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办撕书与胯下之辱——兼论朱云汉媚共之下场
当中国变得财大气粗之后，拍马屁、抱马腿者争先恐后，中共豢养的多如牛毛的御用文人自不必说，在中共的统治范围之外，此类人物亦数不胜数，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花旗银行董事库恩、美国霍普金斯基金会中国部主任李成、香港影星成龙和温兆伦等等，这个声名显赫的“人渣榜”越来越长了。台湾学者（学阀？）朱云汉亦使尽浑身解数，挤了进去，佔有了一席之地，终於可以分享这场“人肉的盛宴”了。
然而，平地一声惊雷，刚刚与北京进入“蜜月期”的朱云汉，在中国汉办撕书事件中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型，不得不承受了一次胯下之辱：二零一四年七月，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汉学学会第二十届双年会的开幕典礼上，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要求主办方将会议手册上第五十九页有关蒋经国基金会赞助部分全部撕掉。要求不果，许主任遂作河东狮吼，亲自率领一群喽啰动手撕书。这群撕书者没有留意到，蒋经国基金会的执行长是大名鼎鼎的朱云汉，而朱云汉是近年来关於“中国模式”的最为忠心耿耿的鼓吹者。难道这是一场“大水沖了龙王庙”的“美丽的误会”？
朱云汉为何谴责中国“未能融入世界主流”？
“汉办撕书”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欧洲汉学会亦发信谴责此一破坏学术自由之举.就连中国国内的网络舆论，也大都对此种粗暴野蛮的举动不以为然、冷嘲热讽.纳粹焚书，中共撕书，可谓交相辉映。纳粹德国的结局一目了然，共产中国的未来会阳光灿烂吗？
一如既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法西斯黄色小报《环球时报》，随即发表社论力挺“汉办撕书”。这篇题为《汉办主任在国际会议“撕书”不丢人！》的社论，大概出自於“一号五毛”胡锡进之手。
社论首先攻击台湾方面的“小动作”——“随着大陆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台湾的国际空间一再被压缩，台湾需要做的是认清大势，主动顺应，为推动两岸统一做出贡献。但遗憾的是，台湾方面总是既近视又远视，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喜欢搞一些小动作，比如在国际会议上钻营，获得点台湾的国际存在感，这越来越无聊，也越来越没用了。”然后将撕书升级到爱国的高度上：“任何怀着爱国心的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都很难坦然处之，这不是某个人的私利，而是国家大义。国家汉办作为参会方，对这样的事没有回应，不做质询，那才是失策。‘撕书’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表现出坚决的态度。”既然撕书是向党国表忠心，谁还干说三道四？
这一次，中共不顾朱云汉多年来在海外帮助其拓展“软实力”所效之犬马之劳，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朱云汉痛彻肺腑，无法保持沉默，破天荒地接受与之价值观迥异的《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之专访.在题为《政治箝制学术，中国在欧洲汉学界栽跟头》的报道中，朱云汉分析说，过去这十年，中国官方发现不能高举着官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回过头去把孔子、传统的东西搬出来。“但他们在具体做法上，仍然在其官僚体系的思维下，中国大陆的教育部，对於他们的大学，也许像台湾三十年前，是非常清楚的指挥与阶层关系，大学校长听命部长，院长听命校长.这次的错误，表现了他的习性，体制就是这个样子，在国内颐指气使的指挥那些学者，到国外就不自觉的以为可以比照。到今天，他们还没有真正去融入世界的主流。”
朱云汉批评说，中国大陆的做法，绑上许多意识形态或外交目的，反而得不到先进国家学术主流的认可，也会扼杀学术本有的活力与创造性。“在他们自己国内就应该做很多的改变，不能老用政治箝制学术.这次栽了一个跟头，在欧洲造成群情激愤，一次就消耗掉了过去长期的经营，他们应该会有些学习吧。”挨了中共的耳光之后，朱云汉似乎稍有觉醒，终於承认存在着超越於国家和民族之上的世界主流、普世价值。而学术的自由和独立，也包含在世界主流和普世价值的范畴之内。
朱云汉为何讚美中国“不必融入世界主流”？
然而，翻检朱氏此前一以贯之的观点和论述，他是“中国模式”在台湾最不遗余力的吹鼓手。朱云汉曾在台湾大学作过一场名为《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演讲，真是“满口荒唐言，一笔糊涂账”，玷汙了台大作为台湾最高学府的声誉.
在演讲中，朱云汉斩钉截铁地宣称：中国模式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上，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了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将朱云汉的前后言论逐一对照，可谓自相矛盾、破绽百出。
朱云汉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於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这段论述是为习近平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和谐统一”的观点背书。此种辩护词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纳粹德国头上：如果不是希特勒匆忙发动对外战争，纳粹当年的经济发展才是让中国望尘莫及的奇迹呢。当年，纳粹德国的工人就有甲壳虫汽车开，也有条件优良的疗养院住；今天，中国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却宛如现代奴隶，或开胸验肺、或跳楼自杀。如果你是一介平民，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那个国家？
这段论述中最无耻、最冷血的部分是：朱云汉用“很多人因此而牺牲”一笔带过共产党政权用暴力夺去数千万民众生命的这一事实。在中共的统治下，许多人在和平年代死於比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更惨烈的“阶级屠杀”，许多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中死於中共人为制造的大飢荒。若非朱云汉的长辈逃亡到台湾，恐怕早已沦为孤魂野鬼，哪里轮得到他在此胡说八道？而中共以“分田地”为名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打败国民党；但一旦夺取政权，立即又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巧取豪夺，在朱云汉眼中，居然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良的发展方式。
接着，朱云汉又对后三十年的中国涂脂抹粉。“最突出的设计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它的重点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的问题。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接班制。这一体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政治局常委就像非常强势的总统——这个总统是由九个人一起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由七个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所谓“集体总统制”，其实是中共御用学者胡鞍钢对胡锦涛时代不得以的、“寡头共治”的统治方式的概括，朱云汉掠人之“美”而不加註释，不是剽窃又是什么？其实，“集体总统制”并未定型，只是由胡锦涛的弱势地位而衍生出的暂时局面。习近平刚一接班，便自我加冕为“红朝皇帝”，设立多个小组并自任组长，大乱原有的权力格局，一个人集十四个重要头衔於一身，成为毛之后最有实权的中共党魁。“习式变法”将胡锦涛实行了十年的“集体总统制”一举摧毁，将政治局变成如奴仆般为其个人服务的军机处，个人独裁再度成为事实。
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这“新四人帮”的垮台，显然不因为腐败，而是因为要抢班夺权。这种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显示中国的权力交替并未形成一种文明、稳固的“定制”。没有多党竞争和全民选举，权力的交接永远不可能以稳定与和平的方式完成。中共政权连党内的权力分配都不能顺利达成，对社会的控制又怎能如臂使指呢？如今的中国，烽烟四起、民怨沸腾，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每年耗资七千亿人民币来“暴力维稳”，才勉强维持，这难道是一项光荣而美好的经验吗？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愿意学习呢？
反共就是反对“不文明”的暴政
滥用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为中共的专制、独裁、暴政张目的朱云汉，居然混成了台大教授和中研院院士，并执掌蒋经国基金会的庞大资源，可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可见台湾社会尚未建立起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普世价值的充分认同和尊重。
很多台湾朋友说，太阳花学运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人与妖之别.果然，太阳花学运期间，朱云汉在《天下》杂志第五百四十四期发表“台湾离民主崩坏还有多远？”一文，质疑“为何少数抗议学生，可以强制阻挠由一千六百多万合格选民选出的立法委员正常行使宪法职权”。当然，他不会质疑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为何敢於在三十秒内强行通过自取灭亡的“服贸协定”，而只会如同蜀犬吠日那样对觉醒的公民社会气势汹汹地叫嚣。
朱云汉热爱共产党的独裁暴政，自然对从“反共”到“媚共”一夜变脸的国民党政权倾心支持。他执掌蒋经国基金会庞大的资金，纵横学界、缔结朋党，成为不可一世的学阀.殊不知，该基金会既然以“蒋经国”冠名，就当遵循蒋经国之训导。对於彼岸的共产党，蒋经国说过两句最经典的话——“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朱云汉既已经背弃蒋经国所奉行的原则，为什么不“毅然”辞去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的职务呢？
中共政权从来都是薄情寡义，无论你如何拱卫和谄媚，它照样要你接受胯下之辱——如此才能证明你百分之百对它服服帖帖。《环球时报》引以为傲的“汉办撕书”，在任何一个文明人眼中，都是一件不文明、反文明的行为，就连朱云汉这个媚共先锋都忍无可忍了。撕书不文明，那么六四杀人呢？这样一个既撕书又杀人的政权，这样一个杀死孩子不许母亲哭泣的政权，不管你身在何方，岂能不挺身反对？如今，香港已经被吞噬，台湾亦危在旦夕。竭泽而渔、易子而食的“中国模式”，不仅奴役十三亿的中国民众，而且对外输出、危害全球，有识之士岂能坐以待毙，无所作为？
近日，王丹在《苹果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有些事情，事关文明》的文章。王丹说：“我从来不讳言，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当年，两蒋时代的台湾，“反共”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反共是可以封妻荫子的好事。那么，在今天这个“反共”不再时髦，唯有“媚共”才能陞官发财的时代里，王丹为何还要“选择这个很老派的政治立场”？
王丹的回答是：“不错，中共很强大，也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同时，这个政权的某些做法完全是与人类社会经历几百几千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明规范背道而驰；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依仗着他们的强大，迫使太多的国家，太多的政客，太多的人，对於他们这种破坏基本文明的行为装聋作哑，沦为共犯。这样的中共，是在用暴力强迫人类社会跟它一起在文明的海面上向下沉沦.只要是对自由稍微有一些文明期许的人，有什么立场不去反共吗？”毫无疑问，反共也是我一以贯之的立场，即便这是一段孤独的、少有人走的路，我亦风雨兼程、无怨无悔。
而聪明绝顶的朱云汉，究竟是唾面自乾、继续当中共的走狗，还是洗心革面、站起来做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