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以反腐为施政的突破口，确实为他赢了分，得到除权贵集团外社会各派的普遍肯定。但是，古往今来，反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当权者发动和掌控的反腐。任何反腐只是除恶的手段，反腐的动机和目的更值得关注。认清中国式腐败和中国式反腐的特色，考察习近平反腐的同时和之后做什么，才能保持清醒，避免盲目乐观，坚定以发展民间力量推动中国变革的信心和方向。

专制腐败是中国式腐败的特色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危机，缓解压力，转移国内外视线，一面提出不争论，回避改革规则的是非与公正问题；一面借所谓经济“市场化”，释放一定的经济自由空间，只解放人们下半身的需求，江泽民也借媒体向人们灌输“闷声发财”的迷魂汤。
 
一时间，权贵们看到坦克机枪亮剑保卫一党专制特权的底牌，于是放心大胆地以改革为名，明目张胆地强取豪夺，瓜分民脂民膏，加上胡锦涛10年不作为的“不折腾”，权贵家族式的贪腐势力终于做大做强。在这场不公正的发财竞赛中，蚁民们发现越干越穷、贫富悬殊，认清了邓小平允许“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是谁，民主、自由的确关乎“饭碗”，没有政治权利就会殃及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人祸导致的制度性大饥荒）；所谓渐进式经济改革、低人权低福利的中国模式，非但没有促进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反而巩固了一党专制，官富民穷，国（政府）强民（民间社会）弱；那一点点可怜的福利改善，与国人牺牲几代人创造的巨大财富相比，不过是主子的残羹剩饭，是扔给奴隶的几根剩骨头而已。
 
因此，中国式腐败是专制腐败，是专制权力的结果，根源是制度性的，是权利（公权与私权）不平等导致的。中国式腐败与贫富悬殊是彼此相关的，是一党专制结出的两个恶果，贪权带来贪腐，最大的腐败是独霸权力，权利贫困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专制腐败在政治上腐蚀官场，也形成经济上的权力市场，阻碍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企业缺乏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难以正常经营。更深远的后果是专制腐败对整个社会的腐蚀，促使民族精神堕落，由于民间社会和舆论自由被所压制，积极的能量难以传播，社会压力失去释放渠道；权大于法，民众维权艰难，导致社会自净功能几近丧失，造成恶者横行、贤良遭难的逆淘汰，普遍的失望、冷漠、焦虑、无力感、犬儒化，道德沦丧，社会各领域无不溃败；许多人丧失良知，失去是非感，对权贵腐败既愤怒又羡慕嫉妒恨，如不少80后年轻人进入官场，比前辈贪腐得更大更狡诈。
 
从许多只是寄希望于习近平的人们身上，再次证明，几千年来愚民文化对缺乏主体意识的草民、臣民们的毒害，他们总是在明君贤相的“青天”情结中打转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全是下面当官的把经念歪了”，而不是争取寻求体制的变革。即使是反抗最高统治者，也不过是取而代之，为了争夺分赃的交椅。千百年来的中国民众，诚如鲁迅先生总结的那样，从来就是坐稳和坐不稳的奴隶。如今，许多仇恨贪官污吏的人们，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奴才、参与分赃的机会而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精神上往往是同质的，本质上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因为人性的幽暗是共通的。

巩固专制是中国式反腐的特色

如果说江泽民当权时，为了化解危机、收买人心而以腐败换取专制的暂时稳定，饮鸩止渴，那么，经过胡锦涛执政的10年，其恶果不断爆发，蔓延至社会各领域。腐败这把双刃剑也危及专制体制自身，就连维稳也成了腐败工程，养肥了政法委、国保、公安系统类似周永康等大小贪官，豢养了大批其雇佣的黑社会打手、奴才们。例如，仅仅监控、迫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一家，竟耗资几千万。笔者曾在六四20周年被国保“旅游”一周，直接开支就超过万元。
 
建立在分赃基础上的体制如同黑社会组织，不可能有真正的凝聚力。腐败导致官僚行政体系溃败，执行力下降，显性和隐形的成本不断增高，各地官员把权力当做自肥的工具，对不利于自身的政令，或歪曲篡改，或选择性执行，或消极怠工，中共不得不承认“政令不出中南海”，不断派出钦差大臣式的“巡视组”，而各地维稳者因此采取抓捕、软禁等手段，非法隔离上访举报者……这种封闭的金字塔式的专制体系不可持续，越来越成为害人毁己的怪兽。
 
中共当权者一面不断向党员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告，另一方面又将威胁归于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既体现了唯恐丧失其专制特权的危机感，又是在推卸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否则它早就应当进行政改，革自己的命，“牺牲”自己的专制，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习近平反腐，一是选择性的，为了除去政敌，巩固权力；二是为了整顿吏治，改善行政体系，为实现其政纲铺平道路，重建强人政治的刚性。实质上与历史上皇权专制的反腐没有两样，是大贪反小贪，目的是保党而不是为民，是为了维护更大的腐败——独霸专制权力，打造中国特色的共产帝国。
 
习近平作为专制政党的一员，很难与之切割，如果能超越局限，与之决裂，既需要品格、智慧，还需要团结党内外广泛的力量。但是，习近平的反腐，表面看大张旗鼓，但始终将其置于党权（中纪委）而不是法律控制之下，先家法后司法，先双规再法办，把反腐当做中共的家务事而不是全体公民的事，这种运动式反腐甚至不如毛泽东反腐时对民众的动员。相反，还抓捕许志永、丁家喜等呼吁公布官员财产的人士，压制互联网上民众对贪官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反腐对中共形象及专制的负面影响，中共转移民众视线，高调渲染国内外所谓敌对势力的威胁，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借此以“爱国主义”为名绑架民众。中共玩弄惯用的两面手法：一面鼓吹社会主义价值观，一面又暗地规定“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一面讲依法治国，改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一面又强化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一改六四后邓小平及其江、胡对意识形态的回避，指使御用文人、文化太监，主动发起舆论和文化攻势，为其意识形态辩护，企图克服只依靠政绩支撑专制的单一性，想从法理上重建合法性基础。
因此，习近平如果是真反腐，那么取信于民的正面回应第一步，首先应当是——中共停止作恶！

中国式反腐走向何方？

许多人对习近平抱有幻想，希望他成为蒋经国式的人物，但是从他目前的言行看不到任何迹象。
 
皇权专制时代结束后，中国经历了三个时代——民国时代是威权主义社会，特征是政治领导层并未被执政党完全垄断，有表面上的民主形式，政治专制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官方意识形态薄弱，存在政治反对派的有限空间，经济、文化多元化；毛泽东当权时期是极权主义社会，特征是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官方意识形态具有独霸的权威力量，政治权力对社会全面控制，毫无社会和个人的多元空间；毛死后之后至今是后极权主义社会，特征是：政治专制的“集体领导”由党内各派博弈产生，弱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徒具形式，政治反对力量正在崛起，经济、文化、社会存在有限的多元。习近平目前的努力是朝哪个方向？是前进还是倒退？大家有目共睹。
评价反腐的关键在于看其目的，看其在反腐中和反腐后干什么。任何政权都需要高效的行政体制，它既可以推动和巩固民主，也可以维护和巩固专制。当社会危机爆发，促使社会变革，如苏东的民主化；但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在民间社会和公民意识不成熟的地方，民众往往渴望政治强人力挽狂澜，列宁、希特勒、毛泽东等独裁者都是在此时靠谎言与暴力崛起的。我们不能不警惕中共走向强人政治的法西斯化。
 
习近平以反腐树立个人权威，自然很有效果。但是，他一方面得罪了一部分权贵，另一方面因压制民间力量参与反腐，又得罪了民众，两面树敌。他如果继续迷信权力，靠集中个人权力获取力量和安全感，那么在以后的施政过程中，必然遭到来自两面的争夺和夹击，使他不得不考虑依靠哪一方的力量，很难左右平衡，如果首鼠两端，会陷入孤立，当危机来临，难免陷入赫鲁晓夫那样的下场，被双方抛弃。从目前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习近平这种中国式的反腐遭到党内权贵的强烈抵抗，似乎难以扩大战果，进行下去，这正是考验他的时刻，前景并不乐观。他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超越赫鲁晓夫的“改良”，真正成为时代变革的推手吗？
 
当然，与研究学理、公开己见的政治学者不同，政治人物往往深藏不露、复杂多变，在厚黑传统悠久、缺乏规则的中国政坛更是如此，所以对他们的评判不能简单标签化。中国的贵族精神自先秦以降衰落后就被流氓文化所替代，言行分裂，外儒内法，致使民族性格严重扭曲。就中共而言，光明磊落、坚守良知的领导人如陈独秀、胡耀邦等均遭淘汰，而胜出者往往是毛泽东、邓小平似的城府深厚、心狠手辣之人。险恶的现实，运作的考量，使许多人在实现政治抱负时不得不韬光养晦，不可能过早亮出底牌。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既能保持理想和良知，不被同化，又能生存和崛起，需要很大的定力和智慧，尤其在中国这种逆淘汰的体制中。一般人不是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就是洁身自好，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体制。在这千年一遇的历史关头，结束专制需要蒋经国、戈尔巴乔夫那样从旧体制脱颖而出、继往开来的过渡性关键人物，当下中国需要超越邓小平的领导人，在政改方面实现突破，走出几千年的专制轮回，习近平能是大家期待的人选吗？
 
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因素，任何一种已被其它地方证实了的转型途径，都难以简单地套用中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领导人，既靠个人努力，也靠时势推动，二者互动共生，时势造英雄，英雄顺时势，这两方面也造成了社会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充满变数，也说明了人类的有限。但推动时势的主要力量是民间社会，只要民间社会发挥主动权，发展壮大，就能最终驯服权力，促使权力者走向顺应时代的道路，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最终选择是他最初完全没想到的。

人们只知道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许多人不知孟德斯鸠的话：“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基于一条基督的真理。”后者更揭示了这一真理的神圣来源。由于人的有限和罪性，个人或组织、政党，不可有僭越上帝的绝对权力，更不可用自我神化和自封为真理的化身为之背书。只有顺服上帝的公义，权力者才能有所敬畏，对手中的权力保持基本的谦卑与警惕，接受对权力的制约，因为从终极来讲，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真正的历史是人类对上帝呼唤的回应史，是上帝与人类的交往史。”
 
2014年9月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