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日是走向法治、民主，還是延續人治、專制（或以專政之名）？這個事關中國發展路線的問題，近來已經被再次公開擺上台面。隨著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將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以及中共十八大以來反復強調要推行協商民主，中共新領導集團極為鮮明地亮出了將中國引向法治與民主的願景。但是，權力體制內不斷湧現反普世價值、「七不講」及至最近公然祭起階級專政大旗的事實，卻一再顯示，權力體制中有一股強大的勢力意欲延續過往人治與專政，將中國拉回到毛澤東時代。這兩股力量的角逐，隨著中共十八屆四全會的臨近，進入了激烈交火，短兵肉搏的生死攸關階段。
應該說，最近65年來，中國路線鬥爭一直存在，但被公開擺上台面，形成一種爭鋒、角力，進而引起社會全局性關注、參與，最終導致社會大變局的路線之爭只有三次：其一、文革結束後的1976年至1980年；其二、1989年「六四屠殺」前的一兩年；其三、十八大至十八屆四中全會之間。
1976年，隨著毛澤東自然生命的終結，因直接的權力之爭而導致的抓捕「四人幫」，引來了體制內權力結構的變化。中國民間在痛苦的災難掙扎中湧現出了一批清醒的思想者，他們先借清明紀念而發起了「四五運動」，後以牆報形式來表達政見而形成了「西單民主牆」，這些活動以反思起步，最後都指向了對文革的否定，他們力主中國走向法治、民主及改革開放。與民間對應的體制內，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開明改革勢力，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最後對階級鬥爭提出質疑，進而開啟將中國引向法制、民主的嘗試性改革之路。而與民間思想者與體制內開明改革勢力相對的是「堅持兩個凡是」，即延續毛時代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將社會固守在馬列毛的階級專政推動歷史窠臼中，使中國繼續人治與專制之路。這兩條中國路線之爭，從1976年一直較量到1980年，最後以華國鋒出局為形式上的勝負標誌，而使這種路線之爭得到暫時性擱置。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歷史來看，以體制內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萬里為主將的開明改革勢力，在努力要推進中國走向法治與民主。當然從某種程度來說，鄧小平在不同時期也應該劃歸此勢力中，甚至在其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但從整個中國歷史與鄧小平個人歷史來看，他改革從骨子裏就是不徹底的，是半吊子的改革，是經濟領域放開與政治領域「堅持」而拒斥法治與民主的一種改革，因而是無法與前面四位相比的。八十年代體制內開明改革勢力的努力，經常遭到體制內保守勢力、甚至頑固反動勢力的阻擾，期間交織著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逼胡耀邦下台，擠習仲勛出決策層等等事件。這些較量在整個八十年代沒有消停過，但八十年代總體大局還是開明改革勢力佔主導。
但歷史演進到1989年，中國發展路徑出現了拐離文明的歷史性轉折。隨著1986年底民間以大學生為主而發起的要求選舉的學潮，以及體制內要求建立退休制度的法制化改革努力，直接導致了1987年初的胡耀邦被逼下台與習仲勛被擠出書記處，這使中共權力集團中堅持人治與專政還是走向法治與民主的路線之爭日益公開化。最後到1989年春夏，隨著胡耀邦先生猝然離世，引發全國性紀念活動，進而演化成以「反貪腐、要民主、爭人權」為訴求的愛國民主運動。在運動起來後，中國何去何從的路線抉擇問題被無可迴避地擺上了台面。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改革勢力，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民主協商對話與法制衡量評判的途徑上來解決問題，而體制內頑固反動勢力堅決認定這是階級鬥爭，是敵對勢力對中共統治的顛覆，進而悍然調動正規軍，以武裝暴力的手段鎮壓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這種針對八九民主運動的解決方式選擇，就是中國走向民主法制還是人治專制的路徑選擇。最後披掛著階級專政外衣的人治與專制路線以暴力手段取得了勝利。中國在文革後一批開明改革力量努力嘗試的法治與民主建設之路戛然而止。從此，中國進入了以改革名義而行權貴瓜分國財民脂的時代。
1989年之後的二十多年來，中國體制內雖然一批良知人士仍然不懈為中國走向民主法治而努力，但總體力量來說，堅持人治與專制的頑固反動勢力——權貴集團一直佔居主導地位，左右著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方向。這個時代，他們祭出了「不爭論」，「穩定壓倒一切」，「悶心發大財」，「我們（官僚）是一條船上的戰友」等等理論，雖然階級專政很少提及，但神速製造權貴階級並自封代表全國人民，事實在對全國人民執行著另一種形式的階級專政。這種在暴力鎮壓下的不許爭論，使體制內頑固反動腐敗的權貴集團公然坐大，中國社會民主與法治相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許多方面出現大步倒退，終至中國社會人治與專制氾濫成災，肆虐為禍，進而導致中國從自然、人文到社會的整體性災難日益深重，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這種權貴主導的發展模式若再延續，必將中華民族帶入萬劫不復之境。中國何去何從，實在是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中共十八大後，幾名在體制內艱難存活下來的良知人士，在歷史的機緣下，終於聚集成團，他們承繼著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趙習萬引導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的改革路向，重擎中國全面改革大旗，宣示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們選擇了以反腐為突破口，通過反腐清除以權貴集團為代表的頑固腐敗反動勢力，為開啟改革疏通道路，同時聚集體制內殘存的清流力量。
中共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為代表的體制內開明改革勢力，以反腐開路，至四中全會明確研究依法治國，同時高調宣示將推進協商民主，從而亮明了中國未來道路走向。然而，體制內龐大的頑固反動勢力，堅持主張沿襲過往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實質上是人治與專制主導下的權貴分贓，他們先以「反憲政」、「反普世價值」的面目出現，在被思想界批得無處藏身後，最近又公然祭出階級專政理論，目標非常明確地針對反腐敗、依法治國與協商民主。在頑固反動勢力看來，階級專政是國家至高的準則，反腐敗、依法治國、協商民主必需服從於階級專政的目標與要求。如此一來，中國是走向法治與民主還是沿襲人治與專制（專政）就再次被擺上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從人類發展歷史來看，法治與民主是文明世界的必然走向，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人治與專制是封建遺毒，是社會不公不義製造動盪災禍之源。然而，由於人性的惡與制度的罪的交互作用，中國目前權力集團中頑固腐敗反動勢力仍處於絕對優勢，他們公然在階級專政的旗幟下阻止法治與民主，其實質是為人治與專制招魂守靈！在這場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法治民主與人治專制的路線之爭被再次公開擺上台面之際，需要每一個有良心與責任的公民作出正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