激进源于对市场失灵的恐惧。更大的可能是有意夸大这种失灵，进而掩盖市场周期恢复功能之真相。这里面还没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就一定有效而未失灵吗？」那样的哲学提问。这里面还有一个必公平待之的因素，其为在管控者心理紧张之外还有人类对生命周期足够长的不自信，它衍生了短期见效的市场化心理需求。在现实世界，即使很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从业者，从探索心思产生到做出合理行为也需要时间，乃至于不短的时间。
比如「论斤烤串」现象。这个现象的市场原因是随着羊肉价格暴涨，烧烤摊主以鸭肉等冒充的羊肉，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质量而产生的。如此冒充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市场货源奇缺，还有不得已的价格抵销。但是，当消费质量下降导致市场低迷后，尽管烤串生意几无替代弹性高的压力，业主们也开始寻求市场方案。先是提高单位计量的价格（一串由一元变为两元），后是扩充能烤的品种（终究由烤羊肉的替代弹性太小，此项难以见效），进而找到了摊位现宰活羊的办法（尽管这很残酷以至影响消费者食欲），至少是将购进的整只生羊肉挂在摊位显眼处，让消费者论斤（半斤当然也可以）买肉。消费者买肉后，由摊主切成块、串成串，再烤。
根据大量个案观察（我的居所外五十米是烧烤一条街），「论斤烤串」在假冒羊肉打击了烤串（至少一条街的生意）两年之后，摊主们才「发明」了这么一种市场方式。这一市场方式经过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被摊主与消费者共同接受，也因此，现场活宰的残酷环节也取消了。整个过程没有政府力量的任何能为。「论斤烤串」虽然是市场现象，它意义一点不比普通法作为普世价值技术性被选之意义要低。反过来说，幸运的是「群租限制」那样的因素没有参与到这个演进过程中，比如有人提出「必须脱酸」——新鲜羊肉未经冷处理的脱酸过程而食用，会影响消费者健康。
四、效能主义：软性法西斯的最后一步
不幸的「群租限制」与幸运的「论斤烤串」即「必须脱酸」未成为必选项目，两厢对比，其启示远超过了我所推崇的公共选择理论之对中国社会可能的影响。它与新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关，而新的反法西斯运动又是中国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绕不开的题目。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意义给出了威权主义下的民本民主向社会民主演进的可能，另一端，在政府激进化连短期效果都收不到的压迫下，统治体系会选择全面法西斯化。目前，中国社会的软性法西斯化已很明显，如弥漫性的政治语言暴力化，更广泛的则是政府语言的腐烂。「高瑜窃密」政治案件爆出了「七不讲」的真实性，而在这个案件之前专业人士几乎难以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注十一】。展开来讨论「高瑜窃密」案件不是本文主题，于我本人它也只是个调侃话题【注十二】。但是，「七不讲」显现了软法西斯性质，已发生的从属于文化内战的意识形态内战已经由统治集团主动挑起。
法西斯与左翼极权主义以及威权主义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个关系从他们共有的语言暴力特征上能推知出来。印证软法西斯之存在情形与负伦理逻辑，仍可做类似的推知。比方说，经典法西斯（纳粹）的宗教哲学结构与其后的左翼极权的类似，实在发人深省，如兰德尔•彼特沃克所言：「如果纳粹主义是一个异教，他的创教者仍然身置信徒之中，那么东德的马列主义则是一个在结构上更像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拥有确定的神学体系从而合理建立起来的宗教。虽然东正教的高级教士被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取代了，但教皇身处『第三罗马』（Third Rome）莫斯科。」【注十三】既然全新的宗教哲学出现了，它能创造理想且世俗的天国（准确地说是「世上天国」）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是一直以来被视为同情苏联的全球左翼巨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简单评价【注十四】。世上天国之失败不得深究细理，改革或维持就成了新的饰词，而一当改革陷入上指的两死压力之类的窘境，那么，效能主义则成了最后一项说辞，即力求宠大的「新神职」集团「干好工作」，而「干好工作」的最可考核指标就是与他们不得不利用又实质敌视的「人民」或曰「群众」联系。
前苏联改革时期，没有能联系好，以致成为今日中国新改革集团的历史镜鉴【注十五】。然而，效能主义在中国早已沦为权力乐趣，而且是雷是科夫所确指的那种乐趣。这也是我为一桩公务推诿事件而「叫板中纪委」【注十六】的原因。作为政治情报学的测试方法之试验，这种在中国到处可见的「一件小事」之含义，除了被社会公众神秘化的纪律监察体系可从中享受权力乐趣之外，再无任何社会意义。简单回观法西斯主义历史，不难看出它基于大众心理，成功联系群众是其兴起的重要社会基础，尽管在成功联系之后它让群众陷入集体失语境地。对比今日软法西斯情景，它的效能主义全失，坚持强行联系而不得，必然会采取舆论钳制并伴以统治集团「天命」或「好运」之类的宣扬。历史之「天命」也好、现实之「好运」也罢，它们只有造「思想遏制」来勉为表面实现。「思想遏制」【注十七】之赤裸裸地成为语言暴力谱系的新成员，其打击标的必然是公民社会。此亦「七不讲」中不能讲公民社会的一个定型反映，更预示软性法西斯已经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或统治体系内部的分支力量。
无论是软性法西斯还是被其敌视的公民社会，广义而论，均是一种权力创造行为模式。不同的是，前者依靠的是传统（既存性）体系，如「天命」所寄托的正当性；后者依靠的是未来（目标性）体系，如在传统体系之外的公共选择力量（没有投票权而实质存在的中间选民）之社会期望，还有人类文明史于今所展示的最先进技术性结果。这种基本提法即公民社会生成的并不雄厚的基础来源于莫伊塞斯•纳伊姆的权力分析观念，更前一些的则是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广义领袖理论。我将后者（产生时间靠前）推演为「自领袖」理论。对此成果不再多述，而前者（产生时间靠后）则明确告诉世人微权力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大型权力的壁垒，权力因此而重组，重组也是根本性变革的引导力量【注十八】。
结语：羊肉•歌曲•颠覆荒谬
以上的权力创造情形即便对西方民主持批评暨寄希望其改革的论者那里也有所体会，比如马丁•沃尔夫说：「对被管理者负责任的政府是适合成年人的唯一政府形式。其他所有形式的政府都把人民当成儿童。过去，当多数人都不识字，这种家长方式的制度设计或许是有道理的。可不能再是这种情况了。随着人民掌握的信息更多，以这种方式对待人民的政府就越来越不可接受。」【注十九】人民不再接受传统型政府尤其沃尔夫所指的这种归为训政暨威权主义的政治，但人民并不一定是「拿起武器」，相反，自创权力包括用微权力打破大型权力壁垒是最可行的方式，也是公民社会生成的最好自卫武器。「论斤烤串」是一种很好的权力创造性形式，而与它具有同样性质的则是西方教育赋予「富二代」优先在微权力方面不做「儿童」的机会。因此，他们与代表传统权力的父母在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两方面均不一致【注二十】。
有些权力创造与公共选择关系不大，更多地联系于非政治方面的消费愿望。比如说，我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港台歌曲遭禁情形（被称为「靡靡之音」），而后是禁忌因公众需求盛大而黯然离场，其背后的哲学含义与「论斤烤串」是一样的。羊肉与歌曲不会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消费品它们都因提供效用而有价值。尽管在我这篇力求通俗的实证政治学论文之前，没有考证「羊肉串的变迁」，但是对禁忌歌曲的历程之考查却给出一个微权力指向，尽管文献作者未使用此类标准的政治学概念。李皖说：台湾校园歌曲「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双又正统价值无伤」【注二十一】。
在我看来，那是历史颠覆荒谬真理的必然，那些创造荒谬真理的人又无一例外地是「聪明的傻瓜」。之于一个社会，「当一个秩序靠荒谬真理维持时，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内心感受肯定是不好的」【注二十二】。正是因为这个「不好」，它不只具有微观经济学如公共选择之分析意义，更在于它具有实证政治学含义——公民社会之形成是解决这样顽固「不好」暨社会病态的长久有效的药方。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至九日初稿，十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读书》杂志二〇一一年八月号文章《第一部公民教科书的诞生》（作者：毕苑）。
[三]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文章《中国模式与中国未来三十年——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第十一版〈特别报道〉。此为《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系列采访之（六），采访记者：玛雅（中信集团《经济导刊》常务副主编）。
[四]二〇一四年四月末至五月初，我在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上陆续发表三篇评论北宋两次改革的博文，第二篇《可悲的「粪汁史观」——文彦博恶行的制度基础》（四月二十七日）还被网易博客版块做了首页推荐。但第三篇（五月一日）《〈资治通鉴〉『时政』秘密》却遭到屏蔽，更吊诡的是经过短时解禁（三十个点击量）后再度被屏蔽。
以北宋历史为鉴，虽不能说邓小平是范仲淹，习近平是王安石，但邓小平改革先成功后失败，习近平再启改革而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几乎是北宋两次失败改革的历史之复现。当局封杀改革的历史镜鉴之讨论，显然说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真实指向了「贼喊捉贼」的诡谲。
[五]同[三]。
[六]参见夏登峻为其译罗斯科•庞德的《普通法的精神》一书所写的〈中文第一版译序〉（二〇〇〇年五月），第四页（单另页码）；夏译版本：法律出版社，二〇一〇。
「普通法的精神」之表述过于专业，通俗地理解，中共高层屡讲的「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中共首脑至少名义上认可「国家行为受制于法律这一日耳曼法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基础之一。所以，那些力批普世价值、诋毁民主宪政的学者一方面缺乏最基本的法学素养，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共的一些原则性说法多为饰面，无心实际行之。如此者，他们就陷入了最古典的西周悖论，即对自己讲「天命不于常」而必惕励为政，而对被统治者讲「天命不僭」而自赋不可颠覆的神话。前者时刻提醒被颠覆的危险，后者时刻「自信」（也威慑他者）颠覆之不可能。
[七]「水功德局」是两宋社会的骗术，形同于今日「花钱跑事儿」之情形。成之，自诩手段；不成，则抱怨诸种不利因素，尤其事主花钱不到位，云云。
于今，中国最具体的「水功德局」是国家信访局（以及自上而下的整个信访系统）。可参见拙文《大陆官对民的水功德局——我看习近平重提毛的历史循环论》，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三年二月号。
[八]参见法新社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里斯本电；同[三]译介报五月三日，《葡萄牙宣布脱离国际救助》，第四版〈经济广角〉。
[九]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一百一十八页（词条〈宪章〉，在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一十八页）；胡高编著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宪章”这个特定亦多义的词条，在公共选择理论里面更应表描为“宪章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所指望与推动的民主政体改革属于我说的“宪章主义”无疑，还有，被中共当局视为颠覆活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在经济学本质上也是公共选择行为。因此，也可以推理：作为公共选择行为的“零八宪章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转型暨公民社会生成的重要伦理资源，也说明威权主义体制内推动威权主义向民本民主致社会民主的动力仍有人。不过，这与所谓的党内民主无关。
[十]关于「群租限制」的案例性数据可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文章《解决群租房靠打击没用》（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张林）。
[十一]参见《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报道《高瑜披露「九号文件」被刑拘，律师：文件非国家机密》（特约记者：心语）。
[十二]我在#彦臣无所不谈#网易微专栏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十九点五十七分，发微博道：「太太看网络新闻后，问我对瑜大姐那个事情的看法。我说，第一呢，要是拿的政府加密文件，那就是大问题了；第二，党派、社团没权随便给自己的东西定秘密与密级；第三呢，『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骗人啦；第四，再不懂就看看电影《别惹我》，看看黑帮保密代价有多大。」网易微博专栏版块做了推荐。
[十三]参见彼特沃克著《弯曲的脊梁》（汉译本，张洪译），第二十六页；张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
[十四]参见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汉译本，郑明萱译），下册第七百〇八页（全二册，统一页码）；郑译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
[十五]具体是前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内阁总理）雷日科夫所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转引自《南风窗》二〇一一年第十四期文章《走出反腐困境亟需党内权力约束制衡》（作者：李永忠）。
[十六]参见拙文《叫板中纪委，追究江泽民》，载于[七]香港杂志二〇一三年十月号。
[十七]「遏制思想」是对一句采访点题（提问）里原话的压缩。其原句为：「说真的，如果那种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国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那太令人扼腕叹息了。」而其中被敌视的思想则是「包括很多党政官员」「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
具体可见[三]所指系列之（八），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第十一版〈特别报道〉。
[十八]参见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第八十九页；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九]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文章《民主之路无坦途》（作者：该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同[三]译介报五月七日，《民主的约束和要素》，第十版〈参考论坛〉。
从原文发表的时间（三月四日）与译介时间（五月七日）之少有的长间隔上，可以看得出来，统治集团内的新左翼势力理论资源之缺乏，只能在西方的信息资源里面「翻箱倒柜」而创造力。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情报学分析意义的「时差」现象，而文章被译介纳入的体系《西方民主反思录》之标定更有政治情报学意义。沃尔夫的文章被刊为该系列第四篇，前三篇原发时间亦均在三月份。
[二十]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报道《良好的教育可能会使年轻人远离家族企业》（记者：严婷）；同[三]译介报九月二十九日，《西化教育让『富二代』不愿走父母老路》，第八版〈中国大地〉。
[二十一]参见李晥著《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第九十七页；李著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
亦可参见[一]杂志二〇一一年第六期文章《解冻之春（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六十年三地歌」之五》（作者：李皖），两厢比较，可知该系列最后形成前指著作。
[二十二]参见拙文《面对荒谬真理——米沃什著作〈被禁锢的头脑〉偶读》，同[四]博客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网易博客版块首页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