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中共这个“强者为王”政治丛林里不再有吃人的老虎时，出头的猴子便成了猴王。猴王的责任是给群猴带来利益，一旦利益谋不到，各群猴就有可能打乱丛林规则，自相纷争和相互掠夺，整个体制就会自取灭亡。所以，维稳和利益平衡仍然高于一切，任何脱离这一法则而试图推动的政治改革行动都被视为导致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悖逆行为。
在中共党内，习近平上任后掀起的这起实际被用来进一步拉帮结派和集体分赃的“反腐败”运动，反了两年，主要是周永康派系的高官被抓，习近平派系无一人落网，但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结束就要宣告胜利完成使命了。此番洗牌运动，习近平扮演了猴王角色，猴王依托这个体制，不能独立在这个体制之外，所以他对于这个体制的束缚无能为力，无法撼动、动摇、改变整个体制，只能靠政治运动来拉拢人心，靠利益重新分配来强化体制的顽固和维护利益集团的贪婪。至于让他们自己选择更改这个政治体制，或自内到外发动颜色革命，更是不可能的了，邓小平不能，习近平也不能。指望习近平成为蒋经国，或者成为戈尔巴乔夫，恰恰是上了他们乐于不作为的当。
习近平手里所打的牌
不过，习近平很乐见自己成为民众眼里有好感的共产党领导人。今年教师节前夕视察北京师范大学，习近平被人当众拥戴，问他“叫你习大大，可以吗”，习近平欣然接受，说：“YES！”“大大”一词在中文语境里并无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里的“黑手党老大”色彩，“大大”就好比“叔叔”一样，只是增加一些亲切感而言，但是，“大大”却有一个负面元素，即“大大泡泡糖”，把泡泡弄大，基本靠吹出来的。这可不是什么好元素。
“共产党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这一说法已经有足够多的实证依据，习近平也不例外，他肯定担心有朝一日政权易手，与其推进制度改革可能陷入被推倒重来的现实危险，不如不动制度，只动“顶层”美观设计——“至少我们还有梦”，描绘未来两个“一百年”（2021年建党100周年和2049年建政100周年）的美好愿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造势，“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邓小平时代的“实现四化”也是如此。这样，人们生活在虚幻了美梦中，醉生梦死，央视那句天问“你幸福吗”就有了极大的蛊惑力。未来，习近平的政绩设计也基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现实中发生的负面问题，随时发动舆论工具“一吹遮百丑”，就像那个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鸵鸟一样。
专制者没有例外，习近平和其前任一样，有强烈的对敌思维，在镇压异议人士和社会运动活跃群体方面丝毫不手软，他特别对于那些破坏其中国美梦的那些网络大V们，体制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严防死守，无论是在微博、微信上，还是在防火墙外的Twitter、Facebook上，求辟谣的，求真相的，传政治敏感词的，上街拉横幅发图片的，撑香港真普选的，为群体性事件推波助澜的，上访的，结党拉组织的，街头从事行为艺术的，组织人权律师团的，多以“寻衅滋事”罪起诉或暴力打压，一些大牌律师、艺术家、作家、记者、信徒和民间宗教人士、活跃网友纷纷被抓，一些从事政治反对的激进人士也常常被抓，微博上的网络痕迹也随之被清除。由于网络封杀太过于猛烈，习近平冒犯众怒，与他自己相关的敏感词“希特勒”也登入被封杀的敏感词库，他一边下令抓别人，一边不得不封自己的网络丑闻和坏名声。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有不同的声音，多元的立场，甚至反对的声音，可中共只需要歌功颂德的声音，众口都要说举国体制好，任何反对的异议声音，在防火墙内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习近平正是这样的领导人，他不需要独立于他权力之外的立法、司法和政府，三者都必须在党的机构及其领导小组内协调统一，更不需要民间发育出一个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权在民的“市民社会”。防范和压制街头运动，打击和分化民间组织，强拆教堂及十字架，打击宗教自由，习近平比前任更为用心，投入更大。
习近平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拼爹”经历
只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权，才会形成寡头式利益集团，才会有“太子党”的存在、发展和暴富。对于他们而言，“主权在民”是抽象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
在中共太子党的朋友圈中，习近平是一个靠着拼爹而获得空前成功的典型“太子党”成员，他爹习仲勋贵为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没有这个爹，依照平民子弟个人奋斗的时间轨道，二十九岁的他不可能下放到地方上了县委副书记，更不可能三十岁时当上县委书记。习近平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约有三年，就从中南海“挂职”到地方，当上了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县团级，他根正苗红，父亲是当朝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属于中组部下派干部，谁敢不支持他的工作，谁敢对他说三道四？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15日，生在北京，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港台人称之为“国语”，网友们称其满口北京腔，美誉他是第一个说标准普通话的总书记。因为父亲习仲勋是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初期叫政务院）的内阁成员，他小时候的家庭条件很优越，养尊处优，衣食住行都有特供，常随父出入中南海，可能还见到过幼时就比较崇拜的中共开国皇帝毛泽东——以至于他出任总书记后的多次正式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语录的频率远远高于提到邓小平和江泽民。
习近平到了入托的年龄，很容易地进入中南海附近的高干子女托儿所——北海幼儿园，大约7岁时，他就读小学和中学一体的高干子女学校八一中学和一零一中学，那时领导人很忙，领导人的孩子都住校，学校管食宿，因“三年饥荒”留给习近平的印象是那时常饿肚子——却没有反思制度的弊端和危害。不幸，当小学还没读到一半时候，1962年其父习仲勋因为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刘志丹》受牵连而被打倒，全家遭难，从此习近平饱受制度所带给他的灾祸。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中央副主席高岗的弟媳李建彤，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而把这部被指美化陕北共产党根据地领导人高岗和习仲勋的红色小说定性为“反党小说”，当时还弄出一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名言，一时传遍全国，当时凡读过这部小说的，几乎人人自危，随时有坐牢的危险。
毛泽东“一声吼”，习仲勋被打倒后，人被下放到河南洛阳军队兵工厂关押审查，家被抄，习近平只得跟着母亲度日，四年后发生“文化大革命”，他在政治混乱中所受的教育几乎是断断续续的。“文革”期间读初中，有一段加入红卫兵外围组织的经历，但因属于“黑帮子女”多次被送往黑帮子女学习班关押，还有一次不堪忍受同伴、同学羞辱的打架斗殴经历，结果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从他少年时的经历看，他的中学学业没能正常持续下去，无法如期学完毕业，又因赶上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十五岁的习近平被迫到父亲老家陕西“避难”，选择到延安地区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下乡落户当农民。
那时的陕北农村，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习近平初到梁家河大队时，曾因不堪忍受贫困、苦难和饥饿，还委屈地哭了鼻子，这个细节出自习近平本人的自述。为了突出他爱学习，他自述到陕西背了一箱子书过去。一些有才网友评论说，如果没有习仲勋这个爹，就是背上一百箱子的书也没用，甚至托运一火车皮的书也没用，这是大实话。
习近平住在窑洞里生活，对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年来说实在难以忍受，因为炕上满是跳蚤和虱子、臭虫，只得用“六六六”农药洒在炕上捕杀。还有一次，他因几个月没有见到“油星子”，几个下乡知青买来冻猪肉，来不及烧熟，嘴馋就分享了这块生猪肉，他称味道鲜美终生难忘。那时下乡知青不得自行回城，习近平曾有一次难以忍受就偷乘火车逃回北京，很快就被发现，短期关押，等走出关押场所时，北京已经没有下乡知青容身的地方，无奈再度跑回陕西“避难”。既然冒险回城是死路一条，而且还被关押，不如下定决心留在农村，不再三心两意，习近平的下乡是现实逼出来的，并无“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般的浪漫色彩。这次，他是到了黄河死了心，直到1975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学员，到北京上清华大学才算脱离苦海。从1969年到1975年，连头带尾，习近平当了七年农民，从不愿当苦力到自愿带头干，算是脱胎换骨了一番。其间，他和另一个“太子党”王岐山有睡一床被子的经历，和同为知青的刘源、陈小鲁也有过交集。如今已升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是他当朝的政治盟友，表面上的习李体制，实际上是习王体制，“团派”的李克强明显被边缘化了——甚至惯例中的“65周年国庆”招待会讲话也被习近平取而代之了，中央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也被习近平取而代之。
习近平首次落难，最终没能回城，并不是坏事，反倒有益处，并得以入党，这是决定了他一生最为政治正确的一件大事。1974年，他21岁时被批准加入中共，此前据说递交了十几次入党申请书因其父的原因都被否决了。这一年，习近平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一般来说，大队书记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担任，至少要参过军、扛过枪、打过仗，至少要有几十年的党龄，可习近平只是一个嘴上无毛的21岁年轻人，刚入党，就当上大队书记，不能不说又一次沾了爹的光，拼爹，是习近平一生的光荣。
有人会说，习近平虽然拼爹，但也因爹罹祸。不错，因为血缘的关系，因爹降福，还会因爹降祸。但习近平总算熬出头了，但关键时候都是靠爹——陕西老作家柳青说言“人生的关键只有那几步”。
习近平离乡回城
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学习的是化学工程系有机合成专业，按照专业的设置，以及他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他应该分配到国有化工厂当一名技术员，比如北京的燕山石化，但作为“太子党”一员的他是不可能的，从政是他们的方向，方向的背后是当接班人。习近平如此，薄熙来和刘源也是如此，薄熙来曾任大连金山区书记和大连市长，刘源曾任河南新乡县长和河南省副省长。
不过，那时的工农兵学员有真才实学的不多，习近平是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此前有长达七年的时间没有进过一天校门。到了1978年，邓小平主管教育和科技，清华大学才算从“文革”政治运动中走出，习近平在清华读书时也亲身经历过“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打倒“四人帮”和反华国锋“两个凡是”，到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清华大学才算逐渐从“文革”中恢复正常，但“左”的势力仍很强大，“红”比“专”在政治上更受欢迎。
习近平读大学的三年时间，基本是“政治运动”的三年，他所接受的工农兵大学化学专业教育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据说有些工农兵学员连基本的ABC字母都念不全。与其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学专业，不如说是为了得文凭。结果，习近平并没有按照大学培养的专业方向进入化工厂工作，而是加入现役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成为最年轻的军官。这年习近平26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个时候，终身大事也得拼爹，习近平的第一任妻子是柯玲玲（柯小明），为中共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驻英大使相当于省部级高干，也算门当户对，可能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大使的女儿到了英国生活，土包子出身的习近平未必适应，不愿跟随，两人的婚姻大约维持两三年时间就告破裂。两人没有生育。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这段婚姻几乎没有提起过，宣传部把领导人的私人生活视为禁区。
习近平出道以后
习近平1983年出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据说父亲习仲勋为此受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揶揄，出于对孩子的关爱，习仲勋曾向高提出让他多关心自己孩子的政治前途——未必是利益输送，可是高扬却在公开的省委会上宣扬出来，结果导致习近平于1985年离开河北，前往另外一个由其父熟悉的高官项南主政的福建省任职，出任厦门市副市长，时年32岁。单身时间并不太长，大约过了一年就由朋友介绍认识了山东籍的军人歌唱家彭丽媛，离异后再次回归家庭，1987年两人结婚，但多数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1992年才生下独生女习明泽，2007年之前习女在杭州养了一只名贵犬，不慎跑丢了，警察帮助找狗，找狗新闻还上了杭州《都市快报》热线版，不过整个报道没有提到具体是谁家的狗，据说最后狗没找到，但狗的小主人却责怪警察“养警察不如养狗”，至今，网上已经搜不到这则新闻，但当年的圈内记者几乎都知道这桩出自习家的秘闻。
比习近平小七岁的彭丽媛，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少将军衔。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大型外事访问，几乎都是夫唱妇随，几乎每一次出场都在展示与众不同的新衣服，无论是手袋，还是服饰，毫无重样的，甚至专门为其私人定制的“例外”服饰品牌也表现非凡，仿佛皇家专用。其中不少衣服只穿过一次，可能就不再穿了，束之高阁，据说国外共产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夫人也多是如此。
没有重用习近平的湖北省委书记高扬，后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那时的党校校长和普通的教育部、人事部部长一样，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据说习高两家再无任何交情，维基百科上的资料说当习近平听人提到高扬名字时说：“我不想听到那个人的名字。”高扬属于共产党高官中的清流派，更像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任职后在河北创办一个独一无二的报纸《杂文报》（1983年创刊），无论是县城小报摊，还是渔村码头的报童，几乎都能看到这份独特的反腐败报纸，据说二十年畅销不衰。《杂文报》样样都好，核心却是党报语系之下的“反腐败不反皇帝”，也不敢反皇帝，常常是“小骂大帮忙”。共产党不倒，反腐败就不会终止，反腐败的报纸总能打动底层民众的心，因为他们盼星星，判月亮，只图盼来能出“包青天”的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直希望党内出几个“包青天”，党的宣传机构便一如既往地放大、美化，甚至神化。
习近平在河北仕途受挫，或许他会认为这是受到高扬的羞辱而离开——其实中共太子党被羞辱是党内惯例，习近平曾任中共十五大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最后一名（得票最少），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江泽民的大秘书尤喜贵等在中委换届时都曾名列候补委员末位，如今的山西省长李小鹏仍是中共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末位，因为“太子党”基本上没有几个真正靠自己实力当上高官的，所以被党代表羞辱几番是理所当然的。
习近平到了福建，有了真正的靠山，他基本上恢复了其“太子党”有北京背景的本来面目，据说很多时间他都待在北京“活动”，当然他的母亲齐心住在北京，也是出于尽孝，但对于了解中共高层政治内部运作的人来说，在北京联络高层便于快速晋升，比在地方上埋头苦干更为重要。他从副市长干到省长，几乎是平步青云。如今在网络上还能搜索到他当副市长的名片及办公照片，有张照片他手里还夹根香烟，桌子上放着红色电话机。那时没有手机，他的名片上享有领导人才有的电传号码，电传可以接受加密文件，而新华社的专供信息那时也都是通过电传信号传送的。
他还喜欢个人出书，一本福建工作文集由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作序，公开出版。他在福建工作长达十七年，与报界朋友打得火热，比如与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台湾也有一份同名报纸）知名记者胡舒立有了往来，据说多人一起打牌，一起开车出行，那时相当熟悉，有一定的私交，可能胡也参与包装美化了习当年的政绩宣传计划。胡舒立现为财新传媒的总编辑，又是王岐山的私交朋友，王岐山打老虎的新闻，胡舒立基本都能把新闻做大，做到足够强的传播效果。福建是习近平起家的福地，有当地大佬项南的支持，他很快由副市长提拔为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长。假如项南也像高扬那样做人，恐怕习近平至少要晚十年才能当上地委书记，晚二十年才能当上省委书记，那么他六十五岁以省部级身份退休恐怕是最完美的句号了。不料，有父亲牵线搭桥的“贵人”相助，他四十四岁进入中委（候补），五十四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五十九岁出任总书记，比起五十八岁才进入政治局的另一太子党成员薄熙来可谓“连升三级”。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后，2002年至2007年间在另一个沿海省份浙江工作，很快接替柴松岳、张德江分别担任的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2007年接替韩正代理的上海市委书记一职，不到一年就升任政治局常委、委员、国家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除常委职务外，他父亲生前所担任的最高职务都已经挂在他的名下。习近平属于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他没有经过政治局委员这一步就直接当上了政治局常委。这六年间，习近平除了浙江、上海地方事务之外，仍有一部分时间待在北京。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是这样，胡锦涛1989年任西藏书记时到1992年任政治局常委前，很长时间待在成都和北京，有一说是胡锦涛心脏不好，但他作为接班人当然需要党中央的特别保护——邓小平和宋平是胡锦涛的政治伯乐和政治恩师。搭上北京的关系是地方高官晋升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深谙其中之道——叔叔阿姨的推荐和支持远比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党代会代表的选票要重要的多。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北京高官的接待工作，据传有次中组部类似巡视员的官员到地方做报告，报告结束，习近平从下面旁听席一个健步跃上讲台，与京官互动、示意。这说明习近平对于接触什么样的人，比较敏感，也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当然，能一下子跃上高台阶，说明习近平的身体非常好，他在白宫曾告诉奥巴马他喜欢游泳，每次一千米。2008年奥运会期间，他还当着奥委会中外人士的面，穿着皮鞋踢足球，一记猛射，仿佛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强体壮。当然，对于吃，就不必说了，他自己毫不掩饰自己对海鲜的偏好，他还专门接待过茅台酒厂的领导人，喝茅台酒也是他的偏好——在茅台酒厂的宣传网站上曾有提及。
习近平有多少政治智慧
习近平升任总书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君临天下。因为自邓小平之后，共产党高层有一个不成文制度就是集体领导，防止出现类似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习近平坐上总书记座位后，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甚至他的实权也会受到那些看不见之手的限制。
从能力上来说，出生在中共建政后的习近平并不比出生在民国时代的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强，集体领导反而是对他的保护——又是政治牵制，若是完全摆脱集体领导，恐怕就是大祸临头了。至少，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邓小平。因为毛泽东要求个人崇拜，要从思想意识上否定一切，包括否定孔子和他自己认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他一句顶一万句，结果他做成了，但社会陷入混乱，阶级斗争没完没了，家家饥寒交迫，民不聊生。邓小平也是一个政治强人，独裁者，因为他掌权后要求“不争论”——其实是大兴资本主义路线，废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争论的意思是指全面否定毛的那一套，按着他自己的新一套开始干，无休止的争论是无益的，最后经济得到发展，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了。
毛泽东否定一切，大张旗鼓；邓小平否定毛，不动声色。现在轮到习近平了，他却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此说一出，就证明他并没有多少实权和担当，也无真正的政治智慧，更不会成为真正的政治强人。当然，习近平不会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应该是好事，但也说明他任内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他也不可能成为蒋经国，他能维持现状已经是最大的可能了。这方面，江泽民和胡锦涛确实要比习近平聪明一些，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基本回应了邓小平的不争论，邓小平的意思就是发展高于一切，经济是基础，于是“三个代表”出来了，意思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三个代表发大财，“你有我有全都有”，就像刘欢唱的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一样。胡锦涛也很聪明，他说不折腾，意思是党内各派总想折腾，右的一派要民主自由，左的那一派总不甘心，打打杀杀，破坏邓小平开创的发展之路，于是胡锦涛强调不折腾，维稳是第一要务，不折腾就是邓小平不争论的翻版，异曲同工。
与其说是邓小平否定毛，不如说是江泽民、胡锦涛都一样否定毛，胡锦涛任上还搬出了孔夫子，把他的巨像安置在天安门广场东侧，靠近公安部、安全部的地方，不料很快就迫于党内压力搬走了事，但胡锦涛骨子里还是否定毛的，坚持的还是邓小平那一套。
习近平提出前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证明他缺乏政治智慧，不懂韬光养晦，不懂低调做人，更不懂历史的伤口。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全家，几乎被害，几乎死在毛手里，习近平自己也流离失所，无处安身立命，他却没有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低调反毛倒是他应该做的，可惜他不会做，反而高调抬出毛，提出前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令人不禁要问：你到底是凭良心说诚实话，还是昧着良心说假话？
一个幼年养尊处优的人，因为时运不济，早年吃了不少苦头，他心中或许只是盼望再次回到养尊处优的环境，一旦回到高位，就继续养尊处优，至于要不要反思制度问题，恐怕连说一下也不愿意了——甚至还不如叶公好龙。这就是习近平执政的最大危险，他没有真正的信仰，却对毛泽东的权威无限敬仰，又对孔夫子君君臣臣和礼教的思想表示好感，却不清楚自己的执政之根在哪里，甚至连主权在民和民有民治民享的常识都有意忽略。一个领导人，如果被赶下台，被废黜，不是因为被领导者的原因，而是因为领导人自身的原因，水亦载舟，亦可覆舟，当一个领导人不反思历史教训，不构建民主宪政制度，不尊重民意，反而重蹈覆辙，他自己命运的结局也就因此注定了。
“齐总书记”？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母亲齐心。齐心是习仲勋的第二任妻子，齐心所生的两个儿子都随父姓，两个女儿却随母姓——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开创的先例吧。习近平若随母姓，名字叫“齐近平”，似乎有点别扭，因为叫“齐总书记”太招摇，会令人马上联想到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最后一任总书记。
按照各共产党政权的失败模式看，任何一个现任的总书记都可能是最后一任，比如胡锦涛，胡锦涛侥幸靠着“无为而治”秘笈得以届满卸任，现在这个魔咒又套在了习近平的头上，如今已近两年，习近平能否像胡锦涛那样熬过余下的八年，能否最终解套，这些虽是未知，但凶多吉少，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看看纪念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之际习近平的“国庆”讲话内容可知，除了一味宣传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外，还有所谓八个“必须坚持”那老一套，即：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创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共产党建设好，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些内容在逻辑上大多站不住脚，几乎都是空话套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坚持党领导一切”。这些陈旧套话，不过是出自秘书之手，有明显的毛泽东“党八股”痕迹。习近平不从主权在民、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政治治理的角度设计国家的政治未来，而是空话满篇地继续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虽有满腔的高调，殊不知中共因制度僵化、理论失败、腐败不治而时刻面临着亡党的危险，“搞不出新意思”的他真的要快速应验“最后一任总书记”的魔咒了。
只取不予的末代异象
有人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政治孙子，这话没错，习近平也想把自己打造成毛泽东之后的“中兴之主”，“治国明君”，只是他不考虑主权在民，不考虑民生，不考虑让利于民，那些虚幻的“明君”光环怎么会临到他的头上呢？
不妨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演绎大多数独裁者的末路：从前，地中海一带有一个国家的新国王上任，他的父亲也是国王，刚刚去世。新王上任三把火，臣民和民间领袖们对他有所厚望，因为先王给他们几代人压上几座沉重的大山，要求新王减免一些税赋，让臣民得以休养生息，这样，“我们就供养你，支持你”。新王告诉臣民们，过三天给答复。三天内，新王请教一些老臣，讨要一些治国方略和对策，老臣思想一番，告诉新王，臣民们提出的意见都是对的，应当考虑减税，让利于民，同时又能缓解社会矛盾，减少贫富差距。新王听了想了一想，又邀请一起玩耍长大的幕僚来，询问有哪些对策，这些幕僚告诉新王，“你的小拇指比你爸爸的腰还粗，你爸爸收锐用粗鞭子抽打不听话的臣民，你要用带钩子的粗棍子抽打他们”。结果，这个王偏偏听年轻幕僚所出的主意，就用更重的负担对待臣民，让臣民更加苦不堪言。不久，臣民们不再支持他，民间就反抗，众民都不听他的话，甚至要用石头砸死他，王只得吓得逃跑，躲藏了起来。随后，这个国家也分裂了两半，新王只占了六分之一，臣民和民间领袖占了六分之五。新王的国家之所以分裂，并不是臣民们太强，而是新王太坏，不为民生着想，更不顾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今天，中共的新王习近平，其处境和地中海的那位新王的处境差不多。习上任两年来，本来应该落实一揽子减税和民生投入计划，可他只顾“反腐败运动”和“群众路线运动”，结果房价物价依然高涨，百姓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谁还会相信他？
这些利于民生的福利项目，并非不可行，而且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比如（1）义务教育：全国中小学生十二年全日制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国有民办高额收费学校，都变更为公办免费学校，对于在私立学校读书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一半的学费由国家财政补贴，全国所有城乡十二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提供免费校车、校服；（2）免费医疗：全国城乡所有公办医院，对于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和六十岁以上老人实行免费医疗和药品免费，对于所有国民实行医疗免费、药品按成本收费，国家财政及医保系统全额支付全民医疗费用；（3）土地私有化，习近平当了六年农民岂不知农民强烈要求的不过是土地私有，土地私有天经地义，自古以来都是如此；（4）户口除了人口统计的用途之外不再捆绑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出入境办护照和移民等项目，废除现行户籍制度，把个人身份证件作为证明个人身份的惟一证明；（5）师范类大学、中专和农业类大学、中专、职高学校实行免费教育，首份工作由政府优先安排；（6)财政供养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体育中心对全民免费；（7）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提供免租金的廉租房；（8）全国高速公路和国道、省道等公路通行一律免费，公路维护费用由燃油税保障；（9）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水、电、燃气不得涨价，维护费用和亏损部分由财政补贴；（10）全国党务、党组织、党部门经费由党费支出，国家财政不再供养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工青妇少等群众组织，减轻纳税人负担；（11）废除计划生育制度，生育自由，对于贫困家庭给予生育补贴和幼儿奶粉补贴；（12）废除城管制度，变更城管人员为街道服务人员，市容由法律强制管理，全国范围内取消 未经法律许可而设立的城管机构。
以上十二种利于民生的项目，两年来，习近平几乎没有动一根指头。如果习近平能够有勇气有担当有魄力实行三分之一，这个国家就能多得三分之一的稳定，如果一项也不实行，结果只能让这个国家及其政权走向崩溃、混乱或者分裂。
冷眼旁观
今年10月8日，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了，习近平在总结大会上强调“从严治党”，这话并不新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说过类似的话，无外乎要有历史使命感，要有忧患意思，手里的接力棒不要扔了。可是，一个政权，最关键的不是某个党的统治，而是如何体现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如何体现主权在民，连一个官员财产都不敢公布的政权，“从严治党”有意义吗，与广大民众有关系吗？
主权在民，就是政府首先是民选的，无论是立法，还是政府执法，还有司法，都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由经过民选的合适人选上台执政，这些官僚必须是专门受过系统教育和培训的治国精英组成，必须经过竞选产生——他们也可以被罢免、弹劾和被审判。其次，任何公权力，必须有宪法的授权才具有合法性，宪政并不是限制民众的，而是限制政权的，没有宪政，主权在民不过是一句空话。政权必须相互制约，立法限制政府，约束政府，监督纳税人的财政收支，每一笔钱都要透明；政府依法实施行政大权，但司法可以对政府行为进行最终的确认，即司法可以审判政府，政府必须接受司法权的制衡。此外，民间社会，也要自治，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宗教有自由，结党有自由，集会有自由，新闻有自由，民意有表达渠道，这样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自治模式，才是一个自我恢复、自行纠错并合理运转的正常模式。这样的模式下，根本不可能出现“举国体制”，也不可能出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样的反常现象。所谓“从严治党”实在荒唐，“治党”只是这个党内部的事情，如果它非要凌驾于全民头上，结果必然遭遇失败，苏共如此，罗共、南共、朝共如此，中共也必如此。
对于习近平而言，江泽民、胡锦涛都已成为过去，过去的还算容易，未来的更为艰难，挑战会更大。习近平想靠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维持一党专政，注定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中共这个党若不像国民党那样脱胎换骨，那样在民主政体中适应轮流执政的选票竞争，结果恐怕和其他共产党政权的失败模式一样，即使习近平不会沦为最后一任中共总书记，其后任也会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总之，时候不多了，不反思、不切割、不敢担当者，当自取其祸，自取其辱。骑墙派也是如此下场。
在中共党内，习近平上任后掀起的这起实际被用来进一步拉帮结派和集体分赃的“反腐败”运动，反了两年，主要是周永康派系的高官被抓，习近平派系无一人落网，但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结束就要宣告胜利完成使命了。此番洗牌运动，习近平扮演了猴王角色，猴王依托这个体制，不能独立在这个体制之外，所以他对于这个体制的束缚无能为力，无法撼动、动摇、改变整个体制，只能靠政治运动来拉拢人心，靠利益重新分配来强化体制的顽固和维护利益集团的贪婪。至于让他们自己选择更改这个政治体制，或自内到外发动颜色革命，更是不可能的了，邓小平不能，习近平也不能。指望习近平成为蒋经国，或者成为戈尔巴乔夫，恰恰是上了他们乐于不作为的当。
习近平手里所打的牌
不过，习近平很乐见自己成为民众眼里有好感的共产党领导人。今年教师节前夕视察北京师范大学，习近平被人当众拥戴，问他“叫你习大大，可以吗”，习近平欣然接受，说：“YES！”“大大”一词在中文语境里并无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里的“黑手党老大”色彩，“大大”就好比“叔叔”一样，只是增加一些亲切感而言，但是，“大大”却有一个负面元素，即“大大泡泡糖”，把泡泡弄大，基本靠吹出来的。这可不是什么好元素。
“共产党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这一说法已经有足够多的实证依据，习近平也不例外，他肯定担心有朝一日政权易手，与其推进制度改革可能陷入被推倒重来的现实危险，不如不动制度，只动“顶层”美观设计——“至少我们还有梦”，描绘未来两个“一百年”（2021年建党100周年和2049年建政100周年）的美好愿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造势，“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邓小平时代的“实现四化”也是如此。这样，人们生活在虚幻了美梦中，醉生梦死，央视那句天问“你幸福吗”就有了极大的蛊惑力。未来，习近平的政绩设计也基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现实中发生的负面问题，随时发动舆论工具“一吹遮百丑”，就像那个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鸵鸟一样。
专制者没有例外，习近平和其前任一样，有强烈的对敌思维，在镇压异议人士和社会运动活跃群体方面丝毫不手软，他特别对于那些破坏其中国美梦的那些网络大V们，体制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严防死守，无论是在微博、微信上，还是在防火墙外的Twitter、Facebook上，求辟谣的，求真相的，传政治敏感词的，上街拉横幅发图片的，撑香港真普选的，为群体性事件推波助澜的，上访的，结党拉组织的，街头从事行为艺术的，组织人权律师团的，多以“寻衅滋事”罪起诉或暴力打压，一些大牌律师、艺术家、作家、记者、信徒和民间宗教人士、活跃网友纷纷被抓，一些从事政治反对的激进人士也常常被抓，微博上的网络痕迹也随之被清除。由于网络封杀太过于猛烈，习近平冒犯众怒，与他自己相关的敏感词“希特勒”也登入被封杀的敏感词库，他一边下令抓别人，一边不得不封自己的网络丑闻和坏名声。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有不同的声音，多元的立场，甚至反对的声音，可中共只需要歌功颂德的声音，众口都要说举国体制好，任何反对的异议声音，在防火墙内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习近平正是这样的领导人，他不需要独立于他权力之外的立法、司法和政府，三者都必须在党的机构及其领导小组内协调统一，更不需要民间发育出一个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权在民的“市民社会”。防范和压制街头运动，打击和分化民间组织，强拆教堂及十字架，打击宗教自由，习近平比前任更为用心，投入更大。
习近平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拼爹”经历
只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权，才会形成寡头式利益集团，才会有“太子党”的存在、发展和暴富。对于他们而言，“主权在民”是抽象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
在中共太子党的朋友圈中，习近平是一个靠着拼爹而获得空前成功的典型“太子党”成员，他爹习仲勋贵为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没有这个爹，依照平民子弟个人奋斗的时间轨道，二十九岁的他不可能下放到地方上了县委副书记，更不可能三十岁时当上县委书记。习近平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约有三年，就从中南海“挂职”到地方，当上了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县团级，他根正苗红，父亲是当朝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属于中组部下派干部，谁敢不支持他的工作，谁敢对他说三道四？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15日，生在北京，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港台人称之为“国语”，网友们称其满口北京腔，美誉他是第一个说标准普通话的总书记。因为父亲习仲勋是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初期叫政务院）的内阁成员，他小时候的家庭条件很优越，养尊处优，衣食住行都有特供，常随父出入中南海，可能还见到过幼时就比较崇拜的中共开国皇帝毛泽东——以至于他出任总书记后的多次正式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语录的频率远远高于提到邓小平和江泽民。
习近平到了入托的年龄，很容易地进入中南海附近的高干子女托儿所——北海幼儿园，大约7岁时，他就读小学和中学一体的高干子女学校八一中学和一零一中学，那时领导人很忙，领导人的孩子都住校，学校管食宿，因“三年饥荒”留给习近平的印象是那时常饿肚子——却没有反思制度的弊端和危害。不幸，当小学还没读到一半时候，1962年其父习仲勋因为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刘志丹》受牵连而被打倒，全家遭难，从此习近平饱受制度所带给他的灾祸。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中央副主席高岗的弟媳李建彤，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而把这部被指美化陕北共产党根据地领导人高岗和习仲勋的红色小说定性为“反党小说”，当时还弄出一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名言，一时传遍全国，当时凡读过这部小说的，几乎人人自危，随时有坐牢的危险。
毛泽东“一声吼”，习仲勋被打倒后，人被下放到河南洛阳军队兵工厂关押审查，家被抄，习近平只得跟着母亲度日，四年后发生“文化大革命”，他在政治混乱中所受的教育几乎是断断续续的。“文革”期间读初中，有一段加入红卫兵外围组织的经历，但因属于“黑帮子女”多次被送往黑帮子女学习班关押，还有一次不堪忍受同伴、同学羞辱的打架斗殴经历，结果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从他少年时的经历看，他的中学学业没能正常持续下去，无法如期学完毕业，又因赶上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十五岁的习近平被迫到父亲老家陕西“避难”，选择到延安地区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下乡落户当农民。
那时的陕北农村，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习近平初到梁家河大队时，曾因不堪忍受贫困、苦难和饥饿，还委屈地哭了鼻子，这个细节出自习近平本人的自述。为了突出他爱学习，他自述到陕西背了一箱子书过去。一些有才网友评论说，如果没有习仲勋这个爹，就是背上一百箱子的书也没用，甚至托运一火车皮的书也没用，这是大实话。
习近平住在窑洞里生活，对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年来说实在难以忍受，因为炕上满是跳蚤和虱子、臭虫，只得用“六六六”农药洒在炕上捕杀。还有一次，他因几个月没有见到“油星子”，几个下乡知青买来冻猪肉，来不及烧熟，嘴馋就分享了这块生猪肉，他称味道鲜美终生难忘。那时下乡知青不得自行回城，习近平曾有一次难以忍受就偷乘火车逃回北京，很快就被发现，短期关押，等走出关押场所时，北京已经没有下乡知青容身的地方，无奈再度跑回陕西“避难”。既然冒险回城是死路一条，而且还被关押，不如下定决心留在农村，不再三心两意，习近平的下乡是现实逼出来的，并无“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般的浪漫色彩。这次，他是到了黄河死了心，直到1975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学员，到北京上清华大学才算脱离苦海。从1969年到1975年，连头带尾，习近平当了七年农民，从不愿当苦力到自愿带头干，算是脱胎换骨了一番。其间，他和另一个“太子党”王岐山有睡一床被子的经历，和同为知青的刘源、陈小鲁也有过交集。如今已升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是他当朝的政治盟友，表面上的习李体制，实际上是习王体制，“团派”的李克强明显被边缘化了——甚至惯例中的“65周年国庆”招待会讲话也被习近平取而代之了，中央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也被习近平取而代之。
习近平首次落难，最终没能回城，并不是坏事，反倒有益处，并得以入党，这是决定了他一生最为政治正确的一件大事。1974年，他21岁时被批准加入中共，此前据说递交了十几次入党申请书因其父的原因都被否决了。这一年，习近平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一般来说，大队书记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担任，至少要参过军、扛过枪、打过仗，至少要有几十年的党龄，可习近平只是一个嘴上无毛的21岁年轻人，刚入党，就当上大队书记，不能不说又一次沾了爹的光，拼爹，是习近平一生的光荣。
有人会说，习近平虽然拼爹，但也因爹罹祸。不错，因为血缘的关系，因爹降福，还会因爹降祸。但习近平总算熬出头了，但关键时候都是靠爹——陕西老作家柳青说言“人生的关键只有那几步”。
习近平离乡回城
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学习的是化学工程系有机合成专业，按照专业的设置，以及他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他应该分配到国有化工厂当一名技术员，比如北京的燕山石化，但作为“太子党”一员的他是不可能的，从政是他们的方向，方向的背后是当接班人。习近平如此，薄熙来和刘源也是如此，薄熙来曾任大连金山区书记和大连市长，刘源曾任河南新乡县长和河南省副省长。
不过，那时的工农兵学员有真才实学的不多，习近平是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此前有长达七年的时间没有进过一天校门。到了1978年，邓小平主管教育和科技，清华大学才算从“文革”政治运动中走出，习近平在清华读书时也亲身经历过“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打倒“四人帮”和反华国锋“两个凡是”，到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清华大学才算逐渐从“文革”中恢复正常，但“左”的势力仍很强大，“红”比“专”在政治上更受欢迎。
习近平读大学的三年时间，基本是“政治运动”的三年，他所接受的工农兵大学化学专业教育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据说有些工农兵学员连基本的ABC字母都念不全。与其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学专业，不如说是为了得文凭。结果，习近平并没有按照大学培养的专业方向进入化工厂工作，而是加入现役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成为最年轻的军官。这年习近平26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个时候，终身大事也得拼爹，习近平的第一任妻子是柯玲玲（柯小明），为中共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驻英大使相当于省部级高干，也算门当户对，可能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大使的女儿到了英国生活，土包子出身的习近平未必适应，不愿跟随，两人的婚姻大约维持两三年时间就告破裂。两人没有生育。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这段婚姻几乎没有提起过，宣传部把领导人的私人生活视为禁区。
习近平出道以后
习近平1983年出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据说父亲习仲勋为此受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揶揄，出于对孩子的关爱，习仲勋曾向高提出让他多关心自己孩子的政治前途——未必是利益输送，可是高扬却在公开的省委会上宣扬出来，结果导致习近平于1985年离开河北，前往另外一个由其父熟悉的高官项南主政的福建省任职，出任厦门市副市长，时年32岁。单身时间并不太长，大约过了一年就由朋友介绍认识了山东籍的军人歌唱家彭丽媛，离异后再次回归家庭，1987年两人结婚，但多数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1992年才生下独生女习明泽，2007年之前习女在杭州养了一只名贵犬，不慎跑丢了，警察帮助找狗，找狗新闻还上了杭州《都市快报》热线版，不过整个报道没有提到具体是谁家的狗，据说最后狗没找到，但狗的小主人却责怪警察“养警察不如养狗”，至今，网上已经搜不到这则新闻，但当年的圈内记者几乎都知道这桩出自习家的秘闻。
比习近平小七岁的彭丽媛，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少将军衔。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大型外事访问，几乎都是夫唱妇随，几乎每一次出场都在展示与众不同的新衣服，无论是手袋，还是服饰，毫无重样的，甚至专门为其私人定制的“例外”服饰品牌也表现非凡，仿佛皇家专用。其中不少衣服只穿过一次，可能就不再穿了，束之高阁，据说国外共产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夫人也多是如此。
没有重用习近平的湖北省委书记高扬，后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那时的党校校长和普通的教育部、人事部部长一样，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据说习高两家再无任何交情，维基百科上的资料说当习近平听人提到高扬名字时说：“我不想听到那个人的名字。”高扬属于共产党高官中的清流派，更像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任职后在河北创办一个独一无二的报纸《杂文报》（1983年创刊），无论是县城小报摊，还是渔村码头的报童，几乎都能看到这份独特的反腐败报纸，据说二十年畅销不衰。《杂文报》样样都好，核心却是党报语系之下的“反腐败不反皇帝”，也不敢反皇帝，常常是“小骂大帮忙”。共产党不倒，反腐败就不会终止，反腐败的报纸总能打动底层民众的心，因为他们盼星星，判月亮，只图盼来能出“包青天”的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直希望党内出几个“包青天”，党的宣传机构便一如既往地放大、美化，甚至神化。
习近平在河北仕途受挫，或许他会认为这是受到高扬的羞辱而离开——其实中共太子党被羞辱是党内惯例，习近平曾任中共十五大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最后一名（得票最少），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江泽民的大秘书尤喜贵等在中委换届时都曾名列候补委员末位，如今的山西省长李小鹏仍是中共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末位，因为“太子党”基本上没有几个真正靠自己实力当上高官的，所以被党代表羞辱几番是理所当然的。
习近平到了福建，有了真正的靠山，他基本上恢复了其“太子党”有北京背景的本来面目，据说很多时间他都待在北京“活动”，当然他的母亲齐心住在北京，也是出于尽孝，但对于了解中共高层政治内部运作的人来说，在北京联络高层便于快速晋升，比在地方上埋头苦干更为重要。他从副市长干到省长，几乎是平步青云。如今在网络上还能搜索到他当副市长的名片及办公照片，有张照片他手里还夹根香烟，桌子上放着红色电话机。那时没有手机，他的名片上享有领导人才有的电传号码，电传可以接受加密文件，而新华社的专供信息那时也都是通过电传信号传送的。
他还喜欢个人出书，一本福建工作文集由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作序，公开出版。他在福建工作长达十七年，与报界朋友打得火热，比如与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台湾也有一份同名报纸）知名记者胡舒立有了往来，据说多人一起打牌，一起开车出行，那时相当熟悉，有一定的私交，可能胡也参与包装美化了习当年的政绩宣传计划。胡舒立现为财新传媒的总编辑，又是王岐山的私交朋友，王岐山打老虎的新闻，胡舒立基本都能把新闻做大，做到足够强的传播效果。福建是习近平起家的福地，有当地大佬项南的支持，他很快由副市长提拔为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长。假如项南也像高扬那样做人，恐怕习近平至少要晚十年才能当上地委书记，晚二十年才能当上省委书记，那么他六十五岁以省部级身份退休恐怕是最完美的句号了。不料，有父亲牵线搭桥的“贵人”相助，他四十四岁进入中委（候补），五十四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五十九岁出任总书记，比起五十八岁才进入政治局的另一太子党成员薄熙来可谓“连升三级”。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后，2002年至2007年间在另一个沿海省份浙江工作，很快接替柴松岳、张德江分别担任的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2007年接替韩正代理的上海市委书记一职，不到一年就升任政治局常委、委员、国家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除常委职务外，他父亲生前所担任的最高职务都已经挂在他的名下。习近平属于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他没有经过政治局委员这一步就直接当上了政治局常委。这六年间，习近平除了浙江、上海地方事务之外，仍有一部分时间待在北京。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是这样，胡锦涛1989年任西藏书记时到1992年任政治局常委前，很长时间待在成都和北京，有一说是胡锦涛心脏不好，但他作为接班人当然需要党中央的特别保护——邓小平和宋平是胡锦涛的政治伯乐和政治恩师。搭上北京的关系是地方高官晋升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深谙其中之道——叔叔阿姨的推荐和支持远比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党代会代表的选票要重要的多。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北京高官的接待工作，据传有次中组部类似巡视员的官员到地方做报告，报告结束，习近平从下面旁听席一个健步跃上讲台，与京官互动、示意。这说明习近平对于接触什么样的人，比较敏感，也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当然，能一下子跃上高台阶，说明习近平的身体非常好，他在白宫曾告诉奥巴马他喜欢游泳，每次一千米。2008年奥运会期间，他还当着奥委会中外人士的面，穿着皮鞋踢足球，一记猛射，仿佛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强体壮。当然，对于吃，就不必说了，他自己毫不掩饰自己对海鲜的偏好，他还专门接待过茅台酒厂的领导人，喝茅台酒也是他的偏好——在茅台酒厂的宣传网站上曾有提及。
习近平有多少政治智慧
习近平升任总书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君临天下。因为自邓小平之后，共产党高层有一个不成文制度就是集体领导，防止出现类似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习近平坐上总书记座位后，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甚至他的实权也会受到那些看不见之手的限制。
从能力上来说，出生在中共建政后的习近平并不比出生在民国时代的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强，集体领导反而是对他的保护——又是政治牵制，若是完全摆脱集体领导，恐怕就是大祸临头了。至少，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邓小平。因为毛泽东要求个人崇拜，要从思想意识上否定一切，包括否定孔子和他自己认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他一句顶一万句，结果他做成了，但社会陷入混乱，阶级斗争没完没了，家家饥寒交迫，民不聊生。邓小平也是一个政治强人，独裁者，因为他掌权后要求“不争论”——其实是大兴资本主义路线，废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争论的意思是指全面否定毛的那一套，按着他自己的新一套开始干，无休止的争论是无益的，最后经济得到发展，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了。
毛泽东否定一切，大张旗鼓；邓小平否定毛，不动声色。现在轮到习近平了，他却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此说一出，就证明他并没有多少实权和担当，也无真正的政治智慧，更不会成为真正的政治强人。当然，习近平不会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应该是好事，但也说明他任内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他也不可能成为蒋经国，他能维持现状已经是最大的可能了。这方面，江泽民和胡锦涛确实要比习近平聪明一些，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基本回应了邓小平的不争论，邓小平的意思就是发展高于一切，经济是基础，于是“三个代表”出来了，意思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三个代表发大财，“你有我有全都有”，就像刘欢唱的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一样。胡锦涛也很聪明，他说不折腾，意思是党内各派总想折腾，右的一派要民主自由，左的那一派总不甘心，打打杀杀，破坏邓小平开创的发展之路，于是胡锦涛强调不折腾，维稳是第一要务，不折腾就是邓小平不争论的翻版，异曲同工。
与其说是邓小平否定毛，不如说是江泽民、胡锦涛都一样否定毛，胡锦涛任上还搬出了孔夫子，把他的巨像安置在天安门广场东侧，靠近公安部、安全部的地方，不料很快就迫于党内压力搬走了事，但胡锦涛骨子里还是否定毛的，坚持的还是邓小平那一套。
习近平提出前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证明他缺乏政治智慧，不懂韬光养晦，不懂低调做人，更不懂历史的伤口。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全家，几乎被害，几乎死在毛手里，习近平自己也流离失所，无处安身立命，他却没有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低调反毛倒是他应该做的，可惜他不会做，反而高调抬出毛，提出前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令人不禁要问：你到底是凭良心说诚实话，还是昧着良心说假话？
一个幼年养尊处优的人，因为时运不济，早年吃了不少苦头，他心中或许只是盼望再次回到养尊处优的环境，一旦回到高位，就继续养尊处优，至于要不要反思制度问题，恐怕连说一下也不愿意了——甚至还不如叶公好龙。这就是习近平执政的最大危险，他没有真正的信仰，却对毛泽东的权威无限敬仰，又对孔夫子君君臣臣和礼教的思想表示好感，却不清楚自己的执政之根在哪里，甚至连主权在民和民有民治民享的常识都有意忽略。一个领导人，如果被赶下台，被废黜，不是因为被领导者的原因，而是因为领导人自身的原因，水亦载舟，亦可覆舟，当一个领导人不反思历史教训，不构建民主宪政制度，不尊重民意，反而重蹈覆辙，他自己命运的结局也就因此注定了。
“齐总书记”？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母亲齐心。齐心是习仲勋的第二任妻子，齐心所生的两个儿子都随父姓，两个女儿却随母姓——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开创的先例吧。习近平若随母姓，名字叫“齐近平”，似乎有点别扭，因为叫“齐总书记”太招摇，会令人马上联想到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最后一任总书记。
按照各共产党政权的失败模式看，任何一个现任的总书记都可能是最后一任，比如胡锦涛，胡锦涛侥幸靠着“无为而治”秘笈得以届满卸任，现在这个魔咒又套在了习近平的头上，如今已近两年，习近平能否像胡锦涛那样熬过余下的八年，能否最终解套，这些虽是未知，但凶多吉少，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看看纪念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之际习近平的“国庆”讲话内容可知，除了一味宣传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外，还有所谓八个“必须坚持”那老一套，即：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创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共产党建设好，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些内容在逻辑上大多站不住脚，几乎都是空话套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坚持党领导一切”。这些陈旧套话，不过是出自秘书之手，有明显的毛泽东“党八股”痕迹。习近平不从主权在民、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政治治理的角度设计国家的政治未来，而是空话满篇地继续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虽有满腔的高调，殊不知中共因制度僵化、理论失败、腐败不治而时刻面临着亡党的危险，“搞不出新意思”的他真的要快速应验“最后一任总书记”的魔咒了。
只取不予的末代异象
有人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政治孙子，这话没错，习近平也想把自己打造成毛泽东之后的“中兴之主”，“治国明君”，只是他不考虑主权在民，不考虑民生，不考虑让利于民，那些虚幻的“明君”光环怎么会临到他的头上呢？
不妨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演绎大多数独裁者的末路：从前，地中海一带有一个国家的新国王上任，他的父亲也是国王，刚刚去世。新王上任三把火，臣民和民间领袖们对他有所厚望，因为先王给他们几代人压上几座沉重的大山，要求新王减免一些税赋，让臣民得以休养生息，这样，“我们就供养你，支持你”。新王告诉臣民们，过三天给答复。三天内，新王请教一些老臣，讨要一些治国方略和对策，老臣思想一番，告诉新王，臣民们提出的意见都是对的，应当考虑减税，让利于民，同时又能缓解社会矛盾，减少贫富差距。新王听了想了一想，又邀请一起玩耍长大的幕僚来，询问有哪些对策，这些幕僚告诉新王，“你的小拇指比你爸爸的腰还粗，你爸爸收锐用粗鞭子抽打不听话的臣民，你要用带钩子的粗棍子抽打他们”。结果，这个王偏偏听年轻幕僚所出的主意，就用更重的负担对待臣民，让臣民更加苦不堪言。不久，臣民们不再支持他，民间就反抗，众民都不听他的话，甚至要用石头砸死他，王只得吓得逃跑，躲藏了起来。随后，这个国家也分裂了两半，新王只占了六分之一，臣民和民间领袖占了六分之五。新王的国家之所以分裂，并不是臣民们太强，而是新王太坏，不为民生着想，更不顾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今天，中共的新王习近平，其处境和地中海的那位新王的处境差不多。习上任两年来，本来应该落实一揽子减税和民生投入计划，可他只顾“反腐败运动”和“群众路线运动”，结果房价物价依然高涨，百姓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谁还会相信他？
这些利于民生的福利项目，并非不可行，而且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比如（1）义务教育：全国中小学生十二年全日制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国有民办高额收费学校，都变更为公办免费学校，对于在私立学校读书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一半的学费由国家财政补贴，全国所有城乡十二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提供免费校车、校服；（2）免费医疗：全国城乡所有公办医院，对于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和六十岁以上老人实行免费医疗和药品免费，对于所有国民实行医疗免费、药品按成本收费，国家财政及医保系统全额支付全民医疗费用；（3）土地私有化，习近平当了六年农民岂不知农民强烈要求的不过是土地私有，土地私有天经地义，自古以来都是如此；（4）户口除了人口统计的用途之外不再捆绑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出入境办护照和移民等项目，废除现行户籍制度，把个人身份证件作为证明个人身份的惟一证明；（5）师范类大学、中专和农业类大学、中专、职高学校实行免费教育，首份工作由政府优先安排；（6)财政供养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体育中心对全民免费；（7）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提供免租金的廉租房；（8）全国高速公路和国道、省道等公路通行一律免费，公路维护费用由燃油税保障；（9）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水、电、燃气不得涨价，维护费用和亏损部分由财政补贴；（10）全国党务、党组织、党部门经费由党费支出，国家财政不再供养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工青妇少等群众组织，减轻纳税人负担；（11）废除计划生育制度，生育自由，对于贫困家庭给予生育补贴和幼儿奶粉补贴；（12）废除城管制度，变更城管人员为街道服务人员，市容由法律强制管理，全国范围内取消 未经法律许可而设立的城管机构。
以上十二种利于民生的项目，两年来，习近平几乎没有动一根指头。如果习近平能够有勇气有担当有魄力实行三分之一，这个国家就能多得三分之一的稳定，如果一项也不实行，结果只能让这个国家及其政权走向崩溃、混乱或者分裂。
冷眼旁观
今年10月8日，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了，习近平在总结大会上强调“从严治党”，这话并不新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说过类似的话，无外乎要有历史使命感，要有忧患意思，手里的接力棒不要扔了。可是，一个政权，最关键的不是某个党的统治，而是如何体现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如何体现主权在民，连一个官员财产都不敢公布的政权，“从严治党”有意义吗，与广大民众有关系吗？
主权在民，就是政府首先是民选的，无论是立法，还是政府执法，还有司法，都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由经过民选的合适人选上台执政，这些官僚必须是专门受过系统教育和培训的治国精英组成，必须经过竞选产生——他们也可以被罢免、弹劾和被审判。其次，任何公权力，必须有宪法的授权才具有合法性，宪政并不是限制民众的，而是限制政权的，没有宪政，主权在民不过是一句空话。政权必须相互制约，立法限制政府，约束政府，监督纳税人的财政收支，每一笔钱都要透明；政府依法实施行政大权，但司法可以对政府行为进行最终的确认，即司法可以审判政府，政府必须接受司法权的制衡。此外，民间社会，也要自治，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宗教有自由，结党有自由，集会有自由，新闻有自由，民意有表达渠道，这样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自治模式，才是一个自我恢复、自行纠错并合理运转的正常模式。这样的模式下，根本不可能出现“举国体制”，也不可能出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样的反常现象。所谓“从严治党”实在荒唐，“治党”只是这个党内部的事情，如果它非要凌驾于全民头上，结果必然遭遇失败，苏共如此，罗共、南共、朝共如此，中共也必如此。
对于习近平而言，江泽民、胡锦涛都已成为过去，过去的还算容易，未来的更为艰难，挑战会更大。习近平想靠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维持一党专政，注定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中共这个党若不像国民党那样脱胎换骨，那样在民主政体中适应轮流执政的选票竞争，结果恐怕和其他共产党政权的失败模式一样，即使习近平不会沦为最后一任中共总书记，其后任也会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总之，时候不多了，不反思、不切割、不敢担当者，当自取其祸，自取其辱。骑墙派也是如此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