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上午，在北京朝阳区教育委员会门口，有百馀学生家长请愿抗议要求解决子女的小学入学问题，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此前的5月，在北京通州区教委曾发生类似事件。原因很简单，非北京户口的适龄学童进入当地小学，不仅需要家长提供“五证”(作者注：北京暂住证、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还需要提供在入学地缴纳的社会保险证明。
由于社保证明此前并未出现在市、区两级政府关于非京籍学童入学的《通知》当中，家长们便认为这是街道办或者乡政府的“土政策”。此前朝阳区某乡政府因为部分家长示威请愿而不再要求社保证明事后却再次收紧，变相制造同等条件下的不公。由于入学排期即将结束，非京籍的家长们最近都如坐针毡，不惜通过各种方式让子女入学。
我的朋友中有好几位最近两月都在奔波此事，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办成的，他在通州居住，在朝阳工作。通州要求提供在通州缴纳的社保证明，有一些公司收费办理假社保，但前提是真社保必须放弃，于是为了孩子上学就放弃了社保，办理了“真的假社保”（即与一些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出钱参加社会保险但实际本人并不供职于此公司），掏一处钱，还要放弃社会保险，损失巨大。
没办成的入学有三个方案。一个朋友举家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本来是记者，自学了钳工，技术移民。还有一个是互联网的高管，花了不菲的费用送孩子进北京一所国际双语学校，代价是一去不能回头，这个孩子从此没有在中国的学籍，小学、中学都必须读国际学校，然后不能考取中国大陆的大学，只能去国外念大学。最后一种最简单：回原籍。小两口抱着娃进门的时候爹都快哭了，在北京混了十几年，终于混不下去了。
其实十年前问题还没这么严重，非京籍的学童上学的门槛没有今天这么高。最近的政策紧缩跟北京年初开始的新一轮人口调控有关。而这次调控，则是去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城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总体纲领在北京的具体体现。从2011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开始，北京就开始千方百计控制人口，当时提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以证管人”、缩减进京指标等政策。千言万语转为一句话：北京现在不欢迎你了，以及你的娃。
虽然自由迁徙权人人都有，但北京（以及其他资源优良的大城市）的户口却不是人人都有。户籍隔离政策被诟病多年，很明显的是，户籍政策不仅不可能取消，其功能反而在日渐强化。而人口调控（限制）正是建立在户籍政策上。歧视和限制是最简单的“管理”，限购房、限购车、限上学、限单双号等。今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是“北京的规矩”，北京的规矩是什么？就是限限限，继续限。从实际层面上讨论上学问题，必然要假设户籍制度长期存在，姑且存而不论。
许多论者停留在资源配置上去讨论，认为教育资源没有被合理配置。可是，当下这种状态，不就是多年来政府配置的结果吗？教育资源被配置得更集中，更倾向于本地户籍人口，更倾向于非富即贵。如果要让教育产业化，去除非市场因素对于资源的干涉，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中国教育还承担着意识形态教化的作用，市场化会严重削弱这种作用。
面临孩子的渴求眼神，家长焦灼与无力感恐怕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通州那起请愿事件时，家长带着孩子站在教委门口，面对一排排威严的警察，那个画面让我很震惊。这些孩子为了上学，六七岁就站在以警察为代表的政府的“对立面”，他们年幼的心灵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大人的状态？对家长而言，如果此时此刻妥协认命，不站出来维护孩子的权利，他们回到家中又何以面对？带着维护自身安全的机会主义心态，又何以教会孩子勇敢？
在我以为，这才是家长最该扪心自问的问题。家长把这个生命带来这个星球，要为他提供安全的需求、健康的需求，这还不够，还要提供让他接受文明的良好条件，让他能够独立地完善及完成自我，不断接近和达成那些生命中美好的东西。这些都需要家长先意识到自身的生活及存在状态，是不是做到足够尽力，是不是愿意战胜怯懦，是不是愿意为孩子无私付出——直至面临自身对于不公正的抵抗——乃至因为这种抵抗而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的非京籍朋友们（很抱歉我第一次把朋友分为有没有北京户口的）都可称是中产阶级，有些人都可以算资产阶级。但在学童入学这个问题上，大部分人的表现堪称保守。没有北京户口的家长，一方面期待政府能够放开限制，减少家庭的教育成本，一方面又不愿意为此付出个体的努力。在期待落空后，他们更多的则是选择逃避开这个权利问题，哪怕为此付出巨额成本也在所不惜——不是流传一句话吗，“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于是就有了移民与上国际学校这两种次选方案。但这两种方案就意味着，家长以及孩子，在未来的很多年，要与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说再见。旧的焦虑结束了，获得了安全感，但新的焦虑又在生长，即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焦虑在海外华人中很常见，鲜少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民族以及国家认同。一代人为了下一代人牺牲自己，这种扭曲恐怕要超过央视大楼吧。
至于陪孩子回原籍读书，又意味着对过去人生的否定以及强烈的挫败感。想想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你在家乡人眼里是一个在北京混的不错的典型，除了没有户口什么都有了，突然有一天拖家带口回来了，出什么事了？被双规了？光是邻居背后的窃窃耳语恐怕爹娘就受不了吧。更何况，在小城市，你恐怕无法忍受那样的文化荒漠，半个月等不到一部能看的电影，眼前都是一些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的杀马特，你会觉得孤立，没有认同感，等等。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市值早就过数亿美金，但他依然“暂住”在自己十年前就在二环边买的房子里。他虽然在中国赚钱，但心早就不在此地。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难道，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看着自己的孩子接受靠谱的中文教育，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呢？多年以后，孩子假如这样质问我们，又何以作答？
其实，中产阶级把权利问题回避了以后，也无法立足于此处了。如果你没有太多的钱，也没有太硬的关系，说真的，你只剩勇气了。朝阳和通州两次请愿事件后，一些学童获得了入学资格。这并非是当地政府网开一面或者是大发慈悲，而是在当前的维稳逻辑下，请愿变成一个比入学更严重的涉嫌威胁稳定的行为，那么入学在政府那里的排序就在下降，从而临时放松了这类限制。
站起来做一个真正有权利的人，这是家长能为自己和孩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这不仅仅体现在教育上，在其他领域，权利与当下秩序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多，这与我们当下整体的生存状态是一致的，我们已经越来越难找到与秩序和平相处共赢共享的方式。对城市中产来说，是时候该放弃机会主义心态了。权利真的不会从天而降，你不争取，就永远没有。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最近的香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要么站出来上街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只能去仆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