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在网上看到一条网友跟帖：“三年大饥荒，十年大浩劫，几千万同胞饿死、冤死，毫无悔罪之意，还要有共识。无耻之极！”后又看到大约是一位教授的一篇讲座文章，说中国曾经有一个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作者认为在中国当下，应该要做的是让中国人先信仰什么起来。只是在信仰什么这一点上，作者说得含含糊糊，大概意思是中国人也应该信仰基督。其实，中国人现在谈共识多于谈信仰，特别是这一两年。因此，本人也觉得还是先谈谈共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国人强调的总是物质大于精神。像庄周，那是异端中的异端。中国只有一个庄周。
一
若按今年二月初去世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一生不遗余力地研究民主、倡导民主的罗伯特•达尔在其《论民主》中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政府”。而即使打秦赢政算起，中国专制两千多年，对人民，也只讲统治，不讲共识：给你个什么样的社会，你就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改变的。千万不要相信当年“伟大领袖”所说的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段最高指示文革时被中国人使用的频率很高，可是谁都知道发动文革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正是他毛泽东。
改朝换代是有的，但中国的统治者大都继承了前朝的传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两种时代：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坟•灯下漫笔一》）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喜欢讲统一，讲一致，比如要统一思想，比如要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强调“要保持高度一致”，而从未提出要与国民如何讲共识。为什么不讲共识？一讲共识，就不能总认为自己先进，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不能总是说“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而只能说“人民和党”、“人民和政府”；一讲共识，就等于说要与人民平起平坐，只能搞协商；而既然是协商，自然就不能命令，不能强迫，于是也就害怕人民不听话，人民不听话，说不定就要“讨价还价”，接下来也就不那么好统治了，于是只有实行民主，司法独立，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等等等等。
什么叫共识，就是大家在平等的前提下，对某些事物、思想观点都有较为接近乃至相同的认识。也正因此，一些共识往往只能是在商讨时双方都作出一定的妥协之后才会出现，它与统一思想、保持一致简直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只会出现在专制社会，而强调共识却是民主社会的标志。本人发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乃至强调共识，反对统一思想，反对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社会向着更加文明进步。
201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就发表了社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而近一年前，由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几名最先发起者）等28名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又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若干共识》，后在2013年底，经互联网转载广为人知。这些知识分子弄这个东西干什么？据说就是要寻找中国人的共识，当然主要是希望国家高层能有这种共识。最后“通过认真的讨论交流”，在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此后大半年间，有关谈论“共识”的文章已有多篇在大陆互联网上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4年初春举办的座谈会上就专门谈到了共识，其中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有记者因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记者却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资中筠的意思，政府如此这般，你叫国民还如何与你达成共识，如何与你“一条心”？这就让人不能不对我们这种社会现状尤其是对中国人如何才能达成“共识”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现在不少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在讲共识。讲共识，当然好。有了共识，就能克服没有共识的困难，渡过没有共识的难关。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需要“共识什么”？即什么真正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一点不讲清楚，或者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再怎么谈共识，也都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虚幻而已。比如，如果有人非要说中国人的共识就是要坚持思想统一，就是要保持一致，你说这种“共识”还有意义吗？还有可能达成吗？
凡是强求的，甚至强迫的，都难以成为共识。凡真正共识，都一定是平等商讨后达成的。不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不经人民同意，建立在非法、强迫、说谎，甚至是瞒天过海基础上的思想主义的统治，中国社会上下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共识。
当然，本人不能不强调一点，即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自己只说强迫难以达成共识，并没说“强迫不能成功”，而且在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不民主不自由，甚至对国民带有侮辱性的统治，时间一久，大家也都“泰然自若”，甘心被奴役，没有什么不适感了。而且，一种侮辱，时间一长，非但不再反感，反而还成了宝贝，当后来天翻地覆去除这种侮辱时，有些人对先前的侮辱还恋恋不舍。清朝让汉人留辫子是侮辱，可是谁都想不到，民国后当你要剪去他的辫子时，反而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难怪鲁迅就警告自己的同胞：“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坟•灯下漫笔一》）
二
本人注意到，近年来，这个国家特别喜欢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当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关键是国家政府与谁和而不同。如果只强调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或地区和而不同，特别是只强调与西方与美国和而不同，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希望还要与国民强调和而不同，更不能国民动辄就被定为“寻衅滋事”，动辄就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甚至颠覆国家政权。很多被“关照”被拘留，甚至被刑拘被判刑的人，去查一查，再对照一下中国宪法，可以说，他们都不过是与国家与政府“和而不同”罢了。如果在国际上讲和而不同，一到国内就实行专制独裁，甚至采用法西斯手段，这怎么还能说是只想和而不同呢？又如何能让中国人达成共识呢？
要知道，十几亿中国人中，不是只有那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民才有某种认识，或说想那样做，而是很多中国人都有那种认识，也都想那样做，只是他们做了代表，付诸了行动。因此，不要以为把那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民抓了起来，剩下的就与政府与国家达成共识了——谁那样想，谁就等于自欺欺人。像胡锡进、罗援，还有北大、清华某些教授以及王小石、周小平们发表的文章，那些观点最多也只代表中国一部分人。如果国家高层当真认为这些人所说的就是“中国共识”，那一定会害了这个民族。
中国人共识什么？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看病，还要接受一定的知识教育，这都是共识中的应有之意。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这是更大的共识。大的共识不解决，国家就容易出乱子，官员中就容易出腐败分子，社会就容易出骗子，整体国民就容易道德下滑，整个国家就有可能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最起码的共识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像“小日本”、甚至像越南、菲律宾这些蕞尔小国也就不把我们这个所谓“大中国”放在眼里。
既然强调共识，首先就要想有哪些思想观点非但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而且不可能也绝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共识。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再也不要来回“翻烧饼”了，一会说这样做是对的，一会又说这样做是错的，中国如何能折腾得起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折腾死至少有一两代人了，再不拨乱反正，再不赶快收拾人心，中国虽不敢说无可救药，也要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国家，被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瞧不起——其实，若不是还想着要赚中国一些人的银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上，特别是那些文明比我们要进步得多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香港，没有谁打心眼里欢迎中国大陆游客去他们那儿所谓“旅游观光”。可惜，包括很多富人在内的中国大陆旅客仿佛不知或假装不知似的。
那么有哪些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呢？比如：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对三年大饥荒、十年大浩劫毫无忏悔之意，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对打右派、对文革中迫害死的很多人不道歉、不赔偿，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好，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吗？不承认普世价值，反对司法独立，坚持一党专政，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有机结合，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说官员大部分是好的，两个被拍成了影视的基层好干部就能折射出中国大陆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别的不说，为什么不把那些腐败分子也拍成电影？为什么不像香港那样拍一部中国大陆的“廉政风暴”，让中国人看看腐败分子到底是如何腐败的？中国现在找不腐败的清官难，找腐败分子，一抓一大把。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去努力反省不说，居然还在变着法的忽悠国民，是何居心？
再比如，这个星球上原本就只有一种市场经济，我们有些人却非要说还有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既然强调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初你要加入世贸干什么？世贸中的市场经济规则难道还有两种？
还比如，让中国人都把执政党比母亲，甚至说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至今仍要高举他的旗帜，也能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共识吗？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肯接受的思想主义，我们有些人却要拿来“指导”中国，这也能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吗？
上面说了，凡是非强迫不能成为共识的，事实上都不可能成为共识；而凡是不可能成为共识的，政府理当早早地收起来，千万别抱那些可以成为中国人共识的希望。政府要做的，就是当真实事求是，好好研究一下，到底哪些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不要只知道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使由上面所说的那28名公共知识分子达成的共识，也有点大而化之，普通国民且不说，对这个国家的高层似乎根本没有触动。不仅如此，无论是从去年8月签署还是2013年底由互联网转载后，中国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若干共识》第三点中讲的“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给人的感觉完全跟没说一样。
三
自从读了资中筠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对她引用明朝顾宪成与王锡爵对话时顾宪成说的一句“内里以为是者，外间以为非，何也？”很感兴趣。那么，朝以为是，野以为非，何故呢？就因为政府与国民不是一条心。当然也可反过来，说国民与政府不是一条心。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为什么不一条心外，还要想一想是国民应该与政府一条心，还是政府应该与国民一条心。也就是说，到底是国民应该去想着如何与政府达成共识，还是政府应想着如何才能与国民达成共识。又当然，只要真正弄清了这两者为什么不一条心外，后面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成问题了。
那就先来解一解政府与国民为什么不一条心吧。国民在实现了温饱后，就想要民主要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新闻、言论、出版，以及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等，这是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在温饱之后最基本也最向往的。文明国家都这样做，我们却反着来，国民就难免想不通。
然而，政府不答应，一条也不答应。一不答应，就要想办法把“不答应”落实下来，而要落实下来，就必然要拿出什么手段为“不答应”保驾护航。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好法子，只好祭起自己曾经强烈反对乃至诅咒的那一套，也就是让那些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国民们感到恐惧，而对那些有勇气不恐惧者，就什么也不讲了，采取包括监视居住、拘留，以至于逮捕、判刑。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要找个幌子，说是“依法治国”或叫“依法行事”。其实是否“依法”，地球人都知道。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年曾被这个政府称作伟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去世近七十年了，他在生前提出的四大自由，在我们这样一个据说有着“优越社会制度”的国家竟然死活落实不下来。有些人就不想一想，你让国民感到恐惧后，国民就不免要想：既然你实行的一套与当年被你颠覆的那个政权不仅没什么区别，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让我相信你什么！你又怎么还好意思在国民面前说前一个政权如何不好，再说得极端点，你为什么还要推翻前一个政权？是不是就因为后来明白或叫发现，原来你们的骨子里与被你们推翻的这个政权都是一样的东西，甚至夜间一觉醒来，意识到自己还不如被推翻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这样干下去，否则，就只有换人。
本人当然承认，不能说不论人民有什么要求，政府都应该答应。但上面说的那些在现代民主国家都早已是天经地义，民主和自由也都早已成为他们国民的生活常态，根本不需刻意为之，更不需要还拿出来讨论。
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没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更不相信政府会忘记无数真正革命先烈都能背诵的裴多菲那首“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如果说一个人要生存，空气、阳光和水是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新闻、言论、出版，以及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这些自由就是他们的空气、阳光和水。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政府。拼命反对今天的国民拥有这种“空气、阳光和水”，就如同要扼杀他们，再说重一点，就如同要了他们的命。而似这样一种政府以及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地也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既然站到了人民对立面，又还怎么去要求国民与其一条心与政府达成共识呢？凡站到人民对立面者，说话办事，往往也就难合国民心意，这样，自然也就成了官家以为是，民们以为非，或在朝以为是，在野以为非。
当政者不仅理当三思，而且还要在三思之后做出正确抉择。何去何从，将决定十几亿中国人是真的幸福快乐，真的更加有尊严，还是活得憋屈，甚至包括所谓“坠楼”等各种自杀不断。是时候了，现代人类，特别是已经觉悟且数以亿计乃至几亿计的中国国民也不容我们的政府这样一直拖延下去。有网友讲：“只要是人就有共性，有共性就会有共识，有共识就会有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这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相互交往的前提。希望启蒙者在人理即人性上多下功夫。如人性是善是恶。理清法明。时间不等人。世事成败都有临界点。”
西人有言：“公民有责任宣示一个比政党领袖的目标更远大的目标。这就是寻求对一个目标的共识，这一目标将有益于整个社会，同时将为整个社会所追求。”香港人颜纯钩在一篇文章中说：“今日看来，只有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意志，才能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社会改革都不会成功，即使一时好像‘成功’了，最终还是会失败。”现在中国缺的正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意志”。可责任在谁呢？
一
若按今年二月初去世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一生不遗余力地研究民主、倡导民主的罗伯特•达尔在其《论民主》中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政府”。而即使打秦赢政算起，中国专制两千多年，对人民，也只讲统治，不讲共识：给你个什么样的社会，你就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改变的。千万不要相信当年“伟大领袖”所说的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段最高指示文革时被中国人使用的频率很高，可是谁都知道发动文革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正是他毛泽东。
改朝换代是有的，但中国的统治者大都继承了前朝的传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两种时代：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坟•灯下漫笔一》）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喜欢讲统一，讲一致，比如要统一思想，比如要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强调“要保持高度一致”，而从未提出要与国民如何讲共识。为什么不讲共识？一讲共识，就不能总认为自己先进，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不能总是说“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而只能说“人民和党”、“人民和政府”；一讲共识，就等于说要与人民平起平坐，只能搞协商；而既然是协商，自然就不能命令，不能强迫，于是也就害怕人民不听话，人民不听话，说不定就要“讨价还价”，接下来也就不那么好统治了，于是只有实行民主，司法独立，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等等等等。
什么叫共识，就是大家在平等的前提下，对某些事物、思想观点都有较为接近乃至相同的认识。也正因此，一些共识往往只能是在商讨时双方都作出一定的妥协之后才会出现，它与统一思想、保持一致简直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只会出现在专制社会，而强调共识却是民主社会的标志。本人发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乃至强调共识，反对统一思想，反对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社会向着更加文明进步。
201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就发表了社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而近一年前，由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几名最先发起者）等28名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又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若干共识》，后在2013年底，经互联网转载广为人知。这些知识分子弄这个东西干什么？据说就是要寻找中国人的共识，当然主要是希望国家高层能有这种共识。最后“通过认真的讨论交流”，在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此后大半年间，有关谈论“共识”的文章已有多篇在大陆互联网上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4年初春举办的座谈会上就专门谈到了共识，其中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有记者因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记者却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资中筠的意思，政府如此这般，你叫国民还如何与你达成共识，如何与你“一条心”？这就让人不能不对我们这种社会现状尤其是对中国人如何才能达成“共识”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现在不少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在讲共识。讲共识，当然好。有了共识，就能克服没有共识的困难，渡过没有共识的难关。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需要“共识什么”？即什么真正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一点不讲清楚，或者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再怎么谈共识，也都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虚幻而已。比如，如果有人非要说中国人的共识就是要坚持思想统一，就是要保持一致，你说这种“共识”还有意义吗？还有可能达成吗？
凡是强求的，甚至强迫的，都难以成为共识。凡真正共识，都一定是平等商讨后达成的。不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不经人民同意，建立在非法、强迫、说谎，甚至是瞒天过海基础上的思想主义的统治，中国社会上下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共识。
当然，本人不能不强调一点，即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自己只说强迫难以达成共识，并没说“强迫不能成功”，而且在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不民主不自由，甚至对国民带有侮辱性的统治，时间一久，大家也都“泰然自若”，甘心被奴役，没有什么不适感了。而且，一种侮辱，时间一长，非但不再反感，反而还成了宝贝，当后来天翻地覆去除这种侮辱时，有些人对先前的侮辱还恋恋不舍。清朝让汉人留辫子是侮辱，可是谁都想不到，民国后当你要剪去他的辫子时，反而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难怪鲁迅就警告自己的同胞：“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坟•灯下漫笔一》）
二
本人注意到，近年来，这个国家特别喜欢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当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关键是国家政府与谁和而不同。如果只强调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或地区和而不同，特别是只强调与西方与美国和而不同，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希望还要与国民强调和而不同，更不能国民动辄就被定为“寻衅滋事”，动辄就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甚至颠覆国家政权。很多被“关照”被拘留，甚至被刑拘被判刑的人，去查一查，再对照一下中国宪法，可以说，他们都不过是与国家与政府“和而不同”罢了。如果在国际上讲和而不同，一到国内就实行专制独裁，甚至采用法西斯手段，这怎么还能说是只想和而不同呢？又如何能让中国人达成共识呢？
要知道，十几亿中国人中，不是只有那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民才有某种认识，或说想那样做，而是很多中国人都有那种认识，也都想那样做，只是他们做了代表，付诸了行动。因此，不要以为把那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民抓了起来，剩下的就与政府与国家达成共识了——谁那样想，谁就等于自欺欺人。像胡锡进、罗援，还有北大、清华某些教授以及王小石、周小平们发表的文章，那些观点最多也只代表中国一部分人。如果国家高层当真认为这些人所说的就是“中国共识”，那一定会害了这个民族。
中国人共识什么？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看病，还要接受一定的知识教育，这都是共识中的应有之意。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这是更大的共识。大的共识不解决，国家就容易出乱子，官员中就容易出腐败分子，社会就容易出骗子，整体国民就容易道德下滑，整个国家就有可能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最起码的共识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像“小日本”、甚至像越南、菲律宾这些蕞尔小国也就不把我们这个所谓“大中国”放在眼里。
既然强调共识，首先就要想有哪些思想观点非但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而且不可能也绝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共识。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再也不要来回“翻烧饼”了，一会说这样做是对的，一会又说这样做是错的，中国如何能折腾得起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折腾死至少有一两代人了，再不拨乱反正，再不赶快收拾人心，中国虽不敢说无可救药，也要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国家，被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瞧不起——其实，若不是还想着要赚中国一些人的银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上，特别是那些文明比我们要进步得多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香港，没有谁打心眼里欢迎中国大陆游客去他们那儿所谓“旅游观光”。可惜，包括很多富人在内的中国大陆旅客仿佛不知或假装不知似的。
那么有哪些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呢？比如：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对三年大饥荒、十年大浩劫毫无忏悔之意，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对打右派、对文革中迫害死的很多人不道歉、不赔偿，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好，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吗？不承认普世价值，反对司法独立，坚持一党专政，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有机结合，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说官员大部分是好的，两个被拍成了影视的基层好干部就能折射出中国大陆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别的不说，为什么不把那些腐败分子也拍成电影？为什么不像香港那样拍一部中国大陆的“廉政风暴”，让中国人看看腐败分子到底是如何腐败的？中国现在找不腐败的清官难，找腐败分子，一抓一大把。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去努力反省不说，居然还在变着法的忽悠国民，是何居心？
再比如，这个星球上原本就只有一种市场经济，我们有些人却非要说还有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既然强调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初你要加入世贸干什么？世贸中的市场经济规则难道还有两种？
还比如，让中国人都把执政党比母亲，甚至说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至今仍要高举他的旗帜，也能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共识吗？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肯接受的思想主义，我们有些人却要拿来“指导”中国，这也能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吗？
上面说了，凡是非强迫不能成为共识的，事实上都不可能成为共识；而凡是不可能成为共识的，政府理当早早地收起来，千万别抱那些可以成为中国人共识的希望。政府要做的，就是当真实事求是，好好研究一下，到底哪些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不要只知道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使由上面所说的那28名公共知识分子达成的共识，也有点大而化之，普通国民且不说，对这个国家的高层似乎根本没有触动。不仅如此，无论是从去年8月签署还是2013年底由互联网转载后，中国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若干共识》第三点中讲的“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给人的感觉完全跟没说一样。
三
自从读了资中筠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对她引用明朝顾宪成与王锡爵对话时顾宪成说的一句“内里以为是者，外间以为非，何也？”很感兴趣。那么，朝以为是，野以为非，何故呢？就因为政府与国民不是一条心。当然也可反过来，说国民与政府不是一条心。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为什么不一条心外，还要想一想是国民应该与政府一条心，还是政府应该与国民一条心。也就是说，到底是国民应该去想着如何与政府达成共识，还是政府应想着如何才能与国民达成共识。又当然，只要真正弄清了这两者为什么不一条心外，后面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成问题了。
那就先来解一解政府与国民为什么不一条心吧。国民在实现了温饱后，就想要民主要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新闻、言论、出版，以及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等，这是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在温饱之后最基本也最向往的。文明国家都这样做，我们却反着来，国民就难免想不通。
然而，政府不答应，一条也不答应。一不答应，就要想办法把“不答应”落实下来，而要落实下来，就必然要拿出什么手段为“不答应”保驾护航。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好法子，只好祭起自己曾经强烈反对乃至诅咒的那一套，也就是让那些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国民们感到恐惧，而对那些有勇气不恐惧者，就什么也不讲了，采取包括监视居住、拘留，以至于逮捕、判刑。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要找个幌子，说是“依法治国”或叫“依法行事”。其实是否“依法”，地球人都知道。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年曾被这个政府称作伟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去世近七十年了，他在生前提出的四大自由，在我们这样一个据说有着“优越社会制度”的国家竟然死活落实不下来。有些人就不想一想，你让国民感到恐惧后，国民就不免要想：既然你实行的一套与当年被你颠覆的那个政权不仅没什么区别，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让我相信你什么！你又怎么还好意思在国民面前说前一个政权如何不好，再说得极端点，你为什么还要推翻前一个政权？是不是就因为后来明白或叫发现，原来你们的骨子里与被你们推翻的这个政权都是一样的东西，甚至夜间一觉醒来，意识到自己还不如被推翻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这样干下去，否则，就只有换人。
本人当然承认，不能说不论人民有什么要求，政府都应该答应。但上面说的那些在现代民主国家都早已是天经地义，民主和自由也都早已成为他们国民的生活常态，根本不需刻意为之，更不需要还拿出来讨论。
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没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更不相信政府会忘记无数真正革命先烈都能背诵的裴多菲那首“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如果说一个人要生存，空气、阳光和水是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新闻、言论、出版，以及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这些自由就是他们的空气、阳光和水。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政府。拼命反对今天的国民拥有这种“空气、阳光和水”，就如同要扼杀他们，再说重一点，就如同要了他们的命。而似这样一种政府以及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地也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既然站到了人民对立面，又还怎么去要求国民与其一条心与政府达成共识呢？凡站到人民对立面者，说话办事，往往也就难合国民心意，这样，自然也就成了官家以为是，民们以为非，或在朝以为是，在野以为非。
当政者不仅理当三思，而且还要在三思之后做出正确抉择。何去何从，将决定十几亿中国人是真的幸福快乐，真的更加有尊严，还是活得憋屈，甚至包括所谓“坠楼”等各种自杀不断。是时候了，现代人类，特别是已经觉悟且数以亿计乃至几亿计的中国国民也不容我们的政府这样一直拖延下去。有网友讲：“只要是人就有共性，有共性就会有共识，有共识就会有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这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相互交往的前提。希望启蒙者在人理即人性上多下功夫。如人性是善是恶。理清法明。时间不等人。世事成败都有临界点。”
西人有言：“公民有责任宣示一个比政党领袖的目标更远大的目标。这就是寻求对一个目标的共识，这一目标将有益于整个社会，同时将为整个社会所追求。”香港人颜纯钩在一篇文章中说：“今日看来，只有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意志，才能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社会改革都不会成功，即使一时好像‘成功’了，最终还是会失败。”现在中国缺的正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意志”。可责任在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