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有一种人声称可以看到党、政府特别是元首释放的“信号”。
社科院院长写了一篇檄文，国内阶级斗争永不熄灭。这篇东西带来了相当大的“震动”，不仅是因为其文风在向文革时代的气息致敬，更因为它激起了相当大的“惧怕”。反驳者众多，使用了嘲讽、批判等手法，都在否定这个“阶级斗争”的不合时宜。
在此之前，社科院属下网站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驳斥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多万人”。这个驳斥没有什么效力，其荒谬和可笑不值一驳.它将惨绝人寰的悲剧形容为“探索性错误”，为党合法性辩护的心切，很难说是正常的文本。
批评者带着不同程度的愤怒驳斥这两个东西，是因为觉得它们所释放的“信号”是错误的，是不合时宜的，是不应该出现的。换言之，这些“信号”不符合愤怒者的期待。但恰恰在这里值得一问：这些“信号”难道不是“真”的吗？难道不是一种“事实”表达吗？
在中国大陆，有一种人声称可以看到党、政府特别是元首释放的“信号”。比如从邓小平改编剧，看到重提改革的信号；从四中全会的主题，看到“依法治国”的信号；从反腐，看到清理权贵、进而为改革清除绊脚石的信号。这些人自称改良派，其实可称之为“信号派”。
同样是这些人，当看到另外一些情况时，则认为“信号灯”失灵了。比如，他们认为尊孔不是习近平的真实意思，他们认为隆重纪念毛泽东只是当朝的欺骗性假动作，他们认为反腐真的是以时间换空间，他们认为抓捕律师、记者是因为手下作乱，并非阎王本意。
“信号派”在看到心仪的信号时，就会抚额相庆，认为遇到了明君良臣；而当看到那些坏的信号时，先是将信将疑，随后就断然否认：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事实，XXX不是这样的。比如社科院这两篇东西，就被排斥在积极的“信号”之外，被认为是怪力乱神。
问题是：为什么社科院的东西不能是“阶级斗争”的信号呢？这篇东西虽然使用了陈旧的语言和过去的论述方法，但撇开这些阐释上的新旧，官府对血拆的嗜血爱好，城管对小贩的凶狠攻击，法庭对无辜者的审判，官商经济对民众的霸凌，哪一样不是“阶级斗争”呢？
同样是没有定罪的，红二代和高管可以装束齐整，而草民就必须光头囚服。同样是媒体，新华社拿了公关费可以退还了事，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市场化媒体就必须戴上“新闻敲诈”的枷锁.在这里，“信号”複杂了，理解也要复杂起来，“信号派”有些烦。
在中国，随着大众媒体被彻底压服，“真相”已经告别了大陆人。在“真相”难寻的前提下，人们转头去看自己择定的“信号灯”，无条件、不顾事实地索引“信号”就成了依据，以此确定立场。选择性地寄託於“信号灯”，迷失还是小事，主要原地踏步，坐化成观灯一族。
在行动者眼里，世上本没有“信号灯”，因为行动自然会选择方向；但是在“信号派”眼里，没有信号灯是没法过活的，“信号”就变成了遥控式的蛊惑，足以操纵灵魂。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信号灯”是不准备释放信号的，“信号派”就成了那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现在这个时期，真相已被抛弃了，不受重视，人们习惯於簇拥在“信号灯”下分辨或争吵“信号”的含义.一个类似於奥威尔笔下的网络1984正在从这里诞生，并在信号派的选择性盲区中铺陈开来。“信号”里无法读懂中国，一个“阶级斗争”的定性足够咀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