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如果沾上了“反党”这两个字，那可是没好日子过了。
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专访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的胡耀邦扮演者李光复，其中讲到一件事：曾任曹禺秘书的人艺老编剧梁秉堃1981年写了一出话剧，其中有行贿的内容，结果有人说这是“反党”。无奈之中习仲勋来看戏，“看完后我问习总的意见，他说这是好戏，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戏，如果党风问题不解决，社会风气解决不了，那怎么搞四化啊！”梁秉堃向记者回忆说.
一提起“反党”这个词，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没几个不心惊胆战。谁如果沾上了“反党”这两个字，那可是没好日子过了。估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反党”就成了一顶“大帽子”，压得无数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不仅如此，这个词似乎一直在大陆流行，从来没有终止过.印象最深的就是几年前，郑州一副处长用口头发表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其潜台词，就是“你敢不替党说话吗”？“不替党说话不就是反党吗”？
痛定思痛，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有理由相信，郑州那个副处长之所以有那样的“认识”，完全缘於他所在的党组织长期教育乃至灌输的结果，不然，他的大脑中绝无可能平白无故生出那样一句已成为“名言”的话来。一个人因除了天生有“向善之心”而表达的那份博爱之情，再表达的爱，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了。
从这个意思讲，替什么说话，往往也就是爱什么的表现，香港艺人周杰伦给爱玛电动车做广告时就已经作了很好的演绎.从那个副处长质问记者的这句话来看，表明他不仅长期耳濡目染，受到乃至被灌输这种教育，以至於在“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发生矛盾时“只能替党说话”也已经溶化在了他的血液中，进而形成条件反射。难怪事后，在受到一些网民严词批判的同时，还出现了少数网民为他“辩护”声，那就是说这位副处长不过说了一句“真话”。是啊，如果单纯从这句话来看，那个副处长不过又做了一回《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然而，此男孩非彼男孩，对中国百姓而言，这个大男孩的这句“真话”，该是怎样地紮心啊：六十多年来，说什么“我们党没有丝毫利益”，说什么“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语！既然连替不替百姓说话、何时才能替百姓说话都要权衡，又何来“完全彻底”一说！既然党“没有丝毫利益”，还需要“替党说话”吗？这种弥天大谎一骗大半个世纪，在地球上要算是亘古未有的了吧。
好在谎言毕竟是谎言，终究还是被揭穿了。让我们在感到酸楚加少许欣慰的同时，再接着揭穿这个谎言之后乘胜进军，去揭穿另一个同样是自欺欺人的天大谎言，而且在这个谎言下，或说以这个谎言的名义，也不知害了多少人，不仅如此，还叫那些被害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现在见的不多了——1949年后有那么几个时间段，“反党”与“反人民”总是紧密相连，因为据说党代表人民，因此，一个人，只要说你“反党”，那你也就一定“反人民”；而一说一个人“反党反人民”，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玩了不说，很可能连肉体也会跟着完蛋。有很多人不解，我们有那么多在1949年前的“旧社会”，甚至面对凶残的敌人都表现得铁骨铮铮的汉子，在“新中国”却像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一样。现在，我们终於可以解开这个谜了，这就是因为，在1949年前，天大的罪过也不过是“反政府”或“颠覆政府”，就像在一家一姓的社会，最大的罪过也就是“谋大逆”或称作“谋反”，绝不会把它们与“反人民”还要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却是“反人民”。一个人只要反人民，百口莫辩不说，活着还有什么出路？
说起来也着实让人想不透：一个人“反党反政府”还好解释，说他“反人民”就有点说不通了。一个人如果真是不仅反党反政府而且还反人民，自然要算十恶不赦。可一个正常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反人民”？人民和他能有什么冤仇？“反人民”对他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意义？时至今日，我们的某些思想意识终於与世界接了轨，对有些刑事案件的性质与过去理解也有了很大不同：一个刑事犯，即使残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所定的罪名，最多也只能是：反社会罪。而我们谁都知道，反社会，就是对社会不满，而对社会不满，说到底也还是对政府领导的不满.因此，转了一圈，反社会，也就是反政府──与人民何干？
你听说美国政府说他们哪个人民犯的是“反党反人民”或“反政府反人民”的罪了吗？
