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媒体行业中，中央电视台被认为是涉嫌敲诈勒索最严重的机构。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给“新闻掮客”生存空间》，以党报生杀予夺的姿态，号令“对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闻从业者进行整顿规范”，“对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新闻掮客』进行坚决打击”。
这篇评论对“新闻掮客”的定义是，“他们以『自媒体人』自居，以开发媒体资源为己任，四处钻营打探、煽风点火”，“他们的共同之处在於拥有敏锐的新闻触觉和丰富的媒体资源，知道媒体需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挖掘新闻价值”。
掮客就是为一桩生意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所谓“新闻掮客”，大概是指“爆料人”或者“公关公司”。媒体作为生意，的确存在这样的空间，有些媒体公开开出“爆料费”。大型企业都有专门处理媒体事务的公关部门，也有独立的公关公司为多家企业服务。如果这些爆料和公关工作，是在媒体伦理和法律范围之内，有什么理由取缔他们的生存空间呢？
媒体的确不同於一般的生意，它是一种社会公器。这就使得“中间人”的生意常处於道德与法律的边缘。《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得没错，有些爆料人和公关公司利用媒体关系扭曲媒体伦理，甚至敲诈勒索，的确应该受到惩罚.
不过这篇评论把“新闻掮客”作奸犯科归咎於新媒体的发展，认为“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和繁荣，带来规模庞大的信息数据，虚实难辨的信息内容，盘根错节的信息源头.这难免会让习惯了选题先行的传统媒体感到不适应，而『新闻掮客』的出现恰恰就钻了这个空子”，我实在不敢苟同。
这篇评论说，这种行业在国外也有，但是国外的“新闻掮客”主要是向媒体兜售新闻线索，让媒体付费採访；而国内的“新闻掮客”则是挖掘负面新闻线索，向被採访人索取“开口费”或“封口费”。我对国外媒体业并不陌生，但还不知道有谁靠媒体“付费採访”为业.就算作者说的是真的，那么请问这种区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是因为新媒体在中国更发达吗？
掮客的生意靠的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由包括由行业审批、信息阻碍和技术壁垒造成的垄断。新闻线索谈不上多少技术含量，掮客主要依赖前两者挣钱.一是新闻禁令，一桩坏事本地媒体不能报导，认识外地或者更高级别媒体的人，就掌握了媒体资源。更严重的是宣传体制直接划定的媒体垄断权力。一个认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新闻掮客”，不仅可以敲诈一般企业，甚至可以和地方政府谈价码.就我所知，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让央视新闻联播报导其政绩工程，曾开出数十万的介绍费.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媒体行业中，中央电视台被认为是涉嫌敲诈勒索最严重的机构。算上各种所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权力资源也价值不菲。
自媒体的出现，虽然为行业的职业水准带来新的挑战，但是对於稀释权力资源，瓦解媒体控制，消除新闻敲诈，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宣传部门和传统垄断媒体竭力污名和打击新媒体的原因。
要想真正防止“新闻掮客”对媒体行业的破坏，首先要开放媒体管制，保障新闻自由；其次要以行业协会进行自律取代宣传部、国新办等党政机构的管理。如果说那些利用媒体关系搞敲诈勒索的人是“新闻掮客”，那么直接进行言论管制的就是“新闻强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