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方面，情况并没有变得清晰起来。与中方摆出的大量资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张独立时所能提供的历史证据实在少得可怜。西藏之所想独立，症结在於它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就像中亚地区较为普遍的喇嘛与施主之间的关系。其中，中国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迁移，喇嘛与施主的关系或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理论上，无论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藩属、独立、或是某种形式的依付，这种喇嘛与施主的关系都与之并存。事实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历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说法接近现实。藏人以宗教人物与普通信众的关系来形容两者的关系，反击中方的历史论据。不过，最后双方都不愿聆听对方的观点。
西藏似乎从其在20世纪上半叶所处的状态中找到了独立的政治理由，称西藏在中国软弱的情况下事实上已获得独立。的确，中国很多省份当时也面临这种情况；但没有国家承认西藏或中国其他省份的独立地位。
解放军1949年入藏，将其融入现代化的中国，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谈到中国，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它长达5,000年的漫长历史。历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佔据了至少20%的时间段。因此，我们得知西藏从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开始属於中国。
与孙中山时期备受屈辱的中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局势已发生了显着变化。5,000年历史的想法，失去了相应的作用：当年，它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却让这个民族变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挤入第一世界，中国应该谦虚和低调，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会改变；其他国家也无意改变这一局势。
就像以色列与美国一样，今日的中国既可以说是个古老国家，也可以称之为年轻国家。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延绵数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后建国，但历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时代；美国建国於1776年，毫无疑问是个年轻国家，但它的一切传统均来自於同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欧洲大陆。
一条新的历史年线，或许能让中国的领土声明在政治找到合理与合法性。历史年线越短，在解释时遗留的漏洞也就越少。
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提及达赖喇嘛的政治作用了。从新中国建立伊始，达赖与班禅的地位便被中共领导人放在其他西藏喇嘛之上；他们二人在藏民的文化与宗教生活中的影响力，可以窥豹一斑。
有着传奇经历与享誉全球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藏民甚至华人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实际上，达赖喇嘛对藏民的号召力，远远超过了教皇对基督教徒的影响。首先，教皇代表着上帝，但他并不是上帝。他是选举产生的，任职20～30年；而达赖与活佛无异，是终身制。其次，达赖是民族与文化的象徵，而教皇绝无这一功能。
若中共官员鼓励僧人和普通百姓谴责达赖喇嘛，以便亲北京的班禅喇嘛能尽快得到认同，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僧人怎会去谴责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会否认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这样做，他当初何必要当僧人呢？既然生为藏民，这种身份又如何放弃呢？同样，一个信奉基督的汉人也不会去谴责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汉人身份。迫於高压时，西藏僧人可能会不得不卧薪嚐胆，寻找痛斥统治者的最佳时机。
西藏问题，似乎变成了时间游戏。若达赖喇嘛过几年去世，而藏民抗议活动尽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虑的就是提升班禅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时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各选出一位达赖的转世灵童，中国仍有20年来控制局势。届时，流亡海外的达赖将无法获得藏民的认同，也就只剩下亲北京的班禅与达赖了。
对中国而言，这种情况最为理想。它将获得将西藏藩属化的时间与机遇。但这可能造成汉人与藏民的分歧更加严重，因为藏民在文化上已濒临被彻底消灭的地步。
达赖喇嘛批评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文化灭绝政策，破坏所有的文化遗产。但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一点都闭耳不闻。在过去60年利，中国领导人已对自己的文化实施了“灭绝政策”，并认为这是迈向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炉中。
中国人认为，他们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力度，远大於对自己的文化。这种心态，相信还会持续到未来。毕竟，中国就是个历史的大熔炉，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满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为何要放过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达赖喇嘛依然健康长寿，藏民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未因奥运会胜利闭幕而转移，北京就不得不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不然将带来重重麻烦。达赖也是能令西藏局势走向缓和的唯一人物。
如果藏民抗议持续，但北京拒绝与达赖对话，那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显得非常无情。在国际社会上，达赖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长时间不与其展开对话，将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全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动机日益担心的时候。废除西藏传统文化，届时很可能会被视为一种令人警惕的信号。
中国与西藏的未来历史如何书写，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之后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在达赖喇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或许，中国应研究一番历史在中华帝国与在古罗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中国，历史是为皇帝撰写的；而古罗马则允许历史学家有着独立观点。事实上，他们常与元老院一条战线，对皇帝并非言听计从。正因如此，我们才知道古罗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禦马进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禄（Nero）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於基督教徒，以便对他们进行迫害。这些皇帝的举止，听起来都疯子一样，但史书并未因此而抹杀他们在关键时期维护并扩大帝国疆域的功劳。就连古罗马的宿敌汉尼拔（Hannibal），也被历史学家描述成一位尊贵的将军；虽然古罗马视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为蛮族，但不妨碍史书将他们称为伟大的好战民族。
史书对古罗马敌人和自身缺点的描述，非但未贬低国家的形象，反而让它高尚起来，变成了一个成功克服了种种困难与挫折、并最终迈向胜利的帝国。在美国新闻界与当代史中，就可以察觉到这一传统的影子：作家们深入探讨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最后呈现一个迈向胜利的美国形象。这样的历史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没有删除与之观点相左的版本，听起来更具真实性。随着古罗马最终的胜利，历史更加证明了国家的真正伟大，因为它成功迈过了所有艰难险阻。
然而，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正史虽然谈到了所有历史事件，却很难令人信服。目前，中国已无必要去继续撰写有利於自己的历史，例如在西藏问题方面。抛开了旧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及解放人类的观念后，单说出於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开任何危及中国统治的理论上的挑战。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况变得複杂：它将招致惟以实力计较得失的危险，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还需与一些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温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说，中国应通过提高管治能力，来赢得海内外支持。
中国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为方向来调整历史角度的做法，让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无疑在告诉世界，中国人最初并不认为他们应统治西藏；而这或许是中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题。
历史之所以为此，因为所发生的大背景已成为过去。苏联解体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它不会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适用。目前，巴尔干化趋势在全球日益抬头，超过100多个要求独立的组织活跃在世界各地。假如它们都实现各自主张的话，世界将出现100多个新生国家。
若简单地使用民族自决权来解决问题的话，相信会在全球激起更汹涌的独立运动。为了生存与繁荣，这些新生国家只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代价是被迫向世贸、联合国或欧盟之类的国际组织放弃部分领土要求。如此一来，当初分离又有何意义呢？难道是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的野心？还是反抗单一民族的统治，争取自由？抑或是企图通过分裂来削弱该国实力？或者是以上动机都有？
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寻求独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
就像上世纪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独立运动俨然被当作了解决凡间种种问题的革命性救世良药。在情绪化的争拗面前，理性总是显得非常无助。这大概是隐藏在伪理性历史争拗背后的可怕内容；稍处理不慎，又往往会燃起难以驾驭的民族主义情绪。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的驻京编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