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
如何能读懂我的文字？
在光阴的那一端。
还没有哪一位同仁，象张林一样教人百感交集。想起他面容时，一种复杂、远远超出文字承载能力的情感在空气里蔓延。他的生命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关于文明和蒙昧、自由和桎梏、个人与家国、传统与未来、才华与平庸……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必须去面对的一切深刻矛盾，都在他灵魂深处被发现。在他身上所蕴藏的巨大悲剧性，也许只有人类历上那些流芳百世的伟大作家，才有能力去表现。之于我，能触及其一角，已属造化之眷顾。能触到这悲剧性的缘由，就是我对他的全部情感，我爱他多舛的苦难命运，并一直在疑惑：究竟是祂选定了你去走上那苦难命运之路，还是祂安排下各种道路，任由人自己去挑选。
一位兄长对我说：“你是张林的同案，对张林的审判有你的一部分……”如果张林有罪的话，那我便负有同样的罪责，这令我羞愧万分。此处说的，是在合肥为他的女儿张安妮争取受教育权力的事，当局以他“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名起诉他，这罪名要是说得通的话，我亦是这“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者之一。
我已经不再年青，向内省视自己，成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张林身陷囹圄，而我在自由之中宣称自己是他的同案犯，于吾国传统中，是一种娇柔做作。尽管我很想振臂一呼：“我是张林的同案犯！把我也一起抓走吧！”那样做会使自己显得滑稽可笑，若真想被抓走，那我当初就应该坚定不移地留在他身边。在很大程度上，崇尚内敛、中正的儒教传统，拖延了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但我们又必须服遵从于它，否则，将在长远意义上对这个进程造成更大的伤害。
“同案”这一头衔过于沉重，真正的同案之间，是一种毋需任何理由，生死契阔，永相守望的情谊。我更愿意与一名张林的追随者自居，因为我是受他那苦难命运相召，才决意投身到这反对运动中来。蚌埠是我异见生涯的开端，就象一个呱呱坠地的处子，从那个地方滚落到了这场反对运动中。我们的运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三十余年来不断内外交困，艰难向前的历史——由无数深刻冲突不断纠缠，不知不觉中积累向前的历史，由无数人靠向前倒下的身躯，来丈量其漫长程度的历史——镌刻在他命运之中。要为这运动找一个见证人的话，恐怕很难找到有比张林更典型者：他十六岁便从民主墙时代投身其中，以中学生的身份主持蚌埠民间思想沙龙——云梦沙龙；八十年代就读清华大学，积极参加当时堪称“民主试验田”的高校选举；一九八九年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其后又涉身海外，而后回国。两番遭“劳动教养”各三年、一度以“煽动颠覆”获刑五年、两次被“收容审查”共两年有余，五次牢狱之灾超过十三年（九十年代初，收容站的严酷程度丝毫不亚于监狱，甚至劳教队也不能相比）。除了民主墙时代因尚在年幼，没去贴过大字报，他几乎经历了这个运动的所有章节，并且在每一章里，都挺身在受迫害的最前沿。
我与他的家庭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情谊，十年来，张林在我心中从一名英雄升格成为一个普通人，再从一个普通人升格而称义。我看他从仰望到平视，而后再仰望。盖因他那些掌故太富于传奇性，以至于那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张林，为传奇的光芒所掩盖。然而实质上，那些传奇般的经历很难诠释他身上所蕴藏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深刻性和悲怆性，又似互为因果。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爱的不是一个叫张林的人，而是一个活在他们想象中的传奇；而我，则更愿意去爱那个血肉之躯。
与他最后一次相聚时，他头发蓬乱，神色疲惫，一股不健康的血气弥散在脸上。网友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合肥，声援受其父牵连而失学的小安妮。旅馆内人头攒动，气氛兴奋而热烈。一下面对上百人，令他原本多病的身体，露出些许力不从心状。在走廊里遇见我，他很勉力地对我点了一下头。这点头之间，一阵感伤自心头掠过，不是因为那其中的路人神色，而是先前在他身上那仿佛与生俱来的，无论历经多少磨难都无法磨灭的旺盛生机，已在那一点头间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相见了，某种不祥的阴霾仿佛笼罩在我们两人之间那咫尺的空气中。我觉得眼前的走廊异常地陌生，仿佛它们并不存在于我的世界，而是来自某个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异乡。我们是一群异见者，我们的一切完全仰仗自己内在的生机去承受，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出那个熟悉的张林形象：一个多病多难和无限生机交织而成的复合体。三年前他上北京来访医，在一家人声起伏的嘈杂饭馆里，当张林开口说话时，四下里忽然全部安静下来，他的嗓音飘过，并不高亢激昂、亦不沉抑顿挫，清中带浊、浊中有清，充满一种神奇的磁性穿透力。在场所有的女士都情不自禁把目光向那个声音飘来的方向看去。
那才是我印象中神奇的张林，如今他已不见。多日后，距离他又被抓进看守所已经有些时日。我坐在沿着大渡河彷徨向前的火车上，河水在脚下呆滞地冲刷着山壁，似乎要将它的历史，也无情地卷进浑浊之中。换了几年前，也许会拿出个小本来，偷偷躲过其他旅客的眼光写几句诗。我问自己：难道今天你已无动于衷？那一瞬间想起张林路人似的点头，他已身在看守所内，更大的苦楚翻上心头：原来不见了的，是我自己身上那原本生机勃勃的活力。大渡河不断地在隧道间改变着方向，仿佛一位愁苦的母亲，在山岚间注视着自己远行的孩子，并用脉脉的眼神询问：是否仍在爱她？这时一阵强烈的盼望让人想要祈祷火车停下来，让我与那河水终生相守，不离不弃。
与张林的分别是一场痛苦的回忆，以多年的情谊计，我应该留在他身边，因为那场面虽然热闹，却是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友们，绝大部分意识不到其中的危险意义。进一次派出所，甚至拘留所，对他们来说是种刺激，但张林，却是秋后算账的头号对象。我至今无法判断，当时做出离开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但无论如何，离开是一种羞愧的选择。因此与他辞行时，我几乎不敢正眼面对他。他坐在椅子上，想要表现出一副精神振奋的状态，却教人分明看透，那是在刻意强为之。见我向自己走来，眼中似有期待之色，我说出自己要走，他压抑着迟疑片刻问道：“需不需要路费？”我讷了句“不用”，然后头也不回夺路便走，他在我身后说：“真希望你能留下来。”声音很轻，象是情不自禁地喃喃低语，穿透嘈杂的人声深深地刺痛着我。
走在那仿佛是通往地底下某个异乡的走廊上，我想回头望他一眼，更想大哭一场，这一走虽非永别，却不知何日才能再见。我已经是个老运动员，深知这种抗议行为意味着什么，他们一定会找张林秋后算账。身后那个男人，是我异见生涯的启蒙者，是我多年的挚友，如今他又要象过去一样不可挽回地向牢狱而去，而我却将他抛在身后。他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些悲怆的命运，在我面前已不复具备打动人心的感染力。那是我连续几年来失败的顶点，我丧失了昔日的锐气，那一刻甚至觉得无缘再去见这运动中其他爱我的同仁们，许多美好的往昔，不知不觉间，已变作万千重负。
要表现一名政治犯的苦难生命，远非自己所能及，我疑心它们自往生便已开始，要到来世仍不能完结。这是我们和这个国度结下的几世姻缘，她苦难的命运，就是我们厮守下去的缘由。因此每写下几个字，便需要呆呆地停滞半晌，仿佛是来自天国或者彼岸的责任呼声，引领人去认识生命的高贵和生命的渺小。
你的昨日撒在原野上
而原野
却杳无踪迹
汉家的宿命，在原野深处呼唤。
自由啊！
你的步履，为何比我
还要蹒跚。
一九七九年，苏维埃帝国矗立在霜冻的原野上，雾气弥漫之下，冰冷而威严，俨然一座坚如磐石的钢铁城堡，想象这个轻而易举便可碾碎上亿颗头颅的庞然大物，正在不可逆转的命运中走上奔溃，那需要何等的大胆和远见？然而在南方，发生在红色高棉——越共——中共之间的三角战争，正在揭开这一崩溃的序幕。刚刚登顶中共实质性最高权力宝座的邓小平，采取了亲美的外交路线。和亲苏的越共撕破脸开战，是他亲美政策的第一步。没有了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想要在中共内部站稳脚跟，进而让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地上继续统治，让三十年来一边在濒死的边忍饥挨饿，一边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胆战心惊地苦熬残生的中国人填饱肚子、过上日子，是他唯一的出路。亿万中国人自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在苦熬残生，他们渴望着过日子。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无疑是要比苏联可靠千万倍的外交对象。得到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工、农业技术，其门槛条件远远优惠于苏联。美国只要求中共放开管制，进行私有化尝试；而苏联，则要求中国奉它为宗主。
原本反帝反修，倾向于东方集团的中共，倒向美国一边，令苏联帝国想要在冷战天平上扳回一城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尽管在后来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拼命地想要挽救帝国崩溃的命运，但改革为时已晚。罪孽深重、积重难返的苏维埃体制，不会给任何一个改革家机会；在地球的另一面，里根总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和强硬的人权外交路线，就象是给苏维埃帝国的死亡定制好了棺材，等着它自己往里爬。回顾历史，稍能识文断字之辈都能判断出，苏联帝国完全不应该去理会这个星球大战计划，裁撤军备，从竞赛中脱身，并放开管制才是拯救帝国唯一的出路，然而戈尔巴乔夫亦无能为力，苏维埃体制决定了帝国只会沿着理智的反方向，爬进对手早已准备好的坟墓。
一九七九年，一个划断时代的年份，母亲们恸哭自己被送上越南战场的儿子，少年们在越南人的枪口之下，在布满地雷和毒药的异国土地上，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战争结束时，老天爷开恩，使自己捡一条囫囵性命回家。这些眼泪和血，和历史上那些帝王们所发动的攻伐一样，于这个国家的宿命几乎毫无影响。就在这一年，一件更深刻的事正在酝酿扩散，虽然参与者们很难意识到，他们必将深远地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世——民主和人权的音讯，象自地底升起的照明弹，伴随着邓氏的亲美外交政策，划过这个国家的夜空，留下永不泯灭的痕迹。一百多年来，由这个国家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和死写就，这个国家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鸿篇巨著——走上人类现代文明之梦——正重新被翻开，并不可阻挡地继续创作下去。
一九七八年底，在贵州，一群年轻人写了些带有政治反思色彩的大字报，犹豫是不是该张贴出去？因为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很有可能会被当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给他们招来牢狱之灾。一番考量之后，即便面临牢狱之灾，也要公开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这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并赢得支持。
“反正也是要坐牢的，要贴就到北京去贴！”忽然有人提议。提议一出，迅速得到全面附议。青春的血性，换来的是历史新篇，这篇章在今天不会被任何历史教科书和官方允许的著作中提起，但在未来，却必将为历史学家们争先恐后发掘的对象。
于是他们扛起成捆成捆的大字报，坐上火车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向着人烟稠密的所在寻找张贴处。来到西单附近时，发现一堵高墙，墙上贴有各类上访状子，且有不少人在围观。这些状子的格式大同小异：首先，宣布控告对象为“四人帮残余”之类，然后宣布自己为“受打击迫害的革命群众”之类，通篇几乎由各种口号堆砌而成，事实呈述仅有寥寥数笔，且前因后果一概不明。年轻人们灵机一动，将大字报往墙上贴将上去。围观者迅速聚拢，有人迫不及待地拿出笔记本，兴奋地抄录，生怕今后再也看不到如此新颖而惊人的言论；有人则破口大骂，上来撕扯，更有拿大粪往上泼者。一时间，全城轰动。
受此启发的北京青年不甘人后，亦纷纷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写成大字报贴上来，围观者争先恐后，日日水泄不通。西单民主墙运动序幕拉开，那是一九七九年，有人开始崭露头角：魏京生任主编的《探索》杂志，徐文立任主编的《四五论坛》、以及任畹町、刘青，一批民主墙的代表性人物纷纷涌现。民主、人权等之于当时堪称全新的价值理念，再次登上这古老东方的历史舞台，共产主义的大厦在这些新价值面前逐渐动摇。一座政治大厦若是经不起武装暴力的冲击，只能说明它立足未稳。若是经不起思想言论的冲击，那么这政治大厦一定是反人类的。年轻人们自己出钱出力，将文章油印成册，民主墙的形式从简陋地张贴大字报，转向更为高级的印发刊物。各类民间刊物潮水般在全中国流传开来，又迅速在全中国催生了一代新人。在青岛，有代表当时中国政治学最高水准的牟传珩；在武汉，有后来最具执着精神的《钟声》杂志主编秦永敏；朱虞夫、毛庆祥在杭州的努力，正为未来的中国民主党奠定着坚实的基石……数不胜数的刊物雨后春笋般遍地出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诞生了，他们就是这些刊物的编辑团队和读者群。
民主的风潮蔓延到了蚌埠，走在这风潮的最前沿的，是这座城市几乎家喻户晓的未来之星，各家各户用来教育自己孩子的模范，十六岁的中学生张林。一九七九年，张林在蚌埠创办了一个思想沙龙，从此走上悲怆的命运。同年，他考取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成绩是蚌埠考区第一，安徽省第二名，并且，他的政治成绩连及格分都不到。
到北京去见大世面，这位少年似不负众望，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有所不知，这只不过是踏进悲剧性命运的大门而已。早慧的头脑加过人的天分，在这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质朴无华的农民，才能意识到它们是祸非福。只有阻止这个少年去闯荡世界，才能勉强保护他少受伤害。这种农民式的智慧简单、深刻而充满悲剧性，它基于人对这个国家几千年历史最本质的认识。小农式的认识并不可悲，可悲之处在于：这种认识恰恰就是几千年的真相！
在清华，吸引这位少年的不是物理学，而是自由的新空气。民主墙运动虽然很快遭到镇压，活跃分子们纷纷以反革命论而遭迫害，但民主墙为后代留下的深远财富，任何迫害和镇压都无法将它们从我们的国土上夺去。各种沙龙和读书会吸引着崇尚求索的人们，它们在镇压之后非但没有缩水，反而愈发繁荣。在高校，这种氛围更加浓郁，青年学子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心系家国的情怀，又充满了向文明世界学习的谦恭精神和求知欲。整个社会弥漫在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开放、自由的空气之中，尽管这种开放、自由非常有限，在红色中国却从未有过，亦未有再现。虽则，共产党高层的开明人物也为此风气的形成做出了影响，但其真正导因，是来自人民的心愿和向往。象张林这样，直接继承民主墙财富，从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这十年间涉足政治反对的一代人，成了日后中国反对力量中最中坚的部分。他们的坚韧品质、忠贞情怀、非功利的气度、长久忍耐的求索精神，为中国的反对力量增添着最璀璨的荣耀，永为后世表率。
到了一九八六年，因过多参加社会活动，并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越来越浓厚反对迹象的二十三岁青年张林，未能从清华大学毕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只能回到故乡蚌埠，寻谋出路。回蚌埠后，开始着手重建当年的沙龙，名曰：云梦沙龙。云梦沙龙是蚌埠民运的发祥地，借着八十年代的东风，沙龙曾经兴盛一时，很多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也到这个沙龙来“巴结”他，对那些老江湖来说，多认识一个人和一条门路，有益无害，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将这条路堵死。
转眼间，到了那个绕不开的年头，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军队奉命向北京开进。张林二十六岁，他胆大包天，口若悬河，命若游丝，找来两个自认为是志同道合的人，商议前去挖断京沪铁路，阻止军队北上的计划。当时，军方亦在观望，挖断铁路可以给那些犹豫不决的军官们找一个拖延时间的台阶和借口。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那两人非但没有按计划去挖铁路，反而将张林告发。一九八九年，张林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为由获刑两年。当然，若有人认为张林负有用人失察之则，也并非毫无道理。但责任究竟应该记到谁的头上，却是情理之常识。这是张林受迫害的开端，二十五年弹指一挥，大半光阴在各种监狱、劳教队、收容站里度过。当青春的热忱渐渐褪去之后，那种被称为“执着”的精神，方才显现。
二零一一年，春雪化尽，刚出狱不久的张林从蚌埠来到北京投医，希望能治好自己多年来在监狱里落下的各种症候，尤其是滑囊炎。这炎症正日复一日折磨着他全身关节，令他坐立行走，甚至抬头低头，都困难重重。如果治疗不力，或有瘫痪的危险。听说张林要来，我们早早做好准备，吃住行程的安排亦早早规划。自觉妥当，然后到火车站上接他。那真堪称是个金光闪闪的早晨，他下得火车，远远地看见老友李海，连夜的疲惫瞬间一扫而光，孩子似地向我们跑来，沉重的膝盖和脚踝不情愿地摇晃着，好象恨不得双腿马上就要折断，也要牢牢抓住这短短一瞬间的幸福。各自的身世和命运在这瞬间被遗忘，早春难得的和曦，把月台上如梭的人流编成一段长长旋律，仿佛他们曾经见证过我们在几千年前那一次聚首。这短暂的幸福，也许堪堪比得上整整一生。
他穿着并不洋气，但明显经过了夫人的打扮，一夜旅途之后仍整洁合身。相比之下，我们三个接站的——象水泥墩子一样的结实的“劳教徒”侯文豹、经常和侯文豹用嘴皮子比拼谁在砖窑的活干得更地道的李海（侯文豹在劳教队里干砖窑的活，而李海则系七零年代的砖厂工人）、以及永远一副倒霉鬼形象的本人——在他面前显得灰头土脸，黯淡失色。那些天我们住在李海家里，白天陪他去访医，晚上在屋里下围棋作乐。看了好几个医生，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名医”，这个说一套，那个说一套，几套“学说”之间还相互攻讦贬损，每个人都热衷于往他的膝盖里灌药或者插刀子，扎针等等等等。这病看得我们越来越糊涂，而每多看一个医生，就令他感觉双腿距离崩溃又近了一截，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疑心这些医生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两个膝盖抠掉，以便日后将他打造成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数得着的军事家。
（左起“侯文豹、笔者、张林在李海家）
好景不长，一年几度的敏感期又来了，那一次似乎是因为有某外国元首来访，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已经记不得了。李海家门外又有门神上岗，出门的不让。住在李海家已经多有不便，那天晚上派出所的来敲门被我拒之门外，我们有必要第二天一早就离开。想来想去，只有我在十三陵山上农民家每月花一百块钱租的小屋，可以暂时安顿他。于是搭公交车前往，车子进入山区，他渐渐惆怅起来，好似恋恋不舍地在怀念李海家床上温暖的被窝，或者仍余兴未尽，回味着自己棋招之异于李海的精妙之处。我劝他说：虽然警察不是冲我们来的，但现在李海家已经成了个聚光灯下的窝，把自己放在警察的监控下，并不明智。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任由我摆布。那小屋位于农民家二楼，属于十三陵半山腰上的一个村庄，只有一层窗户，冬天屋里会结冰，甚至连暖瓶都会冻上。靠电暖风暖脚，电热毯暖身，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冬，并不觉得有多么难熬，北方的冬天虽然寒冷，却不象南方那样阴湿难耐。清晨觉得脸上硬朗时醒来，化开毛巾洗脸，刷牙时用冰水刺激口腔，会一整天都保持亢奋。推开屋门，我们相互对瞅了一眼，似乎都有些哭笑不得。我觉得很是对他不住，只好继续硬着头皮安慰他，更象是在安慰自己道：春天已至，此间空气清新，在山中静养数日，倒也不失为一桩快事。
不料倒春寒来袭，一夜气温骤降。次日去看他时，见他略显萎顿，昔日轻快之色渐无踪影，问：“可安好？”却仍坚称：“无恙”。我有些犹豫，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好的预兆，还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条件要稍好一些，但路途遥远，在河北地界，坐长途公交车奔波过去，恐怕也未必是件乐事。到了第三日，气温仍不见回升，我渐渐担忧起来，问自己是不是太粗心大意，却仍情不自禁仍将他当成那个胆大包天，浑身充满泄不完精力的传奇形象。半睡半醒间闭上眼，似乎看到他在我故乡云南的群山里，象个游击队员一样来去如风。是呀，那是我的传奇，我又对自己强调了一遍。迷迷糊糊中感到一天中最冷的时刻来了，使劲攥了攥被子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个病秧子似的人，怎么会是我的传奇呢？那个靠在海边用捡来的塑料瓶子鞋带自制一个救生圈，就游到香港？那个在劳教队里敢抢下管教的电棍和他单挑，并把管教打翻在地？那个在收容站里为受欺负难友出头，与一众流氓厮打，最后反落得被出头对象出卖却想不通究竟为何的人？他们究竟和这位叫张林的人有何相似之处？我所见到的，是一个留恋温厚的情谊，谦和、甚至略带羞涩中年男人形象。
连忙爬起来又到那小屋寻他，只见他鼻涕口水一把接一把，狼狈不迭。急忙商议看病的事宜，他说，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只需开药吃药即可。我将信将疑，乘了公交车到昌平县城，在路边搜寻到一家私人医院。张林进去与大夫攀谈起来，大夫想说些什么，可他好象不愿给大夫说话的机会，因为他认为那大夫应该象美国医生一样，耐心地倾听病人，谦逊而真诚地给病人一些建议。他自己给自己开了药，都是些抗生素类药物，大夫从头到尾笑眯眯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等他滔滔不绝说了半天之后，如他所愿给他开了方子。他拿了方子走出病房，对那大夫大加赞赏，理由就是那大夫没有干涉他，完全照着他的意思开药。而我却觉得哪里有甚麽不对头，感冒伤风一类的病，那医生竟然毫不犹豫地给他开了大量抗生素。我觉得注射抗生素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傻傻地冒了一句：“不如开点中药冲剂什么的，到普通药房就可以买到。”他的答复是一卡车批判中医的话，说中医是骗子和伪科学，口才令人惊叹，并极力做到旁征博引，到头来的理由却很简单：因为在美国，印第安巫医都可以领到行医执照，而中医却不能，由此可见中医之荒谬。
我越听越心酸，无名的忧愁不知从何方而来，又不知如何消解，好象听到命运在告诉自己：身边的这个人，他的悲剧远远没有结束。一边听，一边陪他坐在点滴室里吊抗生素，想要用温和的语气使他安静下来，却无能为力，好不容易陪着小心责怪道：“你的身体就是被抗生素毁掉的，今后应该坚决杜绝掉才对，再打你就真得瘫痪了。”看着身边这个扛不住一点小小的冷暖变化，比林黛玉还要弱不禁风的人，心头想的，却是那个在边防巡逻队枪口下剪开罗湖口岸上的铁丝网，带着女友偷渡香港的年轻人；那个不名一钱，靠给饭馆把菜谱翻译成英文，孤身游历西藏的年轻人。多少青年男女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传奇般的浪漫生涯，曾经就是他生命的真相？
希腊女诗人萨福有一段残存的片段，翻译成英文是这样的：
Boyhood，Oh！Boyhood！1
Why do you leave me and where do you go?
I can’t comeback to you any moer,
I can’t comeback to you……
“这次到北京来，时间不多，要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去看望很多朋友。尽快好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打抗生素。”
我没有能力去反驳这样的理由，只能默默陪着他。点滴房里有暖风，电视机，热水，还可以躺着，他似乎觉得在这里呆着很惬意，舍不得离开。我又问：“要么我么还是回李海家去？”可这次，轮到他反过来阻止我，用的是我曾经阻止过他的理由。
接下来的两天，抗生素吊了一下午接一下午，状况时好时坏，看不见有好转的迹象。我偷偷打电话问我们的医生朋友康玉春。因为康玉春是中医，我不敢把张林引到他那去看病。他在电话那头小声说：“象这种情况，打抗生素也不会管用的，因为他已经产生抗体了。”
“那怎么办？他认准了抗生素，别的什么都听不进？”
听见我声音焦急起来，他又低声补充：“他不肯吃中药，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拖着，过几天气候转暖，就自己就好了。”我听得将信将疑，难道没有别的办法非要残忍地拖着么？虽说感冒确有拖好的，但拖可不是什么好办法，再说李海临走前（他在警察堵门之前离家了）嘱我看护好张林，我却让他感了冒还自己拖，实在是有愧于朋友。
吊针打到第三天，他的状况越发严重了起来。还去找先前那个医生，场景还是老样，他不停地说话，而医生面带微笑看着他，一边恩恩啊啊地应付。他的话真不少，从病理说到人体构造，反正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到头来说话的内容只有一个：吊了三天抗生素，可状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愈发严重。最后，医生无比从容淡定地吐出几个字：“那就继续加量。”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听得头皮发毛，冷汗直冒。开了处方，借口先去吃午饭，拉着他往医院外跑。他一路走，一路仍回味无穷地称赞那医生，很有美国大夫的风范。
我没有见过美国大夫，蒙古大夫，倒是见过不少：“我觉得他就是个江湖骗子，你看他，不说任何别的办法，只会说：‘加量，加量。’哪有医生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知道给病人注射抗生素的。”
他忽然愣了一下，不再搭话。我觉得他似乎是想起来在监狱中被注射抗生素的场景。
“下午的注射，我看还是不要去了吧？”我问。
“对!不去了！”他回答得干脆利索，超乎我的想象。
奇迹终于发生了，中午气温竟转暖开来。到了下午，已经穿不住外套。我们在昌平县城一路晃荡，一路说着各路友人的掌故，甚是惬意。次日再去看他时，竟然不再流鼻涕，咳嗽也听不见几声。我甚至怀疑，抗生素之于他，已经不是产生抗体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条件反射，一旦体内抗生素达到一定浓度，就会使他的机体象条件反射一样，引起多种症候并发。我不敢想象他这十三年来，在狱中究竟被注射了多少抗生素。
有一次，我们在某个社交场合将张林介绍给某人。说是他“坐了十三年的牢。”那人目瞪口呆，似乎无法想象一个人居然会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张林有些局促，赶紧补充道：“老胡（指胡石根）他们比我更重。”
这时李海在一旁说：“你虽然刑期没有他们长，但要论遭的罪，却是你最多。那里头最怕反复折腾。如果我被判十几年刑，我肯定希望一次坐满，象你这样进进出出，最是毁人。”他的声音很低，隐隐似略有丝毫颤抖，教人忍不住侧耳，而后沉默下来。
这十三年对他的摧残，我已眼见。请容许替你道来，为何这“进进出出最是毁人”。
身陷囹圄的人们，在心理上有个逐步适应期，大约每五年一坎。前五年最为痛苦，随后痛苦程度渐渐降低。那里头的情形，匪夷所思，他们说：“第一个五年，是‘怎么能这样？’第二个五年，是‘原来是这样。’第三个五年，是‘不过是这样。’”象张林这样反复折腾的人，进去几年，还没适应又放出来，然后再进去，再出来……他在里面永远处在最痛苦的那个阶段。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往往和三大犯：死刑、死缓、无期关在一起，狱方对刑期漫长的犯人，往往采取外松内紧的管理策略，因为犯人刑期长，把犯人逼得太过头并不明智。而象张林这样短刑期，尤其在劳教队、收容站里，狱方对待犯人要严苛残酷得多得多。如果按照政治犯们的逻辑：劳教一年相当于判刑两年，那么他相当于前后一共蹲了十九年！
一九九八年，当张林在美国向人们讲述自己在狱中所受种种非人迫害时，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认为他在撒谎。因为在他之前去到美国的政治犯，大多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当局对这些人，非常注重“工作的方式方法”。
时光洒落，大地在无声中褪入记忆。你凝视着它，仿佛看见自己的青春分毫未差地镌刻于其上，你觉得自己永远都将是十七岁。火车在江北金黄的秋色里穿行，田野里盈溢着某种莫名的喜悦，命运在远方召唤我走上归宿。和以往任何一次旅途都决然不同，我要去拜访的那个陌生家庭，隔了千里传来一种亲人式的情感。
在中国大陆有一类家庭，他们常年相隔，又常年相望。似在天边，却在眼前。二零零五年，张林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关押在铜陵监狱，妻子芳草带着两个女儿住在蚌埠。我冒昧地给《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发去一封邮件，问他张林夫人的地址和电话，说自己想要去拜访她。没有多久，洪先生就给了我回信，印象里不超过十分钟。照着他回信中所指引，我来到蚌埠火车站。就象有人为你指出一条新的人生之路，让整个秋天又重新回到了几千年来它本应拥有的颜色。
她一副轻快的样子在蚌埠火车站的出口处接我，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得多，也要开朗得多，因为我觉得如果换了我是她，必定终日愁眉不展。那个火车站口，有如隔世的故乡，平凡得和全中国大部分火车站口几乎没有任何分别，但之前和后来，我去过的那些火车站，在那些大同小异的火车站口，再也找不到那恍如隔世归宿感。这恍惚多年来一直伴随我左右，我必须学会去做另一个人——这个人既不属于自己的规划，也不在众人期待之中，因为无论你自己还是众人，都不明白一个合格的民主派，究竟应该是何等形象，更不明白如何才能走近那形象。只有当你痴心地爱着她，爱着你祖国一个自由的明天，然后用一生去检点自己的过错，你会一寸寸地接近它。
但不出几分钟，她的脸上轻快渐少，而凝重愈多。因为我们没说几句话，便谈到了她的先生，待得到家时，已忍不住泣泪满面。她找来朋友接待我，并挽留我留在蚌埠多呆几天，那是我一生从未有过经历过的情感。那个家狭窄、家徒四壁，外加一个爱玩饮水机的小女孩，刚学会走路，一颠一颠四处蹦达。小女孩见人就发人来疯，偶尔又陷入忧伤，一种莫名的，好象是人世间最原始，早已被成年人的茫茫尘寰忘却了的忧伤。她拉着我四处溜达，在肮脏、嘈杂的街巷里串来串去，路边卖零食的小贩逗她时，她会眼巴巴望上几秒钟，当我准备掏钱时，她却马上又拉我离开。我们玩得非常投机，黄昏降临，我在带她回家的路上问她：“安妮，你爸爸呢？”她吞吞吐吐地扳着手指，低头望着自己的它们，若有所思地说：“爸爸到很远的地方出差去了。”一阵酸楚之后，我为自己残酷而羞愧，仅仅为了试探她的反应而向她抛出这问题，这是可耻的。
她是张林的小女儿，那时她才刚两岁。她的母亲曾经问我：“你是民运吗？”我回答说：“不是。”今天我已经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的，我是民运，你们是我的亲人。”
我去过蚌埠很多次，只要出门，就情不自禁把路线设计得从蚌埠路过，在那里下车。那里就象我的第二个故乡。冬天来了，我在北京城的人流里奔走，老友李海打电话来说：“我这里有你的几件衣服，快来拿去！”我奇怪自己为何会有衣服落在他家，去时方才得知，他刚从外地回来，路过蚌埠时，张林托他给我捎来几件过冬的衣物。虽不时髦，质地却柔软厚实，更是合我身材，想必是劳神准备了好一番。每逢春秋添减衣物时，我会想起他那些略带喜剧感滑稽的表现，并在千里之外会心一笑：比方说：他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发明的洗碗流程，那流程我早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宣称能将洗碗效率提高一倍。又好比他象打仗似地研究家里那几个老鼠洞，又是如何将那只令他们家三个女子花容失色、惊声尖叫的老鼠困死在下水管道里。说起这些事时他眉飞色舞，好象爱迪生或者拿破仑一样。而说那些传说中的英雄事迹，却轻描淡写，吞吞吐吐，甚至还夹杂着些惶恐，教人不免疑心那些传说的确是被传播者们夸大其辞的。
时光一去不返。转眼间，瘦弱秀气的小姑娘丽丽（张林的大女儿），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两岁的小安妮也长得“人高马大”，快赶上她姐姐那么高了。互联网技术不断地更新换代，推动着公民意识步步觉醒。一些人开始嗅到了民主的新气象，这新气象和八零年代不同：八零年代稚嫩而简朴，充满求知欲，并未对统治当局持有普遍的怀疑态度。而这一次，人们对现政权除了厌恶只剩下鄙夷。文化缺失导致的全面焦虑情绪，随着统治当局权威步步丧失，正步步成为这些焦虑情绪的矛头所指。从互联网上涌现出层出不穷的新力量，迅速成为中国反对派的主导，他们开阔的视野和出众的才干，烘托出一个迥然不同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边是贪婪而庸俗的统治者，另一边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怨恨情绪。收买一切可以被收买的对象，取代了洗脑和煽动，成为统治的头号手段。贪婪无孔不入地在整个社会蔓延，从笼盖在整个社会的党政网络这个庞大的血液系统里流出，腐蚀着我们古老的国土。只有腐朽的红朝做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奇观：连医生和教书匠这两个行当也普遍烂透了！
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朝代早被掘墓鞭尸了无数次。但历史以全然不同的面貌考验着她们孩子们，试图推动车轮的人们，应该比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的人们更有力量，因为他们肩负着祖先无法想象的，沉重而深刻的使命。
在这奋力推动车轮向前的行列中，永远少不了张林的身影，经历漫长的被边缘化岁月后，新空气令人鼓舞。当然，没有这新空气，他同样会走在队伍前列，有了这新空气，则更加士气高涨。刚出狱时那个平和而谦逊的形象，正渐渐消散，代之于赴汤蹈火的热情、忘我地投入。一旦打开话匣子，他连续十几个钟头不知道脖子酸，全身关节的痛苦在滔滔雄辩中被遗忘。他拄着双拐四处奔走，其高涨心气就好比丽丽和小安妮那日益改变的身形和面容。不同的是，后者令人心中愉悦，而前者，教人百味杂陈——你走着我所盼望之路时，亦在走着摧我心肝之路。尽管他的口才引人入胜，但有时我还是忍不住暗自摇头：丢弃中正平和，并不能帮助你接近你的追求，反而有可能成为你自己给自己所下的羁绊。
到了二零零三年，小丫头片子丽丽已经是位女大学生，在合肥念书。正好有热心朋友，愿意将自己在合肥的一套房子提供给张林住，于是他带上小安妮来到合肥，指望一家人在合肥团聚。合肥的政治警察们，自然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上收留这位“瘟神”，想方设法刁难他，想把他轰回蚌埠去。不久，连小安妮也受到其父牵连，她被扣在警察局不得回家，消息传出，到处一片谴责之声，网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一时间，合肥成了抗议的焦点。我在北京闻讯，便与老友陈云飞、侯多淑一同前往。对这类抗议我并不抱乐观期望，甚至在数百热情高涨的人群中，仍掩不住忧心忡忡。这抗议若能克制、理性，兴许张林或有全身而退的机会，但数百“不谙世事”的热情网友，他们极少有人会明白，场抗议的结果将由张林来买单这一现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幻想着自己的呼声会令当局让步，使张氏父女三人继续在合肥平安地生活下去，且对此前景深信不疑。
局势难以挽回，这恐怕是很长时间内的最后一面了，我心中甚是酸楚，暗自里还有些责怪他。因为在这之前，他已铸下大错：他怀疑一位多年的患难老友与警方有染。当一个政治反对派，除了政治迫害，还有很多超乎人想象的艰难。这种猜忌无论对当事双方，还是对整个运动，都是巨大的伤害，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专制当局。在反对派内部有个近似传统不成文规范：我们不搞“抓特务”之类的勾当。这个群体出类拔萃的代表性人物刘贤斌先生曾说过：“谁抓特务谁就是特务！”
我与两边都有深厚的感情，既无力促成双方和解，只好尽量避免与双方见面，陷入尴尬。与陈、侯二友买了车票到蚌埠去寻张林（因为买票时得知他人在蚌埠），第二天下车，敲他家门却无人应答，再打听，得知他已去了合肥，要去答谢那些前来声援和支持他的人们。人们自发地从各地赶来声援一位久经迫害的异见份子，这是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异见份子们已经被边缘化了很多年，换了过去，遇上政治犯，人们的反应是绕道走。社会对政治犯的冷漠和逃避心态，比对刑事犯尤甚。这种声援令人感动，亦教人鼓舞，仿佛是新时代的新气象。
先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试图绕开蚌埠不过，以免陷入尴尬。但如今我既然到了蚌埠，不能不去看望一番老友，就是被张林疑心与警方有染的那位。我不知张林为何变得敏感且不顾大局，在我印象中他一向识大体，全大局。再次站在熟悉的蚌埠火车站，昔日的幸福感已荡然无存，没有一丝云彩阻拦，阳光倾泻而下，把整座城市牢牢地压抑在一片沉闷之中。昔日情谊历历在目，却再也不可重现。我打发陈、侯二位先行一步，自己却要再去叙一番旧情。晚间，当我赶到合肥遇上张林时，迎接我的是他那路人似的神态，因为知道我去见了他所说的“特务”。
我多想要大哭一场，我知道前途已定，这场抗议还未开始，我们便已从内部瓦解，我们已经失去了赢得这次维权最重要的根基：我们兄弟般的团结。而他未来几年的命运和这场抗议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如果无法通过克制、理性的行动争取到最好的结果，他本人亦难逃专制者的魔爪。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张林，尽管他仍努力奔走了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有意识地逃避他。不久，他被捕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呆呆地坐了一晚上，想要为他写点呼吁性的文章，笔下却象坠了铅块一样沉重。这文章一直写到今日，我已无力再继续下去。我的第二故乡、我的民运处女地已经变得黯然失色。我的传奇亦已随之不见，唯有他那苦难多舛的命运，仍在异乡的监狱里召唤我继续向前。我所允诺他的事，没能出上一分力气。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比当初爱那个民主传奇的时候更加地爱他，他是我至亲的亲人。
1原英文译文为：Maidenhood! Oh! Maidenhood! 笔者擅自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