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媒体发表了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撰写的题为“中兴领袖习近平”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是刻意提出“一党民主化”的概念，以为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寻找合法理由。文章中说：“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适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的双强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这明显就是为习共的非法性执政寻求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说辞的，实际就是做着巧舌如簧的狡辩。当然这还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尤其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在今日时代，只要一张嘴就闹出一个大笑话时，中共就干脆利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忽悠欺骗国内被蒙骗的大众了。很明显，今日中共政权的坚强捍卫者和保护伞恰好就是这些被蒙骗的非常愚昧无知的且占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国民了。关于这些人，中共一向的说法是，由于这些人的素质低，中国目前还不适合搞素质本来很低下（这还是中共的说辞）的西方人已经用了三百多年的现代民主制度。这实际就是对中共本身的一大嘲讽。因为，按照中共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一向沾沾自喜自鸣得意长期所号称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四大发明。可是，到了今日，被中共政权强权蒙蔽、愚昧欺骗、小利诱惑、暴力威慑下的全中国人民，竟然就素质如此低下，连中共向来就认为非常野蛮低劣的民族和部落已经实践应用了三百多年的现代民主制度都不配享有，这不免太让中共难看了吧。可想而知，共匪对中国人民所实行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原始滞后野蛮专横惨无人道的非法统治了。难道这不更说明中共权匪的专政是当今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最大罪魁祸首吗？
薄熙来唱红打黑是以黑打黑，习共反腐用党法家法也是以黑打黑。如果习共果真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就应用法治打黑，必须首先开放言禁，接受公民组织的独立监政，视国法为至高准绳全面贯彻落实到位，而真正打出法律至上的国法尊严和权威来，这固然就不是什么党纪了。切实在中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的平等性，谁犯罪都必须只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实却绝不允许习共这样，因为习班子也经不起法律准绳的一丝不苟的检验。
谁都知道，目前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共权匪如何做到必须只有带头严谨守法的问题，所谓党领导绝不是让党官必须只有权大于法，凌驾于法律之上，想怎样就怎样。中共党章和宪法也没这种规定，而现实却实实在在都是这样的。这致使社会显失公平正义，无官不腐无官不贪，且官权穷奢极侈，贪渎无度。而要真正解决党官带头严谨守法的问题，必须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笼子唯有宪政民主政体。根据中国实际这种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便只有循序渐进。可如何的做法才是最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呢？笔者以为有三：一中共分裂为两大政党；二允许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独立监政；三开放党禁报禁。但在眼下，都看不到任何现实的可能性。
二、谁都知道，提高国人全民民主素质，唯有首先开放言禁，可习共又是怎样倒行逆施的？
据《多维新闻》发表《查周永康后，习近平开始发力改革》一文指出，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习近平继续马不停蹄部署改革并直指利益集团。在8月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对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作出了部署，明确将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此次会议是中共拿下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扫清改革障碍后，对未来7年改革工作的总规划。据公开报道显示，自“八一”前夕露面直到青奥会，习近平长达近半个月的时间没有露面，普遍认为在此期间的习近平与中共高层聚集北戴河总结打老虎成绩，并为改革“破旧立新”以及即将开幕的四中全会做准备。此次深改组会议，习近平还对舆论宣传领域改革作出规划，称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近期官方授意成立的澎拜新闻网等新媒体平台，被视为当局抢占舆论阵地的大规模发力。
笔者最关心的就是舆论媒体方面的改革，至于其它的改革，如果新闻不独立，言论不自由，一切都是谎言，全部都是假的，是华而不实继续忽悠欺骗人民的，抑或在习主子任期时确实也落实了一些，一旦习主子不在位，又都全失效了，也便只有一阵风而已。
该报道指出，在舆论宣传领域方面，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该报道指出，此次深改组会议，习近平首次表述称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观察人士认为，近期官方授意成立的澎拜新闻等新媒体平台以及整肃即时通讯工具的“微信十条”被视为当局抢占舆论针对的大规模发力。
该文最后指出，在此次确立未来7年改革规划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数次强调“狠抓落实”。他强调，“要做好下一步工作，关键是要狠抓落实。实施方案要抓到位，抓住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找出体制机制症结，拿出解决办法，重大改革方案制定要确保质量。实施行动要抓到位，掌握节奏和步骤，搞好统筹协调，使相关改革协同配套、整体推进。督促检查要抓到位，强化督促考核机制，实行项目责任制，分兵把守，守土有责，主动出击，贴身紧逼。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建立健全改革举措实施效果评价体系。宣传引导要抓到位，继续加大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引导，积极宣传改革新进展新成效。”而落实落实再落实也是中国的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关键之所在。
作为人在大陆，时刻监视当局的政策进行时的笔者，当然也被当局花费高昂代价派专人严密监视着，似乎恰好是按照习近平数次所强调的“狠抓落实”。笔者正被中共当局“实施行动要抓到位”、“督促检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宣传引导要抓到位，继续加大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引导，积极宣传改革新进展新成效”地严密监管着。比如最近，我的13714459645的电话号码就只能打出，而永远打不进电话了。据说手机被遥控搞乱了程序。
我的网页经常被攻击死机，甚至持续一两天。我也被国保经常亲自上门谈话威胁。尤其最近湖南教师罗美华乘暑假来深圳与同学和学生会面，顺便也见见我，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就被国保严密跟踪并上门问话了。等等。
原来共匪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习共干脆不这样绕弯子了，而是赤裸裸地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不要作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十四亿屁民提高民主素质，有能力染指政治权利的任何问题，前朝元老普遍认为国人素质低不配享有民主制度，习共则用更加集权极权的垄断模式，只让习共的一家之言畅通无阻，大放阙词，任意谰言，随意欺骗愚弄人民，就是要让你本来被蒙骗的人民更加素质低下，不配享受西方的高贵民主制度。果真致使毛粪遍地，犬儒丛生，帮凶满世界都是。中共的《环球时报》是专门用来给全球人民洗脑的，但由于闹出的笑话太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其邪恶本质，都不再相信了，甚至冷嘲热讽了。于是便收买新加波和香港的唯利是图的媒体和所谓才高八斗的骗子文人造谣说谎。当然，这个香港天大研究院的研究员肯定与新近中共抓捕的芮成钢都是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一类骗子货色。
正如余杰最近撰文所指出的，曾几何时，随着六四的枪声渐渐远去，“大国崛起”的中共政权不再像六四屠杀之后那几年，在全球范围內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钱能使鬼推磨，世界各国到北京朝拜者络绎不绝。荷包鼓鼓的中共政权，也在海外找到了一批愿意竭尽所能为其漂白、化妆的华裔学者。这些华裔学者供职于西方的大学、智库、基金会等机构，虽然早已归化成他国公民，却时刻想着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宏图大业中发挥作用。即便这个“中国梦”的本质是帝国梦、皇权梦，他们并不在乎，只盼望从中分得一杯羹，乃至成为“编外南书房行走”。所以，被凌虐致死的李旺阳和曹顺利，被关押的刘晓波和许志永，不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之中。他们标榜说，“学术”要超越于政治之上。这个群体，我称之为“香蕉五毛”。
三、“一党民主化”是民主吗？
针对“一党民主化”的荒唐说辞，张镇强先生专门撰文指出，香港研究员的文章所谓“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完全是故意含糊其词，蒙蔽群众，用张冠李戴来无理否定西式民主制。请问：1911至1949年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是西式民主制引起的吗？非也！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正是军阀们拒绝放弃各自的统治特权，并欲争当国家最高统治者，反对实行西式民主，进行激烈撕杀的产物，绝不是由于实行西式民主导致军阀混战。
张镇强指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发展、完善和提升的过程甚至反复曲折的长过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后，立即实行民主制度，肯定是非常不成熟甚至很稚嫩的，怎么能要求它一夜之间就制止军阀混战和日本入侵呢？这不正是作者站着说话不腰痛吗？所谓“多党代议制不适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这又是作者用如此简单一句话来进一步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请问：多党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的什么样的国情，为什么不具体列出几点有说服力的证据？不说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有160多个已实行不同形式的多党代议制，印度也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是地地道道的殖民地国家，种族、宗教、人口、阶层、地域等复杂程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它能在几十年内实行多党代议制，而中国却有什么国情不适合呢？谁会相信这种说教呢？
张镇强认为，更有力的驳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几个小党派已经基本达成了实行多党代议制的宪政民主共和国协议，只是因为国民党坚持总统制（赋予总统很大权力，为蒋介石当总统铺路），共产党坚持内阁制（赋予总理更大权力，为毛泽东当总理铺路），双方互不妥协让步，最终出现国共两党的大分裂大内战。但其后国民党政府仍举行了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活动，笔者当时15岁，正在上初中，就亲自听了当地竞选国大代表的毛炳文和竞选立法委员的曾宝蓀（曾国蕃的孙女）的竞选演说。秩序井然，没有任何乱象。
张镇强说，最有力的驳斥还是抗战末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反复痛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要求实行宪政民主，还权于民的言论。这里略为提及就足够了。毛泽东在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文章指出，在中国一党专政制度下，能实现这样的司法独立吗？即使将要实行的司法改革将给予法官以更多独立的审判权，但整个法院体系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和规制，尤其是政治审判案件，任何再大胆的法官也不可能不服从所谓执政党的政治大局来判案。因此在一党专政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独立，依据上级条子判案的情况也仍然无法避免。所谓司法独立是成功实现党权民权双强模式的基石之说，将不攻自破。这也是香港某研究员的另一骗人之谈。
正如该文首先所指出的，一党制下绝不可能实行政党民主化，必须只有在国家民主化的大前提和大环境下，任何独裁专制的政党，由于在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都不得不实行完全彻底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前台湾国民党走向今天的完全市场化的民主政党的必由之路。否则，如果没有新型民主政党台湾民进党的迅速与成熟崛起，彻底赶老大哥的国民党下野痛定思痛，决心政改，就一定没有今日成熟民主的台湾国民党的存在。
四、针对习共政策和反腐，网民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徐裕春 ：【绝不为反腐唱赞歌】当前反腐力度确实较大，但力度再大，也大不过当年的朱元璋。不铲除贪腐的温床，贪官是杀不完的，甚至会以反腐的名义排除异己。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反腐做为大事来抓，更不会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因为民主制衡机制基本杜绝了腐败。真心反腐，只有建立民主制衡。转明书近来抓的贪官越来越多，究其原因还是组织部门在选用干部上有问题：用了一批不要脸的，伤了一批真心干的；用了一批作秀的，伤了一批优秀的；用了一批奴才，伤了一批英才；用了一批送钱的，伤了一批没钱的；用了一批说假话的，伤了一批说真话的；微评：说假话的早晚要完蛋，说真话的立马就完蛋。评语:官员不受国民、媒体监督，他们能自律吗？官员不是国民选举产生，他们愿意接受体制外监督吗？
关汉卿：抓罢公知抓明星，专治各种不听话。通过此起彼伏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各类专项定点清除行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傅博导为核心的局中央周围，学好用好新闻传播理论，提高警惕，坚决打赢保卫上甘岭战役。依法治国，一定要从设法治民开始，至于公安滥用权力抓刘虎、截访、强拆等自不在此列。
李健GG：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苏联模式吗？很不幸，前苏联已经解体了。走朝鲜模式吗？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里讲真话，我想谁也不愿意让中国变为第二个朝鲜。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越南已改革，古巴也开始进入商品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拯救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很奇怪，全世界那么多自由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也选择中国特色的一党垄断执政的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他们都不选择呢？！他们甚至连考虑都不考虑！我看这些国家要么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好处，要么就是假民主，除此之外找不到第三种可能。
如此看来，习近平究竟要将中国带向何方？宪法的作用在于实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本来都是习本人亲口所说的，却在“一党”概念的禁锢下，绝不肯为一向放任的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建立健全一个铁笼子，真正为国家和人民缔造永恒的福祉，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中共政权豢养的幕僚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推出“一党民主化”，意图再次忽悠欺骗大陆民众，不过是早已过时的老骗术的新说法，明显是中共御用文人在习皇上授命下的又一次大笑话而已。此类说法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曾以“党内民主”的口号甚嚣尘上，现如今经过一番包装又重新上市，其根本用意却没有丝毫改变，其命运注定只能如中共的媒体《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环球时报》等，最终，当人们熟悉了这些御用文人如同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等人的无赖丑恶的嘴脸时，一定都会成为过眼云烟而随风飘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